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钵山留守红军浴血奋战，三将领牺牲，一妻子苦等七十二年

1935年深冬，赣南瑞金的一个小山村里，下着冷雨。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女人抱着一面小方镜，对着镜子轻声说了一句：“才莲，你说过会回来的。”她不知道，丈夫牺牲在铜钵山，已经大半年了。

这面小镜子，是她和丈夫之间唯一能握在手里的东西，也是把个人命运与那场血战紧紧拴在一起的见证。要讲铜钵山的故事，很多人习惯从战场的枪声说起。但有意思的是，如果把时间线拉长，就会发现，这一仗早在很多人走上革命道路的那一天，就已经埋下了伏笔。

铜钵山，只是地图上的一个山头，却见证了中央苏区留守红军的最后拼杀，也见证了几个家庭被永远改写的命运。

一、铜钵山缘何成了“最后的屏障”

江西瑞金城西北二十多公里，有一座海拔八百八十五米的山峰，名叫铜钵山。远远望去，山形像一位仙女捧着铜钵，因此得名。地理位置极其微妙：一边连着瑞金九堡镇莲塘村，一边接近于都方向，又扼守着周边山区通道。

山高林密，云雾缭绕，石崖嶙峋。当地老百姓早就知道，这样的山，是躲人、打仗的天然去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铜钵山因为地势险要，逐渐成了红军在这一片的一个重要据点。

尤其是1934年以后，铜钵山的意义完全变了味。那年10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主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从瑞金等地开始长征。许多老兵是在夜色中离开的，走的时候，苏区还保留着一丝完整的样子。

主力北上后，敌军并没有松劲，反而抛出了所谓“铁桶计划”。十余万兵力，从北、东、西三面扑向苏区，意图封死所有出口。国民党军当时的态势，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扫干净一个山头，烧光一处村庄”。

中央苏区中央分局和留守机关此时面对的局面，已经不是一般的“围剿”，而是全面的“追剿”和“清剿”。中央分局被迫将留守红军压缩在瑞金一带狭小山区里面，铜钵山恰好处于这个范围的关键位置。

有一点不得不提：留守部队的人数并不多，加上地方武装也就是一万多人，而敌军却是十几倍的优势。为了打破敌人的压缩圈，1934年底，中央分局做出决定，将部队分散展开游击，史称“九路突围”。

这个决定，让铜钵山从一个普通据点，变成了九路突围中一块关键的支撑点。几支队伍在这里集合、转移、掩护，许多生命，也在这里画上句号。

一、九路突围中的铜钵山战场

“九路突围”这四个字，在一些老人回忆起那段日子时，往往只剩一句短短的评价：“实在太惨了。”惨，从哪儿看得出来？一看兵力对比，二看环境，三看结果。

当时的战略要求很明确：突围部队要分散成几路小股，以游击形式在山地中机动穿插，利用伏击、袭击、夜行等办法，牵制敌人，保存骨干。中央分局提出的方针很现实——占领山地，灵活机动，伏击袭击，出奇制胜。简单说，就是不能再硬拼了，只能靠山吃山，在山里与敌人周旋。

铜钵山一带的山林密集，山道曲折，是天然的伏击地。九路突围的人马中，有三支队伍的高层领导，先后在这里转战。他们分别是瑞金游击司令部司令员刘连标，中央政府总务厅厅长赵宝成，以及少共中央分局的领导、中央局委员李才莲。

这三个人的出身经历各不相同，却在这座山上走到同一条路上。他们带领游击队、地方武装和留守红军，在铜钵山组织伏击、阻击，掩护突围。可以说，铜钵山上的血战，是九路突围中最典型的一幕。

敌军对铜钵山也看得很重。主力长征之后，残存的红色政权机构大多隐蔽在山区，铜钵山这类地方，就成了敌军重点“清剿”的目标。敌人动用了三个师的兵力，以“梳篦子”的方式，一坡一坡、一村一村搜索。

对比之下，铜钵山上的红军和游击队，人数不多，装备简陋，弹药有限。这样强弱悬殊的交锋，注定不会轻松。也正是在这种环境下，一些短暂而又凶险的战斗被打成了足以载入地方史册的战斗。

湾塘冈伏击就是典型一例。1934年底，敌人“追剿军”从北、东两路猛扑中央苏区腹地，企图一举压缩瑞金。为了减轻会昌方向的压力，刘连标率部紧急赶赴谢坊、湾塘冈一线，准备在山谷之间实施伏击。

战斗打了一个多小时。山沟里面枪声密集，红军利用地形居高临下，对敌人前锋展开火力打击。这一仗歼灭了敌军半个旅规模的兵力，击毙敌团长、营长各一人，俘虏百余人，缴获步枪五百多支、机枪三挺，在主力红军北上之后的艰难局面中，这是一场难得的胜利。

有意思的是，这仗打完，刘连标并没有恋战。他知道敌人后续部队很快会压上来，于是带着收拢起来的部队向铜钵山方向转移，准备依托山地继续游击。铜钵山，也就从此成了他生命中的最后一座山。

二、三位将领，在同一座山上的结局

铜钵山那一带的山路狭窄，多为泥石小径。雨季一来，路就变成了泥浆，人走上去，鞋子拔出来都是困难。就是在这样的路上，这三位将领带着各自的队伍，一次次转移，一次次迎战。

刘连标的故事，从“扛着锄头去赶圩，顺手就参了军”开始。他出生于瑞金的雇农家庭，1929年春天去九堡赶圩，碰上红四军在圩场做宣传。他本就对红军好感极深，听完动员会，干脆没回家，直接找到队伍要求参加红军。

加入红军后，他在赣南、闽西一带打了不少硬仗。攻打于都杨梅岭“土围子”的战斗中表现突出，被提拔为排长，之后连升连长、营长。再后来，负责地方武装建设，扩红、建政，都有他忙碌的影子。瑞金地方武装编入红三十五军时，他已是团长。

中央苏区卫戍司令部成立时，刘伯承任司令员，他担任副司令员。这期间，一二三四次反“围剿”作战中，都能见到他的身影。他既懂野战，又熟地方情况，属于那种既能打，又能组织群众的人。

1934年，红军主力长征，他被任命为瑞金游击司令部司令员，负责留守部队的武装斗争。湾塘冈伏击战胜利后，部队退守铜钵山。敌军越围越紧，三个师压向铜钵山区域。山岭之间，枪声如麻，一道山坳打完，转身就是另一道山坡。

在一次激烈对拼中，他带着部队与敌人短兵相接。面对数量数倍的敌人，只能以山为屏，以林为掩，边打边移动。当时弹药消耗很大，战士靠着地形不断换阵地。战斗拖得很长，冲锋一轮接着一轮，刘连标在指挥中中弹，壮烈牺牲，终年三十三岁。

另一位，则是从山西千里迢迢来到赣南的赵宝成。

赵宝成1902年生于山西五寨县三岔堡村，家庭条件算是当地的大户。他父亲是清末秀才，后来在太原警宪处当秘书。这样的家庭背景，本来可以走一条安稳的路。但军阀混战、外患频仍，社会动荡，让他在念书时就生出强烈的救国之念。

1923年，他考入北平京都大学。在北平，他接触到了新思想，走上革命道路，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他离开北方，辗转来到中央苏区，先后担任中央工农通讯社副社长、中央政府总务厅厅长等重要职务。

这些职务，看起来远离前线，其实压力极大。物资调配、机关运转、工作保障，很多都压在他们肩上。1934年红军长征时，他遵从组织安排，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曾任兴国县委书记。

敌人围攻加紧后，他所领导的部队转入铜钵山一带山区，同样地处绝境。那时的情况，已经不是“紧张”能形容。战时供给被切断，部队在山里转来转去，粮食吃完，就上山找野果；野果吃光了，就挖草根、刨树皮；连皮带都被煮着嚼过。

更麻烦的是弹药。子弹打完后，只能靠冷兵器。长矛、大刀、石头，甚至拳头脚、牙齿，都成了武器。根据当时一些战友的回忆，山坡上的肉搏战，往往是双方几乎贴在一起拼死缠斗。赵宝成在一次反“清剿”战斗中带队阻击，终因敌众我寡，身负重伤，仍然坚持战斗，最后英勇牺牲，也是在三十三岁。

相比之下，李才莲的故事，又是另一种色彩。

李才莲是兴国茶园乡教富村河塘人，出身贫苦农家。十四岁从清源小学毕业，算是村里少有念完书的人。1928年，他参加秘密农会，成为早期的农村积极分子之一。后来进入赣南干部学校学习，结业后被分派到赣西南上犹工作，随后又调回赣南办事处，担任营前区委书记、少共江西省委书记等职务，可以说是那一批少共干部中的骨干。

主力红军长征后，他留在苏区，领导地方武装继续斗争。在“九路突围”部署中，他率领独立第七团，从会昌突穿封锁线，一路游击，穿越汀瑞边界，转入闽赣苏区，再折回宁都以北地带活动。

这一路行军，可以想象非常困苦。敌人的封锁线一道又一道，既要躲飞机侦察，又要防地面部队夹击。在向瑞金九堡方向转移的过程中，他的部队遭到敌军突然阻击，遭重创，被迫分散突围。残部向汀瑞边铜钵山区靠拢，也就这样，他和铜钵山紧紧联系在一起。

铜钵山战斗最紧的时候，敌军重兵分段包围。按照当时的判断，为了保存有生力量，必须让大部队设法突破。李才莲主动要求，带一小部分战士留在山头，吸引敌人，掩护大部队转移。

当敌人开始冲锋时，他喊了一声：“同志们，打啊！”战士们从林中跃出，与敌人迎面相撞。山头上，阵地一会儿在红军手里，一会儿被敌人夺去，像拉锯一样反复争夺。

随着时间推移，子弹越来越少，伤亡越来越大。到最后，只能靠石头、枪托、刺刀，甚至赤手肉搏。战斗变成了你死我活的纠缠。就在这种关头，一件极其令人愤慨的事发生了——他身边的警卫班副班长，露出了叛徒面目。

那人趁李才莲专注指挥时，从背后举枪射击，妄图打死首长，抢走由他保管的那点经费跑路。枪声响起，他中弹倒地，却在最后一刻强撑着开枪，反杀了叛徒，然后倒在铜钵山的山坡上，年仅二十二岁。

这一幕，在后来当地人口口相传。掩护突围的那一小股战士，在他牺牲后，没有人选择投降，继续边打边后退，最终全部战死在山林里。

同一座山，三位不同出身、不同年龄的领导干部，几乎在同一时期相继倒下。他们的职位不同、路数不同，但在铜钵山这个节点上，命运汇成一条鲜血染红的河。

三、一面小镜子，七十二年的守候

战场上的枪声，很快被后来的风雨冲淡，山林恢复了平静。真正难熬的，是山外那些等消息的人。

李才莲的妻子池煜华，就是其中最令人唏嘘的一位。

这段婚姻时间极短，却牵扯了一生。两个人成婚时，他正忙于工作，只匆匆在家里呆了十天左右，然后就匆匆离开，投入九路突围的紧张准备。谁都没有想到，这一别，就是永诀。

临走之前，他送给妻子一面小方镜。那时候，农村家庭有一面镜子并不容易。这件东西，后来成了她与丈夫之间唯一有形的“凭证”。

等了一段时间，始终没有丈夫消息，她心里开始不安。听人说铜钵山打得很激烈，她咬咬牙，决定亲自去找。一个年轻女子，背着简单行囊，沿着山路，一村一村打听。她走过的地方，几乎遍及赣南大半个山区。

山高路远，通信中断，信息闭塞。很多散落的失踪红军和游击队员，看她这样找人，心里明白真相，却又不忍心告诉她。有人只能安慰说：“李书记从铜钵山突围出来了，跟着主力去了别的地方。”

这一句话，给了她一个可以抓住的希望。她不再在山里继续寻找，回到了家乡，把被敌人烧毁的土坯房重新翻盖好，心里只有一个念头——等他回来。

从那以后，她每天早晨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拿出那面小方镜，仔细梳头。她对着镜子心里想着：“他要是突然回来了，总不能看见我蓬头垢面。”

门槛也被她站得很熟。每天闲下来，她就站在高高的门槛上，望向山路那一头。凡是远处有个人影，她都会下意识一阵紧张。一次次失望，又一次次自我安慰。这样的日子，延续了几十年。

新中国成立后四五十年代，政府开始对烈士家属进行登记。有关部门找到她，郑重其事地送上《革命烈士证明书》，告知李才莲已在铜钵山壮烈牺牲。这时距离他牺牲，已经过去十多年。

她却坚持摇头：“你们搞错了，他没死。他说过要回家的。”在她心里，丈夫走的时候还那么年轻，记忆停在那十天的短暂团圆里。证明书上的字，对她来说，不如那句临别嘱托来得真实。

时间，往往是最无声却最残酷的东西。青丝一天一天变白，山路也一天一天被脚步踏熟。她继续在那面小镜子前梳头，梳着梳着，头发变稀了，眼睛也花了。村里的人换了一茬又一茬，很多见证早年战乱的人，也渐渐离世。

七十多年过去，从二十多岁，到九十多岁，她等的那个人始终没有出现在门口。她临终前的那几年，精神状态已经很弱，但梳头这个习惯还在，只要能坐起来，就要摸一摸那面镜子。

不得不说，这样的守候，在很多家庭并不是个例。那段战火年代里，有人死在山谷，有人葬于异乡，有人下落不明，留下的，是无数个等不到消息的人。池煜华之所以被更多人记住，是因为她这种漫长而顽固的坚持，把铜钵山这场战斗的后续影响，从战地延长到了民间生活的最细微处。

从历史的角度看，铜钵山血战，是中央苏区留守红军抗击“铁桶计划”中的一个局部战场。九路突围整体上并不算成功，大部分部队遭受重大损失，中央苏区的武装力量被进一步削弱。但在这些看似“失利”的背后，折射出的是另一层面：无论是出身雇农的刘连标，还是山西书香人家的赵宝成，抑或是兴国农村走出的李才莲，在强敌压境、弹尽粮绝的情况下，都没有选择退缩，更没有改变立场。

铜钵山后来渐渐恢复为一座普通的山峰，山上依旧林木葱郁，云雾缭绕。从山下仰望，很难想象当年这里曾经有过何等惨烈的肉搏和密集的枪声。战场的痕迹，留在零散的回忆、支离破碎的史料里，也留在几户人家永远空着的门槛前。

对于那一代人来说，山是一道屏障，也是一道生死线。有人倒在山上，有人守在山下，同一段历史，在不同人的生命里呈现为完全不同的样子。铜钵山的名字，也就在这样的交叉里，悄悄写进了那段红色斗争史的侧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