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人间有用书

来源：人民日报

我已经从事考古教育和研究工作60余年了，自认为是一名考古学家与考古教员。回顾既往，我的成长过程实如啖蔗。

1937年春，我出生在河南荥阳关帝庙乡东赵村一个富裕农民的家庭。小时候正赶上日军侵华，常常要躲避日军的“扫荡”，还目睹日军飞机的扫射，这些经历终生难忘。或许就是那时候，家国情怀便悄悄地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扎根了。1950年我考入荥阳一中，尤其偏爱文科，历史和地理成绩最佳，还萌生了“文学梦”。那段时间里，家里出了一些变故，父母迫于生计，曾劝我辍学，改学一门手艺养家。可我不甘心，一门心思想读书。纠结了很久，鼓起勇气说服父亲同意让我完成学业。自此，我在学习上更加拼命，不敢浪费这难得的学习机会。1956年，我迎来了人生的第一个重大节点，也是最关键的转折点——报考北京大学中文系。我本意是想圆自己的“文学梦”，谁料，因为历史成绩优异，被北京大学历史系录取了。虽是阴差阳错，也是缘分使然。历史我也是比较喜欢。

刚入学时，物质生活条件非常差，仅带了几件母亲缝制的粗布衣，过冬的棉大衣是从学校申请来的。北大学习条件确实一流。头一年，历史系不分专业，学生们在一起上基础课，授课老师多为大名鼎鼎的历史学大家，我的眼界为之大开，也渐渐不再做“文学梦”了。我开始庆幸自己“误打误撞”入了历史的大门。后来选择专业时，却有点犯难，因为说实在的，我一个来自农村的学生，那时候对“考古”还有认知的隔膜。当时教旧石器时代考古的吕遵谔先生，觉得我学习成绩还不错，性格也适合干考古，便“诱导”我说：“考古多好啊，可以游山玩水啊！”谁心里还没个“山水梦”呢？何况我那时候是个精力充沛的小伙子，于是便选了考古专业，从此走上了考古之路。就在那一年夏天，放暑假回家，我在东赵村试着做考古调查，居然发现了古代陶片，便初步判定东赵村可能是一座商代大遗址，还写了一篇练手文章，从此一发不可收。2012年到2015年，北京大学与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发掘东赵村遗址，证明了这确是一处龙山文化晚期至东周时期连续文化遗存的三叠城址。

北大考古专业的学习，对我影响很大。其中有几件事，印象特别深。1957年11月3日，第一次参观北京定陵发掘工地，我的内心受到极大震撼。几天之后，吕遵谔老师带领我们班参观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所，现场将旧石器时代的动物学理论与实物进行直观对照授课。吕老师的这种教学实践方法，深刻影响了我日后的考古教学。后来，吕老师带队，我们班在周口店猿人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实习，这是我的考古生涯中第一次进行田野实习发掘，深切感受到了田野考古的重要性，激发了强烈的求知欲和工作热情，从事考古工作的决心更加坚定了。而真正为田野考古打下坚实基础的一段经历，是1959年陕西华县元君庙墓地近半年的发掘实习，那次发掘实习让我开始考虑数千年前氏族社会墓葬的结构问题，从此开始了对不同时期、不同区域、不同类型墓葬形制的思考和研究。

我的人生的第二个重大节点，是本科毕业后因成绩优秀、工作勤勉，更因时任北大历史系考古教研室主任的苏秉琦先生的力荐，留在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任教，以商周考古作为主攻方向。同年10月，我返校办理留校任教的手续，翌日返回北京昌平雪山发掘工地，从此正式成为一名考古教员。此后数年，我的生活基本上就是带学生做田野实习，在考古发掘工地和农村度过的。做了10年考古老师，却从未有过一次登台讲课的机会，因此，毕业10年内，我作为考古教员的人生，并不算完整。

后来，我被学校抽调，协助邹衡老师编写《商周考古》讲义，负责《商周考古》讲义的序言和商文化两部分章节。虽然缺乏授课经历，但田野发掘的实践，给予我深厚且直观的殷商文化认识，帮助我完成了这项工作。《商周考古》讲义颇受欢迎，还被列为教材。一直到1977年，北大考古专业教学重新步入正轨，我才真正走上北大考古讲台。此后，我的考古生涯开始变得丰富多彩起来，不仅继续带学生进行田野实习，讲授《商周考古》，而且还开始发表自己的学术论文，如《我国南方几何形印纹陶遗存的分区、分期及其有关问题》《试论吴城文化》等，为构建中国青铜文化结构体系打下基础。在考古发掘、教学、研究过程中，我开始思索考古学理论与方法问题。在山西侯马“晋文化研究座谈会”上，我以“文化因素分析与晋文化研究”为题发言，提出了“考古学文化因素分析法”。这一考古研究方法论，后经不断完善，为中国绝大多数考古学家所接受，应用于各自的研究之中。

我的人生中承担的一项最重大的科研项目，是“夏商周断代工程”。李学勤先生担任组长，我担任副组长。这是一个多学科联合攻关的重大项目，参与单位32家，参加研究的专家有200余人，考古发掘研究与碳十四测年、天文历法和文献史学深度结合。碰撞、质疑、争论，其过程之浩繁与艰辛，难以言表。由于我负责考古方面的课题拟定以及与各方联络工作，包容与协调成为最终完成这项历史重任最大的法宝。工程结项时，出版了《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在国内外学术界和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当然也还存在一些问题。我又继续努力，组织协调各方，尽其所能，于2022年完善出版了《夏商周断代工程报告》，为夏商周断代工程画上了一个句号，也算给自己一个交代，了却了一桩心头大事。至此，得失寸心知，“褒贬自有春秋”了。

不断考古探索、研究、发现，似乎可以同古人穿越时空对话，这是我的人生的最大快乐之一。这一快乐，蕴藏在田野发掘、分析研究、论文写作的过程中。所以，一直以来，我笔耕不辍。如今年逾耄耋，还狂心未歇，偶尔还要操笔写写短论文，让自己能够保持头脑的清醒。

若要说人生感悟，我最大的一个感悟便是，做好学问的前提，是先做好“人”，品德操行是一切的根本，“德不孤，必有邻”。从事“夏商周断代工程”等工作的经历告诉我，做人要有担当的精神，当然还要有担当的能力，同时要学会包容。有容乃大，包容也是一种德行。我能走到今天，跟我爱读书是分不开的。要读人间有用书，要学以致用，读书不是让我们去做“书虫”，而是为了发挥实效。

作为一名老师，我还有一个感悟：诲人不倦是一种美德。我的一生，指导过不少学生，包括我自己的硕士生、博士生，我授过课的、指导田野实习的北大本科生，甚至还包括全国各地愿意向我求教考古问题的学生。把一生的知识、经验与教训，分享给他们，授人以渔，帮助他们走得更好、更远，这是我人生的另一大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