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年邓小平接见一美籍华人称：我要和肥仔的亲戚谈谈，对方是谁

1981年的农历正月初一，北京还带着冬日的寒意。人民大会堂里灯火通明，走廊里脚步声此起彼伏。就在这一天，一位离乡三十多年的美籍华人女性，第一次以“美国总统特使”的身份，重新走进这座她曾在少年时遥望的国家权力中心。等候接见的人不少，她却格外紧张——因为要见的，是邓小平。

接见开始前，有工作人员悄声提醒她：“一会儿，邓主席可能会叫一声‘肥仔的亲戚’。”她一时没反应过来。直到后来看见廖承志，又听邓小平带着四川口音笑着说“我要和肥仔的亲戚谈谈”，她才恍然明白，这个带着亲热意味的小名，正来自自己舅舅儿时的称呼。那一刻，政治场合的拘谨淡了几分，家族记忆突然与国家大事交织在一起，让这场会见多了几分人情味。

有意思的是，这位被邓小平点名要谈一谈的“亲戚”，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外交官，也不是受过系统政治训练的职业政客，而是一位在战火中成长、在新闻行业起步、在美国政坛摸爬滚打多年，最终代表美国新任总统里根来华的传奇女性——陈香梅。

一、出身名门，却在战乱中一路颠沛

陈香梅的故事，要从1925年说起。这一年6月23日，她出生在北平的一个书香与官宦交织的家庭。祖籍在福建，后来迁到广东南海，家族在晚清和民国都算得上显赫。祖父陈庆云曾担任招商局局长，还投资了香港电车公司；外祖父廖凤舒则是资深外交官，先后出任驻古巴、日本等地的公使，与革命者廖仲恺是亲兄弟。

这样的家世，注定了这个孩子从一开始就站在了一个相当特殊的起点上。父亲陈应荣12岁就远赴英国求学，在牛津大学获得法学博士，又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拿到哲学博士。回国后，他在北京大学任英文系主任，又到北京师范大学出任教务长，后来还走上外交岗位，先后在美国、缅甸任职。母亲廖香词也是留学欧洲的才女，从英国到奥地利、意大利，足迹遍布多国。这对高知夫妇一共育有六个女儿，陈香梅排行第二。

表面看去，这是标准的优渥家庭。然而历史转折总来得猝不及防。童年的陈香梅在北平孔德小学上学，对文学产生了强烈兴趣，本以为会沿着传统“名门千金”的路走下去。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抗日战争全面打响，北平的安宁顷刻间被击碎。为了躲避战火，一家人被迫迁往香港。

到了香港，生活并没有因此安定下来。陈香梅先后就读真光女中、圣保罗女中，读书环境尚可，但家庭却遭遇沉重打击。在她十四五岁那年，母亲因宫颈癌病逝于香港，葬在当地的天主教墓地。年纪不大的她，在亲友帮助下主持丧事，从此被迫站到了家庭中心的位置，成了名义和实际上的“一家之主”。

若只看外表，她仍是那个会说流利外语、出入教会学校的少女；若看实际承担的责任，就已经是一位撑起家庭的年轻女性。这种早熟，后来成为她应对各种政治场合、突发局面的一个重要底色。

转折还没结束。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当天日军开始进攻香港。短短日子里，香港失守。为了活命，陈香梅和姐妹们躲进修道院，几乎与外界隔绝。半年后，她们又随着难民潮离开香港，经广州湾、广西，徒步行走上千里，最终抵达广东曲江的抗战后方。这段难民式的流亡经历，不得不说，对她后来理解战争、理解国际局势，影响极深。

在这种背景下，她进入岭南大学文学系继续读书。身处内地后方，学校条件远不如战前北平、香港那般优渥，但她仍坚持阅读、写作，并向校刊投稿。文学兴趣在这里沉淀成了实际能力，也为她之后走上新闻岗位打下基础。

二、从年轻女记者，到将军遗孀

1944年，19岁的陈香梅做出了一个看似普通、实则改变命运的选择——进入中央通讯社昆明分社当见习记者。当时的中统社几乎没有女记者，管理层原本也不想吸收女性加入。只是因为战时需要掌握外语、文字能力俱佳的人才，而她正好符合这些条件，才得以破例成为第一位女记者。

在昆明的记者生涯并不光鲜。最初的半年，她被安排的工作，是将电码形式的外电新闻译成中文，拟标题并逐字推敲。那时电报采用数字编码，每一个数字组合对应一个汉字，要熟练操作，必须记住几千个数字。换句话说，这是高强度、重复性极高的脑力劳动，很枯燥，也很消耗耐心。她硬是凭着韧劲，把这一套生硬的数字变成了顺畅的文字流。多年后，她在乔治城大学主编中英文对照电码字典，正是靠当年打下的这份功底。

半年之后，她被派去采访援华美军的新闻，第一项任务，就是采访美军著名的“飞虎队”——美国第十四航空队司令陈纳德将军。谁也没想到，一份采访任务，会变成此后几十年人生轨迹的起点。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抗战取得胜利。8月21日，陈香梅奉命前往湖南芷江，采访日军投降仪式的全过程。这场“芷江洽降”，是中国抗战史上的关键场景之一。她在现场既是记者，又是翻译，一边记录，一边口译，表现得干净利落，赢得在场中外人士的赞赏。

这段经历，在她心中留下很重的印记。将近半个世纪后的1994年5月，她又以旅美企业家和社会活动家的身份重返芷江，与美中航空公司董事长郝福满等人一起为修建抗战受降纪念设施出力，以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对她来说，芷江既是职业起点的高光时刻，也是个人记忆里难以割舍的战后瞬间。

战后局势迅速变化。1945年秋，陈香梅随中央通讯社调往上海分社，在外祖父母家居住。上海的生活节奏完全不同，市民社会恢复热闹，社交活动频繁，她有了更多接触不同人群的机会。

1946年，一位常出入外祖父母家的美国军人再次闯入她的生活。这人，就是已经在战场上成名的陈纳德。抗战结束前，他卸任返美，这时重返中国，筹办民用空运事业。老人家与她外祖父母颇为投契，经常送花探望，而她父亲在美国时期，也曾与陈纳德相识。起初两人只是礼节性来往，随着时间推移，感情悄然升温。

他们交往近两年，在得到家中长辈的同意后，于1947年12月21日在上海虹桥路美华村陈纳德的住处举行婚礼。那一天，她的父亲、继母和大姐都从海外赶来参加。因为双方名气都不小，这桩“中美结合”的婚事当时登上不少报纸头版，引来诸多议论。

说实话，这段婚姻在当时并不被看好。按年龄算，陈纳德比陈香梅大31岁；生活习惯、文化传统差异巨大；宗教信仰也不同，一个是新教徒，一个信奉天主教。在很多人眼中，这好像是一段注定争议不断、难以长久的结合。然而双方都表现出相当强的决心。陈香梅后来回忆，自己也曾因为“嫁洋人”“年龄差距太大”在心里反复犹豫，陈纳德则坦言求婚过程也是“过关斩将”。

婚后几年，夫妻生活出人意料地融洽。1948年，她随陈纳德前往美国，第一次系统接触美国社会。她见到了丈夫的弟弟、弟媳等亲属，也接受不少官员、友人的宴请。为了减少文化隔阂，她刻意背诵英文诗歌，准备各种演讲稿，学习美国礼仪，甚至练习打桥牌。这些看似“琐碎”的事情，后来都成为她走进美国政圈、融入上层社交的重要筹码。按她自己的说法，那次美国之行，没有闹出什么笑话，反而让她对丈夫过去的人生轨迹有了更直观的理解。

国共内战的形势很快紧张。随着国民党节节败退，这一家人的足迹再次转移，从香港到广州，又到台北。1951年，他们在台北定居下来期间，她陆续生下两个女儿，中文名字分别叫陈美丽、陈美华。为维持家庭生活，她在台北学习国画，拜黄壁君为师，画出一手清雅山水；同时继续精进英文演讲和写作，为陈纳德充当私人翻译。谁也不会想到，这些看似生活化的积累，几年后竟然支撑起她在华盛顿的政治事业。

命运的转折在1957年到来。这一年6月，陈纳德因为肺部疾病，在华盛顿军医院被切除左肺。不久，医生又在右肺发现阴影。同年7月，他在新奥尔良一家医院去世，享年64岁。美国国防部依照将军规格，将他安葬于华盛顿阿灵顿国家公墓，葬礼庄严肃穆。

对于陈香梅而言，这不仅是感情上的巨大打击，更是生活方式的完全改变。她在丧夫的悲痛中整理遗物、办理法律手续，又要考虑两个女儿的成长问题。1962年，她在纽约出版《一千个春天》，以细腻的笔触回顾自己与陈纳德的爱情，既是纪念，也是某种告别。这本书很快被译成韩文、日文，在东亚一带引起不小反响，台湾电视台还据此拍摄电视剧，吸引不少观众。

办理完陈纳德的身后事后，她带着两个女儿搬到华盛顿，开始面向美国社会的“第二次起步”。从战地记者到将军遗孀，再到一个要在陌生国家重新谋生的中年女性，她几乎是被时代推着走。可也正是在这时，她的政治兴趣被逐渐调动起来。

三、华裔女性，闯进白宫与美国政坛

丧夫之后不久，现实问题摆在眼前：家人生活如何维持，在美国社会如何立足，孩子教育怎么安排。陈香梅没有退缩，反而愈发主动地去了解美国的政治与文化环境。她意识到，单靠书画、翻译，很难在长期竞争中站稳脚跟，必须走到更大的平台上。

1959年，她在乔治城大学战胜五位竞争者，获得一个负责主持多语种教材翻译成英文的职位。这份工作与她的语言能力高度契合，也给予她一个稳定的立足点。同年，在马里兰州共和党妇女会主席施薇亚·赫曼的鼓励下，她正式加入共和党。赫曼对她说，正在筹建一个由少数族裔组成的团体，为尼克松竞选总统助选，希望她加入参与。她思量再三，接受邀请，踏入美国党派政治的外围。

刚开始，她做的只是很基础的工作：联系选民登记、打电话、接电话，代表少数族裔参加一些小型演讲活动，为共和党候选人助选。这类事务看似琐碎，却让她近距离观察美国选举运作的机制，也建立起大量基层人脉。

1962年《一千个春天》出版后，在美国社会引起关注。一个来自东方、嫁给美国将军、又敢于公开书写这段跨文化婚姻的女性，本身就具备话题性。更何况她具备演讲能力，愿意谈个人经历，也敢谈亚洲局势、中国事务。一次次公开场合的亮相，让她的名声逐渐在全美打响。

1963年，时任总统肯尼迪在白宫亲自召见她，随后任命她为“中国难民救济总署主席”。这项工作虽然带有一定象征意味，但意味着她正式进入白宫体系，成为第一位在白宫任职的华裔女性。从身份象征到实际操作，这个位置都极具标志性。

1964年，她又参与支持共和党候选人高华德竞选总统委员会的发起工作。从这一阶段开始，她逐渐接触到更多重量级政客与社会名流，进入美国政治主流圈层。可以看出，她并非简单地为某一位候选人服务，而是在不断绑定更大范围的共和党网络。

1967年，尼克松委任她为“全美妇女支持尼克松竞选委员会主席”，并兼任亚洲事务顾问。这个职位对她提出更高要求。她不仅需要动员女性选民，还要为尼克松团队提供关于亚洲局势的判断，尤其是越南战争、东南亚局势等问题的信息。陈香梅利用自己在亚洲的关系网，尤其是与越南总统阮文绍以及东南亚部分国家领导人的联系，为尼克松获取了不少一手情报。

值得一提的是，早在1965年，尼克松以普通公民身份前往台湾，推销百事可乐。那次行程并不风光，美国大使馆未邀请他入住，台湾官方接待也比较冷淡。恰在此时，陈香梅因业务到台北，得知尼克松行程后主动联系，开车送他去机场。尼克松后来对这份“雪中送炭”颇为感激。这种细节性的善意，在美国政坛往往能形成长期的人情纽带。

1966年、1967年间，尼克松几次约她到纽约办公室密谈，话题集中在亚洲局势和选举策略。对尼克松而言，她既是亚洲事务顾问，也是连接东南亚政权的纽带人物。在陈香梅的安排下，尼克松通过她与越南驻美大使裴艳会面，获得更直接的情报渠道。这类工作颇为敏感，也凸显她在共和党内部的特殊位置。

1968年春天，她奉命组建全国妇女支持尼克松顾问委员会，并出任主席。名誉主席则由艾森豪威尔夫人担任。这个委员会成员包括多位前总统夫人、国会议长夫人以及共和党重要女性领袖，还有福特夫人、狄克逊夫人、秀兰·邓波儿等公众人物。通过这张网络，陈香梅在全美政治与社会层面的影响进一步扩大。

1968年大选，尼克松胜出。就职后，他提议任命陈香梅出任驻泰国或马来西亚大使，足见信任程度。虽然这一设想最终未能成行，她还是担任了共和党财务副主席、党行政委员以及多个社会公职，在长期运作中积累起稳固地位。

到了1972年，她被媒体评为“全美七十位最具影响力人物”之一；1973年又获选为“全美杰出十二女性”之一。接下来1980年和1984年两次总统选举中，她继续扮演不可忽视的角色。尽管美国总统轮换，但她在共和党和华盛顿政坛的分量，却并未被轻易替代。

从19岁的战地女记者，到进入白宫、参与总统选战的政坛人物，这样的跨越，在当时的华裔群体中极为罕见。不得不说，她既抓住了时代提供的机会，也付出了大量细腻而持续的努力。

四、重回北京，“肥仔的亲戚”和邓小平的一顿家常饭

虽然长期在美国生活，陈香梅对中国的感情并没有淡化。对她而言，这片土地既是童年记忆，也是家族根脉所在。只是从1949年以后，两岸分隔、冷战对立，许多华人夹在其间，心有牵挂又难以行动。陈香梅也不例外，一面在美国为亚洲事务发声，一面留意着祖国政治局势的风云变幻。

时间来到1980年。美国总统大选尘埃落定，里根胜出。12月，尚未正式就职的里根在与幕僚的内部讨论中，把“了解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实际情况”列为重要议题之一。他需要一个既熟悉美国政治，又了解中国与台湾情况的特使，而且必须是自己信得过的人。综合种种因素，他选中了陈香梅。

当时，中国驻美国大使是柴泽民。通过外交渠道沟通后，邓小平正式向陈香梅发出访华邀请。与此同时，她还收到一封来自廖承志的信。廖承志不仅是中国领导人，也是她的舅父。信中邀请她在阔别祖国三十多年后回到北京，叙旧叙情。

这次访华行动被列为高度机密。原因很现实：里根尚未就职，对外一举一动很容易被对手抓住把柄。若提前暴露，既会招来国内政治攻击，也可能影响即将到来的对华政策布局。因此，陈香梅和随行的美国参议员斯蒂芬一行人，在出发前就确定对外绝对保密。

1981年农历初一，她抵达北京，安排在人民大会堂台湾厅会见邓小平。刚见面时，邓小平以浓重四川口音握住她的手，说了句“欢迎来中国看望我们”，态度亲切。陈香梅随即转达了里根的私人信件，邓小平让冀朝铸当场翻译，听完后表示感谢，请她代为向里根夫妇问好。

那天参加会见的中方官员不少，大厅外还聚集了许多记者和摄影记者。不过，陈香梅和斯蒂芬事先约定，在离开北京前只在首都机场接受记者采访，在北京停留的三天里不对外发言，以免引发各种猜测。

真正让这次会面多出几分温度的，是之后的“家常饭局”。廖承志悄悄对她说，会见结束后可让斯蒂芬夫妇先回宾馆，由国防部官员负责招待，他们自己则留下，与“舅母”共进晚餐——邓小平要作东。

于是，她随廖承志夫妇来到一间小客厅，屋内摆着一张方桌，四个位子，看起来十分简朴。廖承志笑着说：“邓主席一会儿和咱们一起吃饭，正好聊聊。”话音未落，就有人来报：邓小平到了，身后还跟着十来个人。邓小平进门后，先对随行人员说：“这里已经没啥子事了，你们走吧，我要和肥仔的亲戚谈谈。”

“肥仔”这个小名，是廖承志小时候的称呼。因他从小长得有些胖，母亲何香凝便这么喊他。邓小平当着陈香梅的面，直接用这个乳名，再加上“亲戚”两字，不仅拉近了彼此距离，也显露出他与廖家长期交往的熟稔。对于漂泊多年的陈香梅来说，这种带有亲属意味的称呼，让她在高度政治化的场合中感到少见的暖意。

坐下之后，气氛比正式会谈轻松得多。邓小平接连抽烟，廖承志向他讨烟。邓小平却转过头对陈香梅说：“你晓得不，你舅父是‘妻管严’。”陈香梅一时有些诧异，只见邓小平接着解释：“你舅母一天只准他抽三根烟，不让多抽。他现在又来找我要了。他和我的烟瘾差不多，不过我没人管，一天三包。”

短短几句话，把严肃的国家领导人、资深革命者，一下子拉回到普通亲友之间的玩笑中。廖承志接过烟，那一刻，陈香梅感觉他们仿佛年轻了许多，不再被公职、头衔完全裹挟。邓小平还提到，早就对廖承志说过，他在海外的关系非常了不起，“怪不得是‘坐牢专家’”，语气中夹着玩笑，也透出对廖承志长期工作的了解与肯定。

这顿饭吃得不紧不慢，既谈家庭，又谈工作。对陈香梅而言，这既是重拾家族联系的一晚，也是她重新面对故土的一晚。多年漂泊之感，在这里得到某种缓解。她愈发清楚，自己并非完全“漂在外面的人”，而是在美国政治与中国社会之间，拥有双重身份的人。

这次访华，在海内外都引发了不小反响。一方面，她是里根的亲信，带着未来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探询任务；另一方面，她与台湾当局保持长期联系，又是廖家后人，天然处在“两岸美国”三重交汇点上。她此行所见所闻，或许并不足以决定国家走向，但无疑为未来几年中美关系和两岸政策提供了新的观察视角。

此后几年，陈香梅与中国大陆的接触愈发频繁。1989年12月，她以美国国际合作委员会经济贸易考察团团长的身份再度访华，这次属于私人行程。第二年，邓小平的女婿在钓鱼台国宾馆宴请她，转达邓小平的问候，并邀请她去北戴河休息几天，由大使章文晋陪同。政治身份与亲属关系在此交织，既有礼节，也有感情。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两岸关系逐步解冻的过程中，陈香梅多次往返，为亲人探亲、人员往来、民间交流奔走。通过她的牵线搭桥，台湾开放大陆探亲的政策得以逐渐推进。对于在战乱中被迫分离的无数家庭来说，这一变化意义重大。

2018年3月30日，陈香梅在华盛顿病逝，享年93岁。从1925年到2018年，她一生经历了北平的旧日时光、香港的战乱逃亡、内地的抗战后方、上海的战后繁华、台北的短暂停留，再到美国政坛的风云起伏。身份在变，足迹在变，陪伴她始终不变的，是对家族根脉的在意，以及在大国博弈之间寻求沟通渠道的努力。

回到1981年那句“我要和肥仔的亲戚谈谈”，听上去像一句随意的玩笑，实际上折射出的是几代人之间交错的命运。革命年代的并肩，战后世界的分裂，冷战时期的隔阂，都浓缩在那一桌饭菜之中。邓小平、廖承志、陈香梅，他们在不同领域、不同位置做出的选择，共同构成了那个时代中国与世界复杂而又微妙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