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成都十二桥惨案：唯一的幸存者——朱君友》《川大校友朱君友：十二桥惨案的幸存者》、四川省情网《成都十二桥》、共产党员网《杨伯恺：以笔为刀传播革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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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2月，成都，将军衙门特委会监狱。
冬夜的寒气顺着廊道的石砖缝隙一路渗进来，走廊尽头的黑暗没有任何灯光能够照透。
整座监狱在深夜里异常安静，铁门、锁链、石壁，把每一点声响都压得密不透风。
牢房里的人已经很久没有听见外面传来任何消息了，他们唯一能感知的，是窗缝里透进来的、一天比一天凛冽的冬风。
这一夜，牢门被推开了。
走进来的人站在昏黄灯光的边缘，从一张折叠的纸条上叫出了一个名字。
名字的主人，叫朱君友。
他从铺板上坐起来，动作不快，神情平静，慢慢穿好外衣，低头系好扣子，没有任何多余的举动。
那只跟了自己多年的旧行李袋，被他推进了身旁狱友徐孟生的怀里。
他环顾了一圈这间待了将近一个月的牢房，转身迈出了铁门。
牢门在他身后关上，那一声沉闷的金属碰撞声在深夜里格外清脆，在走廊里回荡了片刻，随即归于彻底的安静。
牢房里留下来的人，没有一个开口说话。
他们都知道，被单独传唤出去的难友，从来没有一个再回来过。
每一个铺位空出来，意味着什么，关在这里的人心里全都有数。
然而就在这个黑暗的夜里，一场在暗处运作了数周、几度险象环生的秘密营救，正悄悄走到了它最后、也是最危险的那一刻。
而被押出牢门的朱君友，对此，一无所知......
【一】成都"朱半城"，书香富贵门第里走出的另一条路
民国年间的成都城里，流传着一句话——"朱半城"。
说的是朱家。
朱家几代人靠煤炭商业起家，在成都城内置下大量产业，积累了相当丰厚的财富，是成都本地响当当的富贾门第。
家族掌门人叫朱茂先，在当地士绅圈子里颇有分量，为人重礼数、讲规矩，走到哪里都受人以礼相待。
朱家子弟擅书画，在蜀中美术界留下了颇有声望的名号——有"朱氏七姊妹"之美誉，一时传为佳话。
其中尤为著名的是女画家朱佩君，她后来出任成都画院首任院长，而朱佩君正是朱君友的堂妹。
这样一个欲以诗书传家的富贾门第，在民国年间的成都城里是极为体面的存在。
朱君友，1917年10月出生，在兄弟姐妹中排行第六，街坊邻里都叫他一声"朱六爷"。
打小衣食无忧，父亲朱茂先最初的盘算，是让这个孩子学经商，将来把"朱半城"的招牌再撑大一些。
偏偏朱君友从小对生意提不起兴趣，对丹青字画却极为痴迷，纸墨笔砚摆在面前，比账册更能让他沉下心来。
父亲起初有些不悦，但回头一看，周围富家子弟沉迷烟馆的比比皆是，儿子喜欢字画，总比那些腌臜嗜好强得多，便也不再强行逼迫。
后来朱君友进私塾、读洋学堂，最终考上了四川大学法律系。
父亲朱茂先才算松了口气，觉得这条路走得正，法律系毕业，将来在成都也能立得稳。
然而朱茂先没有想到，儿子在大学里接触了进步书刊，心里的底色，早已悄悄换过了。
彼时抗战烽火正盛，成都城里的青年学生奔走呼号，街头到处是宣传队的身影。
朱君友还在读中学时，便已加入了"成都大众抗敌宣传团"。
这是共产党领导的外围组织，专门负责抗日宣传动员工作。
朱君友凭借出色的文采与组织能力，没过多久便成为了队伍里的领头人物。
这条路，一踏上去，就再也没有回过头。
1946年，朱君友经时任张澜秘书范朴斋介绍，在成都慈惠堂正式加入中国民主同盟，被编入民盟成都市第二十七区分部，担任区分部负责人之一，分管民盟财务工作，专门负责为民盟筹集活动经费。
1947年，他从四川大学法律系顺利毕业。
一个出身富贵门第、在民盟做财务工作的青年——这是朱君友在外人眼中完整的形象。
而他真正在做的，是利用民盟财务职位作为掩护，将筹集来的资金中的一部分，悄悄输送给地下组织的活动经费。
这件事，瞒过了绝大多数人，也包括他的父亲朱茂先。
【二】建筑社里的联络站，收音机旁那套日夜不断的情报工作
加入民盟后不久，朱君友与杨汇川完婚。
杨汇川出身不寻常。
她的父亲杨维，是辛亥革命时期四川著名的民主人士，有"成都六君子"之一的称号，在成都政商两界都有深厚的根基与影响。
杨汇川本人也与寻常的大家闺秀迥然不同，她年少时离家出走，加入共青团，辗转就读于上海大夏大学，后转入国立四川大学。
两人结合，是同一条道路上彼此认同的选择。
婚后，朱君友在地下工作上的参与愈发深入。
他的兄长朱君昌与友人张复初在成都合办了一家建筑社，对外是正经营业的实业公司。
朱君友看到这个机会，将这栋楼悄悄改造成了地下党的秘密交通联络站。
大量秘密会议在这里召开，文件传单经由此处中转，资助地下党活动的资金，有相当一部分就是从这里取出来送出去的。
朱君友后来在回忆文章中亲笔记录了这段经历，说明这些安排从始至终都是他主动参与部署的。
与此同时，从1945年4月起，朱君友还承担了一项每天晚上都要完成的情报工作——守在收音机旁，收听新华社广播与外台华语广播，将截取到的情报信息连夜整理成书面材料，次日一早交给交通员转送上级。
这套流程日复一日，几乎从未中断，一直坚持到了1949年下半年。
在这段时间里，朱君友还掩护过多位重要人士。
根据民盟成都市委组织部后来出具的证明材料记载，朱君友曾掩护过彭迪先、王于、范朴斋、张友渔等人，为他们的安全转移提供了庇护与经费支持。
这其中，有后来出任民盟中央副主席的经济学家，有出任成都市副市长的党政干部，也有日后担任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主任的著名法学家。
1949年，范朴斋离开成都赴香港参加民盟在港活动，朱君友将纯黄金五两和自己的订婚戒指两只，一并交给他充作活动经费。
父亲朱茂先察觉了端倪。
他从建筑社频繁异常的往来，以及家中资金的流动方向上，隐约猜到了儿子真正在做什么，勃然大怒，以"大逆不道"为由断了朱君友的经济来源，限制其行动自由。
朱君友没有停。
他把私房积蓄一点点拿出来，继续干。
随着解放战争三大战役——辽沈、淮海、平津——相继结束，人民解放军向大西南推进的步伐日益加快，成都城内的气氛一天比一天紧绷。
特务系统在这种情形下愈演愈烈，便衣特务大规模活跃在成都的大街小巷，书店门口、茶馆角落、桥头路口，到处都是盯梢的眼睛。
朱君友知道风险步步逼近，依旧面不改色地继续着手上的每一项工作，每天晚上守在收音机旁，整理情报，送出去，等第二天再来。
【三】玉带桥上那张等了许久的网，以及将军衙门里的那些人
1949年11月，成都。
新中国成立的消息早已传遍全国，但成都还未解放。
11月30日，重庆宣告解放，人民解放军长驱直入，成都的局势骤然紧绷到了极点。
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局长毛人凤此前已在重庆渣滓洞、白公馆策动了一场大规模屠杀，遇难者逾三百人，随后与军统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等人乘军用飞机仓皇撤往成都。
成都城内，白色恐怖在这最后的时日里达到了顶峰，清查、搜捕、抓人，日夜不停。
那年11月的一个夜晚，朱君友经过南门玉带桥一带，准备回家。
这是他走过无数次的路。
然而这一次，国民党特务机关早已在玉带桥设下了扎口盘查，对往来人员实施突袭搜身。
轮到朱君友时，结果让特务当场就没有放他走的余地——从他身上搜出了进步书刊、传单，以及地下联络的相关资料。
当场被捕，押入玉带桥稽查处看守所。
进了看守所，等着他的是一顿毫无节制的审讯与拷打。
双手被反绑挂在梁上，用当时成都一带俗称"鸭儿浮水"的方式折磨，打得皮开肉绽，遍体鳞伤。
特务们轮番逼问上线联络人与身份背景，朱君友一个字都没有吐出来。
国民党留下的档案里，对他的审讯描述只有四个字："态度顽固。"
特务们原本以为一个富家少爷扛不住几下，没料到这位"朱六爷"骨头硬得出乎预料。
地下党"川西解放组"的成员刘仲宣、云龙、彭代悌也被关押在玉带桥，搞工运的廖成林同样在此，几个人在那段时间里彼此相互支撑。
不久，朱君友被转押至将军衙门特委会监狱。
这里关押的是毛人凤眼中的"重要犯人"，分别来自1947年"六二大逮捕"、1948年"八二〇大逮捕"、1949年"四二〇大逮捕"以及同年中共川康特委遭破坏后的多次逮捕行动。
三十六人之中，有中共党员十四名、民盟成员十三名、民革成员三名、外围组织成员七名，以及其他青年与民主人士若干。
将军衙门的牢房里，朱君友认识了一批此后将深刻留存在他记忆里的人。
杨伯恺，1894年生，四川营山县人，民盟中央委员兼四川省支部宣传部长。
他1919年赴法勤工俭学，与周恩来、陈毅、蔡和森等是同学，1922年加入旅欧共青团，1923年正式入党。
回国后在重庆协助创办中法大学，后长期从事文教界统战工作，先后任《华西日报》主笔、《民众时报》总经理兼主笔，在成都文化界颇具威望。
1947年6月2日"六二大逮捕"时，有朋友提前得知消息劝他离开成都，他以民盟领导人在紧要关头不能离开岗位为由拒绝撤离，随即被捕入关将军衙门，至朱君友入狱时，他已在这里关押了整整两年。
在狱中，他是三十多名难友中年龄最大、威望最高的一位，难友们称他为"精神堡垒"。
他被捕前与朱君友同住成都双栅子街，两人是相识多年的同志，进了将军衙门各居一室，放风时不准说话，只能以眼神相互传递消息。
1949年11月至12月，民盟一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还关在狱中的杨伯恺，在会上被选为民盟中央常务委员。
吴惠安，人称"独腿将军"。
右腿在受刑折磨后彻底打坏，走路一跛一簸，拄着一截断木棍。他在四川地下党活动时间长、经历深，与朱君友同牢期间两人谈得拢，走得近。
余天觉，四川大学同学，声音高亮，五音俱全。
每天放风结束回到院坝角落，他就用歌声来排遣胸中的郁闷，那嘹亮的歌声穿过铁门传进牢房，成了整间牢房里每一个人每天最大的精神支撑。
朱君友在回忆文章里特意写下了他唱歌的样子——"川大同学余天觉的歌声嘹亮高亢！每天傍晚放风后，他就用歌声来排遣胸中的郁闷，以革命的大无畏精神，鼓舞大家的斗志。"
王伯高，与朱君友有亲戚关系，曾在国民党军人邓和家中暂住，被悄然逮捕押入将军衙门。
放风时他与朱君友只能远远点头对视几秒，再无其他交流。
徐孟生，双流机投桥人，睡上铺，朱君友睡下铺，两人在这间牢房里朝夕相处。
他在成都搞地下武装，因事机泄露被捕入狱。
王干青，领导过"绵竹暴动"，长期从事上层工作，是张澜先生的密友。
1946年春，朱君友在成都慈惠堂入民盟那一天，正是王干青主持的会议。
他在地下工作期间营救过重庆渣滓洞的多名被关押同志，做了大量极为危险的工作。
此外，在将军衙门里关押的，还有杜可、曹立中、于渊、龙世正、杨辅宸、姜干良、晏子良、陈天钰、许寿真、张大成、张维丰、黄子万、张垣、王侠夫、缪竞韩、徐茂森、曹鸣飞、田宗美、徐海东、谷时逊、方智炯、高昆山、黎一上、严正、刘骏达、王建昌，以及华西协合大学哲史系毕业生、三十五人中唯一的女烈士毛英才。
这批人来自各地，背景各异，被关押在这里的原因与经历也各不相同，但此刻都关在同一道铁门之内。
狱中消息断断续续地传进来——前线屡败，解放军步步推进，成都解放近在眼前。大家都知道，只要再撑一段时间，就能等到那一天。
然而没有人知道，就在他们等待的这段时间里，将军衙门外面正在召开一场会议，而那场会议的内容，将把牢房里所有人的命运，一夜之间彻底改写......
【四】一份三十六人名单，一道批示，一个被悄然启动的死亡倒计时
1949年12月3日，毛人凤抵达成都，在娘娘庙街38号军统蓉站，主持召开了一场特种汇报会。
成都的局势已经容不下任何拖延。
人民解放军向成都推进的速度超出预期，机密文件的焚毁工作正在进行，前往台湾的撤退安排已经启动，军统蓉站上下弥漫着一种异乎寻常的躁动。
这种情形之下，会议上摆出的核心议题只有一件——关押在将军衙门与稽查处的三十六名重要在押者，下一步如何处置。
军统蓉站成员杨超群在会上直接表明了立场，他对毛人凤说："逮捕这些人不容易，宁肯错杀，不要放脱。"
这句话说出来，在座的人没有一个提出异议。
12月4日，国民党省党部委员兼省特委会秘书长徐中齐，将一份三十六人名单正式呈交毛人凤。
名单工整，每一个名字后面都留着空白，等待处置批示。
毛人凤接过名单，略微翻阅，提笔落下四个字——一律枪决。
批示落定后，毛人凤命徐中齐立即将名单送四川省政府主席王陵基。
王陵基在毛人凤签字后面批了"如拟"二字，命令立即执行。
名单上排列的那三十六个名字：杨伯恺、杜可、曹立中、于渊、龙世正、杨辅宸、王干青、彭代悌、姜干良、晏子良、刘仲宣、陈天钰、许寿真、云龙、吴惠安、毛英才、张大成、张维丰、黄子万、余天觉、张垣、王侠夫、缪竞韩、徐茂森、曹鸣飞、田宗美、徐海东、谷时逊、方智炯、高昆山、王伯高、黎一上、严正、刘骏达、王建昌——以及朱君友。
三十六个名字，在那道批示落下的那一刻，全部被钉死在了那张纸上......
命令当夜开始执行。
被关押在玉带桥稽查处的刘仲宣、云龙、彭代悌三人，被优先带走，蒙眼塞嘴绑上汽车，秘密运往外西抚琴台王建墓甬道，当夜就地处决。
三个铺位空了。
消息没有直接传进将军衙门的牢房，但三个人在放风时彻底消失的身影，已经让其他人明白了。
余天觉那几天没有再唱歌。
将军衙门剩余三十三名在押者的统一"执行日"，被定在了12月7日。
距那道批示落下，只剩三天。
这三天里，将军衙门的牢房里，每天放风、每天上下铺对视、每天透过铁栅栏以眼神交流的那些人，全都不知道那张名单的存在，也不知道那个日期已经被确定。
他们只是继续等待，等待那个他们都相信即将到来的解放的消息。
而就在这个时候，另一件正在悄无声息进行的事，已经走到了它最危急的最后关头——一场数周前就已启动的营救行动，能否在12月7日之前完成最后一步，将决定名单上的哪一个名字，有机会在那一夜之后，继续活在这个世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