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晚年患癌症去世，毛主席亲自参加葬礼，周恩来念悼词几次哽咽

1972年1月10日这一天，北京西郊的天空阴沉得很低。八宝山革命公墓门前，车辆一辆接一辆停下，黑色的挽幛在寒风里微微晃动。人们很快意识到，这不是一次普通的追悼仪式——毛泽东要亲自前来，周恩来也要在灵前致悼词，送别的，是一位在战场与谈判桌上都叱咤风云的大将：陈毅。

人群里有老红军，也有新中国成立后的干部，还有当年一起在炮火中闯出来的老战友。有人低声叹道：“他从井冈山走来，又从上海谈判桌上走下来，到头来还是没熬过病魔。”这句略显粗粝的话，倒把很多人的心思说了出来。

有意思的是，追悼会看上去只是一个仪式，背后却牵连出半个多世纪的风云往事。从塞纳河畔到南昌城头，从赣南山间到淮海战场，再到新中国的外交舞台，陈毅经历的每一段，都和毛泽东、周恩来紧紧连在一起。因此，理解他生命最后两年的抗争，也就不得不回头看一眼他此前走过的那些道路。

一、从工厂的腹痛，到病床上的“意外发现”

1970年盛夏，天气闷热。结束外交部工作的陈毅，被安排到石家庄一家铁路工厂参加劳动。对已经年过花甲的他来说，这种劳动并不轻松，但他习惯了在艰苦环境中生活，也就不太当回事。

一天上班时，他突然觉得肚子有点隐隐作痛。起初以为是消化不好，没太在意。谁知到了下午，疼痛不仅没有缓解，反而像拧紧的螺丝一样一圈圈加重。他只好放下手头活，快步走到工厂的医务室。

值班医生一看他满头大汗、脸色发白，赶忙给他开了止痛药，还叮嘱他注意休息。止痛药下肚，疼痛稍微减轻了一阵，但过不了多久就卷土重来。几天之后，痛感一阵比一阵厉害，夜里更是难以入睡，只能在床上反复翻身。

这时，按理说他完全可以停下所有工作，专心检查治疗。偏偏就在这种时候，新的任务来了。1970年8月，陈毅接到通知，要去庐山参加中共中央九届二中全会。他没有多说什么，只是简单收拾了一下行李，硬是捂着腹部的疼痛上了山。

会开完，他又按原计划回到石家庄。到了夜里，腹痛变成了持续折磨，止痛药越吃越不顶事。有时疼得难以忍受，他就索性坐起来在屋里慢慢走动，再累了勉强躺一会儿。床边的妻子张茜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几次劝他赶紧到大医院做细致检查。

在家人的一再催促下，陈毅终于去了医院。医生并没有马上找出腹痛的直接原因，却发现他同时患有高血压、白内障等多种慢性病。按照一般人的状况，这些病单拎出来一个就够折腾，可他过去长期奔波，对身体的损耗已经习以为常，并没有表现出太多惊慌。

当晚，张茜在昏黄灯光下连夜写了一封信，向周恩来说明情况，希望能把陈毅接回北京系统治疗。周恩来收到信后，没有犹豫，立刻同意安排。1970年10月21日，陈毅和张茜回到北京。

没过几天，10月26日，陈毅住进了解放军总医院（301医院）。这次住院并没有带来立竿见影的效果，症状时轻时重，过了不久他又出院休养。谁也没想到，真正的转折点，很快就要到来。

1971年1月16日一早，陈毅的症状突然加重。头晕、牙痛、腹痛、腹泻，几乎同时缠上了他。张茜看着他的脸色，心里一沉，随即决定必须立即送他去301医院住院观察。到医院后，外科主任在仔细检查中发现，他右下腹能摸到一个明显的硬块，按压时疼得十分厉害。

结合症状，医生初步判断为“亚急性阑尾炎”，需要快速开刀。经过请示，1月17日下午5点，周恩来批准为陈毅做阑尾切除手术，并特意派自己的保健医生卞志强赶到医院，全程关注。

傍晚六点多，陈毅被推入手术室。起初，手术按标准流程进行。可没多久，手术室门口就开始变得紧张起来：医务人员频繁出入，血浆、器械一个接一个往里送，在外等候的人看着这种阵势，心里都隐隐有些不安。

原来，医生打开腹腔后发现，陈毅的阑尾竟然是好的，没有炎症。真正的问题，出在阑尾上方靠近肝脏的位置——那里长着一个突出的硬块，已经挤占了结肠原本应该占据的空间。经验丰富的医生很快意识到，这不是一般的肿块，而是结肠癌的肿瘤，并且癌细胞已经有局部淋巴转移的迹象。

原计划中的阑尾手术，在这一刻被彻底打乱。手术方案要重新制定，切口方式要调整，血浆要加倍准备，器械和药品也都要临时增补。更要命的是，患者的腹腔已经打开，所有决策都必须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做出，留给团队思考的空间被压缩到极限。

经过短暂而紧张的准备，医生们决定立即改为结肠癌切除手术。因为肿瘤靠近肝脏，最初的切口不够暴露病灶，只能再横切一刀，形成“丁字形”的切口，把病变部位完全显露出来。整台手术持续到深夜，所幸最后顺利完成。

卞志强把手术中发现的情况，第一时间向周恩来做了详细汇报。周恩来听完，没有多余的话，只下了一个明确的指示：301医院必须集中力量全力抢救，如需其他医院专家，立即邀请，“就说是我的意见”。

不难看出，在这件事上，周恩来把陈毅的病情当成了极其重要的事情来对待。这不仅是出于组织上的责任，也是个人情谊的自然流露。

二、与病魔相持两年：药物、放射与意志力

确诊为结肠癌之后，陈毅的治疗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那个年代，国内肿瘤治疗手段有限，医生们只好把手术、放射等方式结合起来，尽力延长他的生命，提高生活质量。

周恩来想到的，是请更专业的肿瘤专家来参与治疗。当时，在北京日坛附近，有一家肿瘤医院，负责人是吴恒兴。这个名字在医学界有一定分量：他早年在英国从事医学工作，抗战胜利后回国，放弃了相当优厚的待遇，担任国内放射治疗机构的负责人，可以说是这一领域的权威人物之一。

周恩来向他介绍了陈毅的病情，并问：“能不能在你那里治疗？”吴恒兴听完，毫不犹豫表示：“可以。我们医院住院条件一般，但治疗条件不错，可以采用门诊方式，我亲自给陈老总做。”这种态度，既有医生的责任感，也有对这位老将军的敬意。

于是，陈毅一边在301医院接受系统治疗，一边定期到日坛肿瘤医院做放射治疗。按照计划，每周要做六次放射，每一次都要精确控制时间和剂量。吴恒兴自己坐镇，亲自操作和盯控。这种频率，对一般患者来说就已经非常辛苦，对一个年近七十、刚做过大手术的老人而言，更是难上加难。

值得一提的是，吴恒兴曾在欧洲工作多年，精通法语和英语，而陈毅年轻时也曾在法国勤工俭学。医生和病人有时会用法语交流几句，这在当时的病房里颇为少见，也让紧张的治疗多了一丝别样的气氛。

放射治疗对身体的损耗极大，反应期常伴随乏力、恶心甚至疼痛。但在治疗过程中，陈毅几乎从不在别人面前喊疼。只要医生说需要配合，他便点头照办。有时脸色苍白，身上冒汗，他也只是轻轻皱下眉，等那一阵疼过去。

连续治疗一段时间后，肿瘤的局部进展被暂时遏制，症状有所缓解。医生们虽然清楚，这样的控制并不能从根本上扭转病程，却至少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对陈毅来说，这段时间里，他仍在关注国家局势，仍在关心老部队的情况，心思并没有完全落在自身病情上。

时间很快走到1971年秋。10月24日上午，人民大会堂安排了一场老同志座谈会。陈毅早早让工作人员准备好车辆，执意要去。有成员看他明显消瘦，劝道：“陈老总，这段时间化疗反应太大，要不歇一歇？”他只是摆摆手，说了句“还行”，就把话题岔开。

会议开始后，他照例作了发言。说到关键处，他还不自觉地提高了声调。就在这时，他突然感到鼻腔一阵灼热，一股咸涩的液体往外涌。旁边的人还没反应过来，就看到他鼻子里流出一串鲜血，脸色迅速变得更加苍白。

会议不得不中断，现场立即进行简单处理，随即将他紧急送往医院。这一次，他再也没有离开病床。后续检查显示，他的全身状况已经明显恶化，进食愈发困难，体重迅速下降。周恩来经过权衡，决定把他转到北京日坛医院接受更集中的治疗。

1971年12月3日，医生为他实施了胃肠短路吻合手术。这台手术的目的，并不是根治肿瘤，而是为了缓解因肠道梗阻等引起的不适，让他还能正常进食。手术过程相对顺利，术后不久，他感觉上腹部的胀满和剧烈不适减轻了不少。

吴恒兴心里却非常清楚：癌细胞已经在体内广泛转移，手术只能缓解症状，无法扭转大势。对医生而言，接下来能做的，就是尽量减轻他在最后阶段承受的痛苦。

手术后几天，陈毅终于可以尝试进食。某天清晨，天色刚亮，他忽然对旁边守护的女儿珊珊说：“想吃点面条。”对一个许久吃不下东西的重病老人而言，这个要求让人看到一丝希望。

珊珊刚从困倦中醒来，听到这话，赶紧应了一声：“您等着，我马上端来！”不一会儿，她端来一碗清淡的面条，小心翼翼地一根根往父亲嘴里送。陈毅咀嚼、吞咽都费劲，但还是吃下了好几根，脸上露出许久不见的笑意。

当天医生查房时，他主动开口：“今天是12月26日，毛主席的生日，早上吃了面条。争取到年底下床走一走。”这一句看似轻松的话，让在场的人都不由得心里一震。病房里没有挂日历，也没人专门提醒，他却一直在心里默默记着这个日子，只是因为太长时间卧床，记忆有些偏差，那天实际上是12月24日。

随着病情进展，哪怕能下咽一点食物，也不足以维持体力。体内的癌细胞一路蔓延，皮下和腹部陆续鼓起一个又一个硬结。疼痛一阵紧似一阵，常常让他额头冷汗涔涔，却仍习惯性咬紧牙关。有时候吴恒兴看着实在心疼，就对他说：“疼的时候可以哼出来，别硬撑着。”他只是摇摇头，还勉强笑一下，示意大家不要太担心。

在这种艰难境况中，音乐意外地成了一个小小的慰藉。一次查房时，吴恒兴看到他枕边放着一台小收音机，随口问道：“躺着闷不闷？要不要听点音乐？我家还有电唱机和唱片。”陈毅听到“音乐”二字，立刻来了精神，说：“不知道有没有贝多芬的？很想再听听《命运交响曲》。”

他提起往事：年轻时在法国勤工俭学时，手里没几个钱，但只要有机会听贝多芬，就情愿少吃一顿饭，省下的钱买一张巴黎大剧院的票，音乐响起，许多烦恼就暂时消失了。这样的细节，很能说明他性格中那一部分浪漫的一面。

吴恒兴听后，暗自下决心一定要帮他实现这个小小心愿。回家后翻箱倒柜，才发现家里的贝多芬唱片早已不在。情急之下，他只好托朋友帮忙，四处寻找。好在朋友很给力，把手上的贝多芬唱片统统借给他。

当他小心翼翼抱着唱片回到医院时，却见病房里一片紧张，医生正在抢救。陈毅脸色发青，处于昏迷状态。经过一番紧急处理，他总算慢慢睁开眼睛，恢复了意识。他开口说的第一句话，倒让在场的人都有些愣神：“刚才好像听到了贝多芬的乐曲，旋律很美，很有力量，像是在鼓励人。”

吴恒兴听出他语气中的那一丝欣慰，顺势用比较轻松的口吻问：“要不要再放上一两段？”陈毅点头表示同意。于是，病房里响起了贝多芬的乐章，他躺在床上，轻轻在床沿上打着节拍。那一刻，病痛仿佛退后了一些，取而代之的，是音乐带来的短暂宁静。

时间接近1972年1月。临终前几天，陈毅时而清醒，时而昏迷。有一次，他从昏迷中转醒，嘴里似乎在喃喃自语。张茜凑到他嘴边，隐约听到“红军……毛主席……路线斗争，坚持原则……”几个断续的词。1月4日，他再次从深度昏迷中短暂清醒，女儿珊珊赶紧俯身侧耳，这次听得更清楚：“……一直向前，战胜敌人……”

这句话，成了他留在世上的最后一句话。23时55分，1972年1月6日，这位年近七十的老将军在北京安静离世。对于旁人来说，这意味着一个生命的终结；但从他自身的人生轨迹来看，无论战场还是病床，他始终保持着一种向前看的姿态，这一点在最后时刻依然没有改变。

三、八宝山里的“破例”：毛泽东、周恩来与这场告别

陈毅去世后，中央决定为他举行隆重的追悼会。地点选在八宝山革命公墓，时间定在1972年1月10日下午三点。在当时的政治环境和领导人身体状况之下，能否由毛泽东亲自出席，并不在所有人预料之中。

那天中午，本来是毛泽东午休的时间，他却辗转难眠。过了一会儿，他对身边工作人员张玉凤说：“调车，我要去参加陈毅同志的追悼会。”时间大约是下午一点半左右。张玉凤听后立刻通知调车组，安排车辆和警卫。毛泽东当时上身穿着睡袍，下身只穿着薄毛裤，工作人员赶忙拿来他外出时常穿的灰色“毛式”服装，准备让他换上整套衣服。

出乎意料的是，毛泽东摆了摆手，说：“不要换了，我套在睡袍外面就可以了。”到达八宝山时，他的着装与平日正式场合略有不同，步伐也显得有些缓慢。周恩来在门口迎接，看在眼里，心里自然明白，长期操劳和病痛已经严重影响了这位年近八旬领袖的身体。但这一次，毛泽东还是坚持亲自前来。

之所以如此，其实不难理解。两人之间的交往，早在井冈山时期就开始了。那时陈毅协助毛泽东开辟革命根据地，在敌强我弱的局面下摸索武装斗争道路。后来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他先后在新四军、华东野战军、中共中央华东局等岗位担任重要职务，又参与指挥淮海战役等大规模战役。

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上海市军管会主任、市长和华东军区司令员，随后又长期主管外交工作。无论军政还是内外事务，都与毛泽东有着频繁接触。更有意思的是，两人都爱写诗，毛泽东还曾多次给陈毅的诗作提笔修改，甚至专门写信与他讨论诗词，这种“论诗”的往来，对于其他同志来说并不多见。

因此，这次八宝山之行，既是国家对一位开国元帅级将领的礼遇，也包含了毛泽东个人对老战友的念想。值得注意的是，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他最后一次完整参加的悼念活动。参加完陈毅的追悼会不久，毛泽东自己的身体状况就出现明显变化，从此再难像这天一样长时间出席公开仪式。

下午三点整，追悼会正式开始。周恩来站在陈毅遗像前，手里拿着不足六百字的悼词。平时，在各种场合讲话无数的他，这一回显得格外缓慢沉重。念到陈毅一生的关键节点时，他声音里明显夹杂着哽咽，中途停顿了两次，几乎难以继续。

现场很多人都清楚，这不仅仅是因为这篇悼词要表达中央的态度，更是因为对周恩来个人来说，陈毅是一路走来并肩作战的老朋友。两人相识于20世纪20年代，在法国留学期间曾在塞纳河畔讨论革命前途，之后又在国内多次合作。从南昌起义到土地革命时期，他们共同面对的险境远比后来的病痛复杂得多。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主管中央政府日常工作，在外交等方面承担重任。陈毅在出任外长时，把周恩来视作“老师”，凡事勤于请教。周恩来曾用八个字概括外交工作的特点：“外交工作，授权有限。”这句话既提醒他掌握原则，又体现上级对他的信任。

事实证明，陈毅没有辜负这种信任。无论在万隆会议这样的国际场合，还是在处理大国关系、周边事务时，他都展现出鲜明风格。一些外宾对他的印象，既有“将军”的豪爽，也有“诗人”的风致。在这一点上，他和周恩来形成了互补。

离开工作一线之后，陈毅对周恩来仍保持极高的尊敬，把他当作兄长般看待。家中遇到什么矛盾和困难，周恩来也会尽力帮忙。在陈毅病重期间，他亲自批示转院，批准重要手术，并抽空多次前往病房探望，详细询问病情。可以说，在陈毅最后的两年里，周恩来一直在背后默默托着一张看不见的安全网。

周恩来对陈毅的诗歌也颇为欣赏，还曾鼓励陈毅的孩子们向父亲学习，做到“能文能武”。1959年，他和陈毅陪同阿富汗贵宾视察密云水库途中，陈毅即兴写下《游密云水库》一诗，描写“长城在望，绿水连天”，赞颂水库建设和中外友谊。周恩后来不住点头，当场给予肯定。

1961年，他们再次一起访问缅甸。一次宴会上，周恩来提议让陈毅朗诵1957年所作的《赠缅甸友人》。陈毅笑说“有些忘记了”，周恩来却脱口而出，将那首以“我住江之头，君住江之尾”开篇的诗朗朗背出。小小的插曲，既体现了他对陈毅作品的熟悉，也说明两人日常交往之密切。

如今，站在灵前读着悼词的周恩来，想到的自然不只是那些光鲜瞬间。更难熬的，也许是这种从战火里走出来的友情，在病房、在追悼会现场被慢慢送到尽头的过程。念完悼词，他站在那里稍稍低头，周围一片寂静，只有少数抽泣声在空气中回荡。

很多出席追悼会的人，后来都提到同一个细节：那一天，现场给人的感觉，不单是“失去了一位开国将领”，更像是失去了一个时代的一部分。从井冈山走到八宝山，这条线上的人，终究会一个一个老去、离场。陈毅的离开，只是其中一个时间节点，却足以让在场者清醒意识到，曾经熟悉的那批面孔在渐渐减少。

四、一生选择，一生担当

回过头看陈毅的一生，会发现一个颇为明显的特点：很多重大转折点，都不是在顺风顺水的时候出现的，而是在局势不明、环境复杂甚至前途未卜时，他做出选择。比如早年留法勤工俭学时，他完全可以走一条个人出路的路线，但他选择回国投身革命；再如在南昌起义、井冈山会师以及后来华东战场，他面对的往往是强敌压境、力量悬殊的局面。

这种在逆境中做出选择的习惯，也延续到了他晚年的抗病阶段。严格来说，从1970年夏天腹痛初现，到1972年初病逝，真正算下来只有两年多一点的时间。期间，他接受了手术、放射及多种治疗，承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却很少在公共场合提及自己的病情。

比较耐人寻味的一点在于，他在病床上仍然保持着对大局的敏感。昏迷与清醒间，他嘴里蹦出的几个词，仍然是“红军”“路线斗争”“坚持原则”“战胜敌人”一类。这些词汇，几乎贯穿了他大半生的奋斗轨迹。哪怕意识模糊到极点，他仍旧本能地用这些概念来界定自己的人生。

试想一下，一个人到了生命尽头，最先浮现在脑海里的，往往是最在意的东西。有的人念叨的是家庭，有的人惦记的是事业。陈毅当然也有家人、有儿女，但他最后留下的那句“……一直向前，战胜敌人……”，还是把自己放在了一个“战斗者”的位置上，这一点不得不说相当鲜明。

再看他和毛泽东、周恩来之间的关系，也能看出一些有意思的脉络。毛泽东的亲自出席、周恩来的几度哽咽，都不仅仅是礼节安排，而是几十年同舟共济之后的一种自然流露。尤其在外交工作这一块，陈毅有自己的性格和风格，有时候说话比较直，有时甚至带些幽默，有人觉得他“硬气”，也有人觉得他“不太绕弯子”，可无论如何，他的立场始终很清楚。

从这个角度看，八宝山那场追悼会，其实也是在提醒后来者：革命队伍中那些曾经一同扛过生死、承担过责任的人，终究要一个个离开。而他们留下的，不只是战功、头衔和若干故事，还包括一种相对朴素但十分坚实的价值取向——认准的事，咬牙坚持到底；需要担当的时刻，往前站一步。

1972年1月6日深夜，陈毅在病床上闭上眼睛时，并没有什么隆重仪式。几天后，在八宝山，才有了那场庄重的告别。告别之后，他的名字被写进教科书，被刻在纪念碑上，被记录进各种档案和回忆录里。

这些文字会随着时代推移被不断翻阅，也会被不断补充。对了解那段历史的人来说，真正难忘的不是某一个固定的评价，而是那个在暴雨中走路、在谈判桌上据理力争、在病床上仍然咬着牙说“战胜敌人”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