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派文学的现实基础

现代派文学兴起了，引起了一定的关注。其实现代派文学有一定的现实基础，并非凭空产生的。

1958年，克·莫里亚克出版了一部重要的理论著作《当代的反文学》。在这部著作里，他创造了“反文学”这个新的术语，用来概括荒诞派戏剧、新小说以及与过去文学传统有所不同的文学创作。他的定义是：“反文学，也就是从平板拘谨的传统中解放出来的文学，他被这种传统赋予了一种贬义，它是永远也无人可达到的一种极端，而不过是自有人类的写作活动以来，所有诚实的人奔赴的一种方向。”二战以后，很多人丧失了生活的希望，因为他们看到了战争的突然性，看到了人生的无常，甚至很多人认为前途渺茫。一批现代派的作家、画家出现了，他们符合了人们的心理，或者说符合了人类群体的心理，有的展现荒诞的内容，有的展现魔幻现实主义的内容，有的展现黑色幽默的内容。各种各样的流派出现了，似乎越是胡闹，越能引发人们的关注。在现代派作家看来，人生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人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也不知道自己的命运究竟是怎样的，只能活一天算一天，甚至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活在同样的空间里，而时间只不过是个人的印象而已。就像加西亚·马尔克斯写的《百年孤独》中的马孔多小镇一样，一代又一代的人在这样的小镇实现了轮回。似乎他们无法逃离，也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而生活总是那么魔幻，并不是他们想怎样就怎样的。

现代派文学有一定的现实基础，而现实似乎比现代派文学更魔幻，更荒诞。在资本进入到社会每一个角落之后，很多人失去了原来美好的理想，总是变得非常现实，不要追名逐利，而且明明知道这种追名逐利的行为，是让人疲乏劳累的，也还是要一如既往地追求。他们丧失了美好的理想与精神追求，有的只是追名逐利，当然个人会感到精神的疲乏，却偏偏无法逃脱这种被摆布的命运。因为资本已经支配了市场，而且支配了人们的行为，甚至把每个人的劳动力都作价出售了。剧本《等待戈多》中，戈多最终没有到来，而戈多的本意就是上帝，意思就是上帝死了，不会再来了。认为上帝死了的人们失去了信仰，当然会搞各种无底线的操作，甚至互相仇杀，有的还出卖肉体和灵魂。贪污腐败官员出现了，甚至会买卖“死魂灵”；特殊职业妇女出现了，要出卖自己的肉体；二奶和小三也出现了，同样出卖自己的肉体；一些办重污染企业的资本家出现了，污染了土地、空气和水源，却分明过上了上层人的日子，而被污染困扰的普通人只能自己花钱看病，却不能和这样的资本家交涉。当特权阶级肆意妄为的时候，普通人就失去了信仰，因为即便他们努力，也不可能成为特权阶级的人员。甚至连致富都很困难，就更别提变成权贵了。中国的现代派作家也为数不少，当然有很多并不能被简单地称为现代派作家，而是在作品中插入了一些现代派的描写手法。

莫言的《红高粱》中有疯狗吃人的描写，完全借鉴了魔幻现实主义的写法。而现实中不仅有疯狗吃人，还有人吃人，只不过莫言没有认真写而已。阎连科写的《丁庄梦》有一定的现实基础，来源于河南的艾滋病村。根据他的小说，拍成了一部电影，叫做《最爱》，一时引发轰动，但这样的村庄并没有完全解决艾滋病的问题，问题仍然存在。只不过不提了而已。吃人的现象总是存在，鲁迅的《狂人日记》中提到过，只不过是一个患了精神病的人在说“吃人”二字，而且翻开古书，都写着“吃人”两个字。这样的作品有一些现代派的性质，可以和卡夫卡的作品相媲美。现代派的文学总是反其道而行之，有种克·莫里亚克说到“反文学”的性质，其实本身也是文学。不管是在作品中写吃人的现象，还是在作品中展现无尽的时间和空间，展现日复一日的生活，展现不可逃避的命运，甚至吊诡的命运，都算是现代派的写法。而这种写法来源于现实生活，并非完全反现实。现实生活中有倒卖孩子的现象，而且是妇产科医生干的，是窝案，被发现的时候，已经倒卖了二十多年。似乎文学作品中虚构的事件不如现实魔幻，也不如现实残酷。不管作家写人还是写大甲虫，不管写疯狗，还是写时间和空间，都有一种不按常理出牌的意思，但分明让人觉得有一点生活的气息。

人在被社会规则驯化的过程中，已经完全失掉了本性，变成了社会化的人，甚至不会表达自己的观点，不会实话实说。而这样的人是可以进入现代派作品的，也就是现代派作家着力刻画被制度或规则驯化的人，也就是变异了的人。当这样的人逐渐增多并组成人类群体的时候，就是现代派作家警惕的时候，因为他们发现了人性被改变的秘密。他们不能直说，只能通过作品来表现。就像《第二十二条军规》中的诡辩逻辑一样，总是要让飞行员飞够一定的次数，最终要让飞行员战死沙场，而不是让他们请假回去。即便他们得了精神病，也仍然要驾着飞机飞行，不会被认为有病。这是制度之恶，也是规则之恶，现实生活中真实存在过，现在也仍然存在。就像卓别林演的喜剧一样，他扮演了一个在大齿轮上拧螺丝的工人，拧了一天螺丝，出门见到螺丝形状的东西就去拧，以至于把消防栓拧开了。他看到一个贵妇胸前有两朵装饰性的花，花朵也像螺丝，上去就拧。妇女报了警，警察把他带走了，上警车的时候，他的手还在拧，以至于警察无法给他戴上手铐。欧·亨利的短篇小说《警察与赞美诗》也有同样的手法，刚出狱的主人公，接连办坏事，却不会被警察逮捕。而他听到教堂里的赞美诗，灵魂受到洗礼。想要做一个好人，却被警察逮捕了。

现代派文学有着一定的现实基础，尤其要描绘那些在制度和规则支配下蜕变的人性。即便有的语言颠三倒四，前言不搭后语，有的诗歌甚至无法让人读懂，但仍然不失为一道靓丽的文学风景。倘若作家为了搞怪而搞怪，就没必要写作了，那不是现代派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