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年他调任北京市委书记，对华国锋抱怨：我到天津屁股还没坐稳

你敢信吗？建国后有这么一位干部，两年之内连换三个地方当一把手，从上海到天津再到北京，每次接的都是难啃的烂摊子，妥妥的救火队员。1978年中央急调他去北京的时候，他刚到天津上任才四个月，当着中央领导的面直接说出一句大实话，把在场的人都逗笑了。

这个人就是林乎加，山东长岛渔村出来的，1916年生，小时候家道还算安稳，可惜父亲四十多岁就走了，全靠知书达理的母亲拉扯长大。他从小就聪明过人，十几岁跟着商号学做生意，账房先生噼里啪啦打半天算盘对不上的账，他站旁边心算就能算对，一个数字都不差，店里人都叫他小先生。

他志不在经商，19岁只身去青岛念书，刚好赶上一二·九学生运动席卷全国，革命的火苗一下就种进了他心里。全面抗战爆发后，他直接扔了账本参加抗日游击队，1938年就入了党，从此正式走上革命道路。27岁那年，他就当上了泰山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那时候泰山区是主战场，天天要对付日军的反复扫荡和国民党军的进攻。

后来解放战争里好几场决定性的大战，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济南战役、淮海战役，哪一场都离不开地方军民的支前保障。林乎加组织起支前委员会，带着泰山区老百姓出人出粮，把后勤安排得稳稳当当，保障了一场又一场战役的胜利。

1949年春，他随军南下浙江参与接管，新中国成立后，在浙江先后担任省委常委、副书记等职务，一直主抓农业，作风雷厉风行。到1965年，浙江居然取消了粮食供应的粮票，这在当时的全国来说都极为罕见，能做到这一步，足以说明浙江的粮食生产当时有多稳，林乎加在浙江扎根十五年，打下的底子相当扎实。

1965年他调入中央，在国务院小计委做领导工作，直接跟着周总理搞经济规划。特殊历史时期他遭受迫害被关押了五年，1972年才重新出来回到计委工作。这么多年起起伏伏，他务实敢干的性子从来没变过。

1977年1月，他调任上海市委书记，那时候上海刚走出特殊时期的阴影，百废待兴，他一到任就扑在拨乱反正和经济恢复工作上。1978年3月，他率团出访日本考察经济，回来写的考察报告里直接点明，日本靠拿来主义后来居上，我们技术发展也可以走这条路，这份报告成了改革开放前夕非常重要的参考。

上海的工作刚有起色，调令又来了，1978年6月，中央调他去当天津市委第一书记。天津那时候局面很复杂，前任留下了不少历史问题，后来外界都用一年零八个月的被动局面来形容那段时间。林乎加到岗后，白天下区里看民情，晚上听各部门负责人汇报，还定了死规矩，不许带秘书，所有情况都要自己听第一手的。

当时不少人找他反映，1978年恢复高考，天津及格的考生很多，但招生名额太少，大批年轻人没学上。林乎加马上把南开大学、天津大学的领导都请来开会，商量能不能自筹资金扩招。刚好邓小平访问朝鲜归来在天津停留，他当面汇报了扩招方案，邓小平直接批示，不用国家出钱，可以放手试试。

天津靠着现有高校办了10所分校，当年就扩招了差不多八千名学生，后来林乎加到北京又推动了类似的扩招，京津两地加起来有差不多2.5万考生因此改变了命运。可就在天津的工作刚理出头绪的时候，那通改变他行程的电话就来了。

1978年10月的一天，林乎加正在主持天津市委会议，中途被叫出去接电话，对方让他立刻动身赶去北京。他说自己正在开会，散会再去，对方说不行，必须马上走。到了北京之后，华国锋和他单独谈了二十分钟，开口就说，中央决定，请你担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

林乎加脱口而出就是那句，我到天津屁股还没坐稳呢！这句话不是推辞，是实打实的大实话，天津一堆事刚上手，还没理顺，换谁都意外。华国锋回复得很干脆，全国都是这个情况，中央已经考虑过了，决定已经下了。

10月9日，林乎加正式就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连北京市委的常委们事先都没得到消息，可见这次调动有多突然。主政北京两年多，他还是一贯的务实作风，当年北京公共交通常年亏损，他拍板调整月票价格，从五元涨到十二元，涨的部分由单位报销，骑自行车上下班的每个月补助两元。这个方案既缓解了财政压力，又没给老百姓增加额外负担，大伙都夸这事办得漂亮。

他还主导启动了首都基础设施大修，东单立交桥扩建就是那时候完成的。他在北京远郊试点恢复农业责任制，第一次提出了保障城市供应的菜篮子思路，后来全国推广的菜篮子工程，雏形就是从这来的，稳稳保住了北京人的菜篮子。

1981年初，林乎加主动递交辞呈，说北京的基础工作已经大体理顺，需要新的思路来接棒发展。从上海到天津再到北京，两年换了三座大城市，这位救火队员总算可以歇歇了？谁知道他根本闲不住，中央又把一个更难的任务交到了他手上。

1981年，林乎加调任农业部部长，不少人觉得这是从首都一把手降职到部委，其实懂行的都清楚，中央就是要找他这种敢啃硬骨头的人开创新局面。当时中国西北的三西地区，也就是甘肃河西、定西和宁夏西海固，十年九旱广种薄收，不少老百姓连温饱都解决不了，就等着能人来破局。

六十六岁的林乎加接下了这个任务，只说了一句话，不解决问题，对不起老区人民。同年年底，国务院三西地区农业建设领导小组正式成立，林乎加当组长，他提出了3年停止破坏，5年解决温饱的清晰目标。

说完他就扎进了黄土高原，西海固、定西、河西走廊，成了他去得最多的地方，六十多岁的老人，风餐露宿是家常便饭，手下的干部私下都感慨，林部长把我们全带成野外工作队了。就是这股拼劲，换来了实实在在的成果，一条条灌溉渠修起来，一座座小水库建起来，旱地改造成水浇地，荒山坡种上了经济林，三西农业开发也写进了国家规划，成为后来整村脱贫模式的雏形。

有人评价，中国农业农村改革有两位不能忘记的老人，一位是力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杜润生，另一位就是力促取消农产品统购统销的林乎加。两个人从不同方向推着中国农业从计划经济走向了市场经济，转型的功劳簿上必须有他的名字。

1995年，七十九岁的林乎加正式离休，定居北京。一辈子赶路的人这下终于静下来了，他没出回忆录，没写文选，连一本属于自己的专著传记都没留下，很多现在的年轻人，甚至都没听过林乎加这个名字。2018年9月，林乎加在北京逝世，享年一百零二岁。

他一辈子没给自己留虚名，可那些被他改变命运的人，那些他干成的实实在在的事，就是他这辈子最好的名片。这种只干事不图名的老一辈革命者，才最值得我们记住。

参考资料：

人民网 《逝者｜他是曾主政京津沪的市委书记，被称为"灭火队员"》

澎湃新闻 《曾历任京津沪市委书记的林乎加逝世，原中顾委委员仅7人健在》

胶东在线 《中国共产党烟台100个历史人物·林乎加》

威海新闻网 《百岁人生写荣光——主政京津沪的开拓者林乎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