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玻璃妄想症”及其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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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维坦按：

“即便被关在果壳之中，我仍是无限的宇宙之王。”《哈姆雷特》中的这句，道出了一种古怪的自由：从无限放大的角度来看，果壳的确是一个“有界无限”的存在。当然，如果从自由意志的角度来理解，“再封闭的世界也禁锢不了我的思想”也说得通。

和“无限的宇宙之王”类似，“玻璃妄想”也体现了一种用极度脆弱的形式来保护自身的渴求：既然我认定自己是由玻璃构成的，那么，脆弱本身就是那个活生生的自我；又或者，像吞下了玻璃钢琴的亚历山德拉公主，用终其一生的妄想，保全了她某种程度的自由。

问题出在哪里？嗯，你看他浑身上下……都像玻璃做的一样；

椅子会要了他的命，他一碰床就瑟瑟发抖，

生怕一个会把他的臀部压碎，另一个会砸裂他的脑袋……

——康斯坦丁·惠更斯（Constantijn Huygens），《昂贵的蠢行》（Costly Folly），1642

1393年冬，巴黎已寒流数周。塞纳河虽未完全结冰，但水流变得黏滞厚重，夹带着一块块冰，撞击桥墩后又旋转着漂走。在国王的住所圣波尔宫，尽管炉火熊熊，走廊里依然潮湿。在靠近东墙的一间房间里，一位皇家裁缝正在忙碌。

本月，国王命人将铁条缝入他衣服的衬里。这不是盔甲——盔甲有其专属的工匠和制作方法。这些只是普通的衣物。他的外套。他的紧身短上衣。铁条将沿着躯干延伸，支撑衣身，使整件衣服保持挺拔。此时，国王已数周未曾离开过他的寝宫。

15世纪让·弗鲁瓦萨尔（Jean Froissart）的《编年史》（Chroniques）手稿中，卧床不起的查理六世。© wikimedia

查理六世，这位“受爱戴者”，当时年仅24岁。几年来，他成功地管理着父亲留下的遗产：宫廷、各派势力、英格兰人，以及那永无止境的财政问题。然后，他开始相信自己的身体是玻璃做的。这并非一种关于脆弱或统治重负的隐喻。他真的认为自己的身体会破碎，会折射光线。正如教皇庇护二世（Pope Pius II）所记载：“他有时觉得自己是由玻璃制成的，不让任何人触碰自己。他让人在衣服里植入铁条，并以各种方式保护自己，以免摔倒而碎裂。”

烈火舞会，让·弗鲁瓦萨尔《编年史》手稿。© wikimedia

就在裁缝接到这项委托的几周之前，在离他现在工作地点不远的一间房间里，这座建筑曾经发生过火灾。火灾发生在一次冬季化装舞会上：查理与五位贵族装扮成野人，他们的亚麻服装浸满了粘稠的沥青，并缀有亚麻纤维以模仿毛发。不知从何而来的一点火星，引燃了沥青；他们瞬间燃烧起来。四位贵族当场被烧死。

查理之所以幸存，是因为他的姑母贝里公爵夫人，用裙子盖住了他，扑灭了火焰。他站在残破的大厅里，到处弥漫着烧焦头发的气味，他虽毫发无损，但浑身颤抖。那一夜后来被称为“烈火舞会”（Bal des Ardents）。

火灾发生前五个月，查理六世率领一支军队离开了巴黎。他的一位朋友兼顾问遭到了袭击，而行凶者已逃往布列塔尼避难。查理决意复仇。

在一个炎热的八月清晨，当他们穿过森林时，一个赤脚、衣衫褴褛的麻风病人从树林中冲出，抓住了国王的缰绳。“回去吧，”他喊道，“你被出卖了！”当队伍最终走出树林时，已是正午。一个被烈日炙烤得昏昏欲睡的侍卫手中的长矛掉落，击中一顶头盔，发出清脆的响声。查理浑身一颤，拔出宝剑，怒吼道：那些叛徒，那些赤脚麻风病人警告过他的人，似乎就在他眼前。他的骑士们四散奔逃，乱作一团。在其他人把查理从马上拖下来之前，他已经杀死了四人。当他们把他拉下来时，他僵硬地站在那里，双眼圆睁，手中的剑依然紧握。当他们到达勒芒时，他已经瘫软在地。他对这一切都毫无记忆。

暴力，然后是火，最后是玻璃——仿佛身体需要反复排练自身的脆弱，才能最终选定一个隐喻。

接着，这种状况开始在其他人身上出现。

文学史学家吉尔·斯皮克（Gill Speak）写道，这些患者“形形色色”，她1990年的研究至今仍是对所谓“玻璃妄想症”（Glass delusion）最详尽的描述。“病人可能觉得自己是个尿壶、灯盏或其他玻璃容器，或者他自己可能被困在玻璃瓶里。”这些病人来自荷兰、法国和西班牙——他们的事迹在四个世纪的医学文献中均有记载，每个人都带着精准而可怕的自我诊断而来。

《一位玻璃匠》（Un vitrier），约1730年，马丁·恩格尔布雷希特（Martin Engelbrecht）。© wellcome collection

16世纪中叶，荷兰医生莱维努斯·莱姆尼乌斯（Levinus Lemnius）治疗过一位患者，此人外在各方面都十分正常，除了这一点：他坚信自己的臀部是由与窗玻璃相同的材料构成的。

医生安德烈·杜·洛朗（André Du Laurens）和阿方索·庞塞·德·圣克鲁斯（Alfonso Ponce de Santa Cruz）分别记录了一位贵族，他坚信自己的身型就像一个玻璃水罐。他不仅由玻璃构成，而且还被玻璃所禁锢：他睡在稻草堆里，害怕自己会在夜里翻倒，把自己倾泻到地板上。（杜·洛朗还记录过一位病人，他认为自己的脚是玻璃做的，所以拒绝行走。）

《玻璃匠的服饰》（Habit de vitrier），约1680-1700年，尼古拉·德·拉尔梅桑（Nicolas de Larmessin）。© wellcome collection

在《体液之镜》（The Optick Glasse of Humors，1607）一书中，教士托马斯·沃金顿（Thomas Walkington）提到一位来自威尼斯的广场恐惧症患者，他害怕自己“噼啪作响的后臀”会被玻璃匠回收，“用来制作格子窗上的玻璃片”。

而文艺复兴时期的博学者托马索·加尔佐尼（Tommaso Garzoni）则记录了一名男子，他试图把自己投入玻璃匠的熔炉中，期望出来时变成一个细颈玻璃壶（inghistara，一种细长颈、无把手的水罐）。大多数案例是关于“以玻璃之身存活”；而这一例则是关于想要“成为玻璃”。

这些案例在医学文献中不断累积——被一位医生记录，被下一位引用，出现在莱顿到巴黎、阿姆斯特丹到里昂的论著之中。“玻璃人”也吸引了欧洲各地作家的想象力，尤其是一位来自西班牙的小说家，以及一位身在荷兰的哲学家——他们都触及了同一个形象，却在其中发现了不同的意义。

1613年，正值声名鼎盛之际——《堂吉诃德》已出版，续篇也正在创作中——米格尔·德·塞万提斯创作了包含十二篇短篇的小说集。他称之为“训诫小说”：对当时西班牙社会的道德审视，每一篇都探讨了不同的问题。

路易斯·帕雷特·伊·阿尔卡萨尔（Luis Paret y Alcázar）为曼努埃尔·阿尔布埃尔内（Manuel Albuerne）版画所作的准备稿，题材为塞万提斯《玻璃学士》中的人物托马斯·罗达哈，约1790—1795年。© wikimedia

其中第十一篇是《玻璃学士》（El licenciado Vidriera）。它讲述了托马斯·罗达哈（Tomás Rodaja）的故事——一位在萨拉曼卡求学的法学院学生，才华横溢却穷困潦倒，凭借才智和助学金维持学业。一位姑娘爱上了他，而他并未回应她的感情。她将一种爱情魔药偷偷放入一只木梨中，托马斯吃下了它。当他终于从随之而来的高烧中恢复过来时，他坐起身并宣布：他是一个由玻璃构成的人，而非血肉之躯，因为玻璃这种更为精致细腻的物质，使灵魂能够比在那由尘土构成的沉重肉身中更迅捷、更有效地运作。

在塞万提斯的笔下，这种妄想反而成了一种自由。托马斯一心只想保护自己的身体，于是不再拐弯抹角。他的言辞坦率直白，毫无保留。他批评那些染了胡子的男人；他斥责书商漫天要价。有人问他如何才能不再嫉妒别人。“去睡觉吧，”托马斯回答，“当你睡着的时候，你就会和你嫉妒的人一样了。”

塞万提斯写作的时代，西班牙正经历着一个世纪的宗教裁判所统治——在这个社会里，公共行为与私人生活之间的界限并非仅仅是社交礼仪，而是关乎生存的问题。宗教裁判所首先要求人们皈依基督教。随后，他们又进行了长达数代的监视，以确保皈依的真诚。在那个世界里，一个无须隐藏、无须表演、也再无任何可隐瞒之物的人，所处的位置既是最危险的，也是最自由的。

几十年后，勒内·笛卡尔着手推翻他自以为知道的一切。他的计划是：质疑一切可以质疑的事物，直到找到不可质疑之物。但在开始之前，他需要明确一点。他的质疑是哲学性的——经过精心挑选，并以方法论的方式加以运用。

它们并非精神错乱者的质疑。为了区分二者，他引用了医学文献中已有的例子：一个自认为是国王的人，实际上却是个穷人；一个认为自己的头是陶土做的；一个认为自己的身体是玻璃做的。

“我怎么能怀疑我的双手或我的整个身体是我的呢？要怀疑这些，我就等于把自己比作那些脑损伤的疯子，他们坚信自己是国王，实际上却是个穷人；或者说自己穿着紫色的衣服，实际上却一丝不挂；或者说自己是南瓜，或者说自己是玻璃做的。这样的人都是疯子。”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点：他们对完全错误的事情有着绝对的确信。笛卡尔写道，那是疯狂之举——如果他以他们的例子进行推理，也会被认为同样疯狂。

笛卡尔将他的怀疑视为工具：有条不紊、深思熟虑，指向最终的结论。他会怀疑自己的感官、外部世界，甚至怀疑是否存在魔鬼捏造了整个现实——这一切都是为了探寻那些不容置疑的事物。他甚至会怀疑自己是否清醒，因为身处梦境之中，你会感觉梦境与清醒时的生活一样真实。但他不会因此而疯癫。笛卡尔认为，玻璃人无法完成这项工作：他的心智不够坚实，无法区分事实与虚构。

彩色木刻版画，描绘了玻璃工人和他们的熔炉，出自乔治·阿格里科拉（Georg Agricola）的《论金属》（De re metallica）手稿，约1580年。© wikimedia

三个世纪后，米歇尔·福柯认为笛卡尔不仅没有将“玻璃人”排除在他的理性之外，而且还利用了他。“那个想象自己由玻璃构成的人并不疯狂，”福柯写道，“因为任何一个睡着的人都可能在梦中产生这样的形象；但如果他相信自己由玻璃制成，并据此得出结论：自己很脆弱，随时可能破碎，不能触碰任何可能过于坚硬的物体，必须保持静止不动等等，那么他就是疯子。”将“玻璃人”的思维判为无效，恰恰是首次确立了什么才是有效的思维：“疯狂从思想本身的内部被驱逐、被排斥、并以其不可能性被谴责。”而雅克·德里达则反驳说，笛卡尔实际上做了相反的事情——通过承认做梦者与疯子不可区分，笛卡尔把疯子的处境变成了理性生活的条件：“理性比疯狂更疯狂。”

福柯和笛卡尔都心照不宣地认同，笛卡尔试图贬低和驳斥的“玻璃人”反而成了他们辩论的转折点。但无论是塞万提斯、笛卡尔（以及福柯和德里达），都没有详细论述这种妄想本身的历史背景。为什么是玻璃？为什么是这种材质、这个世纪、这些患者？

学者们提出了两种解释。

第一种是物质层面的。16世纪，人类的视觉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透镜使年迈的学者们重见光明。望远镜使木星的卫星清晰可见。显微镜揭示了肉眼无法看到的宇宙。这些不仅仅是新的仪器，它们正在颠覆人们曾经确信无疑的东西——关于天空、身体、认知边界的一切。而支撑这一切的，是同一种材料：玻璃，更确切地说，是一种在威尼斯穆拉诺岛上研制出的新型玻璃，它清澈透明，肉眼几乎不可见。

乔治·巴蒂什（Georg Bartisch）的《眼科疾病》(Ophthalmodouleia，1583年）中的彩色木刻，描绘了一位戴眼镜的男子，这是文艺复兴时期第一部关于眼科疾病和眼科手术的手稿。© wikimedia

第二种解释则是社会性的：通过社会传播而扩散的“模仿性妄想”。这些病例集中在有文化的人群中——学者、贵族、医生——这些人正是阅读医学病例文献、接触塞万提斯、了解法国国王遭遇的人。

吉尔·斯皮克将这两种解释视为彼此独立的理论。但它们或许是对同一事物的两种不同描述。物质层面的解释揭示了妄想发生的根源——玻璃无处不在，既陌生又可作为精神压力的隐喻。社会性的解释则说明了它如何传播——通过同一批有文化的人，他们阅读病例记录、使用透镜，并且已经拥有表达这种痛苦的语汇。如果只取其中一种解释，就会遗漏关键部分。

德尼·狄德罗（Denis Diderot）和让·勒朗·达朗贝尔（Jean Le Rond d’Alembert）的《百科全书》（Encyclopédie）中的玻璃制造商彩色版画，约18世纪后期。© wikimedia

这种妄想还产生了一个引人注目的案例。在现存的文献中，这是第一个女性患者。巴伐利亚的亚历山德拉·阿玛莉公主（Princess Alexandra Amalie of Bavaria）于1826年出生于阿沙芬堡的约翰尼斯堡宫，但她成年后一直居住在慕尼黑郊外的宁芬堡宫，直至去世。她的父亲委托人为她绘制肖像，以充实他的“美人画廊”：该画廊收藏了慕尼黑最美丽的女性。她长大后成为一位严肃认真的人：诗人、翻译家、散文家，其出版作品涵盖了从罗马古代到墨洛温王朝的广泛领域。

大约在她23岁那年——就在她的父亲路德维希一世因与情妇洛拉·蒙特斯的丑闻被迫退位不久之后——巴伐利亚的亚历山德拉·阿玛莉公主坚信自己吞下了一架完全由玻璃制成的三角钢琴。并不是她的身体是玻璃，而是她的体内包含着它：那架钢琴完好无损，它的琴弦、琴槌和框架，都被完整地保存在她的躯干某处。在19世纪的巴伐利亚宫廷文化中，三角钢琴是衡量女性价值的核心物件：她的才华、婚姻前景、社会地位都围绕着它展开。每个出身与她相当的年轻女子都被期望会弹钢琴。

约瑟夫·卡尔·施蒂勒为宁芬堡宫“美人画廊”所绘《巴伐利亚的亚历山德拉·阿玛莉公主像》复制品，1845年（据1838年原作）。© wikimedia

亚历山德拉此后在宁芬堡宫度过了余生——而宫殿那扇镀金的双开门，宽到可以让两个人同时通过而无需彼此让路，却成了她日常生活中最具决定性的障碍。她每次走到门前，都会停下，侧过身子，通过门口，并反复确认自己那“装着钢琴”的躯干不会碰到门框。然后，她会继续走在大理石地面上，以一种缓慢而谨慎的步伐前行，生怕被别人碰到。

这一变化并未像之前的病例那样记录在医生的病历簿中，而是被记载在维特尔斯巴赫宫廷的回忆录和编年史里。宫廷没有召来精神科医生。她是一位公主，她的病情在宫廷内部得到妥善处理。宫廷只是静静地观察着她的一举一动。亚历山德拉继续写作。这位连穿过门都要侧身才能通过的女人，竟然写下了关于吉萨金字塔和法国古代居民的文章。

巴伐利亚公主亚历山德拉·阿玛莉的肖像，1872年。© wikimedia

在探寻症状背后的机制时，我们或许会发现自己最终还是回到了钢琴。亚历山德拉并没有妄想自己是玻璃，而是妄想自己体内装着一架玻璃钢琴——她所处的文化将她的大部分价值都围绕着这架钢琴构建起来，而这架钢琴就位于该文化期望她孕育孩子的地方附近。这种妄想使她免于所有女性的束缚：她终身未嫁，从未弹奏过钢琴，也从未成为她父亲那座“美人画廊”早已将她塑造成的装饰品。她于1875年在宁芬堡去世。25年来，她一直以侧身的姿态穿过那扇门。

到19世纪中叶，“玻璃妄想症”基本从医学文献中销声匿迹。它从来都不是一种常见的痛苦形式——但在历史上的某个时期，玻璃却承载了足够的文化内涵，足以承载那些无法用言语表达的痛苦。医学人类学家马克·尼克特（Mark Nichter）在亚瑟·克莱曼（Arthur Kleinman）的研究基础上提出，痛苦会找到文化上易于理解的表达方式：一种用周围世界能够识别的语言来表达痛苦的方法。

“玻璃妄想症”就是这样一种表达方式——而且是一种特别有用的表达方式。一个由玻璃制成的身体无法被送上战场，无法被安排结婚，也无法承受宫廷生活的种种要求。这种妄想症确实发挥了作用。

当玻璃不再足够奇特，不再承载如此沉重的意义时，这种表达方式也失去了效力——不是一下子消失，而是逐渐消退。最后的病例在20世纪30年代的莱顿（Leiden）一家精神病院中零星出现，患者们仍然害怕自己会碎裂，而世界其他人早已不再把玻璃视为新奇之物。

但那种恐惧并没有消失，它只是找到了新的媒介。

明信片展示了沙勒罗瓦（Charleroi）的比利时玻璃工人在运输玻璃圆筒，约1910年。© wikimedia

在工业时代，神经被重新想象为铜线，身体被视为一台电流耗尽的机器。随后出现了“看不见的射线”。19世纪90年代，物理学家发现电磁波可以穿透固体物质——X射线可以在不接触的情况下拍摄活体内部，古列尔莫·马可尼（Guglielmo Marconi）则将无形信号穿越开阔海面传播数英里。人体突然变得可以被看不见、也无法阻挡的力量所穿透。而后，这一代人走上战场，在另一种层面上学到了同样的教训：炮弹在声音到来之前就已落下；毒气无色无味地向你飘来，直到你的肺开始溶解。

第一次世界大战老兵表现出与“炮弹休克”相关的症状。© wikimedia

到1919年，这些曾经只是科学奇观的无形力量，已成为一种集体创伤的语言。在战后，当饱受苦难的心灵需要一种语言来描述身体自主权的丧失和侵犯时，它便转向了那个时代所能想象的事物。精神分析学家维克托·陶斯克（Viktor Tausk）记录了一些病人，他们相信有看不见的机器在向他们的头骨发送信号，读取他们的私人想法，并从远处控制他们的行动。这种妄想，用那个时代的术语来说，就是“炮弹休克”（Shell shock）。

1393年冬，裁缝完成了他的工作，针线穿过厚重的织物，金属支架在他手中坚实无比。缝线牢固。不久之后，国王将穿上它——他将在这具并非玻璃般的躯体中再活一天，由铁来保护一种只存在于他自己心中的脆弱。

他杀过一些人，却不记得自己杀过他们。他曾目睹四位宫廷贵族在一场由他组织的宴会上被活活烧死。他从11岁起就是法国国王。

如果这些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我想，我也会相信自己是由玻璃做成的。

文/Tamara Sanderson

译/树上的男爵

校对/tamiya2

原文/publicdomainreview.org/essay/fear-and-fragility-the-glass-delusion-and-its-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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