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巴枯宁文集》《第一国际史》及相关历史文献
部分章节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请理性阅读
1873年的欧洲大陆，工人运动的浪潮一波高过一波。在瑞士日内瓦湖畔的一间简陋公寓里，俄国革命家巴枯宁正伏案疾书。
窗外是阿尔卑斯山的皑皑白雪，屋内是堆积如山的手稿和书籍。他的笔尖在纸上飞快划过，写下的每一个字都像是投向远方的炮弹。
此刻，远在伦敦的马克思还不知道，一场足以撕裂整个国际工人运动的理论风暴正在酝酿。
那是个黑暗的时代。巴黎的纺织女工每天要在工厂里劳作十四个小时，换来的工资只够买两个发霉的黑面包。
伦敦东区的码头工人冒着生命危险搬运货物，却随时可能因为一次失误被解雇，连遣散费都拿不到。
曼彻斯特的煤矿里，七八岁的孩子被塞进狭窄的巷道，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度过他们的童年。
欧洲各地的工人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需要希望，需要理论，需要有人告诉他们这苦难的日子什么时候才能熬到头。
巴枯宁在给同志的信中反复提到一个困扰他的念头，这个念头像一根刺扎在他心里，让他寝食难安。
1873年，当他终于把这个念头化作文字公开发表时，整个欧洲的革命圈子都被震动了。
【1】风云激荡的第一国际
1864年9月28日，伦敦圣马丁会堂的煤气灯照亮了一张张来自欧洲各国的面孔。
法国工人代表身上还带着里昂纺织厂的染料味道，德国代表的手掌布满了铁匠铺留下的老茧，意大利人的皮鞋沾着威尼斯码头的泥泞。
这一天，国际工人协会宣告成立，历史后来把它称作"第一国际"。
会场里挤满了人，空气中弥漫着烟草和汗水的气味。当会议主席宣布第一国际成立时，掌声雷动，许多人眼里泛着泪光。
对这些常年受压迫的工人来说，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国际组织，就像在黑暗中看到了一盏灯。
马克思起草了这个组织的成立宣言。那段时间，他每天都泡在大英博物馆的阅览室里，占据着那个靠窗的固定座位。
阅览室的管理员都认识这个留着浓密胡须的德国人，知道他一坐就是一整天，只有在闭馆时才会离开。
宣言的开头就写道："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这句话后来被翻译成十几种语言，传遍了欧洲的工厂、矿山和码头。
第一国际成立初期，组织结构还比较松散。各国的工会、互助会、革命团体都可以加入，大家只需要认同基本的纲领就行。
英国的工联主义者、法国的蒲鲁东主义者、德国的拉萨尔派，各种思潮在这个平台上交流碰撞。
马克思担任通讯书记，负责协调各国支部的工作，但他并不常在公开场合露面。
1865年，第一国际在伦敦召开第一次代表会议。会议讨论了工时问题，马克思提出工人每天工作时间不应超过八小时。
这个主张在当时简直是天方夜谭，因为欧洲各国的工厂主都让工人每天工作十二到十六个小时。
可代表们还是投票通过了这个决议，把八小时工作制作为工人运动的奋斗目标。
1866年，日内瓦代表大会召开。这次会议规模更大，来了六十多名正式代表。会上讨论的话题涉及工人教育、妇女劳动、合作社等各个方面。
英国代表提出要限制童工劳动，法国代表主张建立工人合作社，德国代表强调要加强工会组织。会场里的争论声此起彼伏，翻译们忙得团团转。
就在第一国际蓬勃发展的时候，一个俄国人的到来改变了一切。1868年，巴枯宁加入了第一国际。
巴枯宁出身俄国贵族家庭，1814年5月30日生于特维尔省普列穆希诺村。他的父亲是个地主，母亲来自莫斯科的名门望族。
按理说，这样的出身应该让他成为沙皇政权的支持者。可巴枯宁偏偏选择了一条完全相反的道路。
年轻时，巴枯宁在圣彼得堡读炮兵学校，毕业后在军队服役。可他对军营生活毫无兴趣，整天琢磨着哲学和社会问题。
1835年，他辞去军职，跑到莫斯科大学旁听哲学课程。那时候俄国知识分子圈子里流行研究德国哲学，巴枯宁如饥似渴地阅读黑格尔、费希特的著作。
1840年，巴枯宁离开俄国前往柏林。在德国，他接触到了更多激进思想。
1842年，他发表了一篇题为《反动派和革命》的文章，其中那句"破坏就是创造"成了后来无政府主义者的口号。
沙皇政府看到这篇文章后勃然大怒，下令巴枯宁必须立即回国，否则剥夺他的贵族身份，没收家族财产。巴枯宁选择了流亡。
1848年革命爆发，欧洲各地都在闹革命。巴枯宁兴奋得像个孩子，他穿梭于布拉格、巴黎之间，到处发表演说，鼓动人们起来推翻旧政权。
5月，德累斯顿爆发起义，巴枯宁立刻赶到现场，和起义者一起守卫街垒。
起义失败后，巴枯宁被捕。审判时，法庭判他死刑。可萨克森政府不想自己动手处决这个俄国贵族，就把他引渡给了奥地利。
奥地利人同样判了他死刑，然后又把他转交给俄国。1851年，巴枯宁被押送回圣彼得堡，关进了彼得保罗要塞。
在牢房里，巴枯宁度过了六年时光。石头墙壁渗出的水珠滴答滴答地响，铁窗外是涅瓦河的涛声。
他的身体垮了，牙齿掉了大半，原本魁梧的身材也佝偻了。1857年，沙皇把他流放到西伯利亚。
1861年，巴枯宁抓住机会逃跑了。他从西伯利亚一路逃到日本，然后坐船去美国，再从美国回到欧洲。这段传奇般的逃亡经历让他在革命者圈子里声名大噪。
回到欧洲后，巴枯宁定居在瑞士。1868年，他加入了第一国际。加入时他已经54岁，可革命热情丝毫不减。
他身材高大，声音洪亮，走到哪里都能吸引一大群追随者。意大利、西班牙、瑞士的工人们特别喜欢听他演讲，觉得他说的比马克思那些晦涩的理论容易理解得多。
可巴枯宁带来的不只是追随者，还有一套完全不同的理论。他反对建立任何形式的国家，主张立即废除一切政府，实行工人自治。这和马克思的主张形成了鲜明对比。
马克思认为，工人阶级必须首先夺取国家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用国家力量镇压剥削阶级的反抗，然后逐步创造条件让国家消亡。
巴枯宁听了这套理论就摇头，他觉得国家就是压迫的根源，建立什么工人阶级的国家只会产生新的压迫。
两个人的分歧最初还比较隐晦。1868年布鲁塞尔代表大会上，大家还能坐在一起开会讨论。可随着时间推移，裂痕越来越明显。
1869年，巴塞尔代表大会召开。这次会议的主题是土地问题。马克思派主张土地应该国有化，由工人阶级掌握的国家来管理。
巴枯宁派坚决反对，他们认为土地应该归工人公社集体所有，不能交给任何形式的国家。
会场上的争论异常激烈。马克思的支持者说，没有国家力量，怎么可能从地主手里夺取土地？怎么可能保护革命成果不被颠覆？
巴枯宁的支持者反驳说，把土地交给国家，不就是从地主的压迫换成官僚的压迫吗？工人还是一样受剥削。
这场争论没有结果。表决时，两派的票数不相上下，最后通过的决议含糊其辞，谁也没有说服谁。可所有人都看得出来，第一国际内部的分裂已经无法避免了。
就在巴塞尔代表大会结束后不久，一件震惊世界的大事发生了，这件事让马克思和巴枯宁的分歧变得更加不可调和。
1871年3月18日，巴黎工人起义了。这场起义的导火索是普法战争。1870年，法国在战争中惨败，皇帝拿破仑三世被俘。
资产阶级建立了临时政府，签订了屈辱的和约，还要缴械国民自卫军。巴黎的工人们不干了，他们占领了市政厅，成立了自己的政权——巴黎公社。
公社存在了72天。在这短短的两个多月里，工人们第一次尝到了当家作主的滋味。
公社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废除常备军，所有公职人员由选举产生并随时可以罢免，公职人员的工资不得超过工人的平均工资。
工厂主逃跑的工厂被工人接管，教会的财产被没收用于教育事业。
消息传到伦敦，马克思激动得几天几夜睡不着觉。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巴黎公社就是他理论中设想的无产阶级专政的雏形。
工人阶级不是要接管旧的国家机器，而是要把它打碎，建立一个全新的工人阶级政权。
可巴枯宁看到的是另一面。公社成立了公安委员会，逮捕了一批被怀疑通敌的人。公社还设立了军事法庭，审判叛徒和反革命分子。
巴枯宁觉得，这些措施虽然打着革命的旗号，本质上还是国家暴力。一旦革命政权建立起来，就会产生警察、法庭、监狱这些压迫工具。
5月21日，凡尔赛军队攻入巴黎。接下来的一周被称为"血腥周"。
政府军对起义者展开了血腥屠杀，街道上堆满了尸体，塞纳河的河水都被鲜血染红。三万多公社战士倒在了街垒上，还有几万人被逮捕流放。
巴黎公社的悲剧让马克思和巴枯宁的分歧更加尖锐。马克思认为公社失败是因为不够坚决，没有及时镇压反革命，对敌人太仁慈。
如果公社一开始就采取严厉手段，控制住凡尔赛的势力，结局可能完全不同。
巴枯宁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他觉得公社的失败恰恰证明了建立革命政权这条路走不通。任何集中的政权都会脆弱，都容易被外部力量击溃。
真正的革命应该是自下而上的，应该是无数分散的工人公社联合起来，而不是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
两个人的矛盾已经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第一国际内部的气氛也越来越紧张，马克思派和巴枯宁派互相指责对方背叛了工人阶级。
1872年9月，海牙代表大会召开。这是第一国际历史上最具戏剧性的一次会议。
【2】海牙会议的惊天对决
1872年9月2日，荷兰海牙的一座普通会议厅里，六十五名来自十五个国家的代表陆续到达。
会场外下着小雨，海牙运河的水面泛起层层涟漪。这次会议将决定第一国际的命运。
马克思亲自出席了这次大会。这是他唯一一次参加第一国际的代表会议。平时他总是待在伦敦，通过书信指导工作，很少在公开场合露面。可这次事关重大，他必须亲自到场。
会议开始时，马克思坐在主席台旁边。他穿着整洁的黑色礼服，花白的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厚重的眼镜后面是一双犀利的眼睛。
虽然已经54岁，长年的研究工作让他身体不太好，可精神依然矍铄。
巴枯宁没有来。准确说，是他没有被邀请。会议开始前，马克思派已经决定要把巴枯宁开除出第一国际。这次会议的一个重要议程就是表决这个提案。
巴枯宁的支持者们聚集在会场的一角。他们大多来自南欧国家——西班牙、意大利、瑞士的汝拉地区。
这些地方的工人受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很深，对建立集中政权的主张抱有天然的警惕。
会议第一天讨论的是政治行动问题。马克思派提出了一个决议草案，要求各国工人阶级必须建立独立的政党，参与政治斗争，争取通过议会和其他合法途径夺取政权。
这个提案一经提出，会场立刻炸了锅。意大利代表团的领袖站起来激烈反对。
他认为参与议会选举就是向资产阶级妥协，工人阶级应该用革命手段直接推翻旧政权，而不是指望通过投票箱改变命运。
西班牙代表也表示反对。他说西班牙工人根本不相信议会那一套，资产阶级控制着选举机器，工人的选票根本没有任何意义。
与其把希望寄托在议会上，不如组织总罢工，用工人的团结力量瘫痪整个国家。
马克思派的代表们一一反驳。德国代表说，德国社会民主工党通过参加议会选举，已经在国会里赢得了好几个席位，这些议员可以利用议会讲坛揭露资产阶级的罪行，宣传社会主义思想。
英国代表也说,工联运动通过合法斗争,已经为工人争取到了不少权利。
争论持续了整整一天。到了傍晚,会议主席宣布休会,明天继续讨论。代表们三三两两走出会场,马克思派和巴枯宁派彼此之间不再交谈,气氛降到了冰点。
第二天的会议更加激烈。表决政治行动决议时,赞成票只比反对票多了几票。这个微弱的多数暴露了第一国际内部的深刻分裂。
意大利代表团集体起立抗议,西班牙代表愤怒地拍打着桌子,瑞士汝拉联合会的代表宣布他们不承认这个决议。
可这还只是开胃菜。第三天,会议讨论了关于巴枯宁的处理决定。
马克思派指控巴枯宁在第一国际内部组织秘密团体,搞分裂活动。
他们拿出了一些证据,证明巴枯宁建立了一个叫"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组织,这个组织有自己的纲领和章程,在第一国际内部发展成员。按照第一国际的章程,这种行为是不允许的。
巴枯宁的支持者们辩解说,社会主义民主同盟早就解散了,现在根本不存在了。就算当初有这个组织,那也是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没有什么分裂的意图。
况且,很多人都知道马克思也有自己的小圈子,为什么就允许他有,不允许别人有?
争论毫无意义。表决结果早就注定了。马克思派牢牢控制着会议,他们事先就做好了准备。投票时,开除巴枯宁的提案以微弱多数获得通过。
表决结果宣布后,巴枯宁的支持者们站起身,一言不发地走出了会场。他们的脚步声在空荡荡的走廊里回荡,每一步都像是在敲响第一国际的丧钟。
会议还通过了另一个重要决定:把第一国际总委员会迁往纽约。这个决定让所有人都感到意外。马克思主动提出把总部搬到大西洋彼岸,远离欧洲的是非之地。
后来的历史学家分析,马克思这么做是因为他知道第一国际已经无法维持下去了。
与其让它在无休止的内斗中慢慢死去,不如主动把它搬到一个安全的地方,保留一个名义上的存在。美国离欧洲太远,那里的工人运动还处于起步阶段,没有那么多派系斗争。
海牙会议结束后,第一国际名存实亡。虽然纽约的总委员会还在运作,但基本上失去了对各国工人运动的影响力。
1876年,第一国际在费城召开了最后一次代表大会,会上正式宣布解散。从成立到解散,第一国际存在了整整十二年。
巴枯宁被开除后,退居瑞士乡间。他在伯尔尼郊外租了一间小房子,继续写作和通信。
虽然不再是第一国际的成员,但他在南欧工人运动中的影响力依然很大。西班牙、意大利的无政府主义者仍然把他奉为精神导师。
【3】1873年的那本书
海牙会议一年后,1873年,巴枯宁出版了一本书,书名叫《国家制度与无政府状态》。这本书用俄文写成,很快被翻译成德文、法文、意大利文,在欧洲革命圈子里广泛流传。
书的内容主要是批判马克思的国家理论。巴枯宁在书中系统阐述了自己的无政府主义主张,同时对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发起了猛烈攻击。
巴枯宁在书中花了大量篇幅分析国家的本质。他认为,国家不管披着什么外衣,本质上都是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工具。
历史上所有的国家,从古代的君主专制到现代的资产阶级民主,都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而存在的。
他特别强调权力对人的腐蚀作用。巴枯宁写道,任何人一旦掌握了权力,不管他原来的出身和信仰如何,都会变质。
权力会让人产生特权思想,会让人觉得自己高人一等。即使最初是怀着崇高理想的革命者,坐上统治者的位置后,也会不由自主地为了维护权力而压制异己。
巴枯宁用了很多历史例子来说明这一点。法国大革命中,雅各宾派的领袖们最初都是激进的革命者,可掌权后不久就开始清洗异己,搞恐怖统治。
罗伯斯庇尔本来是个理想主义者,可后来也变成了独裁者,把一批批人送上断头台。这些教训难道还不够深刻吗?
书中有一段话特别尖锐。巴枯宁写道:"历史证明,任何革命一旦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就会立刻变成反革命。因为国家的本性就是保守的,就是要维护既有秩序。今天的革命者成为明天的统治者后,就会用同样的暴力手段对付新的革命者。"
对于马克思关于国家会消亡的说法,巴枯宁表示怀疑。他认为,掌权者绝不会主动放弃手中的权力。
马克思说无产阶级专政只是过渡阶段,将来国家会自行消亡,这纯粹是一厢情愿。
什么时候见过统治者主动退出历史舞台?什么时候见过权力自己放弃自己?
巴枯宁在书中还分析了工人阶级政党可能产生的异化。他指出,任何政党一旦掌握政权,就会形成一个职业政治家阶层。
这些政治家虽然口口声声代表工人阶级,实际上逐渐脱离工人群众,形成新的特权集团。
他们住在好房子里,吃着精美的食物,享受着各种特权,和普通工人的生活越来越远。
书中有一章专门讨论了未来社会的组织形式。巴枯宁主张建立自下而上的联邦制。每个工厂、每个村庄都是自治的基层单位,工人们直接参与管理。
这些基层单位自由联合成为更大的联盟,但上级组织不能强制命令下级,只能起协调作用。整个社会就像一个网络,没有中心,没有最高权力机关。
这套设想听起来很美好,可具体如何实现,巴枯宁并没有说清楚。批评者指出,在资本主义包围中,这样松散的组织根本无法保卫革命成果。
没有统一的指挥,没有集中的力量,面对资产阶级的反扑,工人政权很快就会被各个击破。
书的最后部分,巴枯宁把批判的矛头直接对准了马克思本人。他指责马克思是个权力欲很强的人,在第一国际内部搞独裁,不允许不同意见存在。海牙会议开除巴枯宁,就是马克思一手策划的阴谋。
这些攻击显然带有个人恩怨的色彩。马克思看到后非常生气,在书页边缘写满了反驳。可他并没有公开回应这些人身攻击,而是准备从理论上系统反驳巴枯宁的观点。
1873年这本书出版后,在工人运动内部引起了巨大反响。支持马克思的人说巴枯宁是在胡说八道,是在分裂工人阶级。
支持巴枯宁的人则认为他说出了真相,揭露了马克思理论中的根本缺陷。
争论一直持续到两个人去世以后。1876年7月1日,巴枯宁在瑞士伯尔尼去世,终年62岁。
临终前他还在给朋友写信,信中依然在讨论自由、权力和革命的问题。他的葬礼很简朴,只有几十个追随者参加,没有任何官方代表。
马克思比巴枯宁多活了七年。1883年3月14日,马克思在伦敦寓所的椅子上安详离世,享年64岁。
他的书桌上还摊开着《资本论》第三卷的手稿,那些手稿后来由恩格斯整理出版。马克思的葬礼同样简朴,参加的人不到二十个,恩格斯在墓前发表了简短的悼词。
两个人都没有看到自己的理论在20世纪的实践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他们的争论被后人继承下来,继续在不同的场合以不同的形式展开。
而那个在1873年被提出的核心问题,也一直被保留了下来...
1873年《国家制度与无政府状态》一书的核心章节里,巴枯宁终于把那个憋在心里多年的疑问明明白白地写了出来。
这个疑问只有短短一句话,可它像一把锋利的刀,直接切中了马克思理论体系中最敏感的部位。
这句话传到伦敦,马克思拿到书后立刻翻到那一页,读完后在书房里踱了整整一夜的步。
窗外的泰晤士河静静流淌,煤气灯的光芒透过窗帘投射在书页上。天亮时分,马克思坐回书桌前,拿起笔开始写批注。
他知道,这个问题如果不能给出令人信服的回答,整个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大厦都可能动摇。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反复思考这个问题,准备给出自己的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