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靖宇牺牲8年遗首被找到，地下党冒死潜伏长春，从敌营顺利偷出

1948年夏天，长春的夜格外沉闷。城外，东北野战军的火力一圈圈收紧；城内，物价飞涨、粮食见底，街头却还有宪兵和特务来回巡逻。就在这样的气氛下，一件看似冷僻的小事，被地下党视作头等大事——找到一颗被敌人严密看管的头颅，把它从敌营里完完整整地偷出来。

这颗头，不是旁人的，而是已经牺牲八年之久的东北抗联总司令杨靖宇。

有意思的是，这桩“偷头颅”的行动，并不是在枪林弹雨中完成，也不是靠简单的夜袭和爆破，而是借着人心浮动与敌军内部的松动，一点一滴渗透过去，靠关系、靠伪装、靠耐心，也靠那种不愿意放弃战友遗骸的执拗。

这一切，要从1940年冰天雪地里那一场血战说起。

一

1940年2月，东北的山林被风雪封死，道路几乎看不见轮廓。就在这极寒时节，抗联内部出现了一件让人心寒的事——司令部特卫排排长张秀峰叛变。他不仅人走了，还把部队经费近一万大洋一并带走，更要命的是，把杨靖宇的活动情况和行踪，完整地交给了日军。

叛徒的情报一旦送到日本关东军的案头，后果就不难想象。那段时间，杨靖宇在南满一带活动，本就兵力消耗严重、后方补给极为困难，张秀峰叛变相当于“釜底抽薪”，把他直接暴露在敌人重重包围的追捕之下。

迫于生存压力，杨靖宇带着仅存的抗联指战员，拼着一口气攻打新开河木场，希望抢些粮食和用品，哪怕只够多坚持几天。木场里有仓库、有人力，看起来是个可以搏一把的目标。然而一连三天三夜的激战，不但没有拿下足够给养，反而消耗了宝贵的弹药和体力。

突围之后，能留在他身边的战士已经屈指可数，最多时只有十几人，没过多久更减到十五人、十人，直至最后只余两名贴身战士。大雪封山，天寒地冻，杨靖宇又染上重感冒，这在医疗匮乏的深山里几乎等同于“听天由命”。

更为残酷的是，粮食已经断得干干净净。为了不饿死在山里，战士们把棉衣里的棉花扯出来，塞进嘴里，靠雪水生咽下去；山崖上冻成硬疙瘩的野草根，也硬生生掰下来嚼。这样的“食物”，撑不住体力，更谈不上恢复，只是象征性地让人不至于立刻倒下。

就在这样的困境中，叛徒程斌带着一伙反水的家伙，沿着雪地留下的脚印，一步步追了上来。白雪之上，一行行深深浅浅的足迹，对熟悉山林的抗联来说是生命通道，对叛徒和日军来说，却成了最直观的向导。

为了迷惑敌人，不把整支队伍一次性暴露出来，杨靖宇不得不和身边十几名战士分散行动，拉开距离。他身边最终只剩两名战士陪同，但在随后的短兵相接中，两人先后中弹倒下，只剩他一人孤身在山林里转移。

1940年2月22日，农历正月十五，按传统，这本该是家家户户赏灯吃元宵的日子。杨靖宇躲在一间极其简陋的窝棚里，雪风透着缝钻进来，元宵节在这种环境下，只能算是一声自嘲的念叨。第二天，他在转移途中遇到了伪军排长赵廷喜——这人装作普通村民接近，暗中观察，随即把他的位置报告给日军。

当天下午四点左右，山林还未完全暗下去，日伪军已经悄悄合围。敌人拿着扩音器喊话，让他投降，给所谓“体面”。杨靖宇站在雪窝子里，双枪在手，没有多说一句废话，用枪口喷出的火舌回应了对方。

伪通化省警务厅厅长岸谷隆一郎很清楚，要想尽快结束打斗，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用熟悉他战术的人开枪。于是他命令曾在抗联中当机枪手、枪法极准的叛徒张奚若执行射击。枪声划破山谷，一梭子子弹倾泻而出，杨靖宇倒在雪地里，鲜血染红了冰层。

日伪军把遗体抬到濛江县城古见联队大队部，请来了程斌、张秀峰等叛徒进行确认。得到肯定答复后，日伪上下大为振奋，不但拍照留念，还在连队司令部专门腾出一间空屋存放遗体，并加强岗哨防守，生怕抗联突袭夺回。

2月24日凌晨四点，岸谷隆一郎下令，要程斌动手，将杨靖宇的头颅割下带回请功。程斌又把这个脏差事推给张奚若，由他和王佐华抬着遗体放到铡刀上，白万仁动手操铡刀，一刀落下，头身分离。

在这个残忍举动之外，还有一件更为阴冷的事。岸谷隆一郎疑惑，在那样极端的环境下，一个人为什么还能坚持战斗？他带着好奇，举起指挥刀剖开遗体腹部，把胃取出，连夜送到濛江县的医生洪宝源那里检查。回报让他大受震动——胃里没有一粒粮食，只有草根、树皮、棉絮，而且多数还基本未被消化，甚至保持原样。

得知这个结果后，岸谷忍不住说出一句话：“虽为敌人，睹其壮烈亦为之感叹：大大的英雄。”据说，自那以后，他的精神状态明显变差，一天之间就显得苍老了许多。此后他一度转而研究中国人的精神状态，在抗战胜利前夕，毒死妻女后写下一封遗书，自杀身亡，遗书中提到：“中国拥有像杨靖宇这样的铁血军人，一定不会亡国。”

这番感叹并不能洗刷他的罪责，却从侧面反映出一个事实：日军在军事上占优势，但在意志上碰到的，是他们难以想象的对手。

二

杨靖宇的头颅被割下后，并未就此埋葬。日伪军将头颅放入一个装有玻璃的木箱之中，装作“战果”，先送往通化省城，在学校和街头进行“展示”，配合宣传演讲，企图用这种方式打击民心士气。之后，头颅又被送往伪满洲国首都新京，也就是长春。

恰在这个阶段，日本关东军南地区军警宪特“讨伐”司令官野副昌德，自述开始频频做噩梦。夜里闭上眼，就觉得有几双大手在他脸上胡乱划动，周围有人高喊“还我头来”。这样的说法显得有几分玄乎，但能看出，一个被肢解的英雄遗体，反而在精神上牢牢缠住了加害者。

岸谷隆一郎为了安抚上级，也为了给自己找个台阶，命令濛江县警务科长王士洪，必须找到杨靖宇的遗体，不能只剩一颗头颅在外面“游走”。在古见联队司令部，他们找到了无头遗体。岸谷让人用木头雕刻了一个头，安放在躯干之上，按日本习俗举行了所谓“慰灵祭”，亲自题写墓碑“杨靖宇之墓”，落款是“通化省警务厅长岸谷隆一郎，昭和十五年三月五日立”。

这座墓碑看上去是“敬重对手”，实则更多是政治姿态。一边利用头颅做展示，一边做出一副“厚葬敌将”的表面文章，其本质并没有改变侵略者的立场。

时间来到1945年，8月20日，苏联红军进军长春，接管伪长春医学院等机构。苏军在清点设施时，在医学院里发现了两颗泡在福尔马林溶液中的头颅。本来有人打算直接丢弃，毕竟看上去不像“重要物资”，但担任向导的抗联人员敏锐地意识到，这可能是当年牺牲的抗联将领所留。

得知这个消息后，当时任苏军驻长春卫戍司令部副司令员的原抗联将领周保中，立刻赶来查看。周保中在抗联时期与杨靖宇并肩战斗，对老战友的容貌、脸型极为熟悉。一见其中一颗头颅，他眼眶发热，确认那就是杨靖宇，忍不住流下眼泪。

如果局势稳定，这一发现本该立即促成安葬事宜。然而现实极为复杂。按照当时大国之间的协议，苏军很快要将长春移交给国民党政府；与此同时，四平一带战事吃紧，东北民主联军在局部正处于不利态势。几番权衡下，为了整体部署，部队不得不撤离长春，许多细节顾不上处理。

1946年5月22日，东北民主联军主动撤离长春，交接过程匆忙杂乱，医学院内的两颗头颅未能妥善处理，实际处境反而变得更危险。随着国民党接管长春，保密局特务控制了伪长春医学院，也顺势把杨靖宇的头颅抓在手里。

就在这时，一个对立场变换极为典型的人物出现了——项乃光。他原本是中共北平南区区委书记、中共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书记，还担任过中共中央中原局友军工作部部长。因为婚恋问题发生严重矛盾后，他选择叛变，给组织造成巨大损失，之后投靠军统，在特务系统一路爬升，直到1947年8月，被调到长春，担任国民党保密局长春站少将站长。

长春站在当时的保密局体系中地位很高，是“北满”地区的核心外勤情报站，按照特务机关“秘密领导公开”的原则，负责指挥大量破坏活动。这样的人物，一旦把杨靖宇的头颅视作“诱饵”，就意味着一场围绕这颗头颅的潜伏与反潜伏斗争已经不可避免。

三

一、敌营暗藏“诱饵”

项乃光得知医学院里有杨靖宇的头颅之后，并没有想着如何善待烈士遗骸，而是看到了一个“钓鱼”的机会。他清楚，对中共地下党来说，这样的烈士遗首绝不会被轻易放过，只要释放一点风声，就有希望把潜伏在城里的地下力量一网打尽。

为了保证这个“诱饵”不出差错，他将伪长春医学院划入重点防守区域。医学院早在抗战胜利后就已经停课，长春战役前，那里成为国民党军第二骑兵旅的驻地。旅部本就设有严密哨位，周边还部署了巡逻队昼夜往返，更别提医疗器械室内，专门安排了长春市警察局的暗哨守护，形成重叠防线。

敌军内部并非铁板一块。随着1948年3月东野攻克四平，并对长春实施包围，城里情势一天比一天紧张。军心涣散、物资短缺，让很多特务和军官暗中打算为自己“找退路”。不过，项乃光仍不敢松懈，几次亲自到第二骑兵旅巡查，询问头颅保存情况，反复布置守卫措施。

某个夜晚，长春市警察局特务曹如超向他汇报，说有人在暗中打听杨靖宇头颅的下落。项乃光听完，立刻警觉，骂骂咧咧地说：“这肯定是共党特工在捣乱，妈的，这伙斩不尽杀不绝的共党。”随即命令严密盘查，一旦再有人询问，全部扣押，严加审讯。

也正是这一层紧张气氛，反映出敌我之间围绕烈士遗首的较量进入了实质阶段。

二、潜伏小组悄然成形

长春被我军围困后，中共中央东北局很快意识到，这个时机难得，一旦城市解放，就应该争取把杨靖宇的头颅接回，不能再让它成为敌人手中的道具。于是，指示潜伏在城里的松江军区地下党组织，暗中调查此事。

城内的地下力量其实早有布局。松江军区打入长春城内的地下党员，组成了一个专门的侦察小组，由张正平担任组长，成员包括李野光、侯建尽、刘亚光、李广德、李雪松等。他们以不同职业身份为掩护，在医院、商铺、居民区频繁活动。

经过一段时间的摸排，侦察小组逐渐确认：杨靖宇的头颅仍然藏在旧长春医学院内，被第二骑兵旅严加看守。要接近那里，就必须绕到骑二旅的外围，再想办法影响内部的守备安排。

侦察小组尝试多次伪装接触，发现旅部高度戒备，普通人很难靠近器械室。就在僵持之际，一条新路出现了——小组成员刘亚光的特殊身份。

刘亚光对外是“亚光医院”的医生，学的是正规的医学，他在巡诊过程中经常接触军队卫生部门。通过几次接触，他与骑二旅卫生队队长渐渐熟悉，双方寒暄中，话题不知不觉扯到了战乱之下的处境。

“这年头，私人医院哪有什么病号，都是往你们这儿送。”刘亚光半带抱怨，半带试探，“要是能在旅卫生队找个差事，起码不必关门大吉。”

卫生队长正为缺少医护力量发愁，听说他是满洲医科大学的高材生，当即心动。怕刘亚光临时反悔，他还稍显着急地向上级打报告，很快就把这位“民间医生”正式吸收为旅里的中尉军医。不得不说，这一步，为后续潜入医疗器械室打下了关键基础。

进入骑二旅后，刘亚光的身份立刻让行动空间大了许多。他常以巡诊为理由在旅部四处走动，留意守卫布置，顺便跟哨兵拉拉家常。不到三天，他就摸清了医学院内部的情况，确认头颅被存放在医疗器械室里，用玻璃箱封存，周围有警察局派来的暗哨。

信息有了，但“怎么下手”，仍是棘手问题。此时，除了军事封锁，城内的特务搜捕也日益频繁，稍有差池就可能功败垂成。

值得一提的是，长春在持久围困之下，人心浮动的程度超出很多人预料。许多特务和军官其实已经开始为将来打算，既担心被抛弃，又担心战后被追究责任。对侦察小组来说，这是潜入和策反的突破口。

三、钥匙、酒和一颗头颅

在侦察小组构建情报网的过程中，还有一条支线悄然展开。李野光等人通过多方打听，找到了一个关键人物——普济医院的大夫经恩浦。这个名字看似普通，身份却不简单。经恩浦是组长张正平的二姨妹夫，同时也是我党地下工作人员，他凭借医生身份，与骑二旅警卫连连长张志臣关系极好，两人称兄道弟。

经恩浦看准了张志臣的心理——前途未卜，又缺钱。于是旁敲侧击地说，医疗器械室里有不少贵重器械，若能想办法“挪”出一些，卖给外面的商人，不啻是一笔好处。“趁着城还没破，捞一点，以后手里也有个底。”这种说法，在动荡年月里很容易打动人。

张志臣一听，心里起了波动。为了能控制医疗器械室，他向上层虚报情况，说原来负责守备的警卫连在巡逻中已现懈怠，为安全起见建议调换守卫，由自己的警卫连接手。一番周折后，他的方案果然被批准，器械室外围的哨兵全部换成由他负责指挥。

在这基础上，经恩浦出入旅部愈发方便。他抓住机会结识了看管库房的守卫，多次借口送药、闲聊，逐渐拉近关系。在一次专门安排的酒局上，对方喝得酩酊大醉，注意力涣散，经恩浦趁乱摸到了库房钥匙，悄悄用蜡拓下钥匙模型，当晚就找人配好了备用钥匙。

同一时间，刘亚光那边也有新情况。他长时间在旅里行医，对暗哨曹如超有了更多接触。曹如超出身不好，家境贫寒，这段时间长春物资紧缺，他家里已经断炊两天。在巡逻间隙，他忍不住向刘亚光诉苦，希望能帮忙想想办法。

这点细节，在平常或许不值一提，但对地下工作来说，却是极好的切入点。刘亚光立刻向上级请示，侦察小组决定抓住这个机会。李野光给出具体指示：“门的钥匙经恩浦已配好。今晚就给曹如超送点小米，再搞两瓶白酒和两斤熟花生米给他，让他马上送回家去，他回家肯定要和家里人饱餐一顿，喝个一醉方休。我们就趁此机会下手。”

当晚，刘亚光把一袋小米、两瓶白酒和花生米交给曹如超，言辞诚恳地说：“这么冷的天，家里断炊太难熬，你快回去一趟，守卫交给我盯着。”对于心系家人的曹如超而言，这样的“好意”难以拒绝。他匆忙回家，把粮食和酒拿给家人，家里人自然连夜煮粥、炒菜，全家团聚，在一顿热乎饭菜里把近期的压力暂时压了下去。

这一切发生的时候，长春城外依旧枪声零星，城内却有一场更隐秘的行动正在展开。

四

三、玻璃箱悄然“失踪”

曹如超离开岗位之后，刘亚光名正言顺地“代班”，暗哨的真正监视人暂时换成了地下党成员。而与此同时，经恩浦那边也已经做好准备，一边通知张志臣“外头有人出大价钱收购器械”，一边安排侦察小组成员换上国民党军装，以“军医、警卫”身份在夜色掩护下靠近旅部。

张志臣为了“浑水摸鱼”，也有自己的盘算。他把原本负责这一带的警卫调离，自己带着少数亲信接手，觉得这样便于操作器械转卖的事，还避免外人插手。对他来说，当晚不过是一次“赚快钱”的机会，却没想到自己实际成了地下党行动的“保护伞”。

那一夜，几个身着军装的身影在旅部大院里穿行，看上去与普通军人无异。张志臣带路，侦察小组成员顺畅地通过了几道哨卡，在医学院昏黄的灯光下，来到了医疗器械室门前。经恩浦拿出配好的钥匙，轻轻一拧，门锁应声而开。

走进器械室，空气里有一股福尔马林的味道。玻璃柜、器械架整齐摆放，角落处，两个玻璃箱内浸泡着两颗头颅，轮廓在药水里隐约可见，灯光打上去，显得格外刺眼。哪一颗是杨靖宇？哪一颗又是另一位烈士？短时间内没人说得清。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没有时间做细致辨认，只能采取最稳妥的办法——全部带走。玻璃箱不算太大，却不轻，几个人抬着箱子，从器械室原路返回，沿着旅部内部通道，穿过早已打点好的关卡，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了第二骑兵旅的防区。

等到天边泛起微光，这两颗头颅已经被悄悄转移到事先安排好的秘密地点，藏在最不起眼的角落。整个过程，没有爆炸，没有枪声，只有一连串看似平常的人情往来和岗位交接。在敌方看来，那一夜风平浪静。

第二天一大早，酒足饭饱的曹如超回到岗位，自觉有些愧疚，还想早点到器械室“看看情况”，弥补昨夜缺席。谁知刚进门，立刻愣住——摆放头颅的玻璃箱不见了。他脸色煞白，慌忙向上级报告，层层上报最终传到了项乃光的耳中。

项乃光得知后怒不可遏，当场扇了曹如超几个耳光，咆哮连连，下令全城搜捕，封锁消息，希望能在最短时间内找回这两件“关键物证”。可当时地下党侦察小组已经完成转移，人员隐匿起来，不给追踪留下明显线索，所有努力都成了徒劳。

这样一来，项乃光苦心经营的“诱饵”，在一夜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对他而言，这是沉重一击；对城外的解放军和地下党来说，却是一件意义非同寻常的大事。

五

长春解放后，侦察小组把之前藏好的头颅交给了松江军区前线指挥部所属的长春办事处。接到消息的上级立刻意识到，这不仅是一次成功的地下斗争成果，更是烈士遗骸得以归队的重要时刻。

事后调查发现，另外一颗头颅并非无名，其主人正是抗联著名将领陈翰章。他曾在北满一带率部与日寇激战，以顽强作战著称，后在战斗中牺牲，被敌人斩首示众。两位将领的头颅共同被寻找回来，使这次行动的意义更为厚重。

为确保身份无误，松江军区“前指”司令员陈光特地请来了原抗日联军领袖之一的冯仲云等老抗联战士，前来辨认。冯仲云从战前就与杨靖宇相识，对他的面部特征、鬓角、颧骨形状都记得清清楚楚。当玻璃箱打开，他走近一看，久久不语，随即眼眶湿润，对在场的所有人缓缓说道：“是杨将军的头颅。”

现场许多人默默低头，没人大声啜泣，却不约而同红了眼圈。这种场景，用空洞的形容词很难表达，更多是一种压抑已久的情绪突然有了落点——八年前在冰天雪地里牺牲的战友，如今以这样的方式回到“队伍”之中。

此后，杨靖宇烈士的遗首经过妥善处理，安放在烈士陵园内。再过许多年，人们在哈尔滨烈士陵园设置了专门的墓室，打开特别设计的墓门，能看到几位抗联将领的遗首——其中就有陈翰章、汪亚臣等人。汪亚臣是抗联第十军军长，遗首是在黑龙江五常县维修老监狱时意外发现的，说明当年日军对抗联将领“斩首示众”的暴行，在多个地区都有发生。

令人感到遗憾的是，抗联第一路军副总指挥、兼政治部主任魏拯民被敌人杀害后，头颅同样被残忍斩下，但直到今天仍未找到。他是杨靖宇牺牲后接过第一路军指挥大旗的重要人物，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持作战，而自身本就患有心脏病，长期奔波，加重病情，不得不前往桦甸县牡丹岭二道河子密营调养。

在养病期间，魏拯民写了大量信件，既向关内的党中央、八路军报告东北抗战情况，也希望借助苏联方向打通对外联系。这些信详细记载了抗联在林海雪原里同日军血战的经历，对于后人了解历史具有重要价值。但在他遭叛徒出卖被捕牺牲后，这些信件被日伪当做“机密档案”收缴保存，一直到抗战胜利之后才重新面世。

1961年10月23日，烈士遗骸搜寻队在吉林省桦甸市夹皮沟镇魏拯民牺牲地，找到了他的遗骸，按汉族传统将其安葬，算是迟到多年的告慰。头颅虽未寻回，骨骸终可入土，这在当时已经是不易之事。

试想一下，从1940年杨靖宇壮烈牺牲，到1948年前后地下党在长春潜伏，冒着生命危险潜入重兵把守的医学院，把浸在药水里的头颅一一找回，其间跨越了漫长的八年。战场早已转换，敌我双方的旗帜也多次更替，但对烈士遗骸的那份执着，却始终没有改变。

这并不仅仅是一场关于一颗头颅的夺回，更是一代人对“战友”二字的朴素理解：人不在了，遗首也要找回来；敌人拿去做威吓，就想办法再从敌人手里夺回来。哪怕历经叛变、围困、权力更迭，那份心思依旧没有被冲淡。

在东三省的许多烈士陵园，至今仍能看到抗联将士的名字。有的陵墓完整，有的只有衣冠冢，还有的，是一颗被找回的头颅静静安放在石室之中。不难看出，当年那些在林海雪原里摸爬滚打的人，对“生死”这件事看得很透，对“同袍”这两个字，却看得极重。

这一点，或许正是那段东北抗联历史最打动人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