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刀山和火海之间，怒江人服气也不服气

怒江的太阳起得很晚。

特别八才三所在的小院。冬日里，太阳爬过群山、照耀到峡谷时，已是10点后。

这里，山高水深。太阳尚且要晚两三个小时的脚程，遑论是人？

在公路与桥梁尚未穿透群山和河流的时代，怒江人想要跨过八才三眼前的江，得将自己悬在细细的溜索上，出入来去；想要翻过八才三头顶的山，得赶上两天一夜的路，才能到达片马口岸。

生存残酷，生活艰难。怒江人，要不，一生被困在江畔与山坡的弹丸之地；要不，不得不带着一身被峡谷和时间锁住的局促，走进更壮阔的世界——就像李正雄，曾在北京、天津、武汉、上海、南京奔波辗转，打工半年，最后还是回到了怒江。

在怒江，你得服气。

出品人：徐香总监制：黄武锋、文若愚 导演、文案：何惠子 剪辑：俞昊楠 视觉设计：牛嘉良统筹：张歆旎 制片：胡弘彪制作：澎湃新闻·源深视频(06:36)

山长，水远

服气，源自地理上的“威压”。

高黎贡山与碧罗雪山挟江对峙，切割出深邃的怒江大峡谷。六七百公里的群山，定义着“边界”，也塑造了“宿命”。

数百上千年里，怒江人在险滩和陡坡那里夺来立足之地，耕种、收获，所得堪堪将就一家人的口粮和生计。家里有一两头牛、一两匹马，就算顶顶富裕了。

孩子，和耕牛、马匹一样，是家里重要且珍贵的劳动力。现在已70多岁的李学华、八才三，50多岁的祝兴三、拾二妹、近40岁的李正雄，都是十来岁才半大的孩子时，就被父母从学校赶回了家，成日与土疙瘩打交道。他们被催着长大，尽早成为支撑家庭的一根梁柱。

怒江的很多村庄，像是一片片枯叶，散落在山间。怒江人以村庄为核心，向上、向下、向左、向右地，一点点地在陡坡上“抠”出耕地。山上少水，作物也都和这里的人一样，容易养活。土豆、玉米、核桃、油菜随处可见。但是，也卖不上价。像李正雄一家，一年种出两万斤玉米，哪怕现在这个时代，也不过能卖2万块钱，这还不刨开浇的水、施的肥、花的时间、付出的精力。

“摆时”艺人祝兴三与拾二妹在高山上对歌。（胡弘彪|摄）

就算不是种地耕田，怒江人依然无法避开群山。18岁那年，在当了几年农民后，八才三决定去找找其他活计。山高水远，交通不便，物资短缺，特别山上的人家，生活所需全靠人背马驮地从山下的村镇运到山上。八才三开始了赶马生涯，此后16年里，整日奔袭在六库镇与片马之间。

六库与片马之间，隔着一座高黎贡山。来往的小路，都是靠人和马踩出来的，窄窄的一条。八才三那会赶马，全靠两条腿、四条腿走。马背着米面粮油，他在前头牵着，“走一趟，一般是两天，中间在路上休息一晚。来回要四天。”

山上天气莫测，夏天遇到暴雨、滑坡是常事；而冬天，片马垭口若是下起大雪，再加上垭口风大，大风雪吹得人眼睛都睁不开，脚下齐膝深的积雪让人寸步难行，“那时候最怕冬天下雪了，翻山太难了。”

16年里，八才三不断穿行在高黎贡山之中。那时候，他觉得自己的一生，有着永远爬不完的山。

在这万水千山之地，山头与山头看似很近，江岸与江岸所隔最宽不过百来米，但是，每一次翻越、每一次横跨、每一次穿行都很艰难。正如很多年后，八才三在摆时（傈僳族传统民歌，根据事件、心情编唱歌词，直抒胸臆）里所唱的那样：“最高的山上看到一朵花，想摘也摘不到；就像我在这里看见你，一辈子也不能走到一起。”

刀山，火海

怒江人自小就知道，他们这一生都要面对刀山、火海。

泸峰艺术团团长、国家级非遗傈僳族民歌传承人李学华，十来岁就看着他的爷爷赤脚踏上36把镰刀组成的刀梯，踩过烧得通红的火炭。

在科学、医疗欠发达的年代，怒江人只能寄望于神灵的垂怜和庇佑。“每年正月十五才能“上刀山”（傈僳族非遗技艺，赤足攀登刀梯），把神请下来，保佑一切都好好的。”

泸峰艺术团艺人李正雄在阔时节上表演“上刀山”。（胡弘彪|摄）

泸峰艺术团“上刀山”艺人李新学，在1997年6月22日，点了5根香开了香路，这意味着，他拥有了爬刀杆的资格。三天后，他仰望着晃荡的毛竹和东拼西凑借来的镰刀，“我害怕了，我不要答应来爬刀山就好了”。

而李正雄，在2025年底第一次“下火海”（傈僳族非遗技艺，赤足踏过火炭），面对一地烧红的火炭，脚趾头扣着地，恨不得就定在那里，不往前走一步，或者转头就跑。

李正雄正在演示傈僳族非遗技艺“下火海”。 （胡弘彪|摄）

刀山难上，火海难下，都想逃离。

十年前，在大儿子出生后不久，李正雄和妻子带着4000块钱出门寻找生计。从北京找到天津，钱用完了，又跟亲友借了8000块。在天津鞋厂做了三个月，一个月才400块钱，都养不活自己，接着一路南下，又从湖北去了江苏的船厂，然后又站在了上海电子厂的流水线上。

“在外面，吃习不惯，气候不习惯，自己也没文化，跟别人也想不到一起，什么都做不了。”最后，夫妻俩带着3000块回了怒江。回来后，李正雄在家附近做做零工，妻子在镇上卖卖菜，日子过得捉襟见肘。

2021年，李正雄被大伯李学华拉去培养“上刀山”，“我大爹说，‘上刀山’没有年轻人了，怕以后传承不下去了，让我去。我自己也觉得这还挺有挑战，想试一试。”这年11月25日，李正雄第一次“上刀山”，“害怕肯定是害怕，但是怕就不做了？”

后来，他怀着同样的心理，拿着存下的五万块和贷款的十五万，开始养猪、收猪、卖猪肉。“猪要是死了，就全亏了。但是孩子长大了，父母老了，要生活啊，就算害怕也要去试试。”

对李正雄和很多怒江人来说，生活远比翻过这座由36把钢刀组成的刀山、踩过这片由烧红的火炭构成的火海更难。

“上刀山”“下火海”将怒江人生存的艰难，外化且异化成一种英雄主义的叙事和奖赏。但眼下的生活，却是一个山头之外是更多个山头，一道湾的尽头是更多道湾，一个农活之后接着更多农活。

生活，星光

生活，不是摆时所唱的“山上的树枝高高的，小黑猪也叫起来了。凹子里的竹子密密的，小伙子去干农活了”那么田园牧歌，却是这样地日复一日。

几十年里，八才三白天干活，晚上唱摆时。“哪里有会唱的人，就跑去跟他们对歌。唱一晚上，唱完回来赶马。”就像“蜜蜂采花十里路，不怕路远只看花”。他把自己唱成了“歌王”，唱到了昆明，唱到了北京，唱到了欧洲。

但更多时候，他还是一个窝在峡谷里的傈僳族农民，猪圈里养着几头黑猪，地里种着几分田的玉米。

祝兴三，除了在重要年节里是一位摆时艺人和祭祀人，绝大多数时候是一个往返于大兴地镇和六库镇的客运司机。

拾二妹，少女时代唱了几年摆时，后来早早地结了婚，生了孩子，再后来当了外婆。三四十年里，围着孩子、灶台、菜地、农田转。直到2020年，她才重新成为那个拥有一副好嗓子的拾二妹，成为“歌后”。

拿上起奔，祝兴三与拾二妹将溪流唱进歌里。（何惠子|摄）

李正雄，上完刀山下完火海，一如既往地，背着箩筐漫山遍野找猪草，或者骑着三轮车走村串户地收猪，然后在集市里摆摊售卖。

在上过无数座刀山、下过无数趟火海、唱过无数首摆时后，怒江人一往无前地奔向新生活。

李正雄从一个一年收入三四万块的零工，成为了年入二十多万的猪肉摊老板。

站在李正雄所在的、位于山地上的鲁掌镇三岔河村，俯瞰怒江河谷，怒江人把咖啡种得漫山遍野，也让独特高黎贡风味的咖啡香，随着怒江一路奔腾向东。

再眺望位于高黎贡山更高处和更深处的洛玛村——李正雄岳父所在的村子，凭借草果种植脱贫致富，草果的采摘和运输也不再是人背马驮，“以前摘完草果，要从地里运出去，要走两小时，现在都是用农用无人机来运输”。

走出去，也走进来。新世界、新事物在怒江一路狂奔，怒江人不用再翻过山、跨过江才能获得生活所需。

鲁掌镇三岔河村是在群山之间开出的、密密挤了几十户人家的平坦山头。以前，李正雄一家要购买物资，实在困难，“山上很多东西都买不到，像电器还有质量好一点的衣服，都要去泸水市里买，价格也比较贵。”

随着电商的发展，网购也变得方便。（胡弘彪|摄）

而现在，“网购很方便。我们家用拼多多比较多，上面什么东西都能买得到，价格很优惠，东西的质量也有保证。”在怒江的江畔和山坡，时常可见拼多多驿站。拼多多的“千亿扶持”计划正在努力打通快递进村的“最后一公里”，将村庄也纳入“包邮区”。

这个时节，李正雄从拼多多给孩子买了两套新衣服，还下单了一台洗衣机，替换掉家里那台已经工作了十几年的旧洗衣机。

李正雄从拼多多上给小女儿买了新衣服。（胡弘彪|摄）

这样的生活，简单、平常、不足为奇，但是怒江人为此经历过外人无法想象的惊心动魄：那些曾经需要“溜索”飞跃的惊涛之上，架起了一座座钢铁桥梁；八才三曾经要花两天一夜才能走一趟的路，现在车程不到两小时。

他们不服气地对“边界”和“宿命”发起冲锋，将道路一寸一寸地嵌入险滩和绝壁。

每到夜晚，怒江会沉寂下来，群山褪去所有细节和色彩，如庞然巨兽般，施以深沉的、庄重的威压。但是，在深山之间和绝壁之上，在以为不会有人烟的地方，怒江人亮起了一盏盏灯火，如群星，闪耀着微光。

傈僳族阔时节上，怒江人围着火堆尽情舞蹈。（何惠子|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