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奇聪：要实现今年经济目标，需关注三大关键链路

▲报道截图如上

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在延续积极财政、适度宽松货币基调下，更强调提质增效与存量政策、增量政策集成，把物价合理回升与传导疏通置于突出位置。在美方关税冲击、油价波动与主要经济体利率偏高背景下，政策目标能否落地取决于财政乘数、信用传导与汇率约束三条链路能否形成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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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取向的变与不变

对照两年政府工作报告可以发现政策基调的关键变化——2025年提出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强调根据形势变化动态调整政策、充实完善工具箱；2026年在继续实施积极有为宏观政策的同时，进一步强化提质增效，把存量政策与增量政策集成效应提升为关键词，并明确提高政策前瞻性、针对性、协同性以及做优增量、盘活存量。

目标表述更具弹性与约束并重。2025年GDP增长目标为5%左右；2026年将经济增长目标调整为4.5%-5%，并在目标部署中强调通过改善供求关系推动价格总水平由负转正、消费价格合理温和回升。这一变化意味着宏观评价从单一速度导向，转向“增长、就业、物价与风险”更综合的政策函数。

财政与货币的组合方式呈现“力度延续、结构聚焦”的共同特征。财政端，2025年赤字率按4%左右安排、赤字规模5.66万亿元，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特别国债和新增专项债等方式扩充政策空间；2026年赤字率仍按4%左右安排，赤字规模增至5.89万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规模首次达到30万亿元，同时强调把更多支出动能转向提振消费、投资于人与保障民生，并要求专项债在负面清单与自审自发试点框架下，重点支持重大项目、置换隐性债务、清欠等。货币端，两年均为适度宽松，但2026年把经济稳定增长与物价合理回升作为重要考量，强调灵活运用降准降息、优化结构性工具、降低融资中间费用并保持汇率基本稳定，体现对“传导摩擦”与“稳物价约束”的更直接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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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形势与政策合理性评估

从截至2026年3月的公开数据看，政策取向加力具备现实针对性。国家统计局公布，2025年GDP为1401879亿元、同比增长5.0%，但季度增速呈逐季回落特征；物价方面，2025年全年CPI与上年持平。进入2026年，1月CPI同比上涨0.2%、核心CPI同比上涨0.8%、PPI同比下降1.4%，表明核心通胀温和修复，但工业品价格与企业盈利修复基础仍偏弱。2月制造业PMI为49.0%，也提示需求侧修复仍不均衡。上述特征共同构成宏观约束：价格偏低会抬升实际利率、压制企业利润与居民消费意愿，从而削弱增长内生动力，因此把物价合理回升与传导疏通置于更突出位置，具有明确的经济学逻辑。

财政约束对“提质增效”提出硬要求。财政部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16045亿元（同比下降1.7%），支出287395亿元（同比增长1%），债务付息支出13491亿元（同比增长4.8%）。这意味着积极财政在“稳增长”的同时，已越来越受到“利息负担上行、收入增长承压、地方财力分化”的结构性约束：财政扩张只要不能有效转化为就业与收入预期改善，乘数效应就会被项目推进、资金沉淀和地方执行差异所稀释，反而可能带来债务约束的提前显化。

金融条件方面，中国人民银行在2026年3月5日开展公开市场7天期逆回购操作中，中标利率为1.40%。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2026年2月24日LPR为1年期3.0%、5年期以上3.5%。在CPI处于低位阶段，实体部门感受到的实际融资成本下降往往慢于名义利率调整，这也是报告提出降低融资中间费用、规范信贷市场行为的现实背景，其指向并非单纯“再加量”，而是要减少金融中介摩擦，提高货币宽松向实体需求与价格的传导效率。

外部环境则强化了“协同与底线”的重要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26年1月《世界经济展望》更新中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为3.3%，同时提示贸易政策不利变化与地缘政治紧张等下行风险；世界银行同样强调贸易紧张与政策不确定性仍将拖累前景。主要经济体利率仍处相对高位：美国联邦储备系统维持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在3.5%-3.75%，欧洲中央银行存款便利利率为2.00%，英格兰银行为3.75%，日本银行相关政策利率约0.75%。外部利差与跨境资金预期约束并未消失，使国内宽松需要与稳汇率、稳跨境资金预期更紧密地统筹。与此同时，政府工作报告在回顾中明确提到二季度以后针对美国加征关税冲击而加力推出稳就业稳经济举措；近期油价因地缘事件出现显著波动、风险溢价抬升，也强化了输入性成本扰动的现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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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目标能否安稳落地？

政策目标能否安稳落地，本质上取决于三条链路是否贯通。

第一条链路是财政乘数链路，即扩张性支出能否更快、更充分地转化为就业、收入与消费预期改善。如果资金主要停留在审批、配套、结余或低效率项目环节，财政扩张就容易表现为“支出加大但需求不强”，对价格与盈利的修复拉动有限，而债务付息上行会同步抬升未来约束。

第二条链路是信用传导链路，即货币宽松能否减少金融中介摩擦，转化为融资成本下降与信用可得性改善。当前名义利率已处较低水平，但在低通胀阶段，实际融资成本下行往往滞后；同时，中小微与民营主体的风险溢价、担保与抵押约束、以及中介服务收费等“非利率成本”可能成为新的主要摩擦因素。报告提出降低融资中间费用、规范信贷市场行为，意味着政策关注点正从“调利率”延伸到“降摩擦、畅通传导”的微观基础，这将决定宽松取向能否有效传导至订单、投资与价格。

第三条链路是稳物价与稳汇率的约束链路。在外部利率高位与能源价格波动上行阶段，输入性成本既可能推升部分行业价格，也可能压缩居民实际购买力并扰动通胀预期，从而对物价回升形成结构性掣肘；与此同时，外部利差与贸易摩擦会强化汇率与跨境资金预期管理的重要性。报告强调保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并在回顾中点明关税冲击，是在提示宏观调控不仅要解决需求不足，也要应对外部冲击与预期波动的叠加情形。

短期看，2026年增长目标区间化意味着宏观评价更重综合结果，尤其是稳就业与稳物价的协同；而把价格总水平由负转正写入目标阐释，实际上是将防止通缩预期自我强化置于更靠前的位置。中期看，财政赤字扩张与债务付息上行要求将化债、清欠与提升支出绩效内生化为扩张政策的硬约束，否则容易出现地方财政与平台部门风险再循环；同时，若外部贸易限制与能源价格波动延续，出口与成本两端的扰动将更多通过利润与就业传导，倒逼国内需求修复与制度性降成本成为稳定增长的关键支点。

总体而言，2026年报告中“提质增效、集成效应”的措辞变化，指向的不是一次性政策加码，而是从短期逆周期调节走向宏观政策、结构改革与风险处置更紧密结合的治理框架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