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把干部叫“父母官”？这暴露了多少人还没走出旧时代

有些词，乍一听很亲切，内里却藏着时代的尘土，比如“父母官”；直到今天，我们仍在一些口头表达、新闻评论、社交讨论里，看到这个称呼若隐若现地出现；说的人往往并不觉得有什么问题，听的人也常常把它理解成一种赞许，它带着一种温情的滤镜，好像说明这位干部很负责，很关心群众，很像“替老百姓操心的人”。

但也正因为如此，它更值得认真辨析，这些带着温情、带着熟悉感、甚至带着某种“传统美德”光泽的旧词，不但容易遮蔽观念上的错位，其背后还隐藏，一种古老的社会结构、一套陈旧的权力伦理，以及一种至今仍未彻底退场的“子民”心态。

“父母官”能够在中国社会中延续这么久，并非偶然，不仅因为它来自历史，更因为它准确击中了传统社会中最基本、也最稳定的情感结构：家庭。

中国古代政治有一个非常典型的特点，叫“家国同构”；家与国并不是两套截然分开的秩序，而是彼此映照、彼此借喻的；个人在家中要服从父亲长辈，在乡里要服从宗族，在社会中，自然而然的要服从朝廷，皇帝被称为“君父”，地方官自然也就成了百姓的“父母”。

这种表述的高明之处，在于它把权力关系进行了伦理包装，不是简单的比喻，而是一种真实有效的治理想象：官员不仅管理百姓，也教化百姓；不仅处理事务，也承担道德裁断；不仅是行政角色，还是伦理角色，权力也就被赋予了道德光环；满足了统治秩序对合法性的包装，也满足了普通百姓在不确定生活中的情感需求。

古代社会生产力低，交通闭塞，法治不完善，普通人面对灾荒、赋税、差役、诉讼，几乎没有多少稳定可靠的制度资源可供依靠；人们只好把希望寄托在“碰上一个好官”上。于是，“青天”“清官”“父母官”成为底层社会最朴素的政治愿望：盼望有人能听冤、断事、减负、伸张一点公道。

所以，“父母官”这个词并不单纯意味着压迫，它也包含着民间对善政的朴素期待，历史上，它也就长期带着某种温情甚至赞美色彩，但这也是其最有迷惑性的地方，用“关爱”的语言，把不平等说成一种温暖。

几千年的文化惯性是相当强大的，这也是为什么，直到今天，有些人说起“父母官”时，语气里还带着怀旧甚至感激。因为他们怀念的未必是专断，而是“有人管、有人问、有人替我做主”的安全感；但问题在于，现代社会不能建立在这种安全感之上。

把官员称作“父母官”，表面看是一种称赞，实际却在悄悄改变权力关系的性质，因为古代社会的“父母”权威似乎天然成立，他不需要向“子女”解释太多，因为“总归是为你好”本身就能构成一种正当性；管你，是因为爱你；替你决定，是因为你懂得太少；要求你服从，是因为我比你有经验。

但现代社会，我们要培养的是独立、平等、具有权利意识的公民，而不是等待照料、等待训导的“孩子”。

现代社会的公共权力也不是来自伦理和等级秩序，而是来自法律授予、公共授权、制度安排；领导干部之所以拥有岗位职责，不是因为他们在道德上高于公众，更不是因为他们天然更懂得“替大家做主”，而是因为他们在制度中承担公共事务管理和公共服务责任。

干部不是“父母长辈”，而是“岗位承担者”；不是凭个人恩惠让人感激，而是凭制度履职接受评价；换句话说，现代社会最重要的，不是有没有“父母官”，而是有没有不必依赖“父母官”也能运转的制度。

一个人如果总在赞美“父母官”，他其实还没有真正告别对个人恩德的迷恋；一个成熟的社会，更应当追问的是：流程是否透明，权责是否清晰，服务是否可及，申诉是否有效，监督是否顺畅。

现代公民，不应期待一位“像父母一样爱自己”的官员，而是需要一个知道自己边界、恪守程序、尊重权利的公共管理者；前者容易让人感动，但不合时宜，因为它是旧秩序的语言残影，而后者，才更让人安心。

很多陈旧观念之所以难以清除，并不在于它们看上去多么可怕，而在于它们披着温情的外衣，官员是“父母”，民众就很容易在心理上变成“孩子”，孩子往往没有充分的主体性，遇到问题，第一反应不是主张权利，而是寻求照料；不是依法主张边界，而是希望有人体谅；不是平等协商，而是等待开恩。

这正是“父母官”最不利于现代公民意识的地方；公民不是被照料的对象，而是权利的主体。公民可以寻求公共服务，但不应把服务理解为恩赐；可以期待治理有效，但不应把效率误认为施恩；可以尊重公职人员，但不应在心理上自动低自己一等。

现实中，有些人一遇到问题，不是先问规则、程序，而是先想“能不能找个说得上话的人”，盼望“有个好领导做主”；这不能简单怪个人“法治意识不强”，因为它背后确实有很深的文化惯性；现仍有不少人太习惯把公共问题私人化，把制度问题情感化，把应得的权利说成“照顾”，把本来的职责说成“关怀”。

语言不是无关紧要的。你怎么称呼一种关系，就会怎么理解一种关系；你怎么理解一种关系，就会怎么期待它、接受它，甚至容忍它。

长期把官员称作“父母官”，实际上会削弱公众对平等、公民、契约、权利这些现代概念的敏感度。人们会更容易接受“他是为我好，所以我应该听”；更难形成“他必须依法办事，我有权质询”的习惯。

一个社会的现代化，往往不是从宏大口号开始，而是从人们日常说话时，是否已经不再把自己放在“孩子”的位置上开始。

而且，“父母官”这种称呼，对于部分掌握公共权力的人来说，也不是赞美，而是一种很强的诱惑。

因为“父母”这个角色太容易带来一种心理优越感，很容易演变成一种家长式治理心态：重管理、轻协商，重命令、轻程序，重“替你想好了”，轻“让你来表达”；并不一定都出于恶意，很多时候恰恰出于一种自认为负责、善意、有效率的冲动；但公共领域里，越是出于“为你好”的善意，越要警惕它会不会绕开必要的程序规则。

它会让一部分人误以为自己拥有额外的伦理正当性，而公共权力最需要克制的，恰恰就是这种“我天然比你更知道什么对你最好”的冲动。

社会观念往往就是通过这些“不过是个词”的东西，一点点被塑造出来的；语言从来不只是表达现实，它也参与制造现实。

称一个官员为“父母官”，和称其为“干部”“公职人员”“工作人员”，听上去只是用词不同，但背后默认的关系完全不同。

前者意味着道德上的高位、情感上的依赖和身份上的不对等；后者则更接近职责、角色和制度位置。前者容易让人带着敬畏与感恩，后者提醒人们这是一个公共岗位。前者唤起的是“你要照顾我”，后者唤起的是“你应履职，我可监督”。

这不是咬文嚼字，而是在辨认一个社会到底把公共权力放在什么位置。

成熟社会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尽量用制度语言替代伦理语言，用公民语言替代子民语言，用职责语言替代恩惠语言。

这并不意味着公共治理必须冷冰冰。恰恰相反，一个现代社会同样需要温度，需要同理心，需要真正站在群众角度解决问题的能力。但这种温度，不应来自“父母式的怜爱”，而应来自制度化、普遍化、可持续的尊重与服务。

真正可靠的善意，不是“看你可怜所以帮你一把”，而是“无论你是谁，都能获得应有的对待”。

这才是现代文明的温度。

从“子民”到“公民”，从“盼清官”到“信规则”，从“为民做主”到“由民作主”，这条路也许漫长，但每一个词语的纠正，每一次观念的澄清，都是在向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