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在葱岭，亚欧文明的“十字路口”

西汉张骞出使西域，翻山越岭，凿空万里，为后世打通“丝绸之路”；唐代高僧玄奘从印度东归，历经险阻，带回佛教经典；13世纪意大利探险家马可·波罗翻越他眼中的“世界最高处”，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在这三次名垂青史的长途跋涉中，有一个地方给三位时代不同、身份各异的探险者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就是有着“世界屋脊”之称的帕米尔高原。

复旦大学侯杨方教授带领团队深入帕米尔高原，对丝绸之路途经的国内外地区进行了十多次考察，采集了大量地理信息数据，复原了多条丝绸之路的路线。他的著作《葱岭之外：亚欧文明的十字路口》正是基于其实地考察的丰富经历，展示东西方文明在帕米尔高原上的历史交汇，使我们能梳理出诸多地标下深埋的历史痕迹。

《葱岭之外：亚欧文明的十字路口》，侯杨方 著，广东人民出版社2025年出版

东西方视角下的“世界屋脊”与“葱岭”

1906年，考古学家奥雷尔·斯坦因在喀什卡苏山口拍下一张珍贵的黑白照片。2018年7月，侯杨方站在同一位置留影。他发出如此感慨：“100多年过去了，山川景观几乎没有任何变化，仿佛百年不过一瞬。”作为背景的山川几乎未曾改变，但照片中的探险者，其心境想必难以相符。

在以斯坦因《沙埋中国废墟记》相关章节翻译、编辑而成的《重返西域：1906—1908年考古漫记》中，译者巫新华指出，斯坦因耗费数十年心血，研究西域的历史文化与艺术，唤醒沉睡的塔克拉玛干沙漠文化宝库，接触到延伸进大沙漠的汉长城，叩开了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其诸多探险考察举措与收获震惊世界。然而，斯坦因的探险，很大程度上是在执行英印政府的使命，具有帝国主义色彩，其成果也是当时西方列强对中国西部垂涎和染指的产物。对此，应以科学的态度、历史的眼光，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相比之下，侯杨方足迹遍及帕米尔高原境内外的多条重要河谷、山口，多次实地考察“葱岭之外”的中亚诸国。开展这些考察，不仅是为了让他个人获得书本上无法读到的知识，更重要的任务在于对丝绸之路进行精准复原，汇总成“丝绸之路地理信息系统”。作为探险者，更作为一名中国学者，他在用脚步丈量大地的同时，更以当代的科技拼接历史的碎片，以精确的细节拓展世人对历史地理的认知边界。

坎达尔山口，丝绸之路的最高点

不同的身份、不同的使命，注定了探险者、研究者即便站在同一地点，也会因各自视角的特殊性而看到不同的风景。高原的命名便是一例。“帕米尔”源自波斯语pamir，意为高山之间的U形谷草场，引申为“世界屋脊”。在当地语言中，“帕米尔”也可指“太阳的脚”。根据斯坦因的记述，他在慕士塔格峰（意为“冰山之父”）看见了世界屋脊：“沿着阿科苏向东北望去，将近50英里之内没有任何东西挡住视线，在更远处高耸着金字塔状的雪山，海拔近21000英尺（6400米），从那里可以俯瞰塔什库尔干和塔噶尔马的山谷。”

对于同一片高原，汉人称之为“葱岭”。这个词最早出现在中国古籍中：“在敦煌西八千里，其山高大，上生葱，故曰葱岭也。”玄奘给出更细腻的描写：“崖岭数百重，幽谷险峻，恒积冰雪，寒风劲烈，多出葱，又因山崖葱翠，遂以名焉。”称谓上的不同，映射出东西方的两种视角：波斯人看到的是太阳照耀下的宽阔河谷，汉人看到的则是山坡上葱绿的植被。

帕米尔高原上的野葱

2013年春天，在慕士塔格峰脚下海拔4200米的广袤荒原上，面对着一望无际的大花葱，侯杨方一行人用采集的野葱炒了一盘肉片。据他所述，味道浓烈而独特，口感出奇的好。他进一步展开联想，对于古代长途跋涉的商旅来说，这种富含维生素C的野葱不仅是调味品，更是一种可能救命的珍贵补给。

交叉学科视角下的“天马战争”

无论是在地理的层面上，还是在文明的视角下，葱岭都是一个“熔炉”。东西方的货物、技术、语言、艺术，途经这里的一条条商路或粮道，通过一次次贸易或行军，实现相互影响。而从写作的角度看，《葱岭之外》同样可算作“熔炉”，不同学科在此交叉，擦出别样的火花。正如复旦大学资深教授葛剑雄在推荐序中所写：“这不仅是一本深入浅出、极富启发性的历史地理读物，更是一部跨越学科界限，将历史、地理、技术与文化巧妙融合的杰作。”

侯杨方本人对学科交叉的理解是，中亚历史极其复杂，这里发生的每一个重大事件都是多重因素交织的结果，无法用单一学科的理论框架来解释。技术进步提供了可能性，地理环境设定了边界条件，文化传统影响了选择偏好，政治结构决定了执行能力。传统史学的分工虽然精细，却人为地割裂了历史的有机整体。因此，只有打破学科界限，采用跨学科的综合视角，才能真正理解历史现象的本质和底层逻辑。

张骞经过的鸟飞谷（阿赖山谷）

地理与技术的互动，是《葱岭之外》重点着墨的一个角度。当印欧人掌握青铜冶炼技术，历史的天平开始倾斜，他们从黑海北岸一路东进，穿越欧亚草原，最终抵达天山脚下；中亚广袤的草原是马匹繁衍的天堂，而马的驯化，不仅改写了地理距离的概念，更是人类认知世界方式的革命；马车的发明将这种移动优势推向新的高度，战车兵成为古代战场上的“坦克部队”，而中亚平坦的地形为战车提供了理想的战场。可以说，中亚的地理环境就像一个巨大的放大器，将每一次技术进步的影响成倍扩增。反过来讲，中亚的游牧民族没有发展出复杂的冶金技术，这种选择也不是因为愚昧，而是对地理环境的理性适应。

地理与历史的交叉，更是贯穿全书的主题。比如，公元1世纪至3世纪崛起于中亚草原和印度次大陆北部的贵霜帝国，尽管曾在世界历史舞台上扮演着重要角色，但历史资料稀缺。对于这样一段略显模糊的历史，以考古成果拼凑历史背景是常用的研究方法。在《西出葱岭：亚洲考古八讲》（［意］魏正中编，方笑天、王倩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25年出版）中，意大利人罗慕齐指出，石刻铭文和钱币是重建贵霜王朝谱系及其领土扩张历史仅余的参考资料。他比较了贵霜钱币与希腊钱币的异同，对钱币上神像的文化背景提出了可能的主张。而侯杨方的《葱岭之外》则从历史与地理的交叉点切入，不仅细致地勾勒出月氏西迁、分化、再统一的时间与空间轨迹，而且回溯《后汉书·西域传》，从贵霜称王后汉人仍呼其故名“月氏”这一历史细节，揣摩史书中的戏谑意味。

浩罕汗宫

当然，亲临西域、重走丝路，必然也会带来超越史书的直观体验。比如对武帝时期汉朝与大宛的战争，历史读物普遍依据《史记》《汉书》的记载，认定其源于汗血马之争，是一场“天马战争”。《有为：汉武帝的五十四年》（北京联合出版有限公司2024年出版）著者戴波指出，汉朝与大宛之纠葛，就源于刘彻大方展示了天朝上国的好客之道，而大宛却认为汗血马是国宝，不同意交易，于是在一来二去的交涉中，摩擦升级为冲突，最终贰师将军李广利领命出征。

但在侯杨方看来，不能将这场战争的爆发原因，仅仅看成是汉武帝个人对“天马”的爱好。他指出，这场远征的重要意义在于汉军成建制地翻越葱岭，宣示了当时的中国权力中心能够打破地域极限，向葱岭之外施加影响，标志着汉朝将西域纳入大国版图的战略考量。侯杨方两次重走汉军远征路线，由衷赞叹汉军扎实的调度与路线的开拓，并基于此分析称，李广利与汉武帝宠妃李夫人的亲戚关系，加上其后来投降匈奴的耻辱下场，影响了司马迁的判断，因而对这场本该是世界军事史上灿烂篇章的战争未予重视。他写道：“我从不信有客观中立的史家。”

原标题：《行走在葱岭，亚欧文明的“十字路口”》

栏目主编：朱自奋

文字编辑：周怡倩

本文作者：谢霞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