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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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5月15日至18日，苏联最高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对中国进行了历史性访问，宣布中苏两国关系实现正常化，结束了长达30年的对立状态。
这完全是一次苏联对我们的主动示好，他们甚至主动提出让越南从柬埔寨撤军，以及苏联从阿富汗撤军。
这背后是什么原因呢？一句话：一文钱难倒英雄汉。
虽然戈尔巴乔夫在北京受到了高规格的礼遇，但他却心急如焚。因为当时的苏联国内，经济已处于崩溃边缘，物资短缺达到了令人窒息的地步。
其实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苏联经济就已经陷入严重的停滞，增长率为零甚至负增长。只是得益于严格的配给制和庞大的石油出口收入，普通民众才没有感受到剧烈的生活崩塌；加之统计数据的造假，让全球误以为苏联依旧强大。
苏联的经济结构非常畸形，其设立的本质就是一切为了战争。军费开支高达GDP的15%至25%，几乎全球独一份。重工业特别发达，飞机、坦克、导弹等高科技武器什么都能制造，却制造不出一双尼龙袜。
当时苏联青年最想要的东西，一个是迈克尔·杰克逊的唱片，一个是牛仔裤。
苏联轻工业和农业极度落后，有关民生的物资已经无法做到自给自足，大量需要进口。但在1986年，国际油价从每桶30美元左右暴跌至10美元以下，苏联政府对外贸易的现金流出现断流。
苏联对外贸易极度依赖石油出口，后者占其外汇总收入的60%以上。失去外汇收入的苏联，无法再进口粮食和消费品来弥补国内生产的不足。这是苏联外部“输血”机制的断裂。
苏联内部很清楚这个风险点。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推行一系列政策，试图扭转不利局面，但他操之过急，结果适得其反，反而让原本就脆弱的计划经济链条雪上加霜，供需进一步失衡。
戈尔巴乔夫给予企业更多自主权，但没有建立相应的市场监管机制。
这些企业管理者为了追求利润，停止生产低价的必需品（如普通布料、低端食品），转而生产高价的高档产品，或者直接囤货，等待黑市高价。这导致货架上的普通商品迅速消失。
从1987年开始，莫斯科、列宁格勒等大城市开始出现排队购买基本食品的现象。百姓开始恐慌，未雨绸缪，大量囤货，到了“看到哪里有队伍排队，管它是否需要，也要去排”的地步。
1989年苏联经济正式进入负增长后，苏联中央财政捉襟见肘，只剩下空头支票，无法向地方提供资金、补贴和支持。各加盟共和国为了各自的稳定和利益，开始搞“经济割据”，拒绝向中央上缴粮食和物资，联盟在经济上事实上已经解体。
这一年，苏联商品进入“断供”的地步。“排队”成了这个国家国民的日常，“短缺”成了时代的关键词。
老百姓穿着厚重的大衣，在零下十几度的寒风中排队几小时，只为买一条面包、一截香肠。这让一个自称“发达社会主义”的超级大国国民感到极度的屈辱。这种屈辱感全部转化为对体制的仇恨。
相对于二战时期的物资短缺情况，这一次实际上要好很多——二战饿死了很多人，这一次没有。但让苏联民众憋屈和无法理解的是，短缺的原因是苏联的国家系统自己切断了供应线。
大量的物资集中在私人手里、企业仓库和黑市。这种自杀式的“自我毁灭”，让民众意识到这个体制已经无可救药了。
真正让苏联民众想推翻这个体制的，则是“小白桦商店”的反差和戈尔巴乔夫的“勤政”。
“小白桦商店”是苏联时期设立的一类特供商店，店址选在僻静街区，橱窗用厚布遮挡，入口设警亭或专人守卫，普通民众难以接近。它主要面向特权阶层、外交人员、外籍游客及持有外汇的特定苏联公民开放。
即便市面上所有的商店物资短缺，“小白桦商店”里依旧堆满顶级食材：鱼子酱、鲑鱼、鳇鱼、法国奶酪、意大利腊肠、瑞士巧克力等，以及来自西欧的各类日用奢侈品……
这是苏联版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种极致的反差，让苏联民众愤懑，就差我们替他们喊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这个时候的戈尔巴乔夫与崇祯皇帝几乎一模一样，勤政却是“乱作为”。他处于一种极度焦虑、疯狂折腾，甚至可以说是“病急乱投医”的状态，政策朝令夕改，思想瞻前顾后。民众甚至怀念赫鲁晓夫时代，那时的货架是满的，只是商品单调一点而已。
戈尔巴乔夫的一通“励精图治”，不仅没有实现上台时的承诺，反而让整个国家陷入了“既无计划，又无市场”的真空混乱状态。
1989年7月，戈尔巴乔夫结束访华回国不久，苏联爆发了震惊世界的库兹巴斯煤矿工人大罢工。工人没有任何政治诉求，而是极其卑微的生活要求——肥皂和内衣。
矿工们的诉求很简单：在井下高强度劳动后，却连换洗的内衣和洗澡的肥皂都领不到。
西方媒体认为这是苏联经济体系彻底失灵的标志，鼓吹这个超级大国的根基已经腐烂。
这种情况下，苏联迫切需要与中国进行贸易，利用中国物美价廉的商品填补其国内空虚。
买东西要付钱，但苏联的卢布在国际市场无法流通，没有国家认可，毕竟其在国内因为买不到商品而不断贬值。苏联没有足够的外汇与中国交换，双方就决定以物易物。
当时中国的经济发展还不如今天强劲，也是原油出口国，所以苏联的出口产品中，能让中国看中的只有武器，诸如驱逐舰、潜艇、战斗机等。
但中苏之间的边境问题并未完全解决，双方信任度也不够，中国内部对此很犹豫，担心贸然上门求购会破坏刚刚建立的缓和局面。
然而，现实和局势让我们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尤其以战斗机最为急迫。
那个时期，中国空军严重落后于世界主流水平，差距已经不是简单的性能，而是“代际差”。我们当时的主力战斗机还是60年代的歼-6（源自苏联米格-19）和歼-7（源自米格-21），雷达、航电、导弹全面落后。面对美国的F-15和F-16，苏联的苏-27和米格-29，几乎“毫无还手之力”。
国产研发方面又受制于技术瓶颈，在航电、发动机、系统集成等方面束手无策。整个航空系统和军方的业内人士都清楚这点：短期内中国无法完全依靠国产解决问题。
中国当时无法从西方获得武器，也多年未从苏联获得武器，但每年的航空展，我们还是全部参加，以了解全球航空发展的最新情况。
尤其是1986年，苏联的米格-29在英国范堡罗国际航展上首次亮相。作为一款能与F-15和F-16抗衡的战机，米格-29震惊全球，我们自然也羡慕不已。
所以在戈尔巴乔夫访华后，我们通过非正式渠道，试探性地向苏联提出购买米格-29战斗机。苏联当时对此的态度是：其他武器量大管饱，但米格-29等苏联新式装备，暂不出口。
转机出现在第二年。1990年，苏联经济崩溃，卢布贬值，军费被大幅削减。庞大的军工业面临停工风险，急需外汇“输血”。获知中国有意向引进米格-29后，苏联正式向中国推销这款战机。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随后，空军副司令林虎中将带领中国代表团抵达莫斯科考察米格-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