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卷：中国科举1300年

中国人为什么这么“卷”？

答案藏在1300年的科举里。

在中国，没有哪一场竞争，比科举更漫长；

也没有哪一条赛道，比科举更残酷。

跨越隋唐、沉浮宋元、定型明清，

无数人把命运押在一张试卷上。

一卷定前途，一榜分阶层。

有人一夜登科，改写家族命运；

有人屡试不第，困守寒窗一生。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最庞大的“内卷现场”，

是最漫长、最残酷、也最公平的人间竞技！

艾公子新书《狂卷：中国科举1300年》新鲜出炉，

翻开这本书，你将看见：

古人如何用一支笔，与命运对赌一生。

仅仅数年后，第一批主张废除科举制度的人就后悔了。

科举制是在1905年被废除的，但早在1896年，梁启超就在《时务报》上发表《论科举》，认为“欲兴学校、养人才以强中国，惟变科举为第一义”。而到了1910年，梁启超却幡然悔悟，说科举不是坏制度，“实我先民千年前之一大发明也”，并主张恢复科举。

也许不能嘲笑梁启超们被光速打脸，只能怪时代变化太快：旧制度崩塌后，新制度建立不起来，或者说，新制度给人的观感还不如旧制度。

历史学家钱穆就观察到此种怪现象，并在《中国历史上之考试制度》中阐述道：

“（科举）因有种种缺点，种种流弊，自该随时变通。但清末却一意想变法，把此制度也连根拔去。民国以来，政府用人，便全无标准。人事奔竟，派系倾轧，结党营私，偏枯偏荣，种种病象，指不胜屈。不可说不是我们把历史看轻了，认为以前一切要不得，才聚九州铁铸成大错。”

尽管有这些反思的声音，但在更大的时代背景下，科举制仍旧被历史进步论碾压成灰，导致今人对这一制度的认知存在极大的偏颇，评价亦不公正。

其实，只要我们摒除今人对于古人的优越感，仔细想想，一项制度从创建到落幕，存在时间长达1300余年，深刻影响了每一个历史时期，上至国家治理、思想演化，中及地方社会、家族兴衰，下到个体命运、关系网络，无不历经其如影随形的历史形塑，那么，它的意义就绝对不是一句“恶制”或者“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可以概括得了的。

更进一步，我们还要追问：这到底是怎样的制度，竟然可以存在这么长时间？

就制度本身来说，科举制的发明是皇权扩张的需要与结果。

在两晋和南朝，皇权要依赖于士族而存在，士族则通过门荫入仕制度垄断清望高官，由此形成了比皇权更为坚固的门阀社会，所谓“流水的皇帝，铁打的士族”。

隋朝重新统合南北后，首要任务便是重塑皇权。人事权无疑是皇权最直接的体现，科举制创立的背后是人事权的博弈——将选官之权从士族手中收归中央。

这一过程肯定没有那么顺利，皇权、士族之间的压制与反压制必定轮番上演，这就可以解释隋唐的选官为什么带有浓重的过渡时期的制度痕迹，包括门荫制与科举制并存、科举制实行考试与荐举相结合等。

直到晚唐，这场博弈才形成一个明显的分界点。历史学者根据新旧《唐书》人物列传统计，唐朝门荫出身而官至宰辅者48人，其中唐宪宗之前近两百年间有45人，自唐宪宗朝至唐末一百年间仅3人。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门荫的衰落与科举的崛起。

但科举绝对地位的最终奠定，则要推迟至宋朝。

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载了一个颇具象征意义的故事：宋初名将郭进的新宅子落成，大宴宾客。安排宴席座位时，他把自己的儿子们排在建筑工匠的下首，有宾客看到了觉得不合适，说：“公子们怎么能坐在匠人的下方呢?”郭进指着工匠们说：“这是造房子的人。”又指着儿子们说：“这是卖房子的人，当然要坐在下方。”郭进死后，他的宅子果然被儿子们卖掉了。

从玄学的角度看这个故事，它彰显了主人公未卜先知的能力，或揭示了一语成谶的宿命论；但从史学的角度分析，它其实是宋代阶层流动加速的典型写照，一代人只能挣到一代人的功业、地位与财富，子孙若无能，便会很快坐吃山空，沦入下层。而这正是科举社会区别于贵族门阀社会的主要表征。

类似的例子在宋代并不罕见，比如宋初宰相吕端死后，整个家族很快衰落，宅邸也被卖掉了；另一个宰相王旦死后，其儿子只能靠变卖父亲的遗产维持生活，旁人见了纷纷感慨：“想不到宰相的儿子也沦落至此啊!”

正如吴根洲在《科举导论》一书中所论述的：

“为了达到追求公平的目的，宋代最高统治者一方面通过制度建设消灭荐举制的残余而实现程序公平，另一方面在科举考试中通过打压高官子弟而致力于实质公平……面对皇帝咄咄逼人的主动进攻，已经失去牢固的经济基础而依附皇权的科举官僚毫无还手之力……因此，宋代成了一个‘无世臣’‘无百年之家’的朝代。”

虽然科举的公平性是皇权扩张、中央集权的客观结果，但它实实在在缔造了一个有别于中古时期的、阶层高度流动的新社会。本质上，科举的开放性、公平性与流动性是历经隋、唐、五代、宋数百年“卷”出来的。随着时间推移，它必定会继续“卷”下去，以应对新的时代问题。

伴随着人口增长与教育下渗，科举只能使少部分读书人步入仕途，绝大部分成为下层士人。慢慢地，落第者构成了一个人数相当庞大的社会集团。在此背景下，自宋代开始，科举急剧扩大录取规模，构建制度性公平；而自明朝开始，则设立多层级功名，考中秀才即享有蠲免赋税的权利，考中举人就具备做官的资格，读书人不用全部挤在通往进士的独木桥上。这些都是制度本身的调节机制，更有利于解决士人的出路，并充当社会的稳定器。

同时，考试内容也一变再变。由诗赋变为经义，由经义变为《四书》，之后又由《四书》推演出八股文体。

从表面看，知识标准逐渐走向狭隘，形成了一种最开放的选官制度与一种最不开放的思想环境共存于一体的局面，这也是八股取士以标准化扼杀人才而饱受诟病的根本原因。

但仔细再想，八股取士是否一无是处？它固然是出于思想钳制的需要，但是否也是考试公平的一种体现呢？如果没有指定教材，最终比拼的是获取大量书籍的能力，这对于穷苦地区、穷苦家庭来说，是否已经在起点上就落了下风？如果没有指定解题模式，最终比拼的是获取考试信息的能力，这对于更容易赢得信息差的官、富家族而言，是否已经具有了天然优势？

所以，科举在制度层面的“狂卷”始终带有积极与消极的双面性，切忌一棍子抡下去。

在个体层面，数以千万计的考生以肉身攀爬科举的阶梯，每一步都是阶层跃升的生死劫。在无数人的人生中，甚至在帝国运行的逻辑中，科举就是一切，一切就是科举。

“狂卷”的结果，是少数人登顶庙堂，多数人沉浮底层，推而广之，则形塑了传统中国社会的价值观。就像王亚南在《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批判的那样：

“做官第一主义，本来由儒家的政治哲学立下了‘坚实’基础，但其充分发挥，却是由于科举制。科举制像从外部为中国官僚社会作了支撑的大杠杆，虽然它同时又当作一种配合物成为中国整个官僚体制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

在家族和地域层面，科举的千年流变，背后是知识、权力、资源的血脉与空间竞逐。

尤其是在明清时期，一个家族/宗族“狂卷”科举，通过世代联姻与教育投资，在朝堂编织利益共同体，可以对抗“官/富不过三代”的问题；一个地区“狂卷”科举，可以形成强大的中间阶层，通过乡绅治理社会，构建经济与文化的双重霸权。

基于此，明清涌现出一批科举家族，尤其是在经济繁荣的江南地区。这些地区的家族，一旦势力过度膨胀且呈代际延续的趋势，便会引起“类士族化”的联想，从而迎来皇权的重点盯梢与打压，明清时期的很多科场案通常由此而起。

尽管皇权有意进行压制，但这一轮“狂卷”的结局已经难以改写——强者恒强的权贵家族盘根错节，阶层的流动性越来越弱，社会回到科举制发明之前的状态。

数据显示，宋代超过一半进士出身平民，明代这一数据减至47%，清代则继续下降至37%。尤其到了晚清，进士基本被官宦子弟垄断了。这意味着曾经作为阶层调节器的科举制度，已经走入了死胡同。清末废科举的呼声如此强烈，本质上是对这一“历史现实”的关切与回应。直至今日，科举背负的骂名，依然是拜清末民初所赐。

然而，正如我前面所述，科举制是一项历经1300余年的、持续变动的制度，它在晚清的表现只是其中的一个阶段而已。

如果制度像人一样存在生命周期，要经历生老病死，那么，科举制被摒弃、被谩骂的时段恰恰是它进入老死的阶段。可它也有过青春年少，也有过年富力强，也有过老成稳重……了解它的全生命周期，我们才能更加理性、客观地还原这一制度的兴衰起落、是非功过。

也许任何制度终将老去，但人类对文明与规则的追求，永不停息。

艾公子著《狂卷：中国科举1300年》一书聚焦两条主线：一条是科举发展史，从科举制诞生前的人才选拔机制，一直讲述到科举废除后的选官制度，让读者对科举史有相对深刻和清晰的整体性认知；另一条则是科举影响史，重点阐述科举制对个体、家族、地域的形塑，以及对政治、经济和相关产业（比如书院培训、教辅材料、作弊门路、科举移民）的深度介入。

总之，本书以生动故事和丰富史料串联科举1300年的全史，呈现一个巨大的时代舞台与无数命运的沉浮。在阅读这部作品的同时，你将看到中国人为何如此“卷”、为何相信读书能改变命运，以及一项制度如何深刻影响文明的运行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