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建勋：原中央委员曾任中央华北局书记处书记，河南省委第一书记

很多人听过焦裕禄的名字，也都知道红旗渠的传奇，可很少有人记得，当年拍板推焦裕禄去兰考，顶住压力支持修红旗渠的，就是这位曾经的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这一辈子他接的全是没人愿意碰的烫手山芋，救过无数人，扛过无数骂，最后带着争议离开，临终还在申辩自己的信仰。

1913年他出生在河北沧县一个普通农家，算不上富裕也没穷到揭不开锅，18岁那年入了党，刚好赶上北方局势最乱的阶段。那时候党在白色恐怖下挣扎，组织网络天天被破坏，他被派去北平做地下工作，任务就是重建被捣毁的团组织。天天换联络点，传消息靠暗号，每次散会谁也不知道能不能再见面，这段日子磨出了他的性子：谨慎，但绝不软。

抗战全面爆发后，他离开北平进了太行山，在敌后根据地撑着地下工作体系，不显山不露水，却没人能拔掉这根钉子。解放战争打响，他跟着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几万人深入国民党腹地，粮弹全靠自筹。他一门心思发动群众建基层政权，愣是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扎稳了根，也养出了他这辈子不变的判断：只要人心在，再烂的条件也能办成事。

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去湖北又转去广西，1957年广西闹严重饥荒，中央派他去收拾残局。刚把广西的烂摊子理顺，1960年河南又出了问题，饿死人的消息传到中央，大家又想到了他。邓小平送他出发的时候说的实在，你命苦，哪里出问题就让你去顶，这话不是玩笑，接过来就是泼天的风险。

47岁的刘建勋正式就任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刚到任没开大会没做长篇报告，直接下基层摸情况。账面的数字好看得很，实际仓库全空着，浮夸风掏空了好几年的生产底子，再叠上自然灾害，好多地方就剩一口气吊着。他当场就说，按原来的路子走，人都死光了，还谈什么政策，命比什么都重要。

他推了后来被叫做“借地渡荒”的政策，把集体的土地暂时借给农户自己种，收成全归个人，不算口粮也不征购。这在当年绝对是在钢丝上走路，全国都讲一大二公，把地借给农民单干，随时会被扣上走资本主义的帽子，他不是不知道这个风险。那又怎么样，只要能让老百姓活下去，这个帽子他敢戴。

没种子他就找新疆建设兵团的老战友调马铃薯种，土豆耐旱耐瘠产量还高，好多农民饿着肚子都舍不得吃，非要留着下种。才两三年时间，粮食产量就上来了，1964年河南全省经济开始全面好转，不知道多少家庭靠着这步棋撑过了最苦的日子。可这个决定也埋下了争议的种子，后来政治风向一变，少不了有人拿这件事做文章。

河南刚缓过一口气，兰考的烂摊子又摆到了桌面上，风沙盐碱内涝三害，把兰考折腾得没人愿意接这个烂摊子。1962年冬天省委讨论人选，有人提到了在洛阳工作的焦裕禄，说这人作风扎实，敢啃硬骨头，能吃苦。有人反对，说焦裕禄资历太浅，压不住兰考的烂摊子，刘建勋直接拍板，兰考现在要的是能干事的，资历慢慢攒，责任我担。

焦裕禄到了兰考就扎进了田间地头，治沙治碱熬坏了身子，1964年就因为肝癌走了，才42岁。后来焦裕禄成了全国县委书记的标杆，成为整整一个时代的精神符号，好多人都忘了，如果不是刘建勋当初那一句，焦裕禄根本没机会走上兰考的岗位。给对的人一个机会，就能改变一整个地方的命运，说的就是这事。

林县十年九旱，老百姓世世代代缺水，1960年林县县委书记杨贵提出要在太行山绝壁上凿渠，引漳河水进林县。方案拿到省里，一片反对声，工程太险太大，缺技术缺设备缺资金，搞砸了谁来负责。刘建勋没在办公室拍板，自己跑遍了林县的山，看了地形，听老乡讲了半辈子缺水的苦。

回去他就拍板，林县不解决水的问题，世世代代都得受这个苦，再难也要干，省里想办法凑资金物资，责任我担。开工之后赶上国家困难，钢材水泥炸药全都缺，有人建议先停工缓一缓，他没松口，硬生生从省里挤出来物资，还协调周边调粮食，工程一天没停。整整修了十年，漳河水顺着渠流进林县，有老乡捧着渠水蹲在边上放声大哭。

后来红旗渠被叫作人工天河，连外国专家都赞叹是奇迹，可当初做决定的时候，没人能预见今天的结果，他就是把所有风险揽到自己身上，给老百姓换一条活路。文革开始后河南也乱了，各派批斗，局势失控，他夹在中间想维持基本秩序，最后自己也被拉出去批斗游街。他只能偷偷护着当年提拔的老下属，在材料上把话说得缓和点，能网开一面就网开一面。

那几年他头发白了一大半，人也瘦得脱了形，私下说很多事只能走一步看一步，满是说不出的疲惫。1975年8月的一个凌晨，特大暴雨砸在驻马店，板桥水库水位告急的纸条送到了刘建勋面前。他沉默很久，只说马上派人下去查清情况，没多久灾难就来了，六十多座水库连锁溃坝，几十亿吨洪水倾泻而出。

这次灾难是新中国成立后最严重的水库溃坝灾难，一百多万人受灾，两万六千多人遇难，京广铁路中断了十六天。灾情最急的时候，他调集所有能调动的力量抢险，通信断了路毁了，他派人进京求援，含着泪说只要能炸开阻水工程救人，所有责任我担。洪水退了，要有人承担领导责任，1978年他被调离河南，这时候他已经在河南待了快二十年。

调离前他一个人在省委大院走了很久，从兰考的沙地到林县的渠堤，所有的人所有的事，都在脑子里过了一遍。后来他被安排去陕西，职务降了不少，说白了就是冷处理，他很少再提河南的往事，有人问起，就说能做的都做了。晚年他身患重病，临终前写遗嘱，专门说我是一个为共产主义奋斗了一生的共产党员，不是别人说的那样。

1983年他在北京病逝，享年七十岁，后来按照遗愿，骨灰归葬了太行山，就是他年轻时候干革命的地方。葬礼那天，有个从河南赶过来的老农，站在墓碑前盯着他的名字看了很久，只说了一句话，他在我们那儿干过事。就这五个字，没有华丽的赞誉，没有惊天的评价，却是老百姓给一个地方官最朴素也最真实的认可。

他推借地渡荒活了一批人，选了焦裕禄留下了时代标杆，顶压力修红旗渠改变了一方人的命运，最后也扛下了溃坝的所有责任。历史本来就不是非黑即白的，功过哪是一句话就能说清的，他这一辈子，从来没站在边上看热闹，所有的事都担在了自己肩上。

参考资料：人民日报 《刘建勋同志生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