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门生商为正官至大理寺卿，刘台39岁流放惨死

万历十年（1582），张居正溘然长逝。这位权倾朝野的内阁首辅，曾以雷霆手段整饬晚明积弊，也以师者之名，栽培了遍朝桃李。他的骤然离世掀起一场席卷朝野的清算风暴，而那些曾蒙其知遇、沐其教化的学生们，后来都怎么样了呢？

明代的师生关系含义较广，既包括传统的授业解惑师生关系，也包括座师与门生之间的关系。座师也称座主，是主持某科进士考生的考官，而门生则是由该考官点选的进士，形成特殊的师生关系。这种关系不如课堂教学形成的师生关系，更多的是一种政治联盟。门生依赖在官场已成气候的座师的提携，而座师则寄希望门生飞黄腾达后的投桃报李。一旦形成师生关系，又与一般的政治同盟有所不同，还有一层伦理上的私人关系。正如江东之所说的那样：“夫门生之与座主情有所昵，属官之奉上司势有所畏。”

张居正主持政坛多年，他的“学生”群体，不可不谓之庞大。除去最出名的“学生”万历皇帝外，他的“学生”中，既有对他百般崇拜者，也有政见不合，暗中抵触却碍于其权位不敢明言者；有以“学生”之名攀附权贵、谋求仕途晋升的投机之徒，也有真心感恩其提携、却在政治理念上存有分歧的正直官员。

隆庆五年（1571）的春闱，张居正以主考官身份为国选才，录取四百士子，“桃李满天下，贤才聚一门”，商为正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实干典范。

商为正自小便有才名，但科举之路却异常艰难，多次屡试不第后，终于在四十四岁时高中进士，可谓大器晚成。不过，张居正对这位“老”学生颇为赏识，在朝堂上屡屡称赞他可担大任。商为正也对此十分感激，之后他先后巡按山东和福建，在山东以严法治豪猾，在福建则以宽政惠民著称，都不负座师所望，取得显著政绩。

他在用人方面，遵从张居正“三途并用”的主张，即通过科举、岁贡和荐举三种途径选拔人才，打破传统用人局限，注重实际才干与政绩，即便出身低微的吏员，有治民之才亦可晋升。为贯彻座师理念，商为正深入基层挖掘人才，在山东任职期间发现胥吏杨果、赵蛟颇具治理才能，便与山东巡抚李世达联名举荐，张居正欣然采纳，打破资格界限将二人破格提拔为知县，二人上任后果真勤政爱民，深得百姓爱戴。

调任福建后，商为正行宽政，简化行政流程，允许百姓随时申诉，亲自参问以察官吏忠奸、知风土民俗。当时海寇未靖，他上疏建议就近补编邻省戍卒以加强边防、改革兵役制度，切中时弊且被朝廷采纳推广。他与福建巡抚庞尚鹏密切配合，克服豪族蛊惑阻挠，在闽中全面推行一条鞭法，短短一年半便实现全境覆盖，让百姓“始知有生之乐”（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此外，二人疏通钱法、整顿军制、奏蠲逋饷银深得闽人爱戴，福州百姓立生祠感念其恩，当地民歌传唱：“庞公（庞尚鹏）父，商公母，增我田畴省门户，隶不下乡，民不见官府。”

商为正始终感念师恩。张居正死后，遭到全盘清算，昔日的门生故吏避之唯恐不及，而商为正不仅不讳言师生关系，和人交谈时，还会怀念起座师，感叹张居正对自己有着知遇之恩，直言“张公实知我”。幸运的是，商为正未被清算牵连，官至大理寺卿，居九卿之列，得以善终。

当然，四百士子中也并非都如商为正一般一生顺遂。张一鲲本官途顺畅，监应天乡试时因被指徇私王篆之子作弊，成为政敌攻讦的把柄，在清算中被削籍罢官，彻底退出政治舞台；钱岱同样因监湖广乡试时曾有意关照张居正少子，遭人弹劾后被贬三级，仕途自此一蹶不振。秦燿因张居正门生的身份成为反张势力的眼中钉，万历十九年（1591）被衡州同知沈鈇借故弹劾“贪婪库藏”，被罢官归里，余生只得寄情寄畅园的营造，以园林山水消解政治失意的郁结。曾士楚、王蔚二人亦因亲附张居正被波及，遭清算而退出政坛。

更多的士子，除了“门生”的名头，并不能得到太多来自“老师”的关怀，只能在风云变迁的时势中，不断调整自身地位，谨慎地在各方势力间保全自身。有时一个不小心，就遭受到无妄之灾。

比如与商为正同榜的熊敦朴。

他出身名门，才华横溢，心高气傲，隆庆五年（1571）中进士后，与三十三位才俊一同被选入翰林院，成为被誉为“储相”的庶吉士。万历元年（1573）秋，距庶吉士结业不到一个月，馆内有人与吏部小吏争执出言不逊，吏部尚书杨博震怒，因涉事者皆为张居正门生，便向张居正禀报。张居正听后大怒，亲手写书信给翰林院的馆师，要求对相关人员进行处置。随后，涉事者被聚在一处，审问事情的起因。当时，众庶吉士都惶恐不安，只有王祖嫡挺身而出，慷慨陈词为众人辩解，感动了张居正，风波暂息。

可风波未平，就有人趁机兴风作浪。同馆庶吉士宋儒因嫉妒熊敦朴的才华，诬陷闹事者只有熊敦朴一人，张居正信以为真。翰林院散馆时，吏部仅授予熊敦朴兵部车驾司主事，熊敦朴在馆试中屡次名列前茅，才华远胜宋儒，职位却劣于宋儒，对此愤愤不平，口出怨言。

宋儒趁机添油加醋诬告熊敦朴，称其已经拟好奏疏准备弹劾杨博与张居正。张居正听后，十分不满，让杨博先下手为强，弹劾熊敦朴。杨博和熊敦朴之父熊过交情深厚，不好意思亲自弹劾老友之子，便属托熊敦朴的堂官兵部尚书谭纶上书，熊敦朴因此被降职外调。

不久，张居正听到有不少人替熊敦朴喊冤，觉得此事颇有可疑之处，于是召来熊敦朴与宋儒当面质对。发觉一切皆是宋儒捏造后，将宋儒贬谪外放。据说，后来熊敦朴外调后稍有晋升，担任常德府通判，因公差入京谒见张居正。张居正因自责误信谗言，让无辜之人遭贬，心怀愧疚，便温语慰劳熊敦朴，并透露将提拔他：

足下今渐进可喜，努力修职，峻擢不难。我词林衙门痛痒相关，我此语亦出痛肠也。（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词林》）

对待座师称自己与张氏师门痛痒相关，熊敦朴也许是并未消气，出言嘲讽道：“只恐老师未必痛耳。”张居正忙问何故，熊敦朴引医书“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之语。张居正听后放声大笑，将此事放过。

不久，熊敦朴果然晋升为提学副使，也许是这段波折，让他远离政治漩涡，在张居正去世后，并未因门生身份受到波及，得以继续在地方任职，直至晚年以年老致仕，归乡隐居。

还有一些学生，则因政见不合，公开“反对”老师，决裂师生情，成了张居正在政坛之上的敌对力量。

万历五年（1577），张居正父亲去世，他谋划“夺情”，请皇帝特许其不离职守孝，此举引发朝野哗然。张居正的门生吴中行、赵用贤率先上疏弹劾，言辞激烈地指责其“父死不奔丧”，违背忠孝之道。面对门生的弹劾，张居正怒不可遏，动用廷杖之刑，吴中行、赵用贤各被杖六十，打得血肉横飞，惨不忍睹，几乎丧生，随后被削籍为民。即便遭受如此重创，他们仍未动摇立场，始终坚守自己的观点。张居正死后，二人又重被启用，再次为官。吴中行后又遭弹劾，赋闲回家，赵用贤后官至侍郎，死后被追赠太子少保、礼部尚书。

比吴中行、赵用贤更早与张居正决裂的，是门生刘台。万历四年（1576），时任监察御史的刘台上疏弹劾张居正，写下《恳乞圣明节收辅臣权势疏》，指责其借考成法控制言官、独揽大权，称旧制下内阁仅为皇帝顾问，言官拥有批评朝政的自由，而考成法推行后，张居正以“升迁之速”诱惑言官、以“考成之迟”恐吓言官，导致言官“垂首丧气”，无人敢直言进谏，同时指责其“目无君上，擅作威福”，乱祖宗成法。

刘台虽是张居正门生，但不满于张居正的专权，选择直言己见。张居正对此极为震怒，将刘台削职为民，不久后又以“刘台巡按辽东时，贪赃枉法、私通边将”为由，将其流放广西浔州府戍边，更下令将其父子兄亲一并牵连治罪，一家人四散飘零、颠沛流离。

戍所之地偏远荒凉、瘴气弥漫，刘台抵达流放地后不久便突然离世，年仅三十九岁。

当然，也并非所有学生都愿意直面师生间的理念冲突，张元忭作为隆庆五年（1571）的状元，却无心仕途，不愿卷入政治斗争，对待自己的座师张居正，也是若即若离、不卑不亢，自有底线准则。

在“夺情”风波中，他一方面念及师生之情，认为上疏弹劾之事应由他人为之，自己愿以温和之态助老师匡正谬误；另一方面，他恪守忠孝之道，坚决拒绝参与挽留张居正、为其病情祈祷等“谄媚”之事。广西道监察御史因与张居正政见不合被逮入狱，张元忭出于公心上疏为其申辩，不惜开罪张居正。据说，张居正曾因此事传话给张元忭说，你是我的门生，又是状元，前途一片大好，十五年后说不定就能取我而代之，你为什么这般见识短浅？又警告他奏疏一旦递上，绝不会为师生情谊给张元忭留余地。

而面对座师的威胁，张元忭却毅然回应：“待为地者，不疏矣。”意思是说，需要你为我留余地的话，我就不会上这道疏了，随即便转身离开。张居正无奈，认为张元忭这么做恐怕是疯了，最终选择把奏疏压下，不予答复。

也许是性格耿直，难以适应官场，也或许是追求学术事业的选择，终其一生，张元忭汲汲于儒学，始终未陷入党争漩涡，虽仕宦不显，却在理学、教育、史学等诸多领域留下了丰硕成果。他晚年最渴望的，是为云南平叛事蒙冤免官的父亲平反，然而未能如愿，最终为此悒悒病亡于任上。

张居正身前权倾朝野，趋之若鹜者不可胜数；身死家败后，举朝汹汹，诋毁之声不绝于耳。在这样的时代洪流中，也有人既不趋炎附势，也不随波逐流。

黑头作相，忧国成丝，年未六袠，耄耋是疑；公貌愈癯，公力愈健，夙夜惟勤，罔恤劳怨。（王祖嫡《祭张江陵（代）》）

寥寥数语，勾勒出一位殚精竭虑、为国操劳的贤相形象，其中饱含他对恩师的敬仰与怀念之情。

张居正死后遭遇全面清算，被削官夺谥、抄家灭族，其子张嗣修被流放雷州，过着“室如悬磐，衣食无资，垢冠敝袍如乞人”的生活。万历十六年（1588）十月，广东监察御史蔡梦说目睹张嗣修的惨状，心生恻隐，认为其遭遇与罪状完全不对等，遂奏上《乞宥张嗣修疏》，乞求皇帝保释张嗣修。王祖嫡在蔡梦说上疏后，奋笔写下《救张江陵仲子上申许王三相公书》，致信申时行、许国、王锡爵三位内阁辅臣求助，与蔡梦说相互呼应，共同为张嗣修申冤。这封书信洋洋千言，言辞恳切。王祖嫡在信中写道，自己虽为张居正门生，却唯有公谊、无私交，昔日傅应祯、刘台等人因弹劾张居正获罪，他曾出手相助；如今张家蒙冤，他更不能缄默。他恳请阁臣力赞蔡梦说之议，宽宥张嗣修，上全国体、下对公议，彰显圣上好生之德。

万历帝对张居正余怨未消，蔡梦说的疏章呈上后，被留中十八日，最终圣旨批复：

张嗣修自因伊父负累，何足怜悯，蔡梦说如何辄与乞恩？殊不谙事体，姑且不究，该衙门知道。（蔡梦说《乞宥张嗣修疏》）

阁臣忌惮圣意，王祖嫡的求援也未能得到积极回应。即便如此，二人在人言汹汹之际，不惧权势、仗义执言，其忠悃之心与果敢之勇，令人感怀钦佩。万历十九年（1591），王祖嫡溘然长逝，享年六十一岁。

对于张居正的大部分门生来说，“学生”的身份，既是仕途起步时的荣光，亦是命运沉浮中的枷锁。相似的起点，不一样的性情与选择，便有了不一样的际遇、不一样的结局、不一样的人生。

他们的抉择与沉浮，也是一代士大夫在王朝颓势下，于道统与权柄、理想与现实、谋国与谋身之间的艰难求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