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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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6月的东京，梅雨季节刚刚开始。
位于银座的东京帝国饭店里，一场精心安排的国宾茶话会正在进行。
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此次访问日本，日本商界和政界人士极为重视，特意在这家顶级酒店设宴款待。
宴会厅里觥筹交错，衣香鬓影，来宾们小心翼翼地与这位东南亚强人寒暄交谈。
在日本商人久保正雄的引荐下，一位年轻女子走进了会场。
她叫根本七保子，刚满19岁，是赤坂豪华俱乐部的艺伎。
当她穿过人群向苏加诺行礼时，58岁的印尼总统停下了手中的酒杯。
那双眼睛明亮有神，举止优雅得体，浑身散发着东方女性特有的温婉气质。
这一刻的相遇，注定会在日本和印尼两国的历史进程中留下特殊的印记，只是当时在场的所有人，包括七保子自己，都不会想到这场看似平常的社交场合，会成为一个传奇故事的开端。
1940年2月6日，根本七保子出生在东京都港区西麻布的一个普通家庭。
父亲根本是一名木匠，靠着手艺勉强维持全家生计。
母亲体弱多病，常年卧床不起，家里还有一个弟弟叫八曾男。
这样的家庭在战后的日本随处可见，谈不上富裕，但也算安稳。
七保子从小就展现出异于常人的美貌。
邻居们常说，这个木匠家的女儿将来一定会有出息。
她的五官精致，皮肤白皙，那双眼睛尤其灵动，看人的时候仿佛会说话。可是在那个年代，光有漂亮的外表是吃不饱饭的，一家人的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父亲每天早出晚归，做木工活赚来的钱刚够维持温饱。
母亲的病需要钱，弟弟要上学需要钱，家里的债务越欠越多。
七保子很小就懂事，知道家里困难，从不向父母要零花钱，穿的衣服都是捡别人剩下的旧衣服。
战后的日本百废待兴，社会阶层分化严重。
有钱人家的孩子能上好学校，接受良好教育，而像七保子这样的穷人家孩子，能读完义务教育就算不错了。
她在学校里成绩中等，并不特别出众，但很懂得察言观色，知道怎么和不同的人打交道。
1955年，根本七保子放弃在东京都立三田高等学校的学业。
七保子做出了一个决定：不再读书，前往东京帝国饭店俱乐部做艺伎。
父亲舍不得女儿这么小就辍学，可是看着家里的情况，也只能默默叹气。母亲躺在病床上流泪，拉着女儿的手说对不起。
七保子反而安慰母亲，说自己本来也不是读书的料，出去工作也挺好的。
1956年，对七保子来说是黑暗的一年。这一年父亲病倒了，木匠的活干不了，家里失去了主要经济来源。
父亲在病床上躺了几个月，医药费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最后还是没能挺过去，撒手人寰。
父亲的去世对这个家庭是毁灭性的打击。母亲本来身体就不好，现在丈夫又走了，整日以泪洗面。
弟弟八曾男才十几岁，还在上学，什么忙也帮不上。家里的重担全部压在了16岁的七保子肩上。
办完父亲的丧事，七保子清点了家里的财产：除了一堆债务，几乎一无所有。
她必须找一份收入更高的工作，否则这个家就要散了。可是一个16岁的女孩，没有学历，没有技能，能做什么呢？
就在这个时候，有人给她指了一条路：去做艺伎。
东京赤坂有一家很有名的高级俱乐部，叫"Copacabana"（科帕卡巴纳）。
这家俱乐部在昭和时期可是传奇一般的存在，来这里消费的都是政商名流、文化大腕，有头有脸的人物。俱乐部需要年轻貌美、有教养的女孩来接待客人，收入相当可观。
七保子犹豫了。
做艺伎，在当时的日本是一份体面的工作，但也充满了非议。
艺伎要陪客人喝酒聊天，表演才艺，虽然不卖身，但在外人看来总归不是什么光彩的职业。可是她没有别的选择。
1956年底，七保子通过面试，进入了Copacabana俱乐部。从此，她开始了艺伎生涯。
俱乐部对艺伎的要求极为严格。七保子必须学习日本传统舞蹈、茶道、花道、音乐等各种才艺，还要掌握社交礼仪，学会如何与客人交谈。
她本来就聪明，学东西很快，加上肯吃苦，很快就掌握了这些技能。
更重要的是，她开始自学英语。
当时能说英语的日本女性并不多，如果掌握了这门语言，在俱乐部里就会更有竞争力。
七保子每天下班后都会拿着英语教材苦读，遇到不懂的单词就查字典，遇到不会的句子就反复练习。
功夫不负有心人，几个月后，她已经能用英语进行简单的对话了。
除了学习语言和才艺，七保子还养成了关心时事的习惯。
她每天都会看报纸，了解国内外的新闻，这样在和客人聊天时就有话题可谈。
客人们大多是社会精英，如果艺伎只会卖弄姿色，不懂时事，很快就会被淘汰。
在俱乐部工作的日子，七保子见识了真正的上流社会。
那些客人出手阔绰，一晚上的消费抵得上普通工薪族一年的收入。
他们谈论的话题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有的人一句话就能决定一个项目的成败，有的人随便一个决策就影响成千上万人的生计。
七保子在这个环境里如鱼得水。她懂得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知道如何让客人感到舒适愉快。
客人们都很喜欢这个年轻漂亮、谈吐得体的女孩，点名要她陪酒的人越来越多。
俱乐部的薪酬制度是按照客人的消费来计算的。
客人消费越高，艺伎的提成就越多。七保子很快成为俱乐部里最受欢迎的艺伎之一，每个月的收入达到百万日元，这在当时是相当惊人的数字。
有了这笔收入，家里的情况终于有所好转。
七保子给母亲请了医生，买了药，母亲的病情稍微稳定了一些。弟弟八曾男继续上学，不用再为学费发愁。家里的债务也在慢慢还清。
可是这份工作带来的不只是金钱，还有流言蜚语。
邻居们知道七保子在俱乐部做艺伎，背地里说三道四，说木匠家的女儿出去卖笑，丢尽了脸面。
母亲听到这些话很难过，但也无可奈何。
最痛苦的是弟弟八曾男。他在学校里被同学嘲笑，说他姐姐是陪酒女。
八曾男是个自尊心很强的孩子，受不了这种羞辱，可是又不能责怪姐姐，毕竟是姐姐用血汗钱供他上学。
这种矛盾的心理折磨着他，在他心里埋下了阴影。
七保子对弟弟的遭遇很愧疚，但她不后悔自己的选择。
为了家庭，为了生存，她必须这么做。她告诉自己，等赚够了钱，存够了本钱，就离开这个行业，开始新的生活。
可是命运似乎另有安排。
1959年6月，俱乐部接到一个特殊的任务：为访问日本的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举办一场私人宴会。
俱乐部老板接到这个差事非常重视，挑选了几位最优秀的艺伎参加宴会，七保子就在其中。
老板特意叮嘱她们，这次的客人身份特殊，务必要小心应对，不能出任何差错。七保子认真准备，把自己打扮得格外精致。
她穿上最华丽的和服，化了淡雅的妆容，练习了几遍待会要表演的舞蹈。
那天下午，七保子和其他几位艺伎一起来到东京帝国饭店。
宴会在一个宽敞的包厢里举行，苏加诺坐在主位上，周围是日本商人和官员。
日本商人久保正雄负责引荐艺伎，他先介绍了几位，然后轮到七保子。
七保子走进包厢，向苏加诺行了一个标准的鞠躬礼。
当她抬起头时，两个人的目光在空中相遇。苏加诺当时58岁，经历过印尼独立战争，见惯了大场面，可是看到七保子的那一刻，他的表情明显愣了一下。
宴会持续了几个小时。七保子表演了舞蹈，弹奏了三味线，还用英语和苏加诺交谈。
苏加诺很健谈，聊到印尼的风土人情，聊到国家建设，也聊到个人的兴趣爱好。七保子恰到好处地回应，时而认真倾听，时而轻声发问，让对话气氛轻松愉快。
宴会结束时，苏加诺让久保正雄留下七保子的联系方式。
久保正雄心领神会，当即答应。七保子离开饭店时，心里有些忐忑不安。
她知道，这位总统对自己有好感，可是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她完全无法预料。
宴会过后的几天，七保子恢复了正常的工作节奏。她以为那次见面只是一个插曲，很快就会被遗忘。可是没想到，苏加诺回到印尼后，开始频繁地给她写信。
信件是通过久保正雄转交的。
第一封信里，苏加诺用不太流畅的英语表达了对七保子的思念，说她让他想起年轻时的美好时光，希望能再见到她。
七保子读完信后很惊讶，一个国家的总统，怎么会对她这样一个普通艺伎如此上心？
她不知道该不该回信。
回信的话，是不是意味着接受了对方的示好？不回信的话，会不会显得无礼？她拿着信纸犹豫了很久，最后还是决定回一封礼貌性的信件，感谢总统的厚爱，祝他工作顺利。
没想到苏加诺收到回信后更加热情了。
他接连写了好几封信，诉说自己的心意，邀请七保子到印尼做客。信里的语气越来越热切，甚至带着几分恳求。
久保正雄这时找到了七保子，和她进行了一次长谈。
久保正雄是个精明的商人，他在印尼有生意往来，需要和苏加诺政府保持良好关系。
如果能让七保子去印尼，满足总统的愿望，对他的生意会有极大的帮助。
他对七保子说，这是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
苏加诺是印尼的开国总统，身份地位显赫，如果能得到他的青睐，将来的生活必定无忧。
况且只是去做客，又不是要嫁过去，有什么好担心的呢？
七保子心里清楚，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一个总统如此热情地邀请她，目的不言而喻。可是久保正雄说得也有道理，这确实是一个机会，一个脱离艺伎生涯的机会。
她想起母亲病重的样子，想起弟弟在学校受欺负的情形，想起自己每天晚上在俱乐部里强颜欢笑的疲惫。
她已经厌倦了这种生活，如果有机会改变，为什么不试一试呢？
1959年9月，经过几个月的书信往来，七保子做出了决定：接受苏加诺的邀请，前往印度尼西亚。
临行前，她去看望了母亲。母亲拉着女儿的手，眼里满是担忧。七保子安慰母亲说，她只是去那边工作一段时间，很快就会回来的。
弟弟八曾男对姐姐的决定很不理解。
他问姐姐，为什么要去那么远的地方，为什么要去一个陌生的国家。七保子没有直接回答，只是说这是一个工作机会，待遇很好，能赚更多的钱。
9月15日，七保子登上了飞往雅加达的飞机。这是她第一次坐飞机，第一次离开日本，第一次去国外。
飞机起飞的那一刻，她透过舷窗看着下方的东京越来越小，心里涌起一种复杂的情绪，既有对未来的憧憬，也有对未知的恐惧。
经过几个小时的飞行，飞机降落在雅加达机场。
印度尼西亚的气候炎热潮湿，和日本完全不同。机场的工作人员早已等候在那里，他们接过七保子的行李，领着她上了一辆黑色轿车。
轿车直接开往总统府。沿途的景色让七保子大开眼界，雅加达的街道宽阔，建筑风格独特，路边的热带植物郁郁葱葱。
车子穿过几道岗哨，最后停在一座宏伟的建筑前。
这就是印度尼西亚总统府。
工作人员领着七保子走进府邸，穿过一条条走廊，最后来到一间布置精美的房间。
他们告诉她，这就是她的住处，有什么需要随时可以找他们。
七保子放下行李，环顾四周。房间宽敞明亮，家具陈设考究，和她在东京的住处天差地别。
她走到窗前，看着外面的花园，心里有些不真实的感觉。
几个月前她还在俱乐部里陪酒，现在却住进了总统府，这个转变来得太快了。
当天晚上，苏加诺来见她。两个人在一个僻静的角落见面，周围没有其他人。
苏加诺看起来很高兴，他拉着七保子的手，用英语说了很多话。
他说自己从见到她的那一刻起就被吸引了，这几个月来无时无刻不在想念她，现在终于把她接到身边，心里的一块石头终于落地了。
七保子不知道该如何回应。她只是个19岁的女孩，面对一个58岁的总统，面对这么直白的表达，她感到无所适从。
但她知道自己必须表现得体，不能让对方难堪。她微笑着说，很荣幸能来到印尼，感谢总统的盛情邀请。
从那天晚上开始，两个人开始同居。
七保子住在总统府内一处独立的房间里，苏加诺有空就会过来看她。
他们一起用餐，一起散步，一起聊天。
苏加诺向她介绍印尼的历史文化，带她参观府邸的各个角落，还安排老师教她印尼语。
七保子在总统府的日子过得既新奇又煎熬。
新奇的是她接触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见识了权力中心的运作方式；煎熬的是她的身份很尴尬，既不是妻子，也不是普通客人，而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一种存在。
久保正雄这时以日本对印尼援助项目"东日贸易公司"的名义，给七保子安排了一个秘书的职位。
这样一来，她在印尼就有了合法的身份，可以长期居留。表面上看，她是来印尼工作的，实际上所有人都心知肚明她的真实身份。
在总统府的生活让七保子迅速成长。
她学会了察言观色，学会了在复杂的环境中保护自己。
府里还有其他女性，有的是苏加诺的妻子，有的是情人，大家表面和气，暗地里却充满竞争。七保子必须小心翼翼，不能得罪任何人。
苏加诺当时已经有好几个妻子。
第一任妻子很早就离婚了，第二任妻子法玛瓦蒂性格刚强，为他生了几个孩子，但两人关系并不好。
第三任妻子哈蒂妮温柔贤淑，深得苏加诺喜爱，但她一直隐居在别墅里，很少露面。
七保子的到来让府里的气氛变得微妙。
妻子们对她既好奇又警惕，毕竟这个日本女孩太年轻了，又得到总统的宠爱，谁知道将来会发展成什么样。
府里的工作人员也在观察她，看她能在这个位置上待多久。
最大的阻力来自印尼民众。消息传出后，舆论哗然。很多人反对总统和一个日本艺伎交往，认为这有损国家形象。
报纸上连篇累牍地发表评论文章，质疑苏加诺的私生活，批评他沉迷女色不理国政。
苏加诺面对这些压力也很为难。
他确实喜欢七保子，但也不能不顾舆论的反对。于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七保子只能以情人的身份待在总统府，名不正言不顺，处境尴尬。
就在这段时间，七保子接到了来自日本的噩耗。
1962年初，母亲的病情突然恶化。七保子赶紧汇钱回去，让人带母亲去医院治疗，可是已经来不及了。
母亲在医院里住了几天就去世了，临终前还在念叨女儿的名字，说想再见她一面。
母亲去世的消息传到印尼时，七保子正在总统府的花园里散步。她接到电报，整个人都呆住了。她蹲在地上大哭，哭得撕心裂肺。苏加诺赶来安慰她，可是说什么都没用。
更大的打击还在后面。
几个月后，又一封电报从东京发来：弟弟八曾男自杀了。
原来八曾男上了大学之后，在学校里被人骗，投资了一个项目，结果被骗走了所有的钱。这些钱本来是七保子寄回去供他上学用的，现在全打了水漂。
八曾男无法面对这个结果，也无法面对姐姐，觉得自己辜负了姐姐的期望。
更重要的是，他一直无法接受姐姐的职业。在同学们的嘲笑中，在社会的非议中，他背负着巨大的心理压力。现在又把姐姐辛苦赚的钱全部败光，他觉得自己没脸活在这个世上了。
1962年的某一天，八曾男在大学宿舍里打开煤气，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得知弟弟自杀的消息，七保子彻底崩溃了。她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好几天，不吃不喝，谁劝都没用。
她不停地问自己，如果当初不出来做艺伎，弟弟会不会就不会受那些羞辱？如果自己不来印尼，能陪在弟弟身边，会不会就能阻止这场悲剧？
苏加诺看着心爱的女人日渐憔悴，心疼不已。他想尽办法安慰她，给她讲道理，告诉她这不是她的错。
可是七保子听不进去，她沉浸在巨大的悲痛和自责中无法自拔。
母亲去世了，弟弟去世了，七保子在日本已经没有任何亲人了。她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孤儿，无依无靠，只能依附于苏加诺。
苏加诺这时做出了一个决定：给七保子一个正式的名分，娶她为妻。
1962年6月6日，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在印度尼西亚总统府内，举行了一场秘密婚礼。新郎是59岁的苏加诺，新娘是22岁的根本七保子。
婚礼没有大张旗鼓，只有少数几个人参加。
苏加诺清楚，如果公开举办婚礼，必然会引起舆论的强烈反对。所以他选择了低调的方式，先把婚事办了，然后再慢慢平息舆论。
婚礼按照伊斯兰教的仪式进行。七保子必须改信伊斯兰教，放弃日本国籍，加入印尼国籍。她同意了这些条件，在婚礼上宣誓皈依伊斯兰教。
苏加诺给她起了一个新名字：拉托娜·莎利·黛薇·苏加诺。
在梵语中，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宝石般的神圣女神"。从此以后，她不再是根本七保子，而是黛薇夫人。
婚礼结束后，黛薇正式成为苏加诺的第四任妻子。按照伊斯兰教的规定，穆斯林男子可以同时娶四个妻子，所以苏加诺的这桩婚事在宗教上是合法的。可是在舆论上，依然面临巨大的压力。
消息传出后，印尼民众反应强烈。
很多人无法接受他们的总统娶了一个日本艺伎为妻。报纸上连篇累牍地发表批评文章，说苏加诺不务正业，沉迷女色，有辱国格。
甚至有人组织游行示威，要求总统和这个日本女人离婚。
苏加诺对这些反对声音并不在意。
他通过广播发表讲话，说自己是一个虔诚的穆斯林，一向恪守伊斯兰教教规，真主允许穆斯林同时娶四个妻子，那么他和黛薇的结合自然是合法合理的。
他还强调，黛薇已经加入印尼国籍，改信伊斯兰教，她现在是印尼人，不再是日本人。希望民众能够理解和接受这个事实。
苏加诺的表态暂时平息了舆论的风波。
虽然还有人反对，但至少不再像之前那样激烈了。黛薇终于可以以总统夫人的身份，光明正大地生活在总统府里。
婚后，苏加诺对黛薇宠爱有加。
他专门为她在雅加达郊区建造了一座宫殿。
这座宫殿富丽堂皇，装修考究，花园里种满了热带植物，还有喷泉和雕塑。
黛薇也很享受这样的生活。
虽然她失去了母亲和弟弟，但至少现在有了一个家，有了一个爱她的丈夫。
她不再需要像从前那样为生计发愁，不再需要在俱乐部里强颜欢笑，不再需要看别人的脸色行事。
可是幸福的时光总是短暂的。黛薇很快发现，做总统夫人并不像想象中那么轻松。
首先，她必须学会应对复杂的人际关系。
总统府里人多口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算盘。其他几位夫人对她并不友好，表面上客客气气，背地里却处处提防。
府里的工作人员也在观察她，看她是不是能坐稳这个位置。
其次，她必须学会在公开场合露面。
作为总统夫人，她需要陪同苏加诺参加各种国事活动，接待外国贵宾，出席社交宴会。
这些场合对她来说都是考验，她必须表现得体，不能给苏加诺丢脸。
最重要的是，她必须学会适应印尼的文化和生活方式。虽然她已经加入印尼国籍，改信伊斯兰教,但她骨子里还是个日本人。
语言、饮食、习俗、宗教信仰，方方面面都需要重新适应。
黛薇努力学习印尼语，努力了解印尼文化，努力融入印尼社会。她知道，只有真正成为印尼人，才能在这个国家立足。
1962年9月，苏加诺决定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他特意带上黛薇同行。这是黛薇第一次以总统夫人的身份在国际舞台上亮相。
访问期间，黛薇见到了许多重要人物。她穿着印尼传统服装，落落大方地参加各种活动。虽然内心紧张，但她表现得很从容，没有露出任何怯场的样子。
这次访问让黛薇的名气传遍了世界。各国媒体都在报道这位年轻美貌的印尼总统夫人，称赞她的优雅和魅力。日本媒体更是兴奋不已，把她称为"日本的杰奎琳"，拿她和美国总统肯尼迪的妻子相提并论。
黛薇一时间成为国际名媛，风光无限。可是她心里清楚，这些光环都是建立在苏加诺的权力之上的。一旦苏加诺失势，她也会跟着陷入困境。
她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1960年代初期，印尼的形势开始变得复杂起来。
苏加诺执政多年，虽然功勋卓著，但也积累了不少矛盾。
经济发展缓慢，通货膨胀严重，民众生活水平提高有限。
政治上，各派势力明争暗斗，军方对苏加诺的某些政策早有不满。国际上，印尼的外交政策摇摆不定，和西方国家的关系时好时坏。
黛薇虽然身在深宫，却也能感受到暗流涌动。
她开始担心，如果有一天苏加诺的权力被推翻，自己会是什么下场。这个曾经的日本艺伎，曾经备受争议的总统夫人，在风暴来临时会成为第一个被牺牲的对象吗？
1963年，黛薇被任命为印尼-日本友好协会会长。
这个职位让她有机会参与两国之间的交流活动，也让她的角色变得更加特殊。
她不再只是总统的妻子，还承担起了外交使节的职责。
日本政府解密的档案显示，在1960年代，黛薇曾经作为秘密信使，在日本首相和苏加诺之间传递信息，协调两国在某些敏感问题上的立场。
她游走在两个国家之间，扮演着只有她能扮演的角色。而这个角色，将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对两国关系产生深远的影响。
1965年的脚步越来越近，印尼的局势也越来越紧张。黛薇不知道的是，一场改变她命运的风暴即将来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