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饶漱石之父病逝，遗言6000元积蓄捐国家

1958年的夏天，一个76岁的老人躺在庐山的病床上，把自己攒了一辈子的6000块钱，全部交给了国家。

不留给儿女，不留给自己，就这么交出去了。省里的领导听说后，第一反应是不同意。

然而这件事，后来在江西临川流传了几十年，至今没有人忘记。

1882年，饶思诚生在江西临川一个贫苦农家。父母早逝，是伯父饶静轩把他带大的。穷人家的孩子，出路就一条——读书。

他9岁进私塾，读得很认真。1903年，他21岁，参加了清朝最后一届科举，考上了秀才。那是一个门槛，也是一个句号——两年后，科举废了，这条路就再也没有了。

但饶思诚没有停。科举废除之后，他考进了江西优级师范学堂，后来又以优异成绩保送南京两江优级师范，主攻英语，辅修地理。

一个从临川乡下走出来的穷孩子，就这样一路读到了省城、读到了南京。那个年代能走到这一步的，一百个人里没有几个。

1912年，他学成回乡，在临川县立高等小学堂做堂长。八年后，调进江西省立第一师范，教英语，教史地，兼任训育主任。日子过得规整，看起来是个本本分分的教书先生。

但这个时候，历史开始变得剧烈。1920年代是大革命的年代，外面的世界在翻天覆地，就连他的课堂也不安静了。

省立一师有一批地下党员——朱由铿、陈赞贤、邹努——这些年轻人喜欢跟饶思诚聊天。不是偶然，是因为他不设防，也不拒绝新东西。

他开始读马列的书，读得越来越多，越读越觉得，这才是救国的路。一个教史地的老师，从书里看到了中国的走向，从学生身上看到了革命的可能。他从朴素的爱国者，慢慢变成了一个自觉的革命者。

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他出任国民党江西省第一区党部常务委员，兼省党部执行委员、青年部长。名字是国民党，心里站的是另一边。

1927年，大革命失败。国共合作破裂，白色恐怖席卷全国，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者遭到清洗。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中国共产党决定发动南昌起义。

饶思诚虽然顶着国民党员的头衔，却毫不犹豫地站出来，积极组织南昌市的青年学生配合起义。

起义成功当天，他以省党部代表的身份，出席了谭平山主持的国民党左派联席会议，又参加了"八一"起义的庆祝大会。

那是1927年8月1日。

但他没能随军南下。肺病，多年的老毛病，把他拦住了。起义军撤出南昌，他留了下来。国民党随即开始追查，他不得不化装，悄悄潜回临川，后来在朋友帮助下，在临川中学等地继续教书，用讲台做掩护。

他在黑暗里等了很多年。这一等，就是整整二十二年。

1928年，饶思诚的长子饶漱石离家了。走的时候没有说去哪里，也没有说什么时候回来。此后十八年，音讯全无。

饶思诚不是不知道儿子在做什么。那个年代，离家的年轻人，大多数是去做革命的。但他不知道儿子在哪里，活着还是死了，也没有办法打听。他把这件事压在心底，从不向外人提起。父亲对儿子的思念，在那个年代，往往只能是沉默。

远处的饶漱石，走了一条惊心动魄的路。

1925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9年在满洲做地下工作，被捕，内定枪决，后改判终身监禁，再被组织营救出狱。此后几经辗转，1931年被派往苏联，后被共产国际先后派往西欧、东欧、美国工作，精通英语和俄语，是党内极少数在多个国家做过实际工作的高级干部。

1939年他回国，进入新四军系统。

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军长叶挺陷入险境，项英擅自脱离部队，整个新四军军部陷入混乱，是饶漱石挺身召集各部领导、坚决支持叶挺出来指挥，在最危急的关头稳住了局面。

抗战结束后，他出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成为华东地区党政军的最高负责人，与陈毅、粟裕等人共同领导了莱芜、孟良崮、淮海等一系列重大战役的战略部署。

这些，饶思诚一概不知道。

和家人商量之后，他决定写封信，寄到北平军调部。为了安全，信上署的是弟弟饶兴祖的名字，措辞也写得极为谨慎——大意是：我家有一个儿子多年没有消息，名字也叫饶漱石，不知是否同名同姓？若是，还望回信，免得家人挂念。如果不是，也请原谅打扰。

这封信寄出去了，然后就是等。等待对一个父亲来说，是世界上最漫长的事。

没多久，回信来了，是饶漱石亲笔写的。他说：我就是你的儿子，我也想念家里，曾经托人打听过，但没有消息。

十八年，就这样结束了。

父亲随后又写了第二封信，说家里日子艰难。饶漱石回信说，家乡现在确实困难，但要有耐心，情况很快会改变。最后他交代了一句：自己工作地点不定，今后不要再来信了。

父亲把这两封信收好，什么也没有多说。这对父子之间，始终隔着一段说不清的距离。一个在明处做官，一个在暗处等候，各自守着各自的沉默。

1949年，南昌解放。省党政军领导很快打听到饶思诚还在。陈正人、邵式平、陈奇涵，还有解放军第四兵团司令陈赓，一起登门探望。

来的人都是大人物。一个个走进这个老人住的地方，看到的是什么？是贫病交加的一个老人，身边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什么也没留下。

陈赓看到他的处境，当场掏出了200块银元，递过去，一句话没多说。饶思诚没有收。他请陈赓把这钱带回去，犒劳正在向大西南进军的前线将士。

这个姿态，让来访的人都沉默了一下。

江西省人民政府成立后，饶思诚出任省政府副主席，兼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他已经快七十岁了，身体不好，但还是到处跑，宣传马列主义，讲毛泽东思想，走访基层。年纪越大，反而越闲不住。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他把身边的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全部送去参军。自己还亲自去参加家长座谈会，劝别人家的孩子也去当兵。妻子留下来的唯一一件遗物——一只金镯——他也捐了出去，支援抗美援朝。这只金镯跟了他多少年，没有人知道，但他没有犹豫。

1955年，他当选江西省人民委员会副省长；1957年，再次当选。两届，连续干。

这期间，他的生活始终没有什么改变。没有多余的积蓄，没有值钱的家当。省里给他的工资，他攒着，一点一点，不舍得乱花。但他也没有把钱用来改善自己的生活。那些钱就那么放着，像是一直在等着某个用处。

攒到最后，是6000多块。

这在1950年代是一笔不小的数字。那个年代普通工人的月薪，也就几十块钱。6000元，够一个家庭踏踏实实过很多年。几个子女，分一分，每个人都能宽裕不少。

然而饶思诚没有想过留给孩子。

1958年，他的旧病又发作了。肺病。三十年前在南昌起义后就落下的毛病，一直没好彻底，这一次来势更猛。组织上安排他上庐山疗养。山上的空气好，但病不是靠空气能治好的。

他知道自己大概是要走了。在庐山，他把遗嘱写了下来，意思很清楚：自己一生攒下的6000余元积蓄，全部上交国库，不分给任何子女，一分也不留。

这道遗嘱送到省里，省领导第一反应是不同意。国家不缺这6000块，老人辛苦了一辈子，血汗钱留给儿女天经地义，谁也不会说什么。劝他改一改，留一点给家里。但饶思诚的子女坚持要按父亲的意思办。

老人的心思他们最清楚。这一辈子，他没有为自己留过什么。银元不收，金镯捐了，儿女送去打仗，到头来连积蓄也不想留。这不是一时冲动，这是一个人过了七十年之后，认定了的事。

最后，由方志纯出面，将这笔款项交给了时任抚州地委书记，再由地委书记转到饶思诚的家乡临川，用于建造一所学校。

1958年8月23日，饶思诚在庐山病逝，享年76岁。学校盖起来了。校舍至今仍存，那片土地上的人们没有忘记这件事。

这件事有一个细节，很少有人主动提起：饶思诚立下遗嘱的1958年，他的儿子饶漱石已经身陷囹圄。1953年，饶漱石卷入"高饶反党联盟"，1954年在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受到批判，1955年被开除党籍、逮捕审查，1965年被最高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14年，1975年在狱中病逝，终年72岁。

父亲去世那年，儿子已是阶下囚。

这父子两人的命运，像两条完全不同的轨迹，在历史里交叉，又各自散开。父亲一辈子清廉，走到最后连钱都不肯留，一心交给国家；儿子曾经是华东党政军的最高负责人，与陈毅、粟裕共事，参与领导淮海战役的战略部署，却在权力的顶峰骤然跌落，再没有起来。一个以清廉终老，一个以囹圄落幕，同一个家族，同一片土地，走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

历史总是这样，不说情面，也不打招呼。

饶思诚的名字，没有进入教科书，没有成为耳熟能详的历史人物。他只是一个在动荡年代里读过书、教过书、做过官，最后把自己最后一点积蓄交给国家的老人。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故事，没有慷慨激昂的宣言，只有一道遗嘱，和几个坚持按父亲意思办事的子女。

但在临川的那片土地上，那所用6000元建起来的学校，还在。

人走了，留下了一座学校，和一道让省领导为难的遗嘱。这大概就是他能留给这个世界的，全部的东西。也许在他看来，已经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