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愿军战歌获评一等奖，却不知给谁颁奖，词作者：我都不懂写歌词

1954年春天，北京的一间办公室里，几位工作人员围着一张长桌发愁。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和中国文联组织的“三年来全国群众歌曲评奖”活动已经到了收尾阶段，《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以绝对优势被评为一等奖歌曲中的第一名，可问题来了：奖状、奖金都准备好了，却没人能说清，这首广为传唱的战歌，词该颁给谁。

一位工作人员忍不住说了句实话：“歌全国都在唱，可词究竟是谁写的，我们谁也不敢拍板。”这一幕，说来也有点戏剧性，却非常符合当年那种朴素而忙碌的时代气息。

有意思的是，这并不是谁刻意隐瞒，而是从一开始，词作者的名字就被淹没在前线滚滚硝烟和后方紧张工作之中。要把这段故事理出头绪，只能从战歌诞生前的那段日子说起。

一、炮兵连队的小诗，怎样走上《人民日报》头版

时间要拨回到1950年10月。朝鲜战局突然紧张，东北边境风声鹤唳。新华社随军记者陈伯坚，奉命到预定入朝作战的志愿军炮兵第一师26团采访，记录部队出征前的情况。

这支部队即将开赴朝鲜，战士们白天训练、晚上政治动员，气氛紧张而热烈。就在采访间隙，陈伯坚注意到一个细节：营房里、操场边、队列间，战士们总在半自觉地哼唱一支旋律简单的小调，唱得很投入，声音不算整齐，却有股冲劲。

出于职业敏感，他问了一句：“你们都在唱什么歌？”有战士笑着从怀里掏出一张油印小报，摊开在桌上：“我们唱的就是这个上面的词。”

油印纸已经有些模糊，字迹略显粗糙，却能辨认出那几句铿锵的句子。陈伯坚读完，心里一震，直觉这个东西不一般——语言朴素，句式简单，却把志愿军官兵出征前的精神状态，写得非常直接。

他当场做了一个决定：要把这首诗记入自己的通讯稿里，让后方的读者听到前线战士心里的声音。不过在抄录时，他根据语言习惯略作修改，把“横渡鸭绿江”改成了更有动作感的“跨过鸭绿江”，“中华好儿女”改为“中国好儿女”，让词句更紧凑，更有汉语口语的节奏感。

这种“顺手一改”，在当时并不稀奇。新闻记者在记录口头诗、标语时，会根据阅读需要做小幅度调整。但也正是这两处细微改动，为后来“谁才是真正词作者”的追溯工作，增加了一层复杂性。

问题很快来了：小报上只印着诗，没有署名。陈伯坚在采访中打听了一圈，始终没问出确切的作者姓名，只知道是某炮兵连队里的政治干部写的。考虑到稿件必须尽快发出，他只好在通讯中注明：“这是记者在前线的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中听到的广为流传的一首诗。”

1950年11月26日，这篇通讯登上了《人民日报》头版。这在当时已经是极高的传播平台。诗句一经刊出，迅速在后方引起共鸣，也在不知不觉间，迈出了成为“战歌”的第一步。

二、“我根本不懂写歌词”：一个指导员的出征夜

按照后来的调查推断，真正的创作时间，要稍微往前推几个月。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为保卫东北边防、随时准备支援朝鲜人民军作战，根据中央决策，原有部队调整编成东北边防军，炮兵第一师也划归其中。在那之后，战士们已经多次听到“随时可能出国作战”的动员。

这一背景下，连队政治工作格外密集。麻扶摇，当时是炮兵第一师26团5连的政治指导员，负责连里的思想政治工作。按照他的回忆，在即将入朝的前夕，战士们纷纷交上请战书，写得很直白，字不一定规整，但每句话都是真的想法，情绪非常饱满。

那一晚，连队所在营地沉浸在混杂的情绪里：有人整理装备，有人给家里写信，有人趴在桌上反复修改请战书。麻扶摇翻看完一摞摞请战书后，心里难以平静。既要安抚情绪，又要把这种精神状态提炼出来，他索性拉过一张桌子，点起昏黄的灯，伏案写字。

那不是一首“为唱歌而写”的歌词，而是他想写给全连的一首出征诗。每一句，都紧贴战士的心思：保卫家乡、保卫祖国、跨江出征。他自己后来回忆：“那时候，我根本不懂写歌词，也没想过谱曲，就是写一首出征诗。”

第二天，全团誓师大会上，他被安排上台宣读这首诗。战士们坐在台下，听着熟悉的语气和心里话，有人下意识地跟着低声重复，有人攥紧了拳头。诗一读完，很快就从口头传播开去，被团政治处编入《群力报》，又被师政治部收入《骨干报》，刊在显著位置。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阶段的诗，仍然只是“出征诗”，没有人把它当成“歌词”。五连的一位文化教员从中看出节奏感，主动为之谱了简单的曲。于是，“雄赳赳，气昂昂……”就这么在炮兵第一师内部唱了起来。

等到部队跨过鸭绿江，进入朝鲜战场时，这首带着油墨味的小诗，已经变成了一支全团都能哼的曲子。战士们行军时唱、挖工事时唱，连炮声间隙，都能听见有人在低声哼唱。那时谁也没想到，这会成为日后家喻户晓的“志愿军战歌”。

三、“战歌”成名之后：从报纸头版到评奖风波

回到1950年11月26日。陈伯坚在《人民日报》上的通讯，让这首原本只在部队内部流传的诗，第一次在全国范围内亮相。读者对其中朴素、有力的句子印象深刻，尤其是“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这类直白表达，非常契合当时全国上下的情绪。

这篇报道也被不少文化界、音乐界人士看到。时任文化部艺术局副局长周巍峙，正是其中一位。他本身就是专业音乐工作者，又有很强的组织协调能力，被周恩来称为“既懂业务又能做行政领导的人才”。

看到这首诗，他产生了一个念头：这样的词，应该有一支真正的战歌与之配合，让战士们唱得更响亮。于是他抓紧时间谱曲，用相对短的时间写出了一份曲谱草稿。

谱曲完成后，他拿着草稿去请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著名音乐家吕骥看。吕骥通篇听下来，非常肯定曲调的气魄。但看完歌词后，他提出一个小小的修改意见：“‘打败美国野心狼’这句，建议改成‘打败美帝野心狼’，在政治概念上更准确。”

这类修改在当时很常见，既强调对象，又统一口径。周巍峙接受了建议，把词中那句改成“打败美帝野心狼”。词的整体结构保持不变，但政治指向更为清晰。

随后，《人民日报》刊载了这首由周巍峙谱曲的歌曲，标题暂定为《打败美帝野心狼》。由于不知道原词作者是谁，署名只能写为“志愿军战士词，周巍峙曲”。这一表述，在客观上把词的创作，泛化成了“广大志愿军战士的集体心声”。

歌曲一经发表，传播速度非常快。后方单位广泛传唱，前线通过各种渠道也很快听到了这支新版战歌。有趣的是，作为原诗作者的麻扶摇，在朝鲜听到这支歌时，只是觉得“和自己那首出征诗很像，个别字不同”，并没有往自己头上想到作者身份。

他坦然对战士说：“不知道是不是我写的，这两个字‘跨过’，肯定不是我写的。”一句话道出了他的朴实——既没抢功，也没刻意否认，只是站在事实的角度说出自己的判断。

到了1951年4月10日，《人民日报》第二次刊载这首歌。曲作者仍为周巍峙，而歌名已经改成了更有整体感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在重新刊发时，歌词又做了一个细微调整——“抗美援朝鲜”中的“鲜”字被省去，变成了更为简洁的“抗美援朝”。这一改动，让整个句子的节奏感更紧凑，也与当时社会上广泛使用的提法保持一致。

从炮兵连队的小诗，到全国传唱的战歌，这首作品在不断传播中被多次修饰和规范。就在这个过程中，原始的创作背景与具体的词作者姓名，渐渐被淹没在各种版本、各种报刊和群众口耳相传之中。

四、屡次推让的词作者，与“战歌连”的后续故事

时间走到1953年朝鲜停战前后。《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形成广泛影响。1954年4月1日，《人民日报》再次刊登这首战歌，进一步巩固了它在群众歌曲中的地位。同年，“三年来全国群众歌曲评奖”活动启动，这首歌毫无争议地进入评奖范围，最后被评为一等奖歌曲中的第一名。

评奖结果一出，一个实际问题摆在了组织者面前：既然要颁奖，总得找到词曲作者。曲作者清楚，是周巍峙；词作者却依旧只有模糊说法——“志愿军战士”。

工作人员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找最早在《人民日报》上发表通讯稿的记者陈伯坚。依照常理，很多人一开始以为，词可能就是他写的。毕竟在纸面上，他是第一个让大众读到这首诗的人。

出乎很多人预料的是，当组织上找到他时，他没有丝毫犹豫，直接说明：“这首诗不是我写的，是某炮兵部队连指导员的作品。”既没有顺势认领，也没有模棱两可，而是主动把功劳推回到基层连队。这种做法，在今天看来也有相当的分量。

问题是，他当年在前线采访时，没有记下那位指导员的名字。仅凭“炮兵第一师某团某连指导员”的模糊印象，工作人员不得不重新走一趟部队，沿着当年的线索向下寻找。

一行人奔赴炮兵第一师26团，层层查访，经过多次核对，终于确认，这首出征诗的作者，是当年任5连政治指导员的麻扶摇。就这样，沉在部队里多年的名字，被从档案、回忆和多方印证中重新“捞”了出来。

找到人之后，大家原本以为事情就好办了。但真正接触麻扶摇时，却又遇到另一重“阻力”。他说得很干脆：“不应该把这首词记在我一个人头上，我那时候根本不懂写歌词，只是写出全连、全体志愿军战士的心声。”

在评奖和署名问题上，他一再谦逊推让。有些工作人员据理相劝：创作有个人劳动，也有集体土壤，两者并不矛盾。经过再三劝说，相关部门在以后的刊载中，逐渐把词作者署名统一为“麻扶摇”，算是给历史一个交代。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署名并没有改变麻扶摇的人生轨迹。他从朝鲜回国后，被调往炮兵司令部办公室工作，后来又见证了第二炮兵部队的筹建和发展。他没有借这个名头走向艺术圈，也没开始写更多歌词。直到晚年，他仍然说：“战歌唱响之后，有人说我是歌词作家，我一概摇头。我只是志愿军的一名普通战士，是人民军队里的一个政治工作者。”

这种态度，很能说明那一代人的价值观。荣誉可以承认，却不必借此改变方向；作品可以署名，却更看重集体的力量。

五、三个人物，一首战歌：历史留下的细节与余响

从创作到传播，再到评奖和认定，《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的背后，始终绕不开三个人：写出出征诗的麻扶摇，为其谱曲并定型的周巍峙，以及第一时间发现、传播这首诗的记者陈伯坚。

有意思的是，词作者和曲作者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并未谋面。战歌在全国传唱多年，两个人各自在不同岗位上工作，只是通过这首作品在精神上紧密相连。直到1990年前后，年过花甲的麻扶摇，才第一次专程登门拜访周巍峙。

两人见面的情形，后来在采访中被提起。麻扶摇回忆：“以前虽然没有见过面，一见面就像老朋友一样，很投缘。”这句话不难理解。一个在前线连队里与战士打成一片，一个在文化机关里奔忙于音乐创作和组织工作，两人都在各自位置上，以不同方式为同一场战争贡献力量，一首战歌成为他们共同的纽带。

与此同时，陈伯坚的选择，同样留下了值得回味的细节。当年若他稍微含糊一下，词作者的线索很可能彻底断掉。但他明确指出诗的来源是“来自基层连队的政治指导员”，并主动配合后续核实。可以说，如果没有他的那句话，评奖时“找不到词作者”的尴尬，很可能一直无法化解。

陈伯坚和妻子都是老一辈革命新闻工作者。他们一家把“在前线发现这首诗”当成一段值得纪念的经历，把当年那张刊登通讯和歌词的《人民日报》妥善保存下来。多年以后，到了2024年3月24日，陈伯坚夫妇的子女，将父母生前保存的一批珍贵文物捐赠给抗美援朝纪念馆，其中就包括那张1950年11月26日的《人民日报》原件。

走进抗美援朝纪念馆，能看到两件和这首战歌紧密相关的实物。一件是刊载战歌歌词的《人民日报》，另一件是周巍峙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谱曲时留下的手稿。谱曲手稿得以保存，具有极强的史料价值，既能看到旋律的构成，也能清晰辨认他对歌词的标注。

遗憾的是，战歌最初的手写词稿，并没有保存下来。战地环境紧张，加上当时谁也没想到这首诗会日后出名，这一点也不难理解。如今能看到的“麻扶摇手书《志愿军战歌》”，都是后来应人邀请，重新誊写的版本。

已知的两份较为重要的手书，其一是2011年7月应黑龙江省《绥化日报》记者之请所写，其二是2007年1月17日寄给辽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卢骅的歌词手稿。2007年，辽宁社科院组织专人系统研究抗美援朝历史，卢骅专门给麻扶摇写信，请他提供相关材料，麻扶摇则以一份亲笔誊写的《志愿军战歌》歌词作为回复，并附上了一封回信。对研究者来说，这种回信手稿，既是史料，也是珍贵的精神见证。

再看回五连本身。由于这首战歌在连队孕育、在全师传唱，后来五连被部队官兵亲切称为“志愿军战歌连”。这个称号，是对那段历史的一种凝结。

2016年9月，“志愿军战歌连”的全体官兵给已经进入耄耋之年的麻扶摇写了一封信，信中提到：“60多年前，您慷慨激昂写下的《志愿军战歌》，激励了广大志愿军官兵英勇战斗。60多年过去，战歌旋律依然响彻大江南北，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后来人奋勇拼搏。作为‘志愿军战歌连’的传人，我们因《志愿军战歌》而感到无上荣耀……”措辞恳切，既是致敬，也是传承。

麻扶摇收到信后，提笔回信。他在信中写道：“五连有着优良的作风传统和光辉的战斗历程，从过去到现在，五连一直是好样的，五连从来都是站排头的。在我像你们一样年轻的时候，是五连给了我成长的磨炼和滋养，五连是我人生一个重要的出发地……”字里行间，更多强调连队的作用，而不是个人的创作。话语朴实，却能看出他对部队的深情和对后辈的期望。

如果把视线拉长一点，从1950年到21世纪初，这首战歌已经跨越了七十余年的时间跨度。它从一夜出征前的连队诗稿，成长为全国传唱的群众歌曲，又被反复刊载、研究和演唱。对很多曾经在朝鲜战场上战斗过的老兵来说，歌中的那些短句，一听就能把人带回炮火连天的日子。

从史实角度看，这首歌的形成，有着清晰的时间节点：1950年出征前夜的创作，1950年11月在《人民日报》上的首次刊登，1951年4月以“志愿军战歌”之名再次公开，1953年前后传唱到停战，1954年参加全国群众歌曲评奖并获一等奖第一名。每一个时间点，都可以在当年的报纸、档案中找到对应的记载。

从人物角度看，麻扶摇、周巍峙、陈伯坚三人的轨迹交织，让这首战歌的诞生过程不再抽象。他们有不同的专业和岗位，却共同参与了一首歌曲的形成：前线的政治指导员把战士心声写成诗，后方的音乐家为之谱曲，记者用通讯把它送上国家级报纸平台。三股力量叠加，才有今天大家熟悉的版本。

从作品本身看，“雄赳赳，气昂昂”这样的短句之所以经久不衰，很大程度上在于它不刻意堆砌华丽辞藻，而是借助节奏鲜明的四字句，把当时普通战士最直接的意志表达出来。试想一下，一个刚从家乡走出来、正要跨江出国作战的年轻战士，未必能说出太复杂的道理，但唱起“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大概都会觉得这是自己心里话。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既是特定年代的产物，也是那一代中国人精神意志的一种集中呈现。它的词作者说自己“根本不懂写歌词”，看似谦虚，倒也贴切——并不是典型意义上的“艺术加工”，而是把战火中的真实情感，在一个夜晚集中写在纸上。这样的文字，经由音乐和报纸的力量，被放大、被记住，最终留在历史记忆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