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是女性主义大法官，儿子却为何成了强奸犯？

本文首发于英国《金融时报》FT中文网

虽然《非穷尽列举》的结尾引发了争议，本可以处理得更好更有力，但整体而言，它在女性主义的思考和表达上，的确已是下一个level了~

文 | FT中文网专栏作家非非马

继舞台纪录电影《初步举证》（Prima Facie）大爆之后，编剧苏西•米勒在今年又带来了其姊妹篇《非穷尽列举》（Inter Alia）。在今年的三八节档期，该剧以“NT Live版”的形式在中国内地院线上映，目前网络评分高达9.2，尽管上映十天票房未满600万元，远不及去年同档上映的《初步举证》。

两片不同的市场命运由多重因素造成，个人认为其中重要的一点源自于两片的根本性差异：《初步举证》中的性侵受害者立场和情感结构是非常清晰直观的，观众可以非常明确地知道自己应该站在哪里，愤怒的情绪该指向谁、投向何处；而从性侵加害者母亲视角出发的《非穷尽列举》，其立场和情感结构却似乎是暧昧不清、混沌的，观众被安放在一个极不舒适的“位置”，无法被剧情催动出那种直接而畅快的情绪，必须更多地调用理性去思辨。

换句话说，《初步举证》的戏剧结构更符合戏剧规律，《非穷尽列举》却是在打破它——然而，这也正是其高级和深刻之处。

目力所及，当下几乎所有反映性侵犯罪题材的影视作品，都是从受害者视角切入的，这或许是因为：无论从哪个角度去考量，这都是最为“安全”的视角。所以，当《非穷尽列举》把镜头转向“性侵加害方”内部时，就已经是一种巨大的突破。

它也由此提出了两个非常关键、却甚少被严肃呈现并讨论的问题：

当一个看上去最不可能成为强奸犯的男孩，事实上成为了强奸犯——它所逼问的是：整个社会的性犯罪生产机制和男孩的性别教育问题。

当一个有理想的女权主义大法官在得悉儿子犯下强奸重罪且想要自首时，还是选择遵从母性本能，罔顾法律伦理、道德良知，建议儿子作“无罪抗辩”——它所逼问的是：切身的现实利益冲突之下，理念和信仰的落地难题。

先说第一点。

涉嫌犯下强奸罪行的“儿子”哈里并不来自那种典型意义上的“问题家庭”。恰恰相反，他的父母都是精英阶层，父亲迈克是资深的刑辩大律师，至少是在言语上明确地支持女性主义思潮；而由裴淳华扮演的母亲、也是该剧独挑大梁的主角杰西卡，更是一位践行女性主义的大法官，她深知现行司法体系的漏洞，总能从受害者视角出发去平衡审理性犯罪案件。这位母亲还对儿子关爱有加，在儿子的成长过程中也会非常有意识地对儿子进行女性主义教育，尤其是不止一次地对他强调“性同意”问题。

这种非典型问题家庭、非典型问题少年的设置，要说明的正是：性犯罪、性教育的问题，并非如人们想象中那般“只可能发生在粗暴、落后、失职的家庭”。

那么，“男孩究竟是怎么被塑造出来的？”“性犯罪为何会发生？”“社会中的性教育究竟存在哪些问题？”《非穷尽列举》将这一系列问题的答案，拆到了几个维度的场景细节之中。

在家庭教育层面，母亲的概念教育虽然言语到位，但她并无法和儿子达成真正深度、体己的沟通。那些对话，始终笼罩在一种“尴尬”的氛围之下。最适合与儿子沟通性教育话题的父亲，由于自己也对新时代下的新规则感到无所适从，崩溃地喊出：“世界的(性别角色）规则全变了，我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和他说。”这显然并非一个父亲的困境，这是一批父亲们共同需要面对的难题。新旧更迭的时代里，真正的普遍现实是：鲜有完美的“女性主义男性榜样”；亟待成长的，远不止“男孩们”，更有那些已经成年的“男人们”。

依然主宰着在社会底层运作的，是业已运行千年、依旧强大的男权文化逻辑——尽管，它们在女性主义思潮和运动的冲击下，已有所松动。

“哈里因何成为哈里？”相比于来自女权主义者母亲的家庭教育，男孩在家庭之外被什么教育着，影响更大。男孩的性别教育问题，从不是单一母亲的问题，也不是单一家庭的问题，不是社会单一性别的问题，而是社会系统性问题。

我们看到剧中的哈里面对着两股截然相反的力量。

一边是来自母亲的教育——这些女权主义进步理念，符合社会潮流，属于流行在台面上的“规则”；另一边呢，则是哈里的男性同学（同伴）们，在看不见的台面之下真正奉行的“潜规则”，是私下群聊空间里泛滥的厌女情绪和厌女言论。

哈里，被裹挟其中，如大多数男孩一般，成为了一名“人云亦云”的跟随者。这个由“男生群体”构建的“男生私聊群”，是整个男权文化运作体系的隐喻，而身处其中的哈里，不过是那个被结构裹挟的普通男孩。若他不能证明自己是“他们中的一个”，他就有可能被排斥出这个名为“男性”的共同体，沦为那个“不够男人”的“异端”。

在两股力量的撕扯之下，哈里在观念上认可母亲的教育，认为那是对的、好的；可在行动上，却身不由己地成为了自己并不想成为的样子，他向质问自己的母亲绝望哭诉：“妈妈，你不在现场（you are not out there）”。

所谓“男人”，正是在这样的权力机制中，被一代代地再生产出来。

剧中，哈里正是在身边“男孩们”的“起哄”下，走进房间强奸了陷入醉酒昏睡的女孩——他其实本想认真和这个姑娘谈个恋爱的。性和性犯罪，从来都不简单是生理问题。

正如哈里对女孩的性侵犯，并不主要是出于生理冲动。上野千鹤子在《厌女》中指出，男性的主体性，首先要得到其他男性的承认；而这种承认，常常借由把女性当作客体来完成。“拥有（至少一个）女人”，被塑造成男性成为“性主体”的条件。

换句话说，很多男孩对女性的追逐，并不只是出于个人欲望，更是要在男性群体内部完成男性身份的确认。所以，哈里的问题显然不只是“想要一个女孩”，而是在男孩群体的围观和认可机制里，试图证明自己是“够格的男人”。从“我是唯一一个”，变成“我是他们中的一个”。

问题的真正根源，不只是互联网色情内容的泛滥，也不只是酒精，不只是青春期冲动，而是一整套仍在底层运转的男性身份生产机制。

新观念可以通过口号迅速传播，但旧观念却深深地镶刻在欲望结构和身份焦虑里，远不是一两场运动、几句正确表态就能短时扭转的，不论是对于男性，还是对于女性。

而即便是理念进步如杰西卡这样的优秀女权主义者，在法官、妻子、母亲等多重身份与社会责任的“夹击”之下，也同样存在着各种不协调、不自洽，完全不是那种爽文模版里的“大女主”，也不是一个充分觉醒、永远智慧正确的“完美女权主义者”。在我看来，“杰西卡”的角色意义和深刻性，正来自于她的“不完美”。因为这才是真实社会里的“她日常”。

《非穷尽列举》最罕见也最有价值的地方，就在于它没有把她写成一种完美的观念符号，而是写成了一个会在现实面前失衡的人。她在法庭上可以是坚决的、冷静的、追求性别公平与正义的；但当“被告人”与自己的儿子重叠时，她会犹疑、痛苦、动摇，会在职业伦理和母性本能之间反复撕扯，甚至不惜向“是非原则”屈服、妥协。即便是一个理念上进步、行动上自觉的女性主义者，也未必总能在关键的利益抉择面前永远保持信念与行动的一致。这不是人性的虚伪，而是现实的复杂。

这部戏里有很多细节，都在写这种“复杂性”。即便不是面对“是非原则”问题，杰西卡在很多“小事”上，也是个随时会“打折”的“女权主义者”。

比如，杰西卡当选大法官后，为了照顾丈夫自尊心、平衡夫妻关系，安慰他：我能当上大法官，也许只是因为现在需要更多女性被看见。作为一名女权主义者，回到家庭内部，她会不自觉地通过自我贬低的方式，来安抚丈夫的职业失落。

比如，在母职承担和家务承担上，杰西卡几乎心甘情愿地承担了家庭内部绝大部分的无偿劳动，一边忙工作，一边忙家庭，打着两份“全工”。在她开庭审理案件时，儿子会因为找不到一件衬衫而给她连环夺命call，她竟也没觉得这有何不妥。家里搞聚会，几乎也是她一个人承担采买和烹饪。

在这个女权主义大法官的家庭内部，依然在按照传统的性别角色分工组织运转。即便如此，杰西卡还在不断地自我审视、自我拷问。可这，不正是社会上大多数女性的真实生存状态吗？因为社会就是这么规训现代职场女性的，对女性提出了全方位的高标准严要求。

剧名“非穷尽列举”，字面上是法律术语，意为“除此之外”，“包括但不限于”，放到这部戏里，它几乎就是杰西卡人生状态的命名，也是当下女性永远无法卸下、也无法穷尽的附加责任：工作之外还有家务，职业之外还有情绪劳动，“法袍”之外还有“围裙”。

永远都有“除此之外”。舞台上那种“法庭”与“厨房”快速切换的设计，之所以动人，正是因为它把现代职业女性的分身乏术具象化了。她在处理案件的同时，还要处理儿子的衣服、丈夫的情绪、家庭的运转、自己的内疚、外界的审视，以及对“我到底是不是一个好母亲”的持续自我审判。

除了“哈里被指控强奸”这条剧情主线之外，《非穷尽列举》最有价值之处，就是提出了一个鲜少在舞台上被呈现与讨论的问题，女性主义在现实中的艰难“践行”问题。喊口号当然容易，立场宣示也不难，真正困难的是，当你面对庞杂而具体的现实，面对家庭、孩子、亲密关系等具体问题时，如何去实践女性主义？如果一个看似完美的精英女性主义者，在现实中都会经历各种“分裂时刻”，那么对于普通女性而言，“女性主义的践行”只会更难。

《非穷尽列举》戳破了那种“完美大女主”的神话——完美的女性主义者并不存在。女性主义并不是一张能让人自动“正确”的“改命符”，而是一种在复杂现实中不断受挫、不断反思、不断调整的实践，道阻且艰。

说到这里，也不得不谈谈该剧最受争议的一点——结局的设计。杰西卡在“保护”儿子的“前途”与坚持职业伦理之间陷入两难，在“母亲”、“法官”、“女性主义者”这三重身份之间，选择了“母亲”。然而，儿子哈里这时却自己完成了“灵魂觉悟”，决定站出来认罪、自首、承担责任。这个结局被某些观众理解为“代表了一种理想”，说明母亲的教育并没有完全失败，个体仍有自省和承担后果的能力。但是，我却认为，这个结局的确处理得不够好。

首先，“问题的解决”来得太突然，也太容易。一个前面被渲染了许久、几乎把人逼到窒息的伦理难题，最后却以如此“轻易”地方式在短短几分钟内被迅速解决、快捷收场。母亲的道德困境被迅速松绑，剧作辛苦建立起来的“复杂性”，也被这一“觉悟时刻”大大消解。它在最后关头，还是退回了“舞台逻辑”，而不是真正的现实逻辑。

现实中，有几个18岁男孩，会在各项证据都有利于自己，“无罪抗辩”有极大概率会赢，甚至连有经验的法官母亲、律师父亲都认为“稳赢”、并且强烈建议自己不要认罪的情况下，还能如此坚定地“勇敢自首”？

其次，勇敢自首的行为与先前迫于同侪压力时不时就“同流合污”的行为，其实是相冲突的。这属于人物内在性格与行为逻辑断裂，不一致。

第三，这部剧在结尾之前，都在呈现现实的复杂性、女性主义在日常践行中的曲曲折折，指出性别教育绝非一母一家之责，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可儿子临了的突然觉悟，却是以个体觉悟“消解”了结构性压力。它意味着完全相反方向的“结论”：性别教育的完成，由一母承担，足矣。父亲缺席教育，可；学校教育缺席，亦可。纵有周遭的“男孩们”虎视眈眈、引诱规训，纵然男孩中途会犯点错，甚至犯了罪，母亲的教育也足以令其自省、改过。

这种前后逻辑“断裂”，坦率地说，是一个巨大的bug。或许，一个开放式的结尾，反而会更有力。让问题保持“问题”，让困境停留在“困境”中，不替人物强行善后，也不替观众强行释压，可能才更符合这部戏的“初衷”。那些我们最想快速下结论的问题，恰恰最难被简化成结论。

但即便如此，我仍然认为《非穷尽列举》是值得肯定的一部戏，也非常重要。因为它提出了很多“现实的好问题”。让那些不够被重视、不够被正视、也似乎不方便被说出口的痛苦进入公共讨论，本身就是一种推进。虽然，它并无法针对这些问题给出现实的解决方案。但“给答案”从来也不是戏剧的责任。戏剧的价值在于：让社会终于愿意承认某些问题的存在，引发关注，并开启讨论，进而推动问题的动态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