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洲：我发誓再也不跟没割过麦子交过公粮的人讨论“三农”问题了

文\\杨洲

笔者算不上是“三农”专家，更不是学者，但满打满算，关注研究“三农”问题二十多年了，从本科到博士都念的是农业大学，从新世纪初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到今天的乡村振兴，都在基层工作过，很了解最真实最迫切的问题。当然，自己可能无力去解决，大多数时候只能想想，发表些言论。

有时也想跟他人讨论，之前经常跟人讨论“三农”问题，有时就是在争论，觉着有必要与意义，然而，后来慢慢地发现没什么价值，彼此不在一个频道上，大家都在自说自话，几乎只要是个人都在强调自己的正确，并幻想着把自己的那点东西强加给他人，意识形体化非常严重，非黑即白，没有什么事实依据与逻辑。

更重要的是彼此的阅历不一样，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尤其是九零后与零零后没有农村生活经历，即便是生活在农村的青年，家里可能早就不种地了，更不可能按照传统的生产方式去种地，从他们记事时，农业早就机械化了，没有见过用镰刀割麦子的场景。老一点的人，主要是很多专家、学者、教授不仅早就脱离了农业生产，而且只是以高高在上的姿态通过研究与分析“三农”问题吃这碗饭，本就属于精英阶层，对近二三十年农村的沧桑巨变他们没有切身的体会。故而，讲的大道理很多，但不着实际。很容易出现“何不食肉糜”的认知判断。

总之，他们不可能了解“农村、农民、农业”的苦、难、困、穷，不懂得乡村最真实最迫切的需要，当然也体会不到乡村的变化与发展。加上其它原因，我渐渐地不再想跟他们讨论“三农”问题，哪怕自己坚持“自说自话”的习惯。

确实，没有相同的经历，不是同一种人，动机与目标又不一致，有时彼此的身份、地位又不平等或不让平等，怎么讨论交流？又能讨论出什么呢？不管有些人多么优秀，自以为多么正确，拥有多少资源，能讲出多少大道理，讨论交流不可能有意义。

我是个八零后，更是农二代，穷二代，上大学之前没有离开过乡村，不要说寒暑假参与农业生产，当时还流行“放麦假”（收麦子）与“放秋假”（秋收，加种麦子），都有个十天半个月。从1990年前后有清晰的记忆开始，对于传统的生产方式有完整的经历，包括从纺棉到织布再到染色直至做成棉袄棉裤，绣花鞋的全过程，整个工艺奶奶都会，设备家里都有。

种地更全是传统的，用楼车播种，用牛拉或者五六个人以上拉（这种合作在乡村很多），收麦子用镰刀割，用平板车（我们当地叫“地排车”）拉，用牛拉的石磙（很少用，因为牛要拉屎撒尿，不卫生，毕竟是人吃的粮食）或拖拉机拉的铁磙碾压，每家都有块“麦场”，那是实施收获各种作业的场所，每年都要在那里劳作十天半个月，包括晾晒粮食，然后才能颗粒归仓。玉米、麦子的秸秆都要囤到自己家里，一部分当柴禾烧锅做饭，另外一部分作为牲口的草料。玉米都是人在地里一个又一个地掰，拉回家里再拨皮，挂到树上或放在房顶上晾晒。

几乎家家都养着牛，主要有三大用处，第一，作为蓄力用于生产；第二，将秸秆转化成粪尿作为庄稼的底肥；第三，生小牛，卖钱，所以，大多数家庭养的都是母牛。小孩们夏天都要割草，放学了，每人一只编织袋（装尿素的那种）割一袋子青草回来，这是任务。当然，一些牲口脾气暴躁，我小时候有一次差点被天天喂的牛踩死，它用角把我顶倒，马上要用脚踩我，被附近的大人们叫住了。

还有麦收完了，要交“公粮”。父母将十袋左右小麦，大致有八九百斤，用平板车载到镇上的粮站，满院子的人，要等好久，很热，很累，收粮食的干部要挨袋检查，怕参杂使假，然后过磅开单子。在新世纪前后，“公粮”负担还是挺重的，一亩地要缴纳一两百斤的小麦。还好一年能生产两茬作物，否则真的活不下去。此外，还要完成种棉、卖棉花（卖给供销社的收购站）的任务，国家有收购计划，镇里村里会下达指标给农民，你不卖或没有棉花，会影响孩子上学的，这就是最后残存的计划经济形态。

以上从割麦子到养牛再到交公粮等，我相信很多人没有经历过，他们怎么可能准确地理解“三农”问题呢？现在大学生越来越多，包括在农业大学里，但不懂“三农”的人越来越多，包括很多研究“三农”的硕士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