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中国近代情报史料汇编》《澳门回归前的历史档案》《海峡两岸关系史料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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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6月15日,澳门氹仔区的一条小巷里,晨曦刚刚洒在青石板路上。一栋两层小楼的窗户透出微弱的灯光,屋内的程一鸣已经醒了很久。
他坐在书桌前,手里拿着一支钢笔,却迟迟没有落笔。桌上摆着几张信纸,旁边放着一只看起来很普通的黑色皮质公文包。
程一鸣今年50岁,在澳门生活了整整十五年。从1949年离开上海算起,他已经有十五个年头没有踏上过故乡的土地。
这十五年里,他在澳门建立了自己的事业,有了稳定的收入,妻子和两个孩子也都在这里安顿下来。
从外人看来,这是一个普通而平静的家庭,跟澳门街头千千万万个来自内地的移民家庭没什么两样。
天色渐渐亮了起来,程一鸣终于在纸上写下了几行字。写完之后,他把纸条折好压在茶杯下面,然后拿起那只黑色公文包,轻手轻脚地走出了房间。
楼梯的木板发出轻微的吱呀声,他停下脚步听了听,确认妻子和孩子都还在熟睡,这才继续往下走。
推开大门的那一刻,清晨凉爽的空气扑面而来,程一鸣深深吸了一口气,迈步走进了晨光中。
【1】从江南到澳门的十五年
程一鸣1914年出生在江苏南通的一个普通家庭。父亲是当地的一名小学教员,母亲在家操持家务。
程一鸣从小读书用功,1932年考入上海的一所军事院校,主修情报与通讯专业。那个年代,国家正处在内忧外患之中,许多年轻人都怀着报国之志投身军旅。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程一鸣当时刚从军校毕业不久,就被分配到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也就是后来人们常说的军统。
他主要负责在上海租界区收集日军的情报,包括日本驻军的部署、物资运输情况、重要人物的行踪等等。
在上海租界的那几年,程一鸣过得非常谨慎。他以一家外贸公司职员的身份作为掩护,白天在公司上班,晚上则秘密联络各个情报点。
上海租界是个特殊的地方,各国势力交织在一起,既有日本人的耳目,也有抗日组织的秘密据点,还有各种投机商人和帮派分子。程一鸣在这样复杂的环境中工作了五年多,几次险些暴露身份。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了上海租界。程一鸣的工作环境变得更加危险,军统上海站的许多成员都被日本宪兵队抓捕。
程一鸣靠着谨慎的作风和一些运气,成功躲过了那次大搜捕。1943年,组织上考虑到他的安全,把他调到了内地工作。
抗战胜利后,程一鸣回到了上海。1946年,他在一次同学聚会上认识了现在的妻子王秀英。
王秀英是上海本地人,父亲经营着一家小型纺织厂,算是殷实之家。两人交往了一年多,在1947年结了婚。1948年,他们的大儿子出生。
1948年下半年,国共内战的局势急转直下。国民党军队在各个战场上接连失利,华东、华北的大片地区相继易手。
到了1948年底,上海已经笼罩在一片紧张的气氛中。军统系统内部人心浮动,许多人开始为自己的前途打算。
程一鸣当时在军统上海站担任情报科的副科长,手里掌握着不少机密文件和人员名单。1949年1月,他的顶头上司找到他,让他考虑一下自己的去向。
上司给他分析了三个选择:第一是跟着部队撤往台湾,第二是留在上海等待新政权,第三是去澳门暂避。
程一鸣回家后,跟妻子商量了很久。去台湾意味着要离开故土,而且当时台湾的局势也不明朗,不知道能不能站稳脚跟。
留在上海,他又担心自己在军统工作的经历会带来麻烦。思来想去,他觉得去澳门可能是最稳妥的选择。澳门是葡萄牙殖民地,相对中立,既可以暂时避开风头,也方便日后根据形势再做打算。
1949年3月,程一鸣带着怀孕的妻子和不满一岁的儿子,从上海坐船南下。
他们先到了广州,在那里停留了两个月,等待去澳门的时机。1949年5月,他们一家三口终于抵达澳门,在氹仔区租了一间小房子住下。
到澳门的头两年,程一鸣基本上是在观望。他没有立即恢复情报工作,而是先在一家进出口贸易公司找了份工作,每天按时上下班,过着普通人的生活。1950年初,他们的小儿子在澳门出生。
1951年,台湾方面通过秘密渠道联系上了程一鸣,希望他能重新开展工作。经过一番考虑,程一鸣答应了下来。从那时起,他表面上是贸易公司的职员,实际上却在暗中重建情报网络。
程一鸣做事非常小心。他从来不直接接触敏感人员,所有的联络都通过中间人进行。
他发展的线人都是一些看起来很普通的人,比如码头工人、茶楼伙计、出租车司机等等。这些人平时做着自己的本职工作,只在需要的时候才提供一些信息。
在澳门站工作的那些年,程一鸣主要收集的是广东地区的情报。这些情报包括物资供应情况、交通运输状况、人员流动信息等等。
他会定期把收集到的信息整理成报告,通过秘密渠道发送给台湾。
1954年,程一鸣在澳门的工作得到了台湾方面的认可。他被正式任命为澳门情报站的副站长,军衔从少校晋升为中校。
1958年,原站长调回台湾后,程一鸣接任站长职务,军衔也晋升为上校。1961年,他又被授予少将军衔,这在当时的情报系统中已经是相当高的级别了。
随着职位的提升,程一鸣的生活条件也有了改善。1956年,他在氹仔区买下了一栋两层小楼,把一家人都搬了进去。
房子虽然不大,但在当时的澳门已经算是不错的住宅了。妻子王秀英在家里操持家务,两个儿子都在澳门的学校读书,一家人过得还算平静。
程一鸣每天早上会去贸易公司的办公室,处理一些表面上的业务。下午的时间则比较自由,他会在城里转转,或者去茶楼坐坐,名义上是休息,实际上是在暗中联络各个情报点。
晚上回到家里,他会在书房里整理白天收集到的信息,编写报告。
这样的生活一过就是十几年。对外人来说,程一鸣就是个普通的生意人,每天忙着自己的事情。
邻居们都觉得程家是个和睦的家庭,程一鸣本人也是个和气的人,见面总会点头打招呼,从来不跟人起冲突。
1960年代初期,澳门的情况开始发生一些变化。随着两岸局势的发展,澳门这个小地方也受到了影响。
越来越多的人从大陆来到澳门,也有不少人从澳门返回大陆。人员流动频繁,情况变得复杂起来。
程一鸣注意到,这几年通过情报网收集到的信息显示,大陆的情况跟台湾方面宣传的并不完全一样。
虽然经历了一些困难时期,可整体上社会秩序是稳定的,各项建设也在逐步推进。这让他开始重新思考一些问题。
1962年开始,台湾方面对澳门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们不仅要求收集更多的情报,还下达了一些具有行动性质的任务。
这些任务的风险比以前大得多,程一鸣执行起来感到越来越吃力,心理压力也越来越大。
【2】家庭的牵挂与内心的挣扎
程一鸣的妻子王秀英这些年来一直想回上海看看。她的父母都还在上海,自从1949年离开后,母女之间就再也没有见过面。
刚到澳门的头几年,王秀英还能收到家里寄来的信,可到了1950年代中期,书信往来就断了。
王秀英经常在家里念叨,说不知道父母现在过得怎么样,身体还好不好。
她有时候会拿出以前的家庭照片看,一边看一边掉眼泪。程一鸣看在眼里,心里也不好受,可他知道以自己的身份,回上海是不可能的事情。
两个儿子长大后,也开始问起祖父母的事情。大儿子程建国1962年已经14岁了,在澳门的中学读书。小儿子程建华也10岁了,上小学四年级。
孩子们从小在澳门长大,说的是粤语和葡萄牙语,对于内地和上海几乎没有什么概念。
有一次,程建国在学校听同学说起大陆的事情,回家后就问程一鸣:爸爸,我们老家在哪里?我们什么时候能回去看看?程一鸣当时正在看报纸,听到儿子这么问,愣了好一会儿,最后只是说:以后有机会再说吧。
这样的场景在程家出现过很多次。每次孩子们问起,程一鸣都是含糊其辞地搪塞过去。
可次数多了,他自己心里也开始犯嘀咕:自己这样飘在外面,到底是为了什么?这样的日子还要过多久?孩子们长大后,他们的根在哪里?
1962年的中秋节,程一鸣一家人在院子里赏月。王秀英看着天上的月亮,突然说起小时候在上海过中秋的情景。
她说那时候家里会买很多月饼,一家人围坐在院子里,父亲会讲嫦娥奔月的故事。说着说着,王秀英的眼圈就红了。
程一鸣那天晚上失眠了。他躺在床上,脑子里翻来覆去想着一个问题:自己这些年到底在做什么?为了什么?又得到了什么?
他想起1937年参加抗日工作的初衷,那时候他觉得自己是在为国家做事,保家卫国。
可现在呢?战争早就结束了,可他还在搞情报工作,收集的这些信息到底有什么意义?他发展的那些线人,如果有一天暴露了,会是什么下场?
程一鸣手下有十几个情报员,分散在澳门的各个角落。这些人大多是普通百姓,因为各种原因被发展成了线人。
有的是因为需要钱,有的是因为被拿住了把柄,有的是出于某种政治立场。程一鸣心里清楚,这些人其实都是身不由己。
1963年初,有一个在码头工作的线人突然失踪了。程一鸣派人打听,才知道这个人回大陆了。
这件事让程一鸣紧张了好一阵子,担心这个人会供出情报网的情况。好在过了几个月,也没有发生什么异常情况,程一鸣才稍微放心了一些。
这件事也给了程一鸣一个启示:回大陆并不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
那个线人能回去,自己为什么不能?当然,他也知道自己的情况跟普通线人不一样,他是站长,掌握着整个情报网的核心机密,台湾方面不可能轻易放他走。
1963年下半年,程一鸣通过某个渠道,接触到了一个从大陆过来的人。这个人是程一鸣在上海读书时的同学,叫张文华。
张文华1949年后留在了上海,现在在上海市的某个部门工作。他这次来澳门是办公事,顺便托人打听程一鸣的消息。
两个老同学在澳门的一家茶楼见了面。见面的时候,程一鸣非常谨慎,观察了周围很久,确认没有可疑的人,才坐下来。
张文华跟他聊起了上海的变化,聊起了一些老同学的近况,还提到了程一鸣父母的情况。
听到父母的消息,程一鸣的心一下子揪了起来。张文华说,程一鸣的父亲几年前去世了,母亲现在还健在,跟程一鸣的弟弟住在一起。
老太太这些年经常念叨大儿子,说不知道他在外面过得怎么样,能不能回来看看。
那次谈话对程一鸣触动很大。父亲已经去世了,自己却连最后一面都没见到。母亲还在,可自己却不能回去尽孝。这种愧疚感让程一鸣好几天都心绪不宁。
张文华临走的时候,留给程一鸣一句话:如果有一天你想回来,家乡的大门永远是敞开的。这句话程一鸣记在了心里。
1963年底到1964年初,台湾方面连续给程一鸣下达了几个新的任务指令。
这些任务的性质跟以前不太一样,不仅仅是收集情报,还包括一些更具体的行动要求。程一鸣看到这些指令,心里非常抵触。
他开始认真考虑自己的处境和未来。继续这样下去,不知道哪天就会出事。而且这样的工作让他越来越觉得失去了意义。另一方面,家庭的牵挂越来越重。
妻子想回上海,孩子们需要找到自己的根,自己也想回去看看老母亲,这些想法在他脑子里盘旋着。
1964年春节,程一鸣一家人在家里过年。吃年夜饭的时候,王秀英又说起了上海的事情。
她说要是能回去过一次年该多好,能见见父母,能让孩子们认认祖宗。程一鸣那天没有说话,只是一个劲儿地喝酒。
春节过后,程一鸣做出了一个决定。他要回大陆。这个决定一旦做出,就意味着他要放弃在澳门十五年建立起来的一切,要冒着被台湾方面追杀的风险,要面对许多不确定的未来。
可程一鸣想通了:人总要为自己活一回,总要做一些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
做出这个决定后,程一鸣开始暗中准备。他知道,自己不能空着手回去,必须要带一些有价值的东西,这样才能证明自己的诚意,也才能保障自己和家人的安全。
【3】秘密的准备
1964年2月开始,程一鸣一边照常工作,一边在暗中做着准备。他表现得跟平时一样,每天按时上班下班,处理各种日常事务,跟台湾方面保持着正常的联络。没有人看出他有什么异常。
程一鸣首先要做的,是整理这十几年积累下来的所有重要资料。这些资料平时都分散保存在不同的地方,有的在他办公室的保险柜里,有的在家里的暗格中,还有一些存放在秘密据点。
他利用工作的便利,逐步把这些资料集中起来。每次只拿一小部分,不引起任何人的注意。整个过程持续了两个多月。
这些资料包括的内容非常广泛。首先是澳门站的完整组织架构,从站长到各个情报员,每个人的真实身份、联络方式、工作内容都有详细记录。
还有台湾情报局在整个港澳地区和东南亚的据点分布图,上面标注了各个据点的位置、负责人姓名、联络暗号等信息。
更重要的是一份潜伏人员名单。这份名单上记录了十几个仍在大陆活动的台湾情报人员的情况。
这些人有的是1949年前就潜伏下来的老特工,有的是后来秘密派遣进去的新人。他们分布在不同的地区和部门,平时以各种身份作为掩护,定期向台湾方面传递情报。
除了人员名单,还有大量的密码本。这些密码本是用来加密情报的,每个据点使用的密码都不一样,而且会定期更换。
程一鸣手里保存着近几年使用过的所有密码本,这些东西如果落到对方手里,就能破译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的秘密通讯。
还有就是经费往来的账目。台湾方面每年会拨给澳门站一笔活动经费,用于支付情报人员的报酬、维持据点运转、开展各种行动等等。
这些经费的来源、数额、分配、使用情况,程一鸣都有详细记录。通过这些账目,可以追踪整个情报网络的资金流向。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台湾方面发来的指令文件、行动计划、联络手册等等。
这些文件虽然看起来都是些日常工作资料,可对于情报研究来说却价值极高,能够了解对方的工作方式、思维模式、行动规律。
整理这些资料的过程中,程一鸣非常小心。他不能让任何人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包括自己的助手和下属。
他通常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一个人在书房里整理这些东西,然后分批藏在家里的不同地方。
与此同时,程一鸣也在暗中联系大陆方面。这个联系过程非常谨慎,不能走常规渠道,否则很容易被台湾方面发现。
程一鸣利用自己的情报工作经验,通过几层中间人,最终传递出了自己想要回归的意愿。
大陆方面收到这个信息后,也非常慎重。毕竟程一鸣是台湾情报系统的高级官员,他的回归可能是真心的,也可能是台湾方面设的局。
双方通过秘密渠道进行了多次沟通,互相试探,确认彼此的诚意。
程一鸣向大陆方面表示,自己愿意带回一些有价值的材料,以证明自己的诚意。同时他也提出了一些要求:希望能保障自己和家人的安全,希望能妥善安置,希望不要追究过去的经历。
大陆方面经过研究,同意了程一鸣的请求。他们制定了详细的接应计划,包括如何安全离开澳门、如何接收材料、如何安置程一鸣及其家人等等。
整个计划做得非常周密,考虑到了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
1964年5月,程一鸣收到了大陆方面的明确答复,确定了具体的行动时间和方式。按照计划,程一鸣将在6月中旬单独离开澳门,前往珠海。
他的家人会在稍后通过合法途径返回大陆,这样可以避免引起过多注意。
确定了计划后,程一鸣开始做最后的准备。他挑选了一只看起来很普通的黑色皮质公文包,把所有重要资料都装了进去。
这只公文包外表陈旧,看起来就像是个普通商人用来装文件的包,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怀疑。
5月底,程一鸣把所有资料都整理完毕,装进了那只黑色公文包。他反复检查了好几遍,确保没有遗漏什么重要的东西。这些资料将是他回归大陆的最好证明,也是他为国家做出的一份贡献。
程一鸣没有告诉妻子具体的计划细节,只是说让她做好准备,过一段时间可能要搬家。王秀英虽然有些疑惑,可也没有多问。这么多年来,她已经习惯了不问程一鸣工作上的事情。
6月初,程一鸣开始处理一些善后事宜。他把贸易公司的业务逐步移交给其他人,名义上是说自己最近身体不太好,需要休息一段时间。
他还跟几个关系比较近的朋友吃了饭,算是告别,虽然那些人并不知道这是告别。
6月10日,程一鸣收到了大陆方面的最后确认信息,行动时间定在6月15日。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
这几天里,程一鸣把办公室里的一些私人物品陆续带回了家,把工作上的事情尽量交代清楚,以免自己离开后造成混乱。
6月14日晚上,程一鸣在书房里坐了很久。他拿出那只黑色公文包,又检查了一遍里面的东西。然后他写了一封信,留给自己的妻子。
信里他告诉王秀英,自己要去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让她不要担心,过些日子会有人来接他们回大陆。
写完信后,程一鸣看着窗外的夜色,想起了很多往事。从1937年参加工作算起,他在情报战线上已经工作了27年。
这27年里,他经历了抗战、内战、在澳门的漂泊生活。现在,他终于要做出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选择了。
6月15日凌晨,程一鸣早早就醒了。他坐在书桌前,把那封写好的信压在了茶杯下面。然后他拿起黑色公文包,最后看了一眼还在熟睡的妻子和孩子,轻轻推开了房门...
6月15日清晨五点半,程一鸣走出家门的时候,天刚蒙蒙亮。氹仔区的街道上还很安静,偶尔有早起的居民路过,也都行色匆匆。
程一鸣穿着一身很普通的灰色长衫,手里提着那只黑色公文包,看起来就像是个要出门办事的普通商人。
他没有走大路,而是选择了几条比较偏僻的小巷。这些小巷他已经很熟悉了,这些年为了工作,他把澳门的大街小巷都摸得一清二楚。
走了大约二十分钟,程一鸣来到了码头区。这个时候码头上已经有些活动了,工人们开始准备一天的装卸工作,渔船也开始进进出出。
程一鸣在码头边的一家茶档坐下,要了一碗艇仔粥。他一边慢慢地吃着粥,一边观察着周围的情况。多年的情报工作让他养成了习惯,每到一个地方,都要先观察环境,确认安全。
吃完早餐后,程一鸣去售票处买了一张八点钟去珠海的船票。售票员是个上了年纪的大妈,头也不抬地就把票递给了他。
程一鸣拿着船票,继续在码头上转悠,一直到七点四十分,才慢慢走向候船大厅。
候船大厅里已经有不少人在等待。有去珠海办事的商人,有回大陆探亲的居民,也有一些看起来像是游客的人。
程一鸣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把公文包放在腿上,双手搭在包上,看起来很随意,实际上却一刻也没有放松警惕。
七点五十五分,广播里传来了登船的通知。程一鸣跟着人流走向码头,登上了那艘开往珠海的渡轮。船上的乘客不算太多,大概有三四十人的样子。程一鸣上船后,没有待在船舱里,而是走到了甲板上。
八点整,渡轮准时离开码头。随着发动机的轰鸣声,船身开始缓缓移动,澳门的海岸线逐渐远去。程一鸣站在甲板上,看着越来越远的澳门,脑子里闪过这十五年来的种种往事。
1949年带着妻儿初到澳门时的忐忑,在贸易公司工作时的小心翼翼,重新开展情报工作后的如履薄冰,职位一步步提升后的复杂心情,这些年来对家乡的思念,对父母妻儿的愧疚,对未来的迷茫,这一切都在这一刻涌上心头。
海风很大,吹得程一鸣的衣服猎猎作响。他紧紧抱着那只黑色公文包,包里装着的那些资料,是他这十五年情报工作的全部结晶,也将成为他开启新生活的钥匙。
这些资料一旦交出去,就意味着他彻底断绝了退路,再也回不到原来的生活了。
渡轮在海面上平稳地航行着。程一鸣看着远处的天际线,那边就是珠海,就是祖国大陆。
从1949年离开上海到现在,他已经有整整十五年没有踏上过那片土地了。十五年前,他带着对未来的不确定离开,十五年后,他带着对未来的期待回归。
船上的其他乘客有的在聊天,有的在看风景,没有人注意到这个默默站在甲板上的中年男子,更没有人知道他手里那只看起来很普通的黑色公文包里,装着的是什么样的东西。
航行了大约四十分钟,珠海的海岸线开始清晰起来。程一鸣的心跳开始加速,十五年的漂泊即将结束,新的人生即将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