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78年离婚案真相：美国女性以顺从为抗争武器

1778年的新婚之日，在这座年轻国家最桀骜不驯的城市波士顿，正处于战争的阵痛之中。当时的伊丽莎白·芬尼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有朝一日自己会起诉丈夫托马斯，要求离婚。

四年后，随着和平降临美国，伊丽莎白也开始为自己的人生寻求安宁。在她的离婚请愿书中，她坚称从宣誓结婚那一刻起，“她就一直恪守本分，表现得像一个忠诚尽责的妻子”。在她的叙述中，托马斯却“在没有任何挑衅或冒犯的情况下，残忍地殴打和虐待”她，甚至危及了她的生命。

18世纪的男女都被特定的性别期望所束缚，而这种期望同时也取决于个人的种族和阶级。在革命时期的美国，人们对夫妻之间不平等却又相互依存的义务有着深刻的共识，这些观念充斥着当时的书籍、报纸和杂志。

社会普遍认为女性从属于男性：她们天生无助、情绪化且脆弱。因此，丈夫有义务在经济、身体和情感上照顾并保护妻子。18世纪传统女性气质的观念部分源于基督教传统，但它也被编入法律（以英国普通法为基础），反映在经济体系中，并被社会习俗所接纳。这被认为是当时占主导地位的白人精英和中产阶级的专属领域。

事实上，这些期望对白人女性来说司空见惯，以至于它们频繁出现在整个革命时期无数的离婚诉讼（如芬尼的案件）和向18世纪立法者的请愿书中。在这些向国家发出的恳求中，白人女性诉说着她们的无助、脆弱，以及无法为自己和孩子提供经济保障的困境。在战争的混乱中，她们的处境极其悲惨：许多人在战场上失去了丈夫，或者伴侣跟随英国人潜逃。她们寻求报酬、补偿，并要求让因政治过失而被驱逐出境的配偶回国。在许多情况下，请愿成为这些国家最依赖、最脆弱的群体寻求申诉的唯一途径。

翻阅革命时期女性向国家提交的成千上万份请愿书，人们可能会产生一种印象：所有女性都以谦卑和优雅的姿态接受了自己从属于男性的地位。

但如果事实并非如此呢？如果她们对女性依附性话语的运用，仅仅是一种精明的工具，被巧妙地用来迎合她们的读者——白人男性精英——最想听到的话语呢？如果在18世纪寻求离婚这一激进行为，本身就与她们所使用的保守语言相矛盾呢？

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永远无法推断出这些女性请愿者对自身社会和法律地位的真实感受。革命时期的许多女性请愿者并没有给历史学家留下可供追寻的线索。

我们所能知道的是，这种依附性话语的运用极其有效。她们巧妙地构建了一个富有同情心的叙事，并将其精心包装以迎合父权制受众。在大多数情况下，那些利用女性从属地位这一陈词滥调的女性，她们的请愿都得到了批准。而那些没有这样做的人——包括那些公开指责男性的人——她们的恳求大多被拒绝或忽视。

尽管每一份请愿书都符合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构建的传统女性气质的当代期望，但这些恳求在某个重要方面却同时具有颠覆性：女性利用这些刻板印象——特别是她们的顺从、不平等以及对保护的需求——向国家提出诉求。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她们以一种公开的、政治化的方式为自己辩护，从而掩盖了她们诉求的本质。她们的语言未必激进，但她们的行动却是激进的。

在列举了丈夫的种种虐待行为后，伊丽莎白指出，托马斯不仅危及了她的生命，还剥夺了“她在婚姻状态中有权期望的所有舒适与幸福”。

伊丽莎白·芬尼明确地将自己定位为一个被赋予了国家应当保护的权利的个体。这项权利本身并不新鲜，但伊丽莎白公开主张这项权利的行为却是前所未有的。

当然，美国革命并没有给女性的生活带来太多实质性的改变。起草宪法的白人男性精英并没有像阿比盖尔·亚当斯敦促她丈夫及其同僚那样“记住女士们”。女性也没有像她在同一封信中威胁的那样发起一场大叛乱。尽管如此，后代的美国女性确实从她们的前辈那里学到了重要的经验。

19世纪40年代的第一波女权运动在倡导女性选举权和废除奴隶制的过程中应运而生。这些战前活动家由革命时期的母亲和祖母抚养长大，她们将自己视为享有权利的个体，并在19世纪中叶致力于扩大权利的本质。

20世纪初的女性参政论者和20世纪中叶的第二波女权主义者，同样依赖于我们革命时期的先辈们奠定的基础。在21世纪，那些对抗反对女性和性少数群体权利逆流的人们，依然在借鉴这一榜样。女性权利话语的激进潜能，正是贯穿其中的主线。

其他人从建国一代那里学到了截然不同的经验。当一些女性寻求对美国法律和社会进行有意义的进步性改革时，另一些人却在努力维持现状。这些活动家看似矛盾地倡导女性恪守传统的女性行为准则，同时又通过自己的行动否定了这些准则的前提。

比彻同时代的一些人则主张相反的观点。格里姆克姐妹在结束奴隶制和扩大女性投票权的斗争中，积极寻求并确立了公开的政治角色。值得注意的是，莎拉·格里姆克和安吉丽娜·格里姆克都没有享受到比彻所接受的正规教育，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她们的父亲认同女性从属地位的假设。尽管如此，她们认为女性作为妻子和母亲的角色——换句话说，她们的传统女性气质——正是使她们成为政治改革中理想道德权威的原因。通过对比格里姆克姐妹和比彻的修辞策略，我们可以看到关于白人女性身份的假设是如何被用于截然相反的目的的。

一个多世纪后，作为反对第二波女权运动的一部分，菲利斯·施拉夫利成为“停止平等权利修正案”运动的代表人物，试图阻止该修正案的批准。在如果平等权利修正案通过将损失数十亿美元的保险业和其他经济利益集团的暗中支持下，施拉夫利在直接反对第二波女权主义者的同时，采用了类似的公开演讲和组织抗议的策略。与比彻一样，施拉夫利强有力地主张女性最重要的地位是作为妻子和母亲。一直以来，获得了法学学位并在20世纪50年代竞选过国会议员的施拉夫利，却享受着非常公开的政治生涯，同时倡导着截然相反的理念。

最近，右翼政治活动家查理·柯克的遗孀埃丽卡·柯克也接过了类似的衣钵。作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施拉夫利，柯克发表公开演讲，倡导女性履行“传统”的性别角色——换句话说，就是专注于她们作为妻子和母亲的地位。她接替了已故丈夫在“美国转折点”组织的领导职位，并成为共和党内的重要权力人物。

随着国家准备纪念其建国250周年，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传统女性气质的隐喻在美国政治中的作用？我们的革命先辈们会如何看待她们的修辞策略被比彻、施拉夫利和柯克等人模仿，尽管目的是为了截然不同的终点？

18世纪的美国女性在性别等级制度的束缚下尽其所能，在这种制度下，她们被认为是无助的、非理性的，需要男性的保护。当这种保护未能实现时，她们利用依附性的语言为自己辩护。在那个她们不被视为完全公民且没有投票权的时代，她们设法在有限的选择中进行周旋。

尽管如此，她们在思想的传承者身上唤醒了女性作为权利主体的意识——这是美国女权运动诞生过程中激进且必要的一步。

250年后的今天，公开倡导女性从属于男性的角色本身就具有激进的——而且是极其危险的——潜能。18世纪的女性利用性别观念的束缚来挣脱它，而像比彻、施拉夫利和柯克这样的活动家却反其道而行之。那些继续倡导回归“传统”性别角色的人，实际上是在要求我们回到那种束缚中——值得注意的是，她们自己在公开的政治生活中却不受这种束缚。她们所呼吁的是回归一个比我们已经生活在其中的制度更具压迫性的父权制：一个声称要保护女性，但正如我们18世纪的女性祖先所深知的那样，很少能兑现这些承诺的制度。

她们用手头的工具请愿，要求获得更多、更好的待遇。为了纪念这些成就，让我们也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