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台炸出千年大发现！地下7米挖出3艘汉晋古船！

项目背景与地理位置

北京地处“北京湾”，三面环山，永定河切穿西山，流经此地，是孕育古都的“母亲河”。近2000年来，先民不断对古永定河进行改造和利用，创造了以戾陵堰、车箱渠为代表的水利灌溉工程。北京丰台汉晋时期沉船遗址的发掘和研究，不仅填补了北京汉晋时期水上交通考古的空白，大型官船的发现更实证了古永定河流域早期内河航运的存在，堪称北京运河史的序章。

遗址位于北京市丰台区永定河故道范围内（图一），地处“北京湾”冲积扇核心。永定河古称㶟水，汉晋时期水量丰沛，是连接华北北部与中原的重要水道。2025年11月至12月，为配合万泉寺村棚户区改造项目，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在前期勘探的基础上对遗址进行了发掘，成功揭露了3艘汉晋时期沉船及相关河道遗存（图二）。

图一 北京丰台汉晋时期沉船遗址位置示意图

图二 3艘沉船位置分布图

主要收获

（一）古船遗存

本次考古发现的3艘古代沉船，船头均朝向西南，位于现地表以下7米处的古河道转弯处，分别命名为“永定河一号”（船一）、“永定河二号”（船二）、“永定河三号”（船三）。

三艘古船形制相同（图三），均为平底木板船，由艏封板、艉封板、底板、舭板、外板、甲板、空梁、纤木桅座等构成。船头平齐，船身呈细长梭形，整体线条流畅。其中，船一折为两段，上下叠压并有立板支撑，分别长11.5米和9.5米。船二保存最为完整，总长14米，最大宽度2.5米，舷高0.9米，船体有10道空梁将其分为九舱。船三体量最大，总长15米，最大宽度2.5米，舷高1.0米。

图三 古船遗存

尤为重要的是，在船二的空梁前侧及船尾外板内侧，共发现10处烙印清晰的篆体“官”字（图四），证明了该船的官方属性，为研究汉晋时期官营漕运及物资管理体系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图四 “官”字款识

船体连接工艺复杂，相邻底板间采用“榫板+木钉”连接；左右外板间以“钩子同口”相扣；外板与空梁间采用榫卯相接；外板与顶板间用铁钉加固。不同构件采用了差异化的连接方式，展现了当时成熟的造船技术（图五）。

图五 铁钉、木钉与榫板

（二）出土遗物

3艘古船内出土遗物有限，但提供了重要线索。船二第三舱发现1件长13厘米的木质船桨模型（图六）；船三第七舱残留有疑似席状编织物（图七）。船三第二舱发现1具无头人骨，经鉴定为25岁左右的女性，下肢插入裂开的左外板间，上身向后方空梁伸展，姿态异常，呈挣扎状，推测其溺水而亡。

图六 木桨模型

图七 席状编织物

船体周边出土遗物较为丰富，包括2具人头骨（图八）及大量动物骨骼（马、黄牛、绵羊、猪、狗等）（图九），陶片可辨器形有陶瓦、井圈、陶釜等（图一〇）。

图八 船体周边出土人头骨

图九 船体周边出土动物骨骼

图一〇 船体周边出土陶片

（三）古河道与场景复原

经地层分析，3艘古船所在的河道（HD3）呈“东北-西南-东南”环状（图一一），宽约20米，深5.5米，推测原是一处水湾，附近可能存在码头设施。该河道叠压于包含汉代遗物的淤沙层之上，其本身及周边设施又被唐辽时期河道破坏掩埋。这一遗迹序列之上，依次叠压着金代中都城的生活居址以及元、明、清时期的道路、耕田遗迹。清晰的地层序列，完整记录了永定河流域自汉代以来数千年间的环境演变与历史文化变迁。

图一一 古船与所处河道复原示意图

3艘沉船同向、并列停泊于一湾，结构基本完整，仅局部缺损。船一虽折断，但上下段有序叠压并有立板支撑，系人为安置。船三船首残断面有疑似切割痕迹，可能为后期维修所致。综合判断，3艘古船应是因故破损后，被集中存放于靠近码头的避风水湾等待维修，而后被突发洪水迅速掩埋。插入船板的女性人骨及周边漂移的头骨，推测为略晚于沉船时间的不幸溺亡者。

（四）多学科研究与迁移保护

项目同步开展了碳十四测年、环境考古、木材考古、植物考古、人骨考古、动物考古、土壤微形态、残留物分析、病虫害分析等多学科研究，并已开展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初步碳十四测年结果显示，3艘古船的年代约在东汉末至魏晋时期（图一二），印证了考古地层的判断。木材鉴定结果，船体以硬木松为主，榫卯、承木构件等均为桑属（图一三）。马、黄牛、绵羊、猪、狗等动物种属以及青年女性的人骨鉴定结果，为分析古船沉没前后的人类活动、生业方式、饮食构成等提供了最直接依据。

图一二 初步碳十四测年结果

图一三 木材鉴定切片

目前，因古船体积较大且保存状况良好，已采取整体迁移保护（图一四），正联合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单位开展进一步保护与研究工作。

图一四 船体整体吊装作业

学术价值与意义

北京丰台汉晋时期沉船，是北京地区古代内河航运的首个实物证据，也是华北地区汉晋时期水上交通考古的重大突破。3艘保存较好的平底木板船，是迄今中国北方发现的体量最大、结构最为完整的内河古船，船身烙印的“官”字更是将技术史与制度史研究紧密结合的罕见物证。

（一）填补北京地区汉晋时期水运考古的空白，实证北京大运河历史源头

此前北京汉晋遗存以墓葬、城址为主，文献史料中关于灌溉工程的记载亦较为有限，长期缺少能够直接反映水路交通状况的实物证据。本次发现的3艘沉船，以确凿的考古材料证实，汉晋时期古永定河（㶟水）已具备通航条件，并存在一定规模的水上运输活动，为北京隋唐大运河的开凿，找到了更早的历史源头。

（二）刷新对汉晋造船工艺的认知，为东西文化和技术交流提供新例证

3艘古船不仅以北方地区最大、最完整的内河船只身份刷新纪录，其船体上发现的“官”字烙印，更是揭开汉晋时期官办漕运体系的珍贵实物证据。“榫卯＋木钉＋铁钉”的复合连接工艺、“空梁＋底梁＋竖撑＋隔板”的分舱方式，以及船身6:1的长宽比例等，代表了汉晋时期北方内河漕船制造的高超水平。“榫板＋木钉”的结构与西安“丝路一号”沉船相同，可能与广泛应用于罗马时期地中海地区的技术有关联，是东西方文化和技术交流的新例证。

（三）为探讨汉晋时期北方政治军事活动提供新线索

东汉末至魏晋时期，中原政权与北方乌桓、鲜卑等民族互动频繁。史料记载，曹操北征乌桓（公元207年）时，曾开凿平虏渠、泉州渠以通漕运。丰台沉船所在的古永定河（㶟水）正是通往幽州（今北京）及塞外的关键水道。“官”船的发现，为探讨这一时期军事物资运输、政权对北方边地的经略提供了关键的实物佐证，有望实现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的相互印证。

（四）为永定河变迁与北京城市起源提供新的实证

沉船埋藏于永定河故道之中，为复原汉晋时期㶟水的位置、水文环境及变迁过程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作为永定河“母亲河”孕育古都文明的重要实证，沉船见证的汉晋航运，是北京城市文明早期发展阶段的重要侧面，与蓟城、幽州的城市功能互为补充，丰富了我们对北京历史地位的认知。

发掘单位

北京市考古研究院

项目负责人

丁利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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