瞿秋白赴死时年仅36岁，建国后主席为何说：以后要少纪念他

很多人都知道瞿秋白是我党的早期领导人，翻译了传唱至今的《国际歌》，36岁就慷慨就义，是实打实的革命先烈。可鲜少有人知道，建国十几年后，毛主席却在一场会议上提了一句，以后要少提、少纪念瞿秋白。这话当时惊了一屋子人，瞿秋白连命都给了革命，怎么就突然要少纪念了？

这事儿的根儿，还得从瞿秋白被捕那会说起。1935年他在江西突围的时候不幸被国民党抓住，国民党高层可开心坏了，特务头子陈立夫亲自出马劝降，许诺只要瞿秋白肯点头，高官厚禄随便挑。换一般人碰上这事，要么投降换荣华富贵，要么硬刚求青史留名，瞿秋白偏选了完全不同的第三条路。

他宁死不泄露任何组织秘密，投降肯定是不可能的，可在等死的87天里，他写下了几万字掏心窝子的真心话，就是后来惹出无数风波的《多余的话》。这篇文章里没有半句震天响的革命口号，全是瞿秋白对自己最实在的剖析。他直言自己本质就是个书生，当上领袖完全是历史的阴差阳错，连性格里的软肋、干革命的疲惫都全抖落了出来。

瞿秋白本来想着，反正是要死的人了，不如脱了面具，把有血有肉的真实自己留给历史。可他没料到，这篇真心话后来会生出这么多波折。1935年6月18日，他哼着自己翻译的《国际歌》走到福建长汀瞿秋白牺牲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大家都把他当成完美的革命烈士，没人提出过异议。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这篇尘封多年的《多余的话》被重新翻了出来，毛主席看过之后，才有了会议上那句“少纪念”的话。这真不是什么个人恩怨，纯粹是不同立场下的两笔账撞到了一块而已。

罗汉岭的刑场，找了块干净草坪盘腿坐下，笑着跟行刑的人说“这儿挺好”。一声枪响过后，36岁的瞿秋白从容就义，这份怕把年轻人带歪，是当时最实际的一个顾虑。那时候举国上下都推崇昂扬向上的革命乐观主义，大家默认革命者就得是钢铁意志，不能有半分软弱。要是到处都纪念这么一个临死前说自己累、说自己自我怀疑的领袖，涉世未深的小年轻会怎么想？会不会真觉得革命本来就是个阴差阳错的苦差事？

通透从容，当年不知道看哭了多少人。还有一个顾虑，就是怕敌对势力拿这个做文章。那时候国内外的反对势力正愁找不到黑我们的素材，拿到这篇文章直接大做文章，造谣说中共的早期领袖临终都反悔革命了。与其跟他们掰扯不清浪费精力，不如冷处理，把纪念的规模降下来，不给对手带节奏的机会。

当时毛主席心里，还有更合适的宣传样板，那就是同样1935年牺牲的方志敏。方志敏在狱中也留下了不少文字，可人家写的《可爱的中国》，字里行间全是对中国未来的希望，全是积极向上的力量。比一比就能看出来，方志敏的文字是鼓舞人往前冲的冲锋号，瞿秋白的更像是看淡生死的临终长叹，那时候国家刚稳定，确实更需要能鼓劲儿的冲锋号。

就这么着，“少纪念”的定调就下来了。本来只是基于当时环境的一次冷处理，哪想到后来特殊时期，直接被人歪解到没边了。有人顺着杆子往上爬，说上面都要求少纪念了，那瞿秋白肯定有问题，直接给宁死不屈的瞿秋白扣了个叛徒的帽子。他家的老宅被封，墓地被砸，连家人都跟着受了不少牵连，这事儿瞿秋白写《多余的话》的时候，估计做梦都想不到。

这桩冤案一搁就是二十三年，直到1978年之后，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重新回来，这笔压了多年的旧账才终于翻到了正页。1980年，官方正式给瞿秋白平了反，1985年还办了隆重的纪念会议。从要求少纪念到大大方方隆重纪念，这一转变，其实藏着我们对历史人物认知的变化。

现在我们慢慢想明白，一个活生生的真实英雄，本来就比流水线加工出来的完美假人更有力量啊。瞿秋白就是太实在了，实在到不分场合，把读书人骨子里的敏感和那点软肋全摊开给大家看。可恰恰是这点旁人眼里的“软”，才更显出他骨头的硬啊。

天生铁石心肠不怕死，那是刻在骨子里的天性。可瞿秋白是什么人？他是心细如发，向往闲云野鹤文人生活，明明知道死亡有多可怕的秀才啊。就是这样一个人，在革命最危险的关头站出来挑了大梁，到了刑场也没卖过一个同志，没弯过一次腰，最后从容慷慨赴死。这份主动选择的牺牲，才真的是信仰催生的勇气，比天生的硬汉更能打动人。

你去翻瞿秋白当年在狱中留下的绝笔照，他穿着旧长衫，头发乱糟糟的，可眼神里全是看穿生死的坦然。那根本不是一个后悔叛变的人会有的眼神，那是把该算的账都算清，心里坦坦荡荡的人该有的样子。他确实写了几句旁人眼里“多余”的话，可那颗为信仰挨的子弹，是实打实抹不掉的功绩。

历史兜兜转转，最后还是给了瞿秋白该有的公道。他或许不是一个符合标准模板的完美政治符号，可他绝对是一个没得挑的忠诚革命战士。我们现在能容得下历史人物的不完美，本身就是我们越来越成熟的表现。

参考资料：人民网 瞿秋白：历史终会给他公正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