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 | 从特朗普再上台，回看冷战自由主义如何埋下今日困局

对自由主义而言，冷战自由主义恰如一场灾难。

当这种思想伴随冷战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初现时，它将自身认定的事实包装成一个充满戾气但用意高尚的信条，即自由世界在与极权帝国的斗争中被保存下来，由此界定了自由主义的新局面。对冷战自由主义的支持者而言，这种思想最初是应严酷的经验而生的。这个危机四伏的世上充塞着残酷、荒诞、狂热、罪恶和威胁，而智慧似乎肇始于一种对自由的单纯承诺，即在暴政的年代摆脱国家过度控制的自由。“一战”结束后，反对的力量席卷整个欧洲，证实了自由主义确有可能消亡。革命人士以一种超越了自由主义的正义之名奋起反抗法西斯主义，却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让许多人无视了“进步”一词含有的暴力内涵，又让其他人确信，那乌托邦式承诺不过是在为恶性犯罪开脱。

“冷战自由主义”一词由其论敌在20世纪60年代首次提出，以指责该思潮在美国对内政策上的无端妥协和对外政策上的接连失误。而在过去的五十年间，这一思潮逐渐得到正名，并为自由主义观念搭设了框架。随着民权运动和越南战争的危机年代逐渐远去，冷战自由主义的原则又为美国结束东西方关系的缓和期，重新与苏联展开武装对抗提供了依据。在冷战自由主义因之得名的两极冲突结束之后，“历史的终结”似乎回溯性地证明了，在一个充满威胁的世界中将自由视为首要考量是正确之举。“9·11事件”后，这面思想的旗帜被再度扛起，用来团结中间派，与自由主义遍布全球的敌人打“美好的仗”。二十年后，随着敌人在美国内外涌现，冷战自由主义对自由崩溃并沦为暴政的标志性恐惧被重新唤醒，以支持那些似乎永远处于危崖边缘、需要依靠道德上的清晰来捍卫自己的民主国家。

2016年，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当选美国总统，引发了一场关于自由主义的大战（少说也是一场激烈的论战），也恰恰为冷战自由主义再次登场提供了契机。帕特里克·登宁（Patrick Deneen）备受争议的檄文《自由主义为何落败》（Why Liberalism Failed）引来了大批自由主义者的自我辩护，他们几乎都或隐或显地使用了冷战话语。这些辩护对左派和右派各打五十大板，不仅听来空洞，而且未能避免其承诺要克服的政治危机。即便如此，尽管自由主义自身的历史中尚有其他许多替代性的分支，人们却好像只能在冷战自由主义和某种反动或革命的后来秩序之间做出选择。这场辩论非但没能使自由主义者自信起来，反而加剧了他们的不安，使他们愈发觉得灾难和失败迫在眉睫。

在这些主张和反诉中，有一点被忽略了：冷战自由主义恰恰是对自由主义本身的背叛。通过考查该思潮中的主要思想家，本书将审视这一背叛的若干方面。关于冷战自由主义政治理论的一个最重要的事实是，它与自身所继承的自由主义之间存在着非常深刻的断裂。由此可见，也有一些自由主义资源可以挣脱冷战自由主义设下、正日益清晰的限制。

19世纪，自由主义的帝国主义至少还曾承诺在全球传播自由和平等，而早期的冷战自由主义则放弃了一切全球性的构想，好将西方塑造成暴政世界中自由的避难所。随着帝国形制的终结（包括美国对菲律宾的控制），世界人民从跨大西洋自由主义者的直接控制中获得解放。自由主义者仍未思索出该如何在没有帝国的情况下传播自由，处境孤绝的冷战自由主义者则奉劝他们不要轻易尝试。

面对自由主义早先提出的为了自身信誉而超越限制的强烈要求，冷战自由主义者回应道，对更高程度解放的渴望反而会催生奴役。他们警告，不要通过集体政治转型，用独立于国家的个人自由来换取空想的、恐怖的“自我实现”。

冷战自由主义者偶尔也承认，自由可能需要某种社会和政治层面的平等立场的支持。但是，他们并非没有提倡更大程度的条件平等，以使这种立场变得真实可信，反而声称，如果要求经济公平的呼声占了上风，自由将无处安身。穷人，无论是美国国内的还是世界各地的，比起选择，更喜欢可以填饱肚子的面包，如果不详加思索，他们很乐于放弃自由。正如冷战前的自由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国家远非人类解放的手段，它必须受到制约，以免践踏私人领域的自由，即使后者通常是经济交易的委婉说法。

未来再难赎回。历史曾经被自由主义者视为机遇的场域，如今却遭到理论家们的质疑，他们担心远大的社会理想会使罪恶正当化：自由可以累积并增长的说法，不过是为了合理化眼下对自由的灭除。马克思主义也想象了一个自由而平等的社会图景，这一度成为对自由主义者的提醒，以挑战他们对历史的自满，提醒他们不要合理化新的市场支配形式。冷战自由主义者激烈地批驳马克思主义，却也将未来本身纳为控诉的对象。

自由主义不再是让人类变得更加美好而完满——这一蓝图的动因，而必须作为一系列基本且恒定的原则被严加保护，这些原则要求人们宣布放弃“进步”。人类的本性是幽暗而好战的，需要自我控制。冷战自由主义者一改此前对宗教的敌意，将自由主义与原罪和超自然的兽性牵扯到一起。他们说，堕落的人类必须承认自己的劣根性。保存自由的方法，便是放弃希望，直面罪过。

超越如此种种限制，冷战自由主义也催生出后续的运动——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和新保守主义（neoconservatism），这两者以更严酷的语汇定义了我们的时代。就像因触怒天神而被诅咒诞下怪胎的神话人物，冷战自由主义本身及其后续影响都值得被检视。

20世纪90年代，当我还是个年轻人的时候，冷战自由主义风头正劲，在一个后政治的时代里被重新提起，当时的自由主义者们相信自己无所不知。人们乐见像我一样的学生们拜倒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尚在人世的智者脚下，而如果是已经作古的，我们会将墓碑擦拭得锃亮。他们难道不是在1989年（若非之前）被证实是正确的了吗？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尤其当我们看到冷战自由主义在冷战结束后重获新生时，我们终于意识到它带来了可怖的后果。

对冷战自由主义最轻微的批评是，它不断在为西方对外政策找寻（并成功找到了）一波又一波的敌人。在其所处的时代（或许至今依然如此），与其说对外政策主要或不过是在对外战争的理据，毋宁说是一种维护集体和私人秩序的理据——限制国家，同时规训个人。而冷战自由主义对自由主义的理论诠释所带来的后果意味着，恰恰是在标榜自由的英美国家，那些肆意妄为的、致使经济和社会长期陷入绝境和停滞的真正的作恶者，转眼又在边缘地区（逐渐也在主流地区）激起了反抗和暴动。至此，自由主义传统在许多地方都失去了公信力。

我认为自由主义的许多洞见都不可或缺，但出于坦诚和迫切的需要，我们首先需要撇开这些来进行一次独立的审视，看看冷战自由主义是如何将其意在短期内保卫的传统，引向长期的持续危机的。如今的许多评论人士不断重回冷战时的应急心态，坚称自由主义正处于危急险境。我并不认为事情已经到了如此地步，我们仍有机会审视应如何对待自由主义，好让它能够被也值得被拯救（假设这种拯救是可能的）。如果真有一个最后的机会，当这个机会到来时，它必须能使自由主义重新成为一个实现人人自由平等的体系。但我们也难以摆脱这样一种印象：冷战自由主义的遗产或许会让自由主义错过这扇需求和机遇之窗。

然而，冷战自由主义并非我们的宿命。如果过去几年关于自由主义的大讨论会持续下去，我们应该考虑扩充我们的选项。我们挽救自由主义的最佳机会，是回到我们所继承的冷战自由主义信条之前，去建立一个全新版本的自由主义。对冷战自由主义形成过程的再审视提醒我们，比起保存和挽救传统，更重要的是为了大家共有的未来，去实践自己的自由并越过这些传统的限制去重新构想它们。

（摘自《反对自己》，有删节；

封面图片来源：Jewel Samad）

反对自己：冷战自由主义的困局

作者：[美] 塞缪尔·莫恩

译者：曹媛

出版时间：2026年3月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新民说

内容简介：

二十世纪中叶，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掀起了一股批判启蒙的浪潮，将战争、核危机、极权主义崛起等问题统统归咎于启蒙理想。

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塞缪尔·莫恩认为，以赛亚·伯林、卡尔·波普尔、汉娜·阿伦特等巨擘在冷战的压力下改造了自由主义，而其遗产延祸至今。这些冷战自由主义者对全球范围内的反殖民运动视若无睹，并将启蒙的道德核心重新定义成了一种非常危险的立场：不惜一切代价保留个体自由。莫恩试图从自由主义中剔除冷战要素，并让这种思想传统重新焕发生机。

作者简介：

塞缪尔·莫恩（Samuel Moyn），美国著名学者，耶鲁大学法学与历史学教授、耶鲁大学格雷斯·霍珀学院院长。研究方向为现代欧洲思想史，包括当代政治思想史、人权理论与批判等。著有《最后的乌托邦：历史中的人权》等。

译者简介：

曹媛，纽约大学社会与文化分析系硕士。译有《城堡、战役与炸弹：关于战争的七堂经济学课》《梦法国：杰奎琳、桑塔格和戴维斯的巴黎间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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