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耿飚走在街头，回头一看，愣住：跟踪他的特务，少了一个

1946年，北平。国共美三方在军调部谈判，表面平静，暗流汹涌。中共代表耿飚作为晋察冀军区副参谋长，每天接触大量机密，身后总有两个国民党特务跟着。

这天下午，他照常步行去办公地点。习惯性回头一看，发现只有一人——那个高个子、眼神飘忽的年轻特务。另一个矮胖的搭档不见了。

耿飚立刻警觉。这两个特务他太熟了。最早只有高个子一人盯梢，结果在天桥跟丢了他，被上司骂得狗血淋头，才加派了帮手。两人从此轮班，从不松懈。耿飚甚至能从他们的走路姿势判断状态。有时碰面，他还会点头打招呼，对方反而慌得低头装看招牌。

几天前，他还请这两人看过电影。买票时见他们在路边站着，干脆多买两张，走过去说：“进去看吧，站外面多累。”两人愣住，最后红着脸接了票。整场电影坐立不安，眼睛老往他身上瞟。散场时，高个子还小声说了句“谢谢”。

现在只剩一个，肯定有原因。耿飚拐进一条窄胡同，突然转身。特务吓了一跳，手本能摸向腰间，又赶紧放下，结巴问：“你……你要干啥？”

“不干啥，”耿飚语气平静，“就问一句，你搭档呢？”

“他病了，打摆子，起不来。”

“住哪儿？”

对方含糊指了北京饭店后面的一条胡同。

当晚，耿飚买了奎宁和点心，按方向找过去。敲开门，矮胖特务看见他，惊得张大嘴，半天说不出话。

“听说你病了，来看看。”耿飚把药递上，“奎宁治打摆子，快吃。点心垫肚子。”

特务手直抖，眼泪一下掉下来：“三天了，队里没人管我……反倒你来……”他哽咽着说，自己是被抓壮丁进特务机关的，工资少，天天挨骂，生病没人问，早就不想干了。

耿飚没打断，等他说完，才像聊天一样问：“你们除了盯我，还盯谁？李克农、罗瑞卿他们呢？”

特务放松了警惕，随口答：“李部长归老陈盯，罗部长是小王组……每人盯一个，天天交报告。”

耿飚点点头，又轻描淡写问：“叶剑英将军呢？也派人盯？”

对方脸色一变，左右看了看，压低声音：“叶将军……不止盯人。我们在他住处装了窃听器，美国货，技术科的人装的，我们都不懂。”

耿飚心头一紧，但脸上毫无波澜。叮嘱他好好养病后，立刻离开，直奔李克农住处。

李克农听完，起初不信——这种核心情报，一个基层特务怎会轻易透露？但他了解耿飚，马上带人去查叶剑英住所。

果然，在吊灯底座和沙发靠背后，发现两个微型窃听器，连着细线，隐蔽极深。

事后，黄镇拍着耿飚肩膀笑：“老耿，你真行！连特务都被你感化了。”

耿飚只说：“换谁都会这么做。”

这次行动及时拆除了窃听装置，保住了中共代表团最高层的通信安全。更重要的是，它证明了一点：在隐蔽战线，人心也是战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