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传统的奠基、赓续与转型——以1940年代以来南泥湾稻作史为中心的讨论

作为大生产运动中的一面旗帜，南泥湾因八路军三五九旅极富传奇色彩的屯垦故事而闻名于世，此地之所以被冠以“陕北好江南”的美誉，与水稻的成功引种密不可分。抗战时期，水稻由部队中的南方籍官兵最先种植，在数年内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奠定了南泥湾的稻作传统，并赋予水稻革命传统象征意义；集体化时期，在革命传统精神的影响下，加之农业战略推进、制度保障的完善和劳动力、资金、技术的投入改进，南泥湾稻作传统在赓续中有所发展；改革开放后，南泥湾稻作顺应市场经济规律不断调整，价值体系和传播空间日益拓展，为地方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注入动力。历史上南泥湾的稻作虽屡有起落兴衰，但其传统从未中断，基于南泥湾稻作史的长程梳理与分析表明，革命传统的形成和延续有其生态环境基础、政治组织保障和历史文化基因，尤其离不开广大基层民众对美好生活的持续追求与向往，只要这些因素不变，革命传统便不会中断。

在中国革命叙事中，“南泥湾”具有独特的地位。就革命实践而言，三五九旅官兵垦荒屯田、将不毛之地改造为“陕北好江南”的故事创造了生产自救和生态改造的奇迹；从精神谱系来看，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为核心的南泥湾精神是延安精神的重要组成和具体延伸，是中国共产党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集中体现。因此，有关南泥湾的研究一直是中共党史学界的热点话题，产生了一大批相关成果。但遗憾的是，这些著论多侧重于考察大生产运动的整体过程和南泥湾精神的含义，对支撑南泥湾“好江南”形象的基本载体“水稻”的长程历史缺乏系统考察。实际上，南泥湾稻作是大生产运动最具标志性和创造性的成就之一，是贯穿中共革命史、新中国史和改革开放史的重要话题，折射了大历史背景下革命传统的连续性与生命力。目前，学界对革命传统虽有诸多讨论，但多偏重于从宏观视野或理论层面出发，阐释其概念、内涵、价值及传承问题，鲜有详细个案研究。其实，革命传统的孕育和产生深植于革命历史实践，并且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历程中进一步延续、调适和转化。在革命传统的发源地，这一脉络尤其清晰。从历史学的角度对南泥湾稻作史进行长时段梳理，既可丰富以南泥湾为中心的革命史、思想史研究，也能回应当下学术界关于革命传统延续性的讨论。缘此，笔者在借鉴现有成果基础上，以未刊档案文献为主，辅以田野调查资料，以地方视野和长程眼光对南泥湾稻作传统的形成过程、发展变革及内在机理进行实证分析，进而管窥时代洪流中革命传统的“变”与“常”问题。不足之处，尚祈方家指正。

一、抗战时期南泥湾稻作传统的奠基

从南泥湾被发现到中共中央作出开垦决策、调三五九旅入驻，历时半年有余。综合来看，南泥湾稻作的兴起是地区自然禀赋、边区粮食需求与中共调查研究、科学决策等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以生态环境的视角审视，南泥湾所在的延安地区云岩河上游一带气候区划上属于北暖温带半湿润区北缘，地理分区上为黄土高原梢林草原沟壑区，水、地条件较好：河谷断面一般呈倒梯形，河水常年流量稳定，变化微小；河谷土地全部为淤积而成，土壤类型属黑黄绵土，土体深厚、质地砂粘适中，养分含量高。因此，该地很早就得到了开发，且一度人烟稠密，生产和经济颇为繁荣。但清朝中期以后，由于战乱不断，致使当地人口锐减，生产衰退，大片土地撂荒；到抗战爆发时，当地已成为人迹稀少、荆棘遍野、野兽出没的荒凉之地。其中尤以被称为“烂泥洼”的一片广袤荒洼最为典型——方圆八十里内仅散居数户人家，但“周围是缓坡丘陵，有茂密的次生林，水源充足”。总体而言，得益于独特的自然条件，南泥湾相较于陕北其他地区，更具备发展水稻种植业的优越自然基础。

南泥湾的发现与后续开发是在边区面临多种困境，特别是粮食紧张的背景下发生的。全面抗战爆发后，陕甘宁边区作为中共抗日斗争的大后方，人口急剧增加，导致粮食需求剧增。特别是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随着日伪和国民党政府对边区物资封锁的不断强化，粮食短缺现象更趋严峻。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肖劲光曾回忆指出，因为粮食接济不上，经常发生指战员吃不饱饭的情形。1939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领导人，针对粮食困难等问题提出了“党政军民学大家一齐动手，衣食住都由自己来解决”的号召，大生产运动由此展开。寻找可供开垦的土地因之成为迫切需要。

1940年6月，为了落实中央财政经济政策，研究边区农林环境，探索改善农业生产基本条件的政策，促进“开发可能的富源”，由农林学家乐天宇主持的团队在中央财政经济部支持下，对延安周边地带进行了考察，发现附近4个林区部分荒地适宜种植水稻，其中就包括位于九源林区的“南泥洼川”，其水利、土质“甚佳”，地势“甚平”，气候也“较和平”，可移民户数可达到已有居民的10余倍。在目前所见文献中，乐天宇等人是率先提出垦殖南泥湾并在此发展水稻生产的倡议者。乐氏有关考察报告引起中央领导层的高度重视。毛泽东找来乐天宇，与其面谈开发南泥湾的问题；朱德则亲自听取报告，三次到南泥湾进行实地考察。随后，乐天宇等再赴南泥湾进行考察，为后续开发工作做准备。在此基础上，边区政府也派出工程技术人员到南泥湾开展勘查工作，进一步了解其地理和社会经济状况，并抽调一个营的兵力，修筑延安到南泥湾的公路。

在前期考察研究、道路修筑和各项筹备工作相继展开的基础上，1940年底，中共中央将驻绥德地区的八路军三五九旅调防至南泥湾，正式拉开南泥湾稻作生产的大幕。此举产生了两方面最为深远的影响：

一是部队的进驻，为开展水稻生产提供了大批青壮年劳动力。水稻种植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农业，需要丰富的劳动力投入。部队入驻之前，当地只有20余户居民，根本不足以支撑大规模的稻作生产；部队入驻后则从根本上解决了劳动力短缺问题。据统计，到1944年，驻防南泥湾地区的该旅各部官兵共计6909人。这些兵力绝大部分投入到了农业生产中。中共中央西北局1942年对该部七一八团的调查显示，全团1372人中1265人参加农业生产（包括全体团、营、连干部），占比高达92%以上。以此为基础，三五九旅对南泥湾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开垦工作。临近水源、地形平坦的地方被普遍开辟为水田。同时，依托丰富的劳动力，部队官兵还进行整改河渠、修筑堤坝、平整土地等水利基础建设，为水稻种植创造了良好条件。

二是部队中的南方籍官兵带来了稻作技术和经验。与旱作作物相比，稻作生产的技术性要求更高。三五九旅官兵中许多出身于南方稻作地区，拥有比较丰富的稻作经验。他们经历长征到达陕北，成为南泥湾稻作发展的主要组织者和技术骨干。例如，旅长王震、供给部政治委员罗章等身先士卒，积极推广水稻种植经验并经常指导、参加稻田劳动。原三五九旅老战士也回忆：“南方人种水稻，北方人山上开荒，那很科学啊”，“ （部队） 主要领导都是南方经过长征的老红军。他们家乡生产大米，所以他们对搞水田，特别内行，特别积极”，“水稻的技术，插秧，这个和南方是一样的”。

在以上因素推动下，南泥湾的水稻种植业在短时间内获得了巨大发展。首先是水稻面积、产量均取得不俗的成绩，且重塑了原有自然景观，形成了以稻田为中心、颇具江南意象的新景观。到1944年夏，三五九旅所属各部开垦的稻田累计达到2112亩。正是这些稻田，将南泥湾与“江南”意象紧密勾连起来。时任七一八团文艺工作队秘书的师田手不无诗意地写到：“稻秧已经滋长起来，一畦畦的，好似葱绿色的平平的地毯”，“川野完全改变了，使人感到像是真的到了江南！”

其次，上述劳动成果缓解了延安市场上稻米供应匮乏的情况。大生产运动前，延安地区的大米主要依靠外地供应，且供应量十分有限，日常几乎吃不到。随着南泥湾稻米的产出，情况颇有改观，高岗就在讲话中指出“过去我们的大米是从武汉来的，现在我们的大米都是南泥湾、槐树庄来的”。另有时人回忆“在延安，大米实在太稀罕了，只是大生产运动以后三五九旅在南泥湾开垦了一些低洼地，有了稻田之后才有了极珍贵的白米。”虽然目前还没有关于水稻产量的系统统计，但我们可以从时任三五九旅副政委王恩茂1944年的日记中管窥一斑：

写了一个交一万石粮食给上级的东西。这一万石粮食，包括7000石谷糜、90万斤洋芋当1000石、500石大米当2000石。

按照边区的计量标准1石为300斤换算，这批大米约有150000斤。1944年边区需要供给的人员为112205人，相当于平均每人获得了1.3斤多的大米供应量，且这只是三五九旅一次的上缴。自此，延安许多机关单位也开始吃上大米，延安街头的饭馆亦有了大米饭供应。

再次，南泥湾稻作的开启引起了各方面的高度关注和反复赞誉，并带动了整个边区的水稻种植。1942年“七七”纪念日后，朱德邀请几位老同志共游南泥湾，留下“平川种嘉禾，水田栽新稻”，“熏风拂面来，有似江南好”的诗句。同年12月，《解放日报》刊出题为“积极推行‘南泥湾政策’！”的社论，宣称“经过披荆斩棘，耕耘种植，今天的南泥湾，已成了‘陕北江南’”。1943年10月，毛泽东视察南泥湾并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鼓励。著名诗人贺敬之、作曲家马可谱写的歌曲《南泥湾》，伴随着秧歌舞《挑花篮》在边区的巡回演出而走红。由此，掀起了向三五九旅学习的热潮，南泥湾的故事迅速传播到整个边区乃至全部敌后抗日根据地。当时到访延安的爱泼斯坦感慨道：“一路上我们看到了发扬南泥湾精神的‘大生产运动’已经使原来以贫瘠著称的边区大变样”。据统计，截至1943年4月，边区共有12处号称“陕北江南”的垦区，南泥湾是其中的典范，其他11处都是以南泥湾为榜样开发而来的，在这12处垦区中，有10处种植了水稻。

南泥湾稻作的成功，不仅植根于抗战时期的现实需要，更与历史上北方对“江南”意象的长期追慕形成跨时空共振。自隋唐特别是赵宋以后，江南成为全国学习的榜样，作为江南意象的重要元素之一的水稻文化也成为中国北方刻意学习、移植或仿效的对象，北方那些水源丰沛、能够较大面积种植水稻的地区，常常被冠以“江南”的美名。有学者将历史上中国北方有“江南”美称的地区分为水利型、稻作型、文化型、富足象征型和景观型等类别，并且指出：传统时代北方民众对“江南”美誉的认可，缘于江南地区的繁荣兴盛，其本质上体现的是对于富足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南泥湾被誉为“陕北好江南”，正是这一思维逻辑的产物。原三五九旅七一九团九连连长刘宝斋指出：“过去，中国只有江南稻田多，北方没稻田。三五九旅在南泥湾开辟了稻田，所以说是‘陕北江南’。”程森等也认为：“稻田是陕北江南最为典型的农业景观，又因其在陕北黄土高原的‘稀缺性’，甚至成为陕北江南最主要的‘标识’。”由此可见，稻作不仅是塑造“陕北好江南”形象的核心物质基础，更承载着千百年来中国人对丰衣足食、物阜民安的理想追求。

在此意义上，三五九旅屯垦所形成的“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核心和本质，以注重调查、实事求是的求真精神和上下一致、共克时艰的实干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南泥湾精神”，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培育的宝贵精神财富，在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谱系中占有重要而特殊的地位。诚然，这种精神形成于抗战时期三五九旅在南泥湾的全部革命实践活动，但稻作实践无疑是其中最具象征意义的一环：它不仅是中共克服物质困难、巩固抗日根据地的创造性举措，更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精神的典型形态。正因如此，南泥湾水稻自问世起就超越了单纯的农业生产符号，成为承载革命历史记忆与革命传统的文化象征。

二、集体化时期南泥湾稻作传统的赓续

随着革命的胜利，南泥湾“陕北好江南”的形象继续在全国范围内传播。然而，对于新中国成立后南泥湾稻作生产所经历的在地化演进历程以及南泥湾精神对当地社会发展的持续性作用，学术界却鲜有关注。对革命传统的考察，固然需要重视思想史层面的梳理，更离不开对地方社会运行与民众日常生活实践的深入研究；唯有立足于这一层面，才能真正把握传统得以赓续的内在逻辑。

新中国成立之初，南泥湾因三五九旅大部队调离，社会生产短暂停滞。随着集体化的推行，陕西省有关部门以原三五九旅军垦耕地为基础，先后组建了“陕西省地方国营南泥湾农场”、“中国人民解放军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建设第十四师一四一团”和“国营陕西省延安南泥湾农场” （为方便计，以下均简称“农场”）。延安市则在当地先后设立了南泥湾乡（1950）、麻洞川公社南泥湾管理区（1958）、南泥湾公社（1962）。其中，国营农场是全民所有制的农业企业，人民公社是社会主义组织的基层单位，二者都属于社会主义范畴。整体上看，集体化制度的建立，为恢复和发展革命年代奠定的稻作传统提供了坚实基础。

集体化时期，南泥湾稻作继承了革命年代的诸多模式，尤其是国营农场，直接沿袭了部队的军垦传统，有效保证了三五九旅当年开垦的稻田持续耕作、未曾中断。

首先，维系南泥湾稻作成为继承和发扬革命传统的一种政治任务。国营农场组建之初，中共中央西北局及陕西省委就明确要求其必须“继承三五九旅的光荣传统，把南泥湾建设好”；农场副场长荣月林在向西北局书记刘澜涛汇报工作时也承诺，要把种好水稻放在优先地位；人民公社的基层劳动者对此也有相当的认识和自觉。三台庄大队社员苏广和，用当年从三五九旅战士那里学得的办法来防治水稻烂秧、提高产量，并对周围的人强调，稻种是三五九旅留下的，栽稻技术也是三五九旅传下的，要给三五九旅增光。

其次，作为南泥湾稻作生产的主要实行者，国营农场的管理运作与三五九旅时期的军垦基本一致。农场是部队的架构，为一个团的建制，下属各连队既是基本的行政单位，也是基本的生产及核算单位。在人事安排上，农场的领导干部和技术骨干有不少是原三五九旅老战士，其中，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一师直接调往南泥湾农场的有干部63人、工人39人，极大提升了农场的组织力量和人才储备；在生产管理上，农场也常常采取当年三五九旅大生产运动中的动员方式、竞赛机制和奖励办法，激励战士通过超额劳动完成生产任务。

再次，农场还常常以“南泥湾精神”对新加入劳动者进行思想教育。例如，1965年，针对初到南泥湾的城市知识青年怕劳动、不会劳动问题，农场首先对其开展革命传统教育，由原农场场长、三五九旅老战士吴志勤向青年们作关于南泥湾传统的报告，副场长荣月林则把新来的知青带到自己当年亲手开垦过的稻田里，讲述三五九旅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故事。兵团党委经常带领知青瞻仰毛主席视察南泥湾时住过的窑洞，参观大生产运动的图片和实物展览，并在三五九旅烈士纪念碑旁对其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各连队也根据具体情况，坚持经常性的革命传统教育。

集体化时期，南泥湾的农业机械化、自动化程度非常有限，稻作仍然主要依靠人力。农场通过积极招揽职工、农村经过数十年的人口自然增长，实现了地区劳动力资源的扩充。1952年国营农场成立之初，各类工作人员仅有800余人；随着该场的扩建，至1963年底时达到干部381名，家属1306名，各类工作人员多达4589名。1965年，农建兵团进驻后，接替原单位开展生产建设，为解决劳动力不足的问题，派工作组赴陕西各地市招收知识青年，首批即吸纳安置2466人，到1966年底时达到3000余人。与此同时，南泥湾公社的人口也有显著增加，从1956年的149户、652口人，增加到1980年的584户、2626口人。劳动力的持续增长和高度集约为开展稻作创造了诸多条件。

一是为大规模开展垦荒和水利建设提供了保障。在机械化水平不高的情况下，持续密集的劳动力投入是开展农田水利建设的基本路径。例如，1965年冬，农场组织的冬季备耕工作历时40多天，集中男女青年700余人，共改造稻田700多亩，完成水利土方11630方，平填低洼稻田3444方。1966年农场制订的远期水利规划包括扩建和新建大中小型水库149座，可基本满足农田旱涝保收、高产稳产的要求，并可抵御50年一遇的暴雨洪水。1970年制订的地区性农田水利建设计划以南泥湾农场和南泥湾公社为主体，其他6家单位参与其中，总用工高达37.5万个。这些工程一般在农闲季节集中建设，施工过程中始终贯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动员模式，以人力劳动补偿机械化的不足。

二是以上述人员为基础，在短期内培养和训练了一大批熟练稻农。针对城市知识青年初到南泥湾时畏惧劳动、缺乏必要劳动经验技能的普遍现象，农场按照循序渐进的原则，在熟练农工的带领和指导下，由少到多、由轻到重，从每天三小时的打柴、积肥等轻微劳动开始，逐步投入挖稻田等较为繁重的劳动。1965年组织的“改建水稻渠系生产大会战”对知青的思想观念、经验技术是一次综合提升，许多“肩不能扛、手不能提”的知识分子都成了有熟练技术的劳动者。此后，通过组织知青实际参与水稻的种植管理收获全过程，定期进行田间检查，每年组织集中培训和考试，使大部分青年在两三年时间内基本掌握了稻作技术。

三是经过革命精神和革命传统教育洗礼的基层劳动人员，成为防范和抵御自然灾害的中坚力量。南泥湾地区主要的自然灾害为洪涝和霜冻，资料显示，1970年代初，该地多次遭受严重洪水、霜冻、冰雹的侵袭，为抵御灾害，农场通过长期实践，建立了一套前期排查、及时应对、事后抢修的应急体制。三台庄大队全体社员抗洪保坝、守护稻田的事迹两度登上《人民日报》，成为全国宣传学习的典型。

与革命年代三五九旅白手起家，缺乏外部援助不同，集体化时期南泥湾稻作得到了国家大量的资源投入和资金支持，其技术水平进一步发展。资料显示，1966—1978年间，仅南泥湾农场一家单位，国家每年的投资都在200—300万元之间。以此为基础，农场通过设立科学实验小组，开展科学种田运动，改善育秧方法和耕作制度，培育、推广和引进优良品种等，不断提升稻作技术。凭借科研助力，农场的水稻生产在1971—1974年间迎来了第二个历史最好期，四年间稻田面积相对稳定，亩产不断攀升。其中农场五连所负责的阳湾核心地带稻田，1974年亩产平均1010斤，创造了南泥湾水稻亩产的历史最高纪录。

当然，集体化时期南泥湾稻作业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而是经历了几次大起大落，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特殊时期劳动力的频繁流动。“文革”初期，兵团职工大多外出串联或返乡回家，正常的农业生产秩序无法维系，稻田面积及产量急剧下降；改革开放前夕，知青大批回城，劳动力的流失导致农场的水稻面积迅速萎缩。但即便是极端年份，南泥湾的稻作传统也没有中断。

如果将视野进一步放宽，从国家农业战略和地区农业规划的角度审视，集体化时期南泥湾的稻作实践既是对国家粮食增产任务要求的积极响应，又以其经验带动了延安乃至陕西更多地区的水稻种植业。

1956年，中共中央制定了《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提出要大力提高粮食的产量，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水源，多种稻谷。其后，农业部在天津组织召开的北方水稻增产促进会议强调：“扩种水稻是改变我国淮河以北地区低产面貌的一项具有战略性的政治任务”，“在北方，无论长城内外、黄河南北，只要有水，就应该积极扩种水稻”。于是，陕西省、延安地区相继将农村工作重心转向农业增产运动，进行水稻的扩种。据此，南泥湾农场在辖地内兴修扩建了大批农田水利设施。截至1959年底，已建成大小水坝270座，遍及云岩河上游，容水量约计20万立方左右，渠道长达40余华里。农场水稻种植面积也同步迅速上升，从1956年的1096亩发展到1959年的3572亩；亩产量则从1958年的173斤上升到1959年的370斤，其中421亩达到500斤以上。而1959年延安地区的水稻面积是3.47万亩，亩产量为239斤，从数据看，南泥湾稻作面积占当时延安地区稻作总面积的10％还多，亩产是地区均产的1.5倍有余，其在延安稻作格局中的地位可谓举足轻重。

就稻作技术和经验来说，南泥湾对其他地区的影响同样不容忽视。1959年，南泥湾农场在延安专区灌溉管理现场会议上向全区分享了他们在水稻育秧、插秧、密植、稻瘟病防治等方面的独特经验。1975年，农场承担了陕西省水稻良种区域试验中的早粳组任务，从六个备选品种中选出两个适宜在陕北梢林区种植的良种，并向陕西省、延安市农科单位分享和推广。此类科研交流和经验分享贯穿集体化始终。

集体化时期，相较稻作技术、经验等的区域性传播，南泥湾革命传统的火炬持续在全国范围点燃传递。除了与三五九旅有直接历史渊源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高举南泥湾精神的旗帜屯垦边疆外，许多依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取得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地方，都以冠名“南泥湾”为荣。如东海前线某岛高机排将海岛改造为“哨所南泥湾”；江西国营荷塘垦殖场成为全国农垦系统的一面红旗，被誉为“南泥湾精神式的国营农场”；黑龙江八五二农场在撰写农场史时宣称，自己是在“南泥湾道路上”发展过来的；西北某边防连在南泥湾籍班长带领下，改造戈壁滩，将开辟的菜园命名为“南泥湾”……类似事例不胜枚举，可见南泥湾所承载的革命传统早已超越地域局限，升华为具有全国性意义的精神象征。

以连续性眼光和贯通性思维来看，新中国成立后，革命依然是国家和社会的主旋律；在革命语境里，种好水稻被视作“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是战备的需要，也是支援世界革命的需要。”这些崇高的话语和口号，站在共产主义革命的高度放大了水稻的生产意义。回归到地方社会和民众日常，稻作传统的延续一方面需要政治引领、制度保障和各类农业要素的投入，另一方面更仰赖民众观念上的认同和实践中的传承。如同埃德加•斯诺1970年在南泥湾所观察到的，当地从事稻作等农业生产的民众普遍认为“我们发扬359旅自力更生的传统”，“自力更生改变了我们的精神世界”。正是这种认同，将个体劳动与服务集体、奉献国家连接起来，并且把革命传统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社会生产力。

三、改革开放以来南泥湾稻作传统的转型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为中心的农村改革，其核心意旨是逐步减少政府的控制干预，更多地借助市场化手段来实现资源配置，促进生产发展，提升经济效益，增加农民收入。经济体制与机制的巨大转变，将南泥湾稻作带入新的生态。经历了短期的勃兴与遽衰，随着新时期红色文化的弘扬和绿色理念的提倡，南泥湾稻作传统迎来复兴和转型；这种复兴和转型，不是简单地恢复稻作规模，而是借助稻作为地方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注入更多动力。

改革开放初期，南泥湾的稻作业出现了一轮新的发展高潮。资料显示，南泥湾农场的稻田面积从1983年的不足600亩，迅速增加到1984年的900多亩，亩产也由401斤跃升到700斤；而同期的1984年，南泥湾镇各村的水稻种植面积迅速跃升至1000亩，历史上第一次超过农场，到1986年更是达到了1800亩，这是集体化时期所未有的。出现这一现象，主要得益于革命传统的延续、经济制度的变革、市场因子的调节和科技要素的投入：

延续传统，改革开放初期发展稻作仍然是当地政府特别看重的政治任务。1983年3月，中共陕西省委召开“加快南泥湾建设座谈会”，省委书记谢怀德指出要继续“发扬当时开发南泥湾的精神”，使其成为“一个名付其实的‘塞上江南’”。中共延安地委书记郝延寿也在全区水稻生产座谈会上强调“各级领导要把抓细粮水稻生产放在重要的位置上”，下决心搞上去，否则，就“对不起延安群众”，“对不起延安这一光荣的历史地位”。

与此同时，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调动了基层民众的生产积极性。1984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了“国营农场应继续进行改革，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办好家庭农场”的新政策。据此，南泥湾农场于1984年即建立了279个家庭农场，并规定承包办法：每个职工划拨旱地12亩左右，每亩上交原粮100斤，或承包稻田7亩左右，每亩上交水稻80斤。以当时生产力水平衡量，水稻每亩上交80斤是个很容易完成的任务。此外，农场还鼓励户口不在单位的家属开垦稻田，实行“谁开垦、谁管理、谁受益”政策，凡种植稻田在10亩以上的农工，奖励手摇插秧机1台。在这些政策激励下，职工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1984年全场900余亩水稻的春插，是历年最快、最早、质量最好的一年；当年全场新开发稻田377.48亩，几乎所有单位均有新开稻田。

随着市场化体系的逐步建立，稻米的市场价值逐渐凸显。“物以稀为贵”，与其他粮食作物相比，在陕北地区“水稻是小宗作物，面积不大，总产少”，但这也正是构成其市场价值的关键所在。资料表明，改革开放初期，在延安粮食市场上，稻米类价格普遍比其他粮食要高。在经济效益优先的语境下，水稻生产成为稻农发家致富的新手段。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1984年南泥湾农场职工平均收入800元，比1983年增加300元，在农场致富和先进名单中，涌现出不少种稻大户。南泥湾镇的情况同样令人鼓舞。据该地农民董经平回忆，改革开放初期他最多曾种过6亩水稻，以亩产500斤稻谷、每斤稻谷出大米0.8斤折算，一年能收获大米2400多斤，足够全家吃三年，按当时市价算，除了满足家庭需求，每年仅水稻一项就有一二百元的收入，这在当时是相当可观的。

延续集体化时期的科学实验和技术改进，改革开放后南泥湾稻作引入了更多现代农业要素，生产技术和装备水平显著提高。改革初期延安地委书记郝延寿曾强调指出：“水稻生产要搞上去，必须依靠科学技术”。后续延安出台的许多相关政策措施，都以提高稻作技术水平为重点。例如，延安地区农业推广站专门成立了水稻生产小组，在南泥湾、金盆湾等地开展样板田建设；南泥湾农场则组建了专门的水稻生产领导小组，从榆林等稻作先进地区聘请水稻种植技术员，引进优良品种，推广新型种植技术，以及新型化学除草剂、新式机械设备等，开展各种试验和调查，探索出一系列适应地区环境的水稻增产经验。从某种程度上说，改革开放初期的南泥湾稻作初步实现了由劳动密集向技术密集的转变。

然而随着改革深入特别是市场化水平的不断提高，支撑稻作发展的许多关键因素逐渐被消解。到1990年代中期，南泥湾的稻作生产逐步陷入困境，其中尤以劳动力的流失和水利条件恶化最为突出。农场下放延安市经营管理后，大批职工调离，造成了短时间内的劳动力锐减。据统计，1977年时农场职工有1397名，到1992年时则仅剩下315人还在从事农业生产。受此影响，许多土地“无力耕作，不少借出、占用和荒芜”。同时，与快速发展的城镇工商业相比，稻作经济的比较收益日渐降低，越来越多的青壮年劳动力脱离农村，农业劳动力短缺现象日益严重。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还冲击了集体化时期公共设施的建设和维护体制，作为稻作命脉的水利灌溉体系日渐破败。以农场为例，1984年后的将近十年，基本上未搞农田基本建设，原有的7座库坝垮塌4座，仅存的3座中还有1座告急；排灌渠年久失修，垮塌、淤泥无从处理。此外，大量开垦荒山荒坡，也造成植被破坏，水土流失加重，“直接威协着稻田的存亡”。

以上不利因素积累叠加，使南泥湾稻作业生产成本持续推高，经济效益不断下降。进入1990年代后，其稻作面积和产量开始转向萎缩。在农场内，到1995年时已经退回到1983年时的水平；到2009年时则仅有其传统核心区阳湾一带还保留着200亩左右稻田。至于南泥湾镇所属各村，到世纪之交即基本全部停止水稻种植了。持续六十多年的稻作传统面临中断的危险。

进入新世纪，随着改革的深化，政治经济环境的转变，特别是地方政府新发展战略的实施，衰退中的南泥湾稻作业再度迎来复兴契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红色文化的弘扬和红色旅游的兴起，巩固强化了南泥湾稻作的革命传统内核。早在新世纪初，南泥湾农场就提出了“开发南泥湾旅游业，将南泥湾建设成名符其实的陕北好江南”的计划，其主要内容之一就是“稻田的田园化改造”。2004—2017年，延安市响应中央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积极创建国家5A级旅游景区工作，其中包括依托“现有阳湾千亩稻田景观、大生产运动纪念馆、毛泽东旧居”等核心要素，建设南泥湾红色文化旅游风景区的工作内容。在“红色旅游”加速推进过程中，南泥湾稻米早已超越了其“食”的本意而被更多地赋予文化与精神的含义。

其二，绿色理念的提倡和绿色经济的发展，拓宽延伸了南泥湾稻作的生态环境意蕴。南泥湾的生态优势一直存在，只是过去未被充分重视。进入新千年，“再造‘陕北好江南’”成为陕西省、延安市和南泥湾地方重点推进的工作，生态环境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动能的步伐不断加快。2003—2011年，当地政府在绿色发展的宗旨下，努力打造南泥湾大米品牌生产基地，提出了“以优越的生态环境和资源为依托，以优质、高产、高效、安全为发展方向”的稻田整理项目。这些生态农业实践构成了南泥湾稻米作为绿色优质农产品的核心竞争力。

基于以上“红色”和“绿色”战略，地方政府和民众在复兴南泥湾稻作传统方面，采取了加大经费投入、提高生产技术水平、扩大对外合作、借助新传播手段扩大影响力等一系列措施。最终促成了稻作传统的转型，实现了稻作在历史传承、经济创新和生态可持续三个层面的统一。

由于当地政府和民众对南泥湾精神的深刻理解，对稻作特殊政治、文化、生态意涵的有效发掘，以及对市场需求的精准把握，南泥湾水稻近年来创造出了前所未有的经济效益。据媒体报道，目前南泥湾的普通大米售价为1公斤12元左右，精品大米卖到了1公斤40元，构建起以大米为中心，覆盖多个品类的南泥湾特色农产品品牌矩阵，形成了“一粒米撬动全产业链”的新发展格局。自2022年南泥湾千亩生态稻田建成以来，累计接待游客50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2000余万元，带动周边群众发展农家乐、民宿30余家，户均增收5万余元。“陕北好江南”在价值层面的追求，也正是这种物阜民丰、百业兴旺的图景。

照片来源：《陕西南泥湾农场志》扉页

回望南泥湾八十余年的稻作史，其所蕴含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革命传统经久不衰，这一传统支撑南泥湾稻作多次摆脱困境危局，最终创造出巨大的社会经济效益；其传承和调适，是在核心理念不变的前提下，根据不同时期的任务、因应不同阶段的需要，不断丰富其实践载体和表达形式。以今天南泥湾的成就为坐标来检视反思此传统：“自力更生”并不排斥外援，但归根结底还是依靠自身的力量；“艰苦奋斗”也不意味着固守落后状态，而是要在攀登更高台阶过程中勇于攻坚克难。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现在我们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要走更高水平的自力更生之路。”

结语

照片来源：《陕西南泥湾农场志》扉页

以上系统梳理了1940年代以来南泥湾地区八十余年的稻作史，分析总结了不同时期的稻作发展特点及其延续变迁的内在逻辑，以此为基础，可以形成如下认识：其一，南泥湾稻作传统浓缩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这是中共革命传统核心的部分之一，藉由南泥湾个案可见：革命传统的形成和延续有其生态环境基础、政治组织保障和历史文化基因，特别是广大基层民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只要这些因素不变，革命的传统就不会中断。革命胜利以来南泥湾稻作业的起落兴衰，不是传统的断裂或式微，而是当地民众在追求美好生活奋斗历程中的一种逐步升级，即由借助稻作致力于解决“吃饱”的问题，进而借助其解决“吃好”“吃健康”的问题，并最终超越“吃”的逻辑，而上升到“文化与精神”层面的意义。其二，以南泥湾稻作史及其背后宏阔的社会背景、历史脉络为棱镜，透视革命传统的“变”与“常”，不难发现：革命传统中的“变”与“常”是历史语境下的动态发展，它的“变”通常是外在形态与时代内涵的演进，“常”往往是初心本色和精神内核的坚守。这种“变”与“常”的统一，赋予革命传统恒久的生命力，并以潜在或显在的方式，为历史和社会提供前进动力。其三，认识和理解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传统，固然要重视思想层面的梳理，更不能忽视对实践主体和实践过程的考察。因为革命传统来源于革命实践，是实践主体思想意志和实践过程行动特征的高度浓缩提炼，其内在价值又必须在新实践中被激活验证。同时，实践的过程本身也是革命传统赓续转型、创新发展的过程。（节选自付宝琦、赵兴胜：《革命传统的奠基、赓续与转型——以1940年代以来南泥湾稻作史为中心的讨论》，原文载于《广东社会科学》2026年第1期）

《中国历史评论》编辑部选编

本期责编：李 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