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方主场，新加坡语出惊人：美国不是霸权，取消五常一票否决权

3月18日至20日，第八届国际战略与安全论坛在北京举行，受邀参加的嘉宾有美俄印等60多位。

这次论坛，本来是谈安全、谈秩序的，但新加坡学者陈庆珠却谈起了政治，她表示美国算不上“军事单极霸权”，这还没完，转头她就呼吁取消安理会五常的一票否决权。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一个以务实著称的东南亚国家，为何要这样说？

这次论坛由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办，主题叫“全球秩序的转折：认知变局与选择未来”。

阵容也不小，60多位来自美英俄印等国的外交人士和专家学者都在场，他国学者都再谈安全、质询，唯独新加坡学者陈庆珠再谈“霸权安全”。

她的逻辑很直白，甚至有点像把外交辞令换成大白话，她认为安理会是“棘手问题”，五个常任理事国里只要出现“侵略方”，想通过谴责性决议就很难。

卡在哪？卡在一票否决权，她接着把话挑明，说现在的规则像在告诉中小国家“强权即是公理”，可大家又离不开联合国，因为“我们别无选择”。

既然别无选择，那就把联合国做强，把安理会的决策从“一人拍桌就散会”，改成“多数人说了算”，让更多愿意承担责任的国家参与决策。

这段话之所以刺耳，不在于情绪，而在于它把一个长期存在、却经常被“技术性讨论”稀释的问题，重新拉回到常识层面。

当否决权和当事方利益绑在一起，安理会就容易在最关键的冲突上失声，这个吐槽并不新，但由新加坡这种小国在北京论坛上讲出来，分量就不一样。

它不像大国那样讲改革时总被怀疑“你是不是想换个规则继续当老大”，小国讲改革更像一句抱怨：你们把方向盘握得太死，我们坐在后排连刹车在哪都看不见。

不过，话说到这里就必须把现实摆上台面，否决权不是凭空长出来的，它是二战后大国妥协的产物，本质上是让大国“愿意留在桌上谈”的交换条件。

你把否决权一下拿走，大国不一定更合作，反而可能更不买账，改革听起来像修理制度，落地却是重新分配权力。

世界政治最不缺口号，最缺能让各方都接受的交换方案，陈庆珠把问题说透了，方案却很难一步到位，这也是这番发言的张力所在。

更引人注意的是她对美国“霸权”的评价，有人说美国是军事单极霸权，她当场表示“我不同意”，但又补一句“这是一个客观事实”。

这听起来绕，其实是典型的小国表达方式：嘴上不把词说死，心里把风险算得很清。

如果直喊“美国霸权”，等于当众给美国贴标签，小国外交最怕这种硬碰硬，她选择把“霸权”这个词先按下去，但把“力量现实”抬起来，等于提醒所有人：你可以讨厌现实，但别假装现实不存在。

她还说自己对这种力量格局“感到担忧”，因为“似乎没有任何办法可以阻止它”，这句话不算指责，更像一种无奈的风险提示。

当一个国家拥有压倒性能力时，制度对它的约束就会变得松动，其他国家只能盯着它的克制程度过日子。

她同时判断美国不会退出联合国，也不信美国会拒缴所有会费，这个判断也不玄学，美国是现有国际体系的重要设计者和受益者，退出等于自己拆自家房梁。

只要它还想在规则里占优势，它就不会轻易离桌，对新加坡这类依赖外部市场、依赖规则稳定的小国而言，美国“留在联合国”不是价值判断，而是风险管理。

把这段话和“取消否决权”放在一起看，就能读出陈庆珠的底层诉求：她不是来“站队”的，她是在问一个更实际的问题，当大国力量差距明显、制度又经常被否决权卡住，中小国家到底靠什么获得基本的安全感？

她把美国的力量现实摆在台上，又把联合国的制度漏洞摆在台上，本质是在说：别光讨论谁更强，得讨论怎么让强者也得按程序办事。

而这恰好和现场中国学者的回应形成对照，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朱锋在同场讨论里指出，美国近期一些行动凸显“丛林法则”的特征，呼吁其他国家团结合作。

两种说法的共同点很明显：都在谈规则被权力挤压，差别在语气与落点，小国更像在说“我害怕”，中方学者更像在说“我们得组织起来”。

一个偏风险感受，一个偏行动动员，但都指向同一条主线：旧秩序的自我约束能力在下降。

发言出了圈，后续反应同样耐人寻味，陈庆珠的言论引发全球超百个中小国家的共鸣，多国外交机构公开表态支持联合国改革。

这个“共鸣”不难理解，对很多国家来说，安理会的很多讨论就像看五个人吵架，吵到关键处直接按掉麦克风。

它们并不奢望马上改天换地，只想要更多可预测性，更少“今天能过明天就否决”的不确定。

支撑这种情绪的，还有一组很硬的历史数据，自1946年安理会首次使用否决权以来，苏联俄罗斯使用143次，美国86次，英国32次，法国18次，中国19次。

谁用得多，谁更习惯把否决权当“硬刹车”，一眼就看出来，美国的否决权使用里，超过50次直接或间接涉及以色列问题，在巴以冲突、巴勒斯坦入联等议题上尤其频繁。

俄罗斯的否决多集中在叙利亚、乌克兰等核心利益相关议题，换句话说，否决权在很多时候并不服务于“全球共识”，它更像大国在关键议题上的“安全阀”，防止决议伤及自身战略利益，中小国家听到这里，自然会问：那我的利益谁来当安全阀？

新加坡长期在中美之间做平衡，它需要表达对规则失灵的不满，也需要避免把任何一方逼到墙角，台上讲得直，台下收得稳，这就是小国的生存智慧。

再看背景线索，发言前48小时，新加坡总理黄循财结束访日行程，并公开表态支持日本在区域安全领域扮演更重要角色。

这类表态与“取消否决权”并不矛盾，反而指向同一种战略心态：当世界进入多极化、但规则供给跟不上冲突速度，中等力量国家会更积极地寻找“更多支点”。

日本是安全支点，联合国改革是制度支点，支点越多，小国越不容易被大国博弈的浪头拍翻。

总之，陈庆珠在北京把否决权摆上桌，也把小国的尴尬摆上桌，想要规则，又怕规则只对弱者生效。

她说美国不是霸权，听着像替美国开脱，实则是在提醒世界别拿标签代替治理。

安理会改革不会因为一次发言就提速，却会因为越来越多国家敢把问题讲明而积累压力，秩序的转折点往往不在宣言里，而在这些不太好听、却很真实的“吐槽”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