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好人沉默，恶人就赢了

当好人沉默，恶人就赢了

作者丨 寇大庸

《年轻的教宗》

悄然间，我们对暴力的容忍，又向后退了一步。

以美国对委内瑞拉、伊朗发起的两场“斩首行动”为代表，曾经被国际法、主权原则和外交惯例构筑起的国际秩序，已变得脆弱不堪，整个世界正退回拳头说了算的“丛林法则”世界。

比强权宣示它的力量更令人不安的，是道德不再能够约束暴力的使用。道德虽不能直接阻止炸弹的落下，但它让暴力的行使者付出更高的道义成本，不得不审慎地使用暴力。当道德的约束力衰弱，暴力使用者不必支付这笔成本，意味着更暴烈的暴力的到来。

道德的退让往往始于沉默。对正在发生的暴力的沉默，纵容了暴力使用者不断试探，不断突破底线。然而，这种沉默始于何处？均衡的态势如何崩塌？它能抵达的最坏结果是什么？

尽管我们无法知晓未来的走向，但已发生的历史，向我们展示的道德沉默所付出的代价，足以让我们心有戚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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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默是如何发生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被我们铭记、反复讲述，不仅是因为史无前例的战争烈度，更因为这场战争在道德的沉默中走向了彻底的疯狂。

在纳粹开动国家机器对犹太人进行疯狂屠杀的时候，有一人的沉默影响深远，至今仍被历史学家们反复讨论：尤金尼奥·帕切利，天主教会的第260任教宗，称号为“庇护十二世”。在欧洲最黑暗的岁月，庇护十二世没有充分利用他作为宗教领袖的道德权威阻止暴行的蔓延，而是默许了这一切的发生。

在M译丛《战时的博弈：教宗庇护十二世、墨索里尼与希特勒的秘史》一书中，大卫·I.科泽利用最近揭秘的梵蒂冈档案，从数千页尘封的密函、备忘录和会谈记录中抽丝剥茧，向我们展示了教宗“沉默”背后的考量、博弈与妥协。它回答了我们在开篇提出的那个问题：沉默是如何发生的？以及，沉默是必然的结果吗？

1939年，尤金尼奥·帕切利当选新任教宗后不久，德国入侵波兰，紧接着，与梵蒂冈关系密切的意大利政府也加入了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拉开了帷幕。

作为基督教会的领袖，教宗是神圣与道德的象征，该如何回应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野心，以及轴心国的罪孽和暴力，成为庇护十二世最迫切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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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庇护十二世在欧洲社会举足轻重的影响力，战事开始后，他便成为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防范的对象，还没等作出回应，墨索里尼就向他发出了第一个警告。

在德国军队进入波兰不到48小时后，意大利警察逮捕了梵蒂冈日报最著名的作家之一圭多·戈内拉，理由是他前一天发表的名为《对严重冲突的初步思考》的文章对德国入侵持负面看法。一番交涉后，墨索里尼下令释放了戈内拉，他得到的承诺是“梵蒂冈的报纸今后将不再发表批评德国入侵的文章。”

伴随着德军在战场上势如破竹的胜利，庇护十二世感到，这场战争很可能以德国和意大利的胜利告终。如果未来欧洲由轴心国统治，那么自己和教会应该如何行动？

正是对这一可能性的顾虑，使教宗作出了自己的选择：沉默，经过深思熟虑，权衡利弊后，有意识的沉默。

《战时的博弈》用充足的资料证明，庇护十二世非常清楚犹太人正在经历的浩劫：

“1941年10月，教宗收到了关于这场对欧洲犹太人的大屠杀最早的明确可信的报告。驻布拉迪斯拉发的教廷大使转达了主管斯洛伐克随军神父的主教的一份报告。上一年11月，斯洛伐克与匈牙利和罗马尼亚一起加入了轴心国。这位主教报告说，其他战俘会被送回国,’而犹太人都被枪杀……系统性地杀害，不分性别和年龄’。”

这并非孤立的信源，在战争的各个阶段，来自不同渠道的消息不断汇聚到梵蒂冈，拼凑出一幅越来越清晰的恐怖图景。

“1941年11月，庇护十二世将更详细地了解欧洲犹太人正在遭受的大规模屠杀。从东线归来的意大利随军神父皮罗·斯卡维齐向他讲述了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10月下旬，这位罗马教士在搭乘一列意大利军用医疗车经过乌克兰时记下了他的观察:‘这里的犹太人非常多，遭到所有人的憎恶。’德军一到，‘就发生了一场对犹太人最残暴的惩戒性和恐怖的屠杀。

几百名犹太人被围起来，像动物一样被塞进旧火车车厢，被打得遍体鳞伤。经过几天的殉难式折磨，他们被杀害了’。德国人炸毁了犹太教堂，‘没有一天不发生新的杀害犹太人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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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的平衡术

如果说此前的战争仍属常规范畴，尚能让庇护十二世的沉默被人们容忍，那么接连不断的犹太人被屠杀消息，使越来越多的人难以忍受教宗的沉默，许多人无法理解，为什么拥有如此道德权威的人，在面对如此明显的罪恶时默不作声。向他施压，要求他谴责这份滔天罪恶的人越来越多。

一封给庇护十二世的信件反映了当时许多人的心声：“我认为现在这个国家对梵蒂冈的印象确实很糟糕，不仅是新教徒！……谁也无法理解，为什么教宗陛下一直在谈论人们应该做什么，而不是带头谴责他们真正在做的。为什么教宗不指名道姓地谈论波兰人、犹太人和捷克人等在德国人统治下真正可怕的命运？”

然而，教宗仍旧不为所动。他从未公开反对过纳粹的任何暴行，无论是对犹太人的大规模处决，还是纳粹的其他暴行。即便是1943年，战争的态势朝着同盟国有利的方向发展，他也只是“在滔滔不绝的演说中穿插一些让双方都认为是支持他们的观点。”既能让同盟国听到对和平的呼吁，又不会直接触怒轴心国；既能表达对受害者的同情，又不明确指认施害者。“避免说出任何可能被某一方视为冒犯的话”，成为了他最优先的事项。

这是一种在不同的势力之间寻求生存空间的平衡术，也许是明智的外交策略，但在深重的罪孽面前，看起来更像是逃避自身的道德责任。

那么，教宗是怎么为自己的沉默辩护的呢？“庇护十二世很清楚等待被遣送到纳粹死亡营的犹太人的命运，但他还是没有向要求公开干预的压力屈服，他认为他的话对德国人没有什么影响。他的任何批评反而有可能引起纳粹对德占区欧洲的教会的报复。”

《年轻的教宗》

这体现了鲜明的结果主义倾向：行为的对错，不取决于行为本身是否正义，而取决于它可能带来的后果。

然而，这种考量显然低估了“在场”的意义，当人类历史上最极端的暴行发生时，道德权威的在场本身就是一种力量，对受害者亦是一种慰藉。

历史学家伊斯特万·德阿克如此评价庇护十二世在战争期间的影响：

由于害怕激怒希特勒，教宗几乎没有发声反对纳粹的种族主义和反教权主义，对纳粹的反犹主义更是不闻不问。他没有站出来保护遭受苦难的天主教波兰民族，也没有保护纳粹安乐死计划中的基督徒受害者，更没有保护他自己的罗马主教区的犹太人......

庇护十二世把确保天主教会在动荡时期的生存作为他的最高目标。在这一点上，他是成功的，尽管还不清楚这种生存是如何、何时和被谁威胁的。在向纳粹迫害的受害者提供帮助方面，教宗所做的工作远远低于人们对一个像他那样地位崇高之人的期望。

德阿克进一步指出，庇护十二世认为他的首要责任是保护制度化的教会、它的财产、它的特权，以及其履行他所认为的使命的能力。尽管“他痛苦地认识到，有人批评他未能履行许多人期待教会领袖扮演的另一个角色，即勇敢的道德领导。”

这种痛苦是真实的。资料显示，庇护十二世并非对受害者的命运无动于衷，他在私下里做过一些努力：指示教会机构向犹太人提供援助，通过外交渠道试图影响一些国家的政策，默许一些主教在当地采取行动。但这些都发生在幕后，发生在公众视线之外。在公开场合，他选择的仍然是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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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当时他发声了

在保全自己与教会这件事上，庇护十二世是成功的，但他因害怕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而选择的沉默立场，被两位独裁者用以谋取更大的利益，最首要的，便是显著降低了战争的道义成本。

科泽在《战时的博弈》中作出了如下假设：如果教宗高调谴责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将他们革出教门，并警告说，任何参与灭绝欧洲犹太人的天主教徒都将被判处永远在地狱之中受折磨呢？

抑或者，如果庇护十二世在1940年谴责意大利即将加入的战争，谴责法西斯分子不断利用教会权威为他们对犹太人的妖魔化辩护，会发生什么？有多少谋杀犹太人或帮助抓捕他们，把他们送上绝路的人认为自己是好罗马天主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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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不难想象，在这种情况下，占领罗马的德国人会采取行动让他闭嘴。但如果他们不得不这样做，他们发动战争就要付出相当大的代价，他们主要的宣传主张就会被破坏。

当然，我们无法知道这种假设是否成立。科泽评价道：“如果从战争时期为保护罗马天主教会的机构利益而采取的行动来评判庇护十二世，那么有充分的理由认为他的教宗任期是成功的，教会毫发无损地带着它在法西斯时期赢得的所有特权结束了战争。但作为道德领袖，庇护十二世必须被认定为失败者。”

庇护十二世以妥协而非抗争的方式保全了自己与教会，但如果教宗这样的道德领袖在面对暴力时首先考虑的是自我保护，那么他作为道德权威，实际上已经放弃了它最重要的职能。

尽管二战的结果以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失败告终，但庇护十二世的沉默留下了一个更令人不安的质问：如果道德权威在关键时刻选择沉默，那么它是否已经变成了暴力秩序的共谋者？

无疑的是，当我们以沉默换取生存时，最终只会被夺走得更多。因为暴力永远会试探、推进，当没有人说“不”的时候，所有的底线，都是可以突破的。

《战时的博弈》

教宗庇护十二世、墨索里尼与希特勒的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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