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像极了1936年？事实恐非如此

“2026年，像极了1936年。”美国桥水基金创始人瑞·达利欧今年2月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刊发的一篇长文，被一些自媒体概括成这样一句话并在互联网上传播开来。 不过，达利欧先生原话并非如此。今年慕尼黑安全会议刚一结束，这位曾精准预测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全球最大对冲基金创始人就有感而发，流露出对“世界秩序已然坍塌”，当今世界正在滑向“规则缺失、强权即公理、大国冲突”的担忧。在那篇文章中，他引用自己著作的部分内容，对比二战爆发前的大概10年，认为当前阶段在诸多方面与彼时一样呈现“失序”状态。达利欧还警告，国际秩序一旦回归“丛林法则”，国家间往往出现五种类型的冲突甚至战争，即经济、科技、资本、地缘政治并最终可能迈向军事冲突。 进入21世纪第三个十年，国际上有关世界向何处去乃至会否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议论明显增多。2022年俄乌冲突，2023年新一轮巴以冲突，2025年以来印巴、泰柬以及巴基斯坦与阿富汗之间的一系列冲突，不断加剧着类似的担忧。美国毫不掩饰对格陵兰岛和巴拿马运河的觊觎，屡次声称要让加拿大变成“美国第51个州”；今年年初以来更是先后对委内瑞拉和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严重破坏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相关影响向着地区乃至全球层面外溢蔓延。近些年来，瑞·达利欧等一些观察人士本来就对国际局势走向相对悲观，新的事态发展显然让他们的担忧更强烈了。 一些“危险共性”再次显露端倪 一百多年前马克·吐温就说过，历史不会简单重复，但经常押着相同的韵脚，或者说展现相似的逻辑。客观而言，当今世界形势发展确实变得愈发严峻。在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秩序动荡加剧的背景下，一些“危险的共性”再次显露端倪。 一是经济危机潜伏。作为二战后国际秩序的主要创建者和主导性大国，美国当前面临通胀压力难解、债务持续攀升等经济难题，按照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的说法，“正面临一场渐进式的经济危机”。3月18日，美国国债总额突破39万亿美元，创下历史纪录。有美媒注意到，这一“里程碑式事件”发生在美以联合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数周之后。短短5个月前，美国国债总额刚刚达到38万亿美元。按照当前增速，美国国债总额突破40万亿美元可谓“指日可待”。这对已经深陷复杂结构性问题的美国经济来说，无疑是一个潜在的危机引爆点。 与之类似的还有日本国债问题。2025年年底，日本国家债务总额突破1342万亿日元，达到GDP的230%，再创历史新高。日本现任首相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总体延续“安倍经济学”的相关举措，其中包括推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导致日本债务规模进一步扩大。当前，美以对伊军事行动的影响持续外溢，国际油价持续飙升不可避免地导致日本国内面临的输入性通胀加剧，并可能引发日元进一步贬值以及偿还债务利息压力加大等连锁反应，这对90%以上原油进口依赖中东地区的日本来说可谓雪上加霜。 二战结束以来，世界经济面临越来越严重的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失衡问题。有统计说，当前全球包括股市和债市在内的虚拟经济规模已达3000多万亿美元，实体经济则在100万亿美元左右，前者是后者30倍之多。本应总体均衡发展的两种经济形态相差如此悬殊，无疑成了一个巨大隐患。在这种背景下，一旦美债、日债或其他风险性因素失控，就有可能刺破全球范围内的虚拟经济泡沫。 二是民粹主义泛起。在经济议程受阻甚至陷入危机的情况下，一些国家内部往往民粹主义思潮泛起，社会层面整体转向保守排外，动辄将本国问题归咎于其他国家。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美国经济复苏进程不畅，民粹主义随即在社会和政治领域抬头，现在更是在“美国优先”原则下外化到外交层面的民族主义和孤立主义。经历“失去的三十年”的日本，也出现了政治和社会层面右倾化的演变态势。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泡沫经济破裂，主要原因是1985年被迫在华盛顿签下“广场协议”，但日本“畏威而不怀德”，不敢迁怒美国，反而是右翼政客不断鼓噪和利用日本社会对于经济被中国超越的焦虑，推动极右政治议程。一度与美日并列“战后世界经济三强”的欧洲，当前虽然仍是传统自由主义占据上风，但近年来右翼尤其是极右翼政治力量崛起势头明显，在一些欧洲国家已经实现执政。换言之，在经济危机这个根源因素已然潜藏的同时，民粹主义也在累积。 三是国际秩序“失序”风险加剧，个别国家试图趁机渔利。如前所述，美国动辄“毁约退群”甚至违背“禁止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等国际法准则，导致国际秩序遭受严重破坏。在此过程中，一些国家或势力试图浑水摸鱼。比如在当前国际局势变乱交织之际，日本右翼势力摆脱“战后体制束缚”、突破国内“和平宪法”、推动国家再军事化动作增多，强军扩武、试探对外用兵和军事干涉等操作引发亚洲国家警惕和反对。 世界层面的经济危机风险上升；在民粹主义催动下，一些国家为了转嫁国内矛盾不惜祸水外引；个别大国罔顾国际法治和规则道义，加剧国际秩序“失序”；另外一些怀有地缘政治野心的国家或势力则试图趁机谋利……这些颇具历史性同时极具危险性的共性如今渐次浮现，也就难怪国际舆论场中有关国际秩序坍塌及其影响的担忧骤然增多了。 现行国际秩序总体稳定有效 虽然存在这些“危险的共性”，1945年以来的国际秩序正在遭受严重破坏，但坚决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仍是当今世界的共识性认知之一。这是因为，二战后建立起来的国际秩序是国际关系史上相对稳定且行之有效的一套秩序，延续和维持了战后80多年来的“长和平”。 究其原因，首先是两次世界大战过于惨烈。虽然统计数字不尽相同，但一战的直接死亡人数大体超过2000万，疾病和饥饿等还导致5000万人间接死亡；二战直接死亡人数更是达到7000万，加上间接死亡，总的致死数高达两亿。正是在深刻反思和吸取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惨痛教训的基础上，世界各国在二战后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为基础，建立起一整套国际规则及其保障机制。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标志着人类在维护世界和平和实现共同发展方面的进步。 其次，作为二战结束之初的两个超级大国和世界主导力量，美苏虽然不同程度表现出霸权主义的一面，但出于各种原因，还是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相互制衡。作为这种相互制衡的结果之一，国际核秩序与全球战略稳定得以建立。“相互确保摧毁”（MAD）以及一系列核军控协议，导致美苏以及后续核大国之间建立相对的“核平衡”状态，主要大国直接发生冲突甚至战争的冲动得到抑制。 再者，现行国际秩序为新兴国家的涌现以及世界多极化发展提供了宝贵空间。1945年二战结束之初，按照联合国创始会员国的标准，世界一共只有51个国家，而且其中多为美欧西方国家。现在，联合国正式会员国已经达到193个，数量达到当时的三四倍。正是在当前这套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下，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实现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基础上逐渐走上现代化道路。时至今日，全球南方国家群体性崛起已经成为世界大变局的鲜明标志，深刻改变着国际政治格局和世界经济版图。 纵观国际关系史，没有哪个国际体系是完美的。战后国际秩序也不完美，但它总体上为战后世界和平与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 中国笃行正道推动合作共赢 面对国际秩序的动荡与变局，中国要保持战略定力，坚定不移办好自己的事，坚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实现经济实力、科技实力以及综合国力稳步跃升。其中也包括加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正所谓能战方能止战，我们始终不渝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永远做世界的和平力量、稳定力量、进步力量。中国军队越强大，制约战争的和平力量就越有力，和平与发展就越有保障。 在国际上，我们要高举道义旗帜，笃行正道而非“霸道”。历史经验反复证明，霸道或能得逞一时，但不可能成功一世；越是固执于维系霸权和霸道，越是可能遭遇严重反噬。在当前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仍执迷于行霸道、护霸权时，中国更要笃行命运与共的大道，在坚决维护自身核心利益的基础上，高举人类命运共同体大旗，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落实和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以及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坚定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与世界各国一道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变革发展。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当今世界局势演变与二战前的十年或有相似，但在根本上存在显而易见的不同。尽管现行国际秩序正在遭受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冲击破坏，但经济全球化在逆风中保持韧性，世界多极化大势不改，维护和改革战后国际秩序成为当今时代的最大国际共识之一。国际形势越是变乱交织，我们越要坚持和维护联合国权威，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持续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