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万里“斡腹”灭大理

文/顾宏义

1934年10月至1935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实施了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征，从江西瑞金到陕北延安，行程两万五千里，创造了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其中最为艰险的路段是从云南昆明到宁夏六盘山之间，大约5000公里，金沙江、大渡河横亘其间，雪山、草地、天险腊子口亦分布于此区域，如今人们耳熟能详的长征中一多半的经典战役都发生在这里。无独有偶，在我们翻宋蒙（元）战争史时发现，早在700多年以前，一支蒙古军队在忽必烈的率领之下，从六盘山出发，万里奔袭，迂回到南宋的背后，灭掉了大理国（今云南昆明一带），其行军线路与红军长征中的这一部分路段基本上重合，只不过方向是相反的：红军是从南往北走，蒙古军是从北往南走，蒙古人将此次行动称为“斡腹”。是什么原因使忽必烈和毛泽东这两位不世出的军事奇才选择了相同的一条行军路线？这两次相隔700年之久的“长征”具有怎样的军事学意义？忽必烈这次成功的远征在当时和后世有何深远影响？这些都是我们十分关心的问题。所以，我们一方面进一步挖掘史料，努力还原当时的战争细节，另一方面，亲自行走这条发生过两次军事奇迹的道路，以图亲身感受其神秘而悠久的魅力。

四川乡城附近的高山峡谷和村落：拍摄于四川乡城然乌乡附近，此处是四川与云南的交界地区，也是当年斡腹大军西路军经行过的地区，处处是高山峡谷，路况不好，文中我们所说的西路军行军路况较好，也只是相对于忽必烈率领的中路军而言的。

“斡腹”战术的含义

“斡腹”这个词应是蒙古人创造的，被当时汉人翻译过来的术语，照字面上的理解就是“掏肚子”，在格斗中的“下勾拳”。用现代军事术语来讲就是远程迂回到敌人正面防线背后，攻击其设防薄弱部位的包抄行动。现在战争也经常使用，例如，1950年代，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从德川向军隅里、三所里穿插迂回，切断美9军退路的战役；1990年代海湾战争中，美军从伊科边界向巴士拉迂回作战的“左勾拳”行为，都是成功的经典战例。只不过忽必烈远征大理国的“斡腹”行动路途更远，战略意义更重大，对照地图，如果我们从北往南看，会发现，这次行动就像一记漂亮的“右勾拳”，狠狠地击向了南宋柔软的下腹部。

对于蒙古人来讲，“斡腹”战术的灵感很可能来自他们的狩猎经验，在狩猎过程中，要通过四面合围狩捕猎物，所以，在对人作战时，他们也应用上了这种合围战术，而且捕杀凶猛的动物时，往往要攻击其柔软的腹部，更易奏效。

要正确使用“斡腹”战术，其前提条件是有一支高机动性、且不依赖后方根据地的部队，蒙古人恰好就是这样一支部队，他们主要是骑兵，由善于骑射的牧民组成，骑士只携带刀矛，随行的牛羊群为其提供日常饮食之需，故而行动迅疾，“聚如山丘，散如风雨，迅如雷电，捷如鹰鹘”，善于进行无后方依托的长途迂回作战。与这支行动迅疾、擅于长奔袭的轻骑兵对阵的中亚、欧洲重骑兵，因装备笨重、行动缓慢而机动性甚差，只能依靠阵地战来相抗，但往往在蒙古人的“斡腹”战法打击下惨败。

为什么要“斡腹”远袭大理国

南宋军队与蒙古军队最初的大规模交手是“端平入洛”战役，当时，战场主要发生在河南的平原地区，宋军是主动突袭，抢占金人溃败后的宋国故地，来不及构建坚固的城防工事，便遭遇到了蒙古铁骑的反击，主要是步兵兵种的宋军，只能依靠分队、迭战、布阵等队形变化与重甲、弓弩武器装备来堵截，但往往一经骑兵冲击，密集列阵的步兵便“拥而挤之”，践踏自溃。

宋军只能进行战略回缩，东线退守淮河一线，中线稳定在大别山一带，西线守住四川北部和西部，这样可以江河、山地等不利于战马驰骋的地形，修筑城堡寨栅工事进行防守，成功地抵御住了蒙古铁骑的攻击。

蒙哥大汗即位后，吸取以往蒙军南侵受挫的经验教训，调整了南侵战略，在与宋接壤地区修筑城堡，部署重兵，实行屯田，为与宋长期作战做充分准备，同时又命其弟忽必烈率大军远征云南，采取迂回包抄战略，绕到宋人防守单薄的两广地区，回军北上，从侧背攻击南宋腹心之地，配合蒙军主力的正面作战，以达到南北夹击灭亡宋朝的战略目的。

蒙古军队之所以能做出万里“斡腹”大理国的决定，也与他们较为准确的战略情报能力和宏阔的战略视野密不可分。

蒙古部落崛起时，南宋北面是金国，西北是西夏，西南是大理国，成吉思汗灭掉了西夏，窝阔台灭掉了金国，蒙哥准备灭宋，交了几次手之后发现，宋人设防坚固，一时难以得手，而蒙古军队一向不硬拼硬打，所以便把目光投向了远在南宋西南腹地的大理国。

大理国的前身为唐代南诏国，937年，白蛮（今白族）段思平平定诸部，定都大理（今属云南），建立了大理国。其统治区域包括今云南全省，贵州、广西西部，四川南部，以及缅甸、泰国、老挝等一部分。至13世纪中叶，大理国势衰微，国王段兴智大权旁落，权臣高祥、高和代摄国政，内部矛盾日趋尖锐，各部力求自立，渐成割据之势。

蒙哥一定是了解到了大理国内乱的情报，判断这个国家战斗力薄弱，而且，远征路上所要经过的川藏边地，主要控制在吐蕃和羌人手里，这些人内部四分五裂，但都与蒙古关系友好。所以，才敢劳师远征，做出如此漫长的无后方迂回作战的决策的。

“斡腹”的具体作战过程

1252年6月，蒙哥做出南下“斡腹”大理国的决策，命忽必烈和勇将兀良合台为领兵统帅。为不影响其他战场上的战斗，这支南征军是按照蒙古惯例，“从东、西大军中每十人抽二人”组成的，此外还有降蒙的色目人军队和汉军等，约有10万兵马。1253年八月，在六盘山（今宁夏固原一带）完成集结，进抵临洮（今属甘肃），开始了转战川滇的千里“斡腹”大进军。

1253年9月，南征大军行至忒刺。忒刺也作塔拉，位于白龙江支流包座河南岸，即甘肃迭部县与四川若尔盖县接壤之达拉沟，为甘、川间的交通要道，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宜于屯驻兵马，蒙军于此分兵三路向蜀边进发：兀良合台率西路军，诸王抄合、也只烈率东路军，忽必烈自率中路军。

兀良合台率西路军自达拉沟西行，取道晏当路进入阿坝草原，经今色达、甘孜、新龙、理塘、稻城等地南下。因这一线为水草丰茂的大草原，故蒙军骑兵的给养容易解决，也较少遇到阻挡，行军顺利，9月中旬已自旦当岭（在今云南中甸境内）进入滇境，位于大理北四百余里的金沙边的摩些（也作麽些，今纳西族）等部酋长相继迎降。于是兀良合台一面飞骑迎请忽必烈速来主持军务，一面渡过金沙江紧逼大理北境之丽江城，并分兵入白蛮（察罕章）之地。

忽必烈中路军离开忒刺，经川北阿坝草原，循大渡河西岸南下，一路上攻下了许多城寨，招降了不少吐蕃部族，迫使分裂割据的吐蕃封建主们相继归降，而统一于蒙古统治之下。此后忽必烈于此地设置了吐蕃长河西宁远等宣抚司以治理之。随后自泸定东渡大渡河，进入宋界黎、雅州之境，守卫此地的宋青羌五司之一的杨土司之部将高保四迎降，并引导蒙军招降了大渡河东岸的诸部族。蒙军由此通过岩州，出兵黎州，翻越飞越岭（今四川汉源县西北），于月底进抵岭下的满陀城（即宋盘陀寨）。此时，西路军驰报进入滇境，亟请忽必烈入滇主持战事。忽必烈得到西路军的飞报后，即将辎重留在满陀城，于十月初一日轻装启程，自富林渡口再次跨越大渡河，取古清溪道，经安宁河谷，督军急速南下。同时，忽必烈又遣使催促东路军追随中路军渡过大渡河，以为策应。

中路蒙军渡过大渡河后，因行进于大渡河谷地，悬崖绝壁不绝，行走十分艰难。在翻越雪山时，因山路崎岖盘旋，马不能行，蒙军将士只得“舍骑徒步”，忽必烈常由部将郑鼎背负而行。汉将董文炳为中路军殿后，所率四十六骑中，最后只剩下两骑能从行。在山路极为陡峭难行之处，“日行不能二、三十里”。十一月初，中路蒙军“经行山谷二千里”后进抵金沙江畔，直逼大理国北境。

东路军取道川西北草原通往内郡的古隘道，进至松州、茂州之境，沿着南宋沿边军州南下，出岷江故道，进攻与蜀南境相邻的大理白蛮之地。当时正值南宋大将余玠含愤而亡，新任蜀帅余晦庸碌无能，致使蜀中局势动荡，防务废弛，故蒙古东路军得以毫无阻拦地穿越雅、黎二州，追随中路军渡过大渡河南下。

1253年11月初，三路蒙古南征大军会师于丽江城北的金沙江畔，居住在丽江一带的大理国摩些部族，除一少部分进行了抵抗外，大部分都向蒙军投降，蒙军乘皮囊及木筏从卞头渡口南渡金沙江天堑，占领了丽江及其周边一些地区，准备攻打下一个目标——大理。

大理城的守将是大理国相国高祥，在攻打大理之前忽必烈曾派遣使节，劝喻高祥投降，并承诺，胜利之后不屠城。

但久闻蒙古人嗜杀的大理人并不相信，加上忽必烈的中路军不断向大理城紧逼，故高祥杀死蒙使三人，“磔其尸于树”。忽必烈闻知后，即率军南下，于十二月十二日首先抵达大理城下。高祥率兵出战，为蒙军所败，蒙军进围大理城。

忽必烈再次遣使招降，仍被大理君臣拒绝。十三日，兀良合台西路军攻拔了大理都城北关龙首关后，和东路军先后进抵大理城下，与中路军会师。忽必烈下令攻城，攻夺了大理城东锁钥上关。高祥、高和“背城出战”，但在三路蒙军的合击下，大败而归，蒙军乘势杀入城中。十五日夜，眼见大势已去，大理君臣纷纷乘夜色弃城出逃。大理国王段兴智逃往善阐（今云南昆明），高祥率余众南走，大理城陷落。

忽必烈因为大理君臣拒命，并杀死蒙古信使而弃城逃遁，怒欲屠城立威。在藩府谋士的竭力劝止下，忽必烈才让姚枢裂帛为旗，上书止杀之令，传示于城内大街小巷，大理遂得免屠城之祸。这一止杀政策，对此后蒙古攻宋战争中逐渐改变一味嗜杀、破坏之政策有着巨大的影响，而成为其得以征服南宋的重要原因之一。

十七日，蒙军出大理城南龙尾关，经赵赕（今云南大理东南凤仪镇）追击高祥，十九日在弄栋府（也称统矢府，今云南姚安）俘杀高祥兄弟。忽必烈随后“分兵略地，所向皆下”，迅速占领以除善阐以外的大理国土。1254年（宋宝祐二年）春，忽必烈留下兀良合台率军戍守大理，并继续征服大理境内尚未归附诸部，又任命刘时中为宣抚使，以处理大理政事，自己遂班师复经吐蕃境北返。五月二十九日，抵达六盘山，八月间回到了金莲川大本营。

1259年秋，兀良合台领兵东征善阐。善阐城临滇池，三面皆水，地险城坚。兀良合台派精锐部队攻城，发炮摧毁北门，纵火突击，但都被守军击退。于是兀良合台改用虚张声势之策略，“大震鼓钲，进而作，退而止”，使城中守军不明所以。七天后，兀良合台遣其子阿术领突击队于下半夜五鼓时分悄悄地潜入城内，打开城门。精疲力竭的守军无力再战，善阐城遂失陷，大理国王段兴智逃至昆泽被擒。立国三百十六年之久的大理国至此灭亡。

1255年（宋宝祐三年），兀良合台遣送段兴智等人去蒙古草原觐见蒙哥汗。次年，段兴智抵达漠北，献上大理国的地图户籍，以示归降蒙古。蒙哥出于稳定云南局势的考虑，采用怀柔政策，不加杀戮，而赐予段兴智金符，重新封其为“摩诃罗嵯”（梵语“大王”之意，系大理国王原来之称号），命其回云南，协同蒙古所委派的官员安抚、管理云南各族，并继续征服依阻山谷、坚守城寨而不肯归附的部族。为了安抚大理贵族，蒙哥此后又命云南新设万户以下军政官吏都要接受段氏的“节制”，从而使大理段氏在平定云南诸部及攻陷安南（今越南）的战争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帮助蒙古人把地盘扩张到今天的东南亚地区。自忽必烈北还后，兀良合台又遣军进取赤秃哥（今贵州西部）、罗罗斯（今四川凉山地区）等地。自忽必烈总兵出师南征至此历时两年，蒙军平定了大理国五城、八府、四郡之地及乌蛮、白蛮等三十七部落。兀良合台于大理国旧境内设置了十九万户府，下面分设千户、百户，分管其地，为此后元朝建立云南行省奠定了基础。

大渡河丹巴县境内段

战役评价

蒙军“斡腹”大理之战，自1252年6月决策，到1254年秋攻占善阐（昆明），擒住大理国王段兴智，共历时两年。其间准备工作用了一年多时间，主要是集结军队、战马、准备辎重等，大军实际上是在1253年8月出发的。在路上行军时间最长的中路军也就走了两个多月，路上的零星战斗不多，几乎没有遇见什么抵抗，真正的硬仗只是发生在大理，但也只打了三天，便拿下了此城，此战基本上消灭了大理国最精锐的主力部队，此后的主要工作是“绥靖”云南全境，没有大的战斗发生。到1254年春，战事已经基本结束，只剩下大理国王段兴智残守昆明（善阐）孤城，取此城已无悬念，所以，忽必烈可以从容北归，留下兀良合台处理善后事宜。此役从军事说上可以说取得了完胜。当然，蒙军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据资料记载，此次远征的十万大军只剩下两万，损失马匹多达四万匹。但这些减员主要是因为路途崎岖险峻和恶劣潮湿的气候导致的，在以往不通人烟的草地或山区开辟新路，战马和人员伤亡很大。北方的蒙古士兵与战马进入南方湿热地区，多发疫病，减员很大，发生于直接战斗对抗中的伤亡并不大。

从自然地理条件看，忽必烈南征所行走的线路，至今仍是中国最难行走的道路，在当时，几乎没有道路，忽必烈大军之行实为首次拓荒之举，付出如此代价，应该也在情理之中。但是，也正是因为这是一条没有人走过的道路，此战役才取得出奇制胜的效果。七百多年以后，已经被蒋介石上百万大军逼得走投无路的中国工农红军之所以选择了这条路线，也是因为其人迹罕至，在常人的概念中，就是一条走不通的道路。蒋介石认为，已是疲惫之师的红军也会因恶劣的自然条件在这一区域自然消亡。客观地说，当时红军面临的条件要比忽必烈凶险百倍。首先是人数只有一万左右，且是经过湘江战役惨败的军队，又历经四渡赤水河等长途绕弯的强行军，队伍十分疲惫，装备也很差，翻越雪山时居然只穿着单衣，沿途还要与国民党地方部队发生战斗，如大渡河、腊子口等地，均是硬碰硬打下来的。当年忽必烈率领的是十万大军，准备充分，装备精良，至少人与马匹之比是1∶3，即一人三匹马（所以战马的损失数量巨大），红军只有少量马匹，主要靠徒步行走。如果按照忽必烈蒙军的战损率（即80%）计，工农红军确实可能耗死在这艰险的征途之中。

但蒋介石低估了红军指战员的坚强意志，他们顽强地从这条险路上走了出来，如果按照最后成功到达陕北的红军数量来计，减员率不到20%，不能不说，毛泽东率领的工农红军创造了比忽必烈更为伟大的军事奇迹。究其原因，坚定的政治信念和顽强的战斗意志所起的作用，可能要大于军事上的策略。

再回到忽必烈的南征之役，检点他能取胜的原因，发现主要是以下三方面：

1、准备充分，为这次远征准备了一年之久，而且，在每次战役之前，也是先招抚，后充分准备，最后才下手强攻。真正的硬仗只有大理和昆明（阐善）两仗，前一仗打了三天，后仗也只打了七天，由此看来，“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忽必烈是做到家了。

2、注意建立统一战线：一路之上，蒙军对于沿途的吐蕃、羌族诸部落主要采取招抚的手段，不仅没有遇到沿途的搔扰，反而补充了给养和兵员。七百年后的红军也成功地运用这一策略，比如刘伯承与彝族部落首领小叶丹歃血结盟，即同出一理。事实证明，只有善于建立统一战线的军队才是能取胜的军队。

3、行军部署上，颇具匠心。忽必烈于忒拉开始兵分三路，笔者认为，东路军只是一支偏师，沿川藏边境南下，沿途佯做出袭击四川宋军的态势，实际起到的是牵制四川宋军主力，不使其南下援救大理，同时迷惑南宋统帅部，掩盖其奔袭大理的真实目的。西路军应是攻坚主力，由勇将兀良合台率领，为达到突然性的目的忽必烈让他们行走了一条比较容易的线路。所以，他们的推进速度最快，第一个抵达预定战场。中路军也是主力部队，所行经的路途最为险峻，忽必烈把这条最难走的路留给了自己，体现出勇担艰险的主帅风度。而且，兵分三路的方案，核心在于以最快的速度，最小的风险，通过甘南到滇北这段最难走的道路。一路之上，绝不粘连，以不到两个月左右时间，全部蒙军又集结于金沙江北岸，对丽江形成泰山压顶之势，逼得敌人不战而降，又以绝对优势的兵力，拿下大理，战役的节奏控制可谓炉火纯青，所以，清代著名学者顾祖禹在其名著《读史方舆纪要》中评价这次远征为他所见的最富天才的用兵战例：“出没恍惚，不可端倪”，应当说是中肯的。

战役的意义

此次战役的成功，具有多方面的意义：

首先，成功地完成了对南宋的战略包围，使南宋处于两面受敌的境地。

此前，在南宋与金的对峙中，战线僵持在秦岭、淮河一线，湖南、广西、广东是可靠的大后方，可以不断地为前线输送粮草兵员，且不用分兵防守，蒙军打下大理国之后（今云南、贵州一带），四川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西部就都由后方变成前线，南宋不得不从北面防线向此区域调集兵力，进行防御。想当年，与金兵对峙，只在北方一条战线作战，宋军仍不免败退，如今，两线作战，胜算更无，灭亡只是早晚的事了。

第二，在这次远征中，忽必烈显示了出色的军事天才，树立起他在蒙军中的军事威信，这对他后来争夺大汗之位，颇有帮助，更重要的是培养起了一统天下的政治干才。据《元史•姚枢传》记载，在此次南征途中，忽必烈随军带领了很多汉人幕僚，他们劝说忽必烈“行仁政”，改变蒙古军队传统的嗜杀和掳掠破坏政策，而采用怀柔政策以征大理。一次军中夜宴谈话时，姚枢向忽必烈讲述了宋太祖遣大将曹彬取南唐，不杀一人，市不易肆的故事。次日行军途中，忽必烈忽然据鞍座招呼姚枢说：“汝昨夜言曹彬不杀者，吾能为之，吾能为之！”打下大理城之后，忽必烈果然采取了禁止屠城的措施。忽必烈具有一种从善如流、举一反三的能力，后来派蒙军统帅伯颜率军灭南宋时，也反复地给他讲曹彬南征的故事，告诫他不得屠城，以争取人心。伯颜也基本上做到了这条要求，只是在打常州时，因常州宋军抵抗坚强，蒙军伤亡较大，他一时失控，屠了一次城。总的来说，自南征大理之后，忽必烈已经不再是一个野蛮的征服者，而是一个文明的治理者了。在伯颜发出的灭宋宣言中，声称蒙军灭宋的目的是：“宅中图大，天开一统之期；自北而南，雷动六师之众。先谓吊民而伐罪，盖将用夏而变夷。欲制江浙以削平，极汝海隅而混一。”这个“吊民伐罪”，是一切推倒现政权（或灭亡另外一个国家）所通用的理由，但“用夏变夷”则出乎意料，难能可贵了。按照常理，“以夏变夷”是中原士人捍卫的文明准则，正是这条准则，才能凝聚起汉民族抗敌的文化力量。可如今，身为夷狄的忽必烈却提出，自己战争的目的是光大汉族文化，以这种文化一统天下，并用这种文化来改造包括自己民族在内的一切“夷狄”，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胸襟，也是一种极其深沉的政治手腕。这一口号为那些本来就不坚定的南宋士大夫提供了投降并服从蒙古人管理的借口，也约束蒙古人大规模地学习汉法，稳定下来，掌握治国安邦的艺术。

第三，此次南征对中国的民族融和与边疆地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通过此南征，忽必烈将吐蕃收入麾下，而且确定了后来一直沿续到清朝的统治方式。因为南征的蒙军不得不绕行道途十分艰险的吐蕃之境，为深入了解吐蕃地区的情况，忽必烈遣使往凉州（今甘肃武威）召吐蕃高僧萨斯迦班智达来见。萨斯迦班智达为吐蕃佛教萨斯迦派首领，曾于1246年奉窝阔台之子阔端之召，来阔端的驻军地凉州，与之议定归附条款。至此，萨斯迦班智达已去世，其侄八思巴应召前来谒见忽必烈。八思巴以其对佛法和吐蕃历史所具有的丰富知识，博得了忽必烈的喜爱，遂将他留在藩府。此后忽必烈登基，封八思巴为国师，后又升为帝师，并主要依靠八思巴实现元朝对西藏的统治。忽必烈之后的历代元帝，都置有帝师一职，而且基本上是由萨斯迦派高僧出任。

在南征途中，忽必烈又不断招降吐蕃、羌人部落，到后来元朝一统天下时，将吐蕃（主要是今天的西藏和四川西部地区）正式纳入元朝版图，学术界一般公认，自元朝以后，西藏正式成为中国的领土，忽必烈所行走的路线，当时是南宋的边疆，此后则成为中国的腹地，这种意义十分深远。

南征还结束了云南自 8 世纪中叶以来的半割据状，并以此为基地，将势力扩大到安南、占城、爪哇（今印度尼西亚）、缅甸等地。在当时，切断了南宋流亡政府准备逃到占城（今越南）的最后退路，在后来，也一度将东南亚一部分地区纳入元朝版图，其影响十分深远。

《“忽必烈”万里“斡腹”灭大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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