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崇和宋璟为什么能跻身大唐四大名相？填武则天的坑时，表现突出

大唐四大名相里，房玄龄杜如晦跟着李世民打天下创贞观之治，地位没人能撼动，可姚崇和宋璟，一个只做了四年宰相，一个不到八年就被罢相，收场都不算体面，凭啥能和房杜平起平坐？这事翻遍唐史，答案其实藏在武则天留下的烂摊子里头。

武则天掌权半个世纪，为了巩固位子养了一大批酷吏，天天罗织罪名构陷大臣，动不动就扣个谋反的帽子屈打成招。当时满朝文武没人敢说真话，说不对脑袋就得搬家，整个朝廷全是敢怒不敢言的主儿。她晚年为了笼络人心，还搞出个“斜封官”的路子，不管你是杀猪卖酒的，只要掏三十万就能拿到五品官，这些人当官就是为了捞回本钱，把整个官僚系统塞得全是混饭吃的闲人。李隆基刚上台清了一次，光裁掉的就有几千人，想想都知道这烂摊子有多糟。除了制度上的毛病，还留下个更难治的思想病，整个社会都养成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苟且心态，官员怕惹事不敢干，百姓逆来顺受，这种惯性比啥坑都难填。

姚崇其实还是武则天一手提拔起来的，可姚崇天生就是敢说真话的性子，连武则天的面子都不给。有一回武则天在朝堂问，周兴来俊臣死了之后咋没人谋反了，满朝文武没人敢接这个话茬，说破了就是武则天滥杀无辜，谁也不想掉脑袋。只有姚崇站出来，说那些谋反全是屈打成招，我拿一家老小一百多口人的性命担保，现在朝里内外真没人谋反。这话还给他留了台阶，说她是被酷吏蒙蔽了，武则天听完不仅没生气，还赏了他一千两银子，这胆儿这分寸感，真不是一般人能有的。

李隆基干掉太平公主坐稳皇位之后，第一时间就想到找姚崇来收拾烂摊子。姚崇被召过来之后，没立刻谢恩接宰相的位子，反而甩出十条建议，说皇帝你能全都答应我就干，答应不了我就回家。这十条每一条都精准戳在武则天留下的烂窟窿上，要改严刑峻法行仁政，禁止宦官干政，皇亲宠臣犯法也要依法处置，还要广开言路允许大臣提意见。李隆基听完直接拍板，说我全答应。

有了皇帝撑腰，姚崇上来就动刀，先裁掉几千个斜封官混子，朝堂一下就清净了。他自己以身作则，堂堂宰相连个属于自己的宅子都没有，借住在寺庙里，就想着百姓太苦，自己不能带头享福。后来山东闹蝗灾，铺天盖地的蝗虫把庄稼啃得精光，当时受武则天时期的风气影响，所有人都觉得杀生会遭报应，老百姓只会跪在地上烧香磕头，地方官也说这是天灾，要修德感化蝗虫。姚崇听完直接怒了，怼得地方官哑口无言，说你治下闹蝗灾是不是说明你无德？坐看粮食吃光饿死人，这个锅你背吗？他还给了实用的灭蝗方法，夜里架火扑杀，烧完就地掩埋，效果立竿见影。朝中还有一堆大臣反对，说杀虫太多有伤天和，姚崇直接在李隆基面前拍胸脯，这事我全担着，搞不定就免我的职，最后一场大灾被硬生生压下去，当年没闹饥荒，救了不知道多少百姓。

姚崇这人不光有胆有谋，还精明得离谱。神龙政变武则天退位，满朝大臣都在庆祝李唐复辟，就姚崇一个人躲在角落哭，当时带头政变的张柬之都替他捏汗，说你这时候哭是不想活了？结果姚崇被贬出京城，没多久武三思清算政变功臣，张柬之这帮人全被杀了，就姚崇早早离开京城躲过一劫，这份远见真的绝了。后来他和宰相张说不对付，也没硬刚，就轻描淡写给李隆基提了一句，张说和岐王走得很近，直接戳中李隆基最怕大臣亲王勾结的痛点，张说直接被罢相，这手段高明到没痕迹。不过姚崇最后栽在了儿子手里，两个儿子仗着他的势力到处收受贿赂，他的亲信也被查出受贿，姚崇求情惹恼了李隆基，只好主动辞职，走之前还推荐了宋璟接自己的位子。

宋璟和姚崇完全是两种风格，姚崇擅长随机应变快刀斩乱麻，宋璟就是认死理守规矩，天王老子来了都不挪窝。当年他在广州当都督，李隆基派大宦官杨思勖去接他回京，两个多月的路程，宋璟愣是没跟杨思勖说过一句话，就因为朝廷有规矩，外臣不能结交内臣，杨思勖可是皇帝眼前的红人，换别人早巴结了，宋璟就是不买这个账。李隆基听完这事都感叹，说找这样守规矩的人当宰相，还有啥不放心的。

哪怕是皇帝自己想破坏规矩，宋璟都不给面子。李隆基的岳父王仁皎去世，小舅子王守一请求修一座五丈多的大坟，按规矩一品官的坟最多也就三丈，李隆基想着这是自己岳父，想破个例同意了。结果宋璟直接拦下来，说祖制就在这儿，不能破，哪怕李隆基当面求情，宋璟就是不同意，最后李隆基只能改主意，还得赏了宋璟四百匹帛夸他守规矩。

宋璟上任之后，直接把斜封官制度彻底废掉，又清退了一批漏网的混子，还下令不许地方给官员立歌功颂德的石碑，地方进京送的土特产一律退回，这么干得罪了不知道多少人，可宋璟根本不在乎，心里就认规矩和百姓。

姚崇干四年，宋璟干八年，两个人加起来在位时间都不如房玄龄一个人长，最后收场也都不算体面，可为啥能稳坐大唐四大名相的位子？说白了，他们俩联手把武则天留下的这个大坑给填上了。姚崇用变快速稳住了乱局，宋璟用守把新的规矩立了起来，一个开道一个定盘，把千疮百孔的大唐从悬崖边上拉了回来，给开元盛世打好了全部底子，这个功劳，本来就配和房杜并肩啊。

参考资料：中华书局 《新唐书》，中华书局 《资治通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