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伟俦忆塔山阻击战：为何侯镜如始终不同意绕过塔山？

1948年10月中旬的一个深夜，葫芦岛外海风急浪高，停在军港里的几艘军舰灯火昏黄。甲板上，一个军官压低声音嘀咕：“要不，咱们绕过去？非得跟塔山死磕？”身旁的人摇摇头：“上面已经定了，沿公路、铁路硬打。”这句“上面已经定了”，后来在不少人的记忆中留下了极深的印记。

那场围绕塔山的一战，决定了锦州的命运，也牵扯出一个颇为微妙的人物关系——十七兵团司令官侯镜如、副司令林伟俦，以及那份被搁置的“绕过塔山”方案。

多年以后，曾在塔山前线拼杀、又在天津战役中被解放军俘虏的林伟俦，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里慢慢回想当年的种种，提到塔山时，话里既有不甘，也有一丝看透后的冷静。

一九四九年一月，他在天津战役中被俘，后来在功德林改造，直到一九六一年获得特赦。转折更晚一步，一九八六年九月十三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八六）刑再字第七十二号令，正式宣布不再以战犯对待林伟俦，并撤销一九六一年那份“战犯特赦”的通知。这一前一后，跨度近四十年，人的命运被一纸纸命令改写，而命运的源头，却要追溯到辽沈战役里的塔山阻击战。

有意思的是，林伟俦获释后曾申诉，说自己在天津防守时，已按傅作义一月十四日下午的指示转达了“停止抵抗”的命令，不该被算作战犯。这种细节争议，说明他对“如何被记载在历史里”极为在意。而在塔山问题上，他也坚持自己当年的判断没错：该绕、不该硬打。

理解这场争论，得从一九四八年秋天开始说起。

一、兵团仓促成军，东进任务压在头上

一九四八年八月，南京。蒋介石在这里召开全国军事检讨会议，在已经显出败势的大局中，试图通过“兵团制”重整指挥系统。会后不久，辽沈战役迅速升温，东北战局吃紧，原先分散的部队被匆忙拼成“兵团”，推上前线。

十七兵团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成形的。蒋介石从华北抽调第六十二军、九十二军一个师、独立第九十五师，又加上山东来的第三十九军两个师，同锦西、葫芦岛原有的第五十四军四个师，一共拼出十一个师，组成“东进兵团”，交由侯镜如统一指挥，任务只有一个：增援锦州。

那时的侯镜如，名义上是十七兵团司令官、东进兵团司令，副司令有两位，一个是刘春岭，一个就是林伟俦。可这套架子摆起来，离真正能打仗，还差得远。部队彼此陌生，联合行动经验几乎为零，连不少军官都是在机场、码头上才第一次见面。

侯镜如本人上任也非常仓促。据当时回忆，他本来在北平，被突然叫到机场，随蒋介石飞往葫芦岛。第五十四军的官兵此前根本没见过这位“新司令”，只知道一件事：蒋介石要他们先归第五十四军军长阙汉骞指挥，向塔山、锦州方向攻击，等侯镜如“回去带部队来”之后，再统一归他指挥。

这句话透出一个现实：兵团是仓促拼出的，各路部队的实际指挥权，在一段时间内还是掌握在原军长、师长手里。塔山阻击战一开始，前线的实际指挥，确实仍落在阙汉骞等人手中。

林伟俦此时率第六十二军从秦皇岛开赴葫芦岛，承担东线一部分攻击任务。司令、部队、任务，全都在短时间内重新组合，某种程度上，谁也没搞清楚自己到底能干成什么，只知道一个方向——往锦州打。

值得一提的是，大局上还有更复杂的一层。彼时东北“剿总”副司令杜聿明回忆，蒋介石从葫芦岛回到北平后，很快又转往上海处理“后院起火”——蒋经国在上海“打老虎”，打到了孔令侃头上，引起宋美龄不满，蒋介石亲自南下“救场”。这在傅作义那里激起强烈反感，他后来对杜聿明说过一句颇有火气的话：“蒋介石要美人不要江山，我们还给他干什么！”这句话也侧面说明，当时华北“剿总”对配合东北战场，并无太大热情。

这种氛围之下，东进兵团的处境就显得更加尴尬：上面命令是死的，下面士气是飘的，兵团司令侯镜如本人，其实也有自己的盘算。

二、塔山、白台山同时受挫，绕行方案浮出水面

一九四八年十月十日，塔山阻击战正式打响。名义上，塔山是一块小小的“堡”，地势并不高，乍看没什么惊心动魄之处。阙汉骞当时就判断，塔山“无险可守”，打下来应该不难。

国民党军在塔山一线的部署大致是这样：第五十四军第八师主攻塔山堡，沿锦葫公路和铁路推进，目标是打到锦州南面，与城内守军接应；第六十二军一五一师负责攻击白台山，夺取后沿铁路、公路左侧推进，插到锦州城西和飞机场附近，保证空运补给；暂编第六十二师则要攻占铁路桥头至打鱼山一带，成功后随第八师跟进，作为总预备队。

表面上看，这个部署算是“规整”的：左路白台山，中路塔山，右侧桥头、打鱼山，稳步推进，形成扇面。问题是，对手并不是一触即溃的“土八路”，而是已经打了多年正规战的东北野战军。

第六十二军在白台山的进攻，一开局就吃了硬亏。由于轻视敌情，部队上去就冲，结果被打得“头破血流”。白台山阵地从一开始就陷入胶着，双方反复争夺。防守方的第三十六团某连某排全排牺牲，阵地一度失守，随即又被增援部队夺回。阵地前沿，常常是手榴弹拉响、人影一片，伤亡极重。

塔山方向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第五十四军第八师在塔山一线，多次冲击都没能打开缺口。塔山虽然“不高”，但解放军预先修筑的火力网加上密集的障碍工事，把这块不显眼的高地，变成了一堵真正意义上的“墙”。

到了十月十二日，也就是阻击战的第三天，前线忽然安静下来。开火的声浪暂时停住，并不是因为战斗结束，而是因为指挥权发生了变化——侯镜如从后方赶到了葫芦岛，正式接手东进兵团的前线指挥。

这时候，各路部队损失已经不轻，士气也经受了不小的打击。侯镜如一到，就召集军、师长紧急开会，讨论接下来的打法。会上，作为十七兵团参谋长兼东进兵团参谋长的张伯权提出了两个方案，让大家讨论。

第一个方案，来自第五十四军参谋长杨中潘。他的意见，概括起来就是四个字：绕过塔山。他建议集中兵力，打白台山与塔山之间的间隙，从侧翼穿插，避开塔山正面硬仗，直接向锦州方向插过去。如果能成功，塔山守军就会立刻陷入两面受敌的境地。

第二个方案，是张伯权提出、实际上代表侯镜如意见的：仍沿锦葫公路、铁路正面攻击塔山。理由听上去也不无道理：大兵团沿公路、铁路展开，行动方便；塔山地势低，而攻击方所在高地相对较高，便于构筑瞰制火力掩护前进。同时，这样做可以避免大幅度重新部署，节约时间，尽快发动下一轮进攻。

就从纸面上看，两套方案都算有一定逻辑。绕行方案更具机动性，但风险在于一旦深入过深，补给、侧翼防护都会出问题；正面突击方案看似“稳重”，却意味着继续在塔山这个“死结”上耗费兵力。

三、绕过塔山的争论与侯镜如的“埋伏”

在这场会上，林伟俦是赞同“绕过塔山”的一方。他认为塔山既然久攻不克，不如利用白台山与塔山之间的间隙实施穿插，以机动换空间，为锦州解围创造机会。从当时战场态势看，这个设想并非全无可能。

事实上，直到今天，不少研究辽沈战役的人，还会提起这个问题：既然塔山打得这么艰难，国民党军是否有机会绕过去？史料表明，绕过塔山的方案确实被摆上过桌面，不是事后想象出来的。只不过，当时并未被采纳，会议最后，多数师以上军官接受了侯镜如主张的“沿公路、铁路正面攻击”方案。

多年以后，在功德林谈起这段往事时，林伟俦带着点苦涩，说侯镜如“打了埋伏”。他认为侯镜如心里另有盘算，不是真的想破塔山，而是在刻意控制战局，不愿意把兵团主力押上去冒险。他的这一判断，后来被不少史料佐证——侯镜如一九二五年曾加入中国共产党，因顾顺章叛变而脱党，解放战争后期，对其策反工作已经悄然展开。到辽沈战役阶段，他本人确实有“保存实力”“另做打算”的心理。

如果从这个角度看，他反对绕过塔山，有两层考虑。一是公开的：绕行意味着部队深入敌后，补给线拉长，被切断的风险很大，一旦损失惨重，既难向上级交代，也难稳定军心。二是隐秘的：如果真打穿塔山、直达锦州附近，部队势必要承受更大伤亡，而他本人是有“留力”的想法的，更愿意保持现状，在表面上完成“用命攻打”的姿态，同时避免兵团被打残，给自己未来留下余地。

在场的许多国民党军高级将领，其实都能体会到其中的微妙。绕过塔山听着挺“机动”，但万一打深了，伤亡太大，局势又不见得能扭转，他们谁也没有信心保证蒋介石会“体谅用命之苦”。与其这样，不如“稳扎稳打”，沿既定线路推进，打不进去也有理由：对方固守有备，非战之罪。

在众多军、师长中，态度最积极的是独立第九十五师师长罗奇。他对塔山一战投入极深，后来从十月十三日以后，塔山前线的主要攻击，基本都由独九十五师承担。进攻压力被集中到他这一个师身上，塔山防线的压力随之成倍增加，但从辽沈战役的整体盘面来看，只要东进兵团始终没能越过塔山，东北野战军就占据战略主动。

也正因为如此，东野没有把总预备队第一纵队直接投入塔山，而是保持战略灵活。塔山一线由四纵等部队死守，顶住就行，不必将全部机动部队耗在一个点上。

林伟俦回忆，战斗进行到十月十五日凌晨，东进兵团对塔山的攻势基本上只剩零星进攻。他们从锦州方向逃回来的残部带来消息：解放军已攻入锦州城内，双方正在巷战。这个时候，即使塔山被攻破，东进兵团赶到锦州城下，也不过是看着一座已被拿下的废墟，意义大大缩水。

他随即把这一情况报告给侯镜如和罗奇，很快得到回应：各部队就地加强工事，严密警戒，防备解放军从塔山方向反击葫芦岛。

这一调整，标志着东进兵团从“攻击塔山、解锦州之围”的角色，转为“守住葫芦岛、锦西，保住退路”的防御姿态。蒋介石后来下令，要求东进、西进两路“并进”，意图再夺锦州。但杜聿明到葫芦岛勘察后，只能选择对塔山采取守势，在锦西一带做扫荡行动，而此时解放军已主动撤出塔山一线，战场焦点向更大范围扩散。

值得玩味的是，塔山这场死战，从表面看，是东北野战军挡住了国民党军的援军，实质上还折射出国民党高层内部意志的摇摆和军心的离散。有人真想拼命，有人只是做出“拼命”的样子，有人干脆心在别处。

就在这种复杂心态之下，那个曾被提出、看上去颇有“机动精神”的“绕过塔山”方案，静静躺在会议记录里，再也没有机会被付诸实践。

四、战后回望：塔山阵地与一场“迟来的佩服”

锦州失守以后，塔山战线上的硝烟渐渐散去，前线变成一片焦土。解放军在完成战略目标后，主动从塔山、大台山一线撤出，转入下一阶段战斗。对东进兵团来说，塔山战事像一把刀，重重砍在原本就不牢固的士气上。

林伟俦后来回忆，发现解放军撤出塔山后，他曾命人前往实地察看，随后又亲自带一个搜索班上塔山、大台山，详细查看解放军留下的工事。他那段描述，带着军人的眼光，也带着一点不得不承认的敬意。

沿途堡垒星罗棋布，障碍物纵深布置，交通壕互相连通，构成一整片严密的防御体系。许多堡垒内还有标语：“沉着瞄准杀敌”“与阵地共存亡”“为人民立大功”等等，简单直白，却能看出守军的决心。更让他惊讶的，是工事的完备程度——塔山周围几十里几乎没有大规模树林，可在短短十多天内，解放军竟能搜集到大量木材、器材，构筑出如此坚固的阵地，这在他看来简直就是“不可想象”。

有意思的是，他并没有用华丽辞藻去夸张，而是一个细节一个细节往外拎：堡垒密度、交通壕连通、障碍物设置、标语内容。对一位长期受过正规军事教育的军官来说，这些都是专业意义上的“过硬”。他在战后承认：“铜墙铁壁”这四个字，用在塔山阵地上，并不为过。

从这一点往回看，再想那次会议上的争论，问题也变得更清晰了一些。“绕过塔山”，在纸面上有机会，但真正站在那个时代的国民党军指挥员立场看，要做出这种决定，并不轻松。需要极高的指挥自信，需要敢于承担巨大风险，更需要一支在政治上、军事上都还相信“硬拼能翻盘”的军队。

而当时的现实，是上有摇摆，下有疑虑，中间的指挥链条也并不纯粹。侯镜如一方面挂着“东进兵团司令”的名号，一方面心底已在为未来留出退路；许多军、师长对中央的信任已经大打折扣，更多考虑是如何“既不太出头，又不要立刻崩盘”。在这种心理结构之下，把危险的绕行方案压下去，把看似“稳当”的正面攻击方案推出来，是再自然不过的选择。

从结果看，塔山阻击战的胜负早已写在辽沈战役的整体进程里。解放军以牺牲换取时间，以时间锁死通往锦州的陆上通道。国民党军东进、西进两路，始终没能形成夹击之势，锦州一失，东北全局便难以挽回。塔山之战的每一发炮弹、每一条交通壕，实际上都在为后续的战局积累不可逆的优势。

至于那句在夜风里低声说出的“要不，绕过去”，在随后的战场喧嚣中被迅速淹没。多年后，只能从林伟俦的回忆、从几份会议记录里，隐约看到当时短暂出现过的另一种可能。

不过，这种“可能”，注定停留在纸面与口头。塔山的正面火力、锦州的顷刻崩溃、兵团内部的多重心思，共同把战局推向了历史已经看到的方向。至于谁对谁错，谁勇谁怯，谁算得上“远见”，谁只能归于“误判”，倒也不必强行下结论。对那一代人来说，选择已经做出，后果已经承担，塔山、白台山、锦州，这串地名连在一起，就构成了他们再也绕不过去的一段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