饰演观音的左大玢，16岁当主席舞伴，能演86版西游还多亏了毛主席

1963年的一个秋夜，长沙橘子洲头江风很大，岸边却格外热闹。毛主席回到家乡小住，湖南湘剧院临时加演一场折子戏，后台灯光昏黄，一群年轻演员正忙着补妆、吊嗓。有人悄声提醒：“今天主席在台下。”一个身材瘦小的女演员下意识摸了摸嗓子，心里直跳，这个人便是后来家喻户晓的“观音菩萨”——左大玢。

很多观众知道她，是通过1986年版电视剧《西游记》里那个庄严温和、几乎挑不出毛病的观音形象。却很少有人清楚，她和毛主席之间维系了十余年的“忘年之交”，而她能站上《西游记》的舞台，也确实与这段特殊缘分有关。

有意思的是，这位观众眼中的“菩萨”，其实出身并不普通，小时候也并非一帆风顺。她的命运转折点，多半发生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那些关键年份里，从童年的执拗，到少年在舞台上的绽放，再到中年在屏幕上“封神”，时间一条线拉下来，很清晰。

一、书香与梨园：一个小姑娘的倔劲

1943年，左大玢出生在长沙。那一年中国正处在抗日战争后期，局势紧张，长沙多次成战场，但左家这个小院子里，却照样有书声，也有戏曲的唱腔。

父亲左宗濂出身名门，是左宗棠一支后裔，青年时在湖南大学读书，后来在河南任县长，又在程潜、李默庵麾下做秘书，官至少将。这个经历摆在那里，算得上是标准的书香世家、军政世家。

母亲郑福秋却是另一条路。她是上世纪三十年代湘剧界有名的“四大名旦”之一，主攻花旦，台上眼波流转，台下又特别严谨。一个屋檐下，一边是公文电报，一边是水袖胡琴，小孩耳朵一熏，自然就有了取舍的倾向。

左大玢从懂事起，就跟着母亲在戏院里跑。别的小孩看戏图个热闹，她却喜欢蹲在角落里看演员练功，看老师傅压腿、翻跟头，看花脸开嗓。十岁那年，她跟母亲去湘剧院办事，正好碰到木楠园（当时的湘剧科班）招生，小院里一群孩子穿着练功服，吊嗓、踢腿、下腰，汗珠顺着下巴往下滴。

那一幕，对小女孩刺激很大。她站在门口看了半天，回家的路上憋了很久，才冒出一句话：“我也想进木楠园，将来唱湘剧。”

母亲听完，第一反应不是高兴，而是摇头。她太清楚这一行的辛苦：半夜起、冬天练、夏天跑，外面的人还不一定看得起，一句“戏子”，能让人心里很不是滋味。她更希望女儿读书、毕业、找个安稳工作，不要再走自己的老路。

不过，左大玢这个孩子有点倔。她很认真地跟母亲说，唱戏吃苦不怕，只要能站在舞台上就值。母亲拗不过她，只好定了个“门槛”：“那就去考。如果真考得上，娘就不拦你，还要帮你。”

1954年夏天，年仅十岁的左大玢一个人去了木楠园。考核组有十来位湘剧名家，母亲刻意没有参加，免得被人说偏袒。小姑娘唱、念、做、打一套下来，嗓子虽不算洪亮，但节奏感好、眼神灵，身段干净，几位老师相互看了看，都点头。

她顺利入学，真正开始了“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的日子。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压腿、下腰、劈叉，练完身段再练嗓子。老师指出的毛病，她一句都不敢漏记。但问题也慢慢显露出来：嗓音偏细，音域窄，按照行当的要求，说得严重点，是先天条件不够理想。

有一次老师把她叫过去，话说得很直：“小左，你条件不算好，将来要吃大亏的，考虑要不要改行？”这在一般孩子心里，可能就是句判决书了。

左大玢愣了一会，红着眼睛说：“再给一次机会吧，我可以多练嗓子。”她回去以后，几乎逮着空就练，拉长音、吊高调，一遍遍冲，嗓子练到嘶哑，喝水都疼。过了段时间，老师再让她试唱，虽然声音还谈不上浑厚，但已打开不少，音域也宽了，终于被留下来。

这一段听上去只是一个小姑娘的倔劲，可不得不说，如果没有那几年木楠园苦练打下的基础，后面她在中南海的亮相，在湘剧舞台上的冒头，都无从谈起。

1956年，13岁的左大玢随剧团，第一次去北京中南海演出。那一次，她人到了，却没有轮到登台，只能躲在后台的门帘后面，从缝隙里远远看着台下的领袖们，其中自然包括毛主席。她后来回忆，那一眼时间不长，却记得对方身姿高大，坐在中间，气度沉稳，那种“遥远”感很强，压根想不到几年后会成日常谈笑的对象。

二、从台前到舞会：毛主席眼中的“小娃娃”

真正的交集发生在1958年。那一年，左大玢已经从木楠园毕业，在湖南湘剧院正式演出一年多，成了小有名气的新生代演员。恰逢毛主席回到湖南，安排在长沙视察工作，省里自然要组织一台像样的文艺演出，湘剧院被点了名。

那天演出结束后，毛主席点名让几个演员上前说话，其中就有左大玢。他看着这个小演员，笑着问：“年纪不大，唱得有板有眼，是下了苦功吧？师傅是谁？”左大玢一听，立刻挺直了腰板：“湘剧大师彭俐侬是我师傅。”毛主席哈哈一笑：“师傅好，学生也好，以后有出息。”

这一番话，让这个十几岁的姑娘心里热了很久。毛主席的记人本就厉害，更何况西装戏服、灯光舞台，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次年，两人的缘分又到了新的阶段。

1959年，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全国上下都在忙庆典，各地也都有庆祝活动。16岁的左大玢，已经是湖南湘剧院的青年台柱之一。这年，剧院接到通知，要去省交际处演出《生死牌》，观众都是重要领导。直到进场前，她才知道毛主席也在席间，心里一下子绷得更紧，台上每一句唱词、每一个身段，都不敢含糊。

演出结束，有摄影记者到后台找她。那人是候波，后来拍下大量毛主席生活照的著名摄影师。他笑着说：“主席看你表演很出色，一会儿舞会时，你去给主席当舞伴。”左大玢一听，顿时又惊又喜。惊的是自己根本没学过舞蹈，喜的是还能近距离见主席。

候波看她发愣，赶紧找来一位警卫员现教几个简单步伐。舞步的难度不高，很快就记住了，可当真正站到主席面前，灯光、乐声、人群一围上来，她这小姑娘一下又紧张，脚底像钉在地上，半天迈不出去一步。

毛主席低头一看，笑着打趣：“你这娃娃，跳舞要动起来，怎么站着不动了，成‘泰山’了？”周围人都笑了，气氛一下子缓和下来。左大玢也跟着笑，脚下慢慢跟上节奏，心里的那股紧绷算是松开了。

有意思的是，毛主席一边跳，一边随口和她聊天，问得也很细。“你姓左，不姓右？”“因为我爸爸姓左。”这类轻松的话题连续几句，等到问到名字时，出现了一个小插曲。毛主席顺口把“玢”念成了“fen”，她立刻纠正：“是‘bin’。”毛主席也不恼，反倒笑着说：“回去查查字典，它有两个读音。”

这段对话，被许多人后来提起。表面看是一场舞会中的小趣事，实际上，从这时起，毛主席已经把这个聪明伶俐的小演员记在心里。

舞会散后，左大玢注意到主席茶杯里泡的是一缕缕直立的茶芽，好奇地问那是什么茶。毛主席解释，是洞庭湖君山岛的银针。她看着那杯茶，嘴巴动了动，小声说：“能尝一口吗？”对方很爽快：“当然可以。”这一来一回，在旁人眼中无非小事，却能看出一种长辈对晚辈的自然亲近。

之后几年，每当毛主席回到湖南，或者在长沙、韶山一带活动，有时候会点名要看湘剧，也会特别提到“请左大玢来唱几段”。周围工作人员慢慢心里有数：这位小演员，在主席心中有点像“半个女儿”。

1963年毛主席再次回湘，住在橘子洲一带的时候，就专门让人把正在外地演出的左大玢叫回来。那几天，临时排节目，一会儿是传统折子戏，一会儿是根据现实题材改编的新戏，忙得团团转。演出间隙，她有时会被叫到主席身边，说说戏、聊聊家乡，甚至会扯到字词典故，气氛轻松，不似一般上下级关系，更像晚辈和长辈的闲谈。

期间有两件小事，流传得比较广。一件是劝烟。毛主席喜好抽烟是众所周知的，身边工作人员劝也劝过不少次。那次休息时，他点上烟，左大玢看在眼里，一把就上去把烟夺了下来：“您别抽了，对身体不好。”换成别人，可能早就被提醒注意分寸，但毛主席只是笑笑，说自己“就好这一口，戒不掉”，倒没怪她。那截被她掐断的烟，后来被左大玢一直收藏，当成纪念。

另一件是劝吃药。一次毛主席感冒，医生开了药，他却迟迟不肯吃。身边人拿他没法，只好想起这个跟他关系亲近的小演员，把她“请”来出主意。左大玢见面先故意咳了几声：“您老不吃药，把病传给演员可不得了，嗓子坏了，戏就唱不成了。”毛主席听懂她的意思，笑着摆手：“我就知道你来干什么。行，那就一人一粒，一块吃。”这才把药咽下去。

这些细节，在时间线上并不长，却构成了两人十余年交往的底色。对毛主席来说，这是他工作之余的一个熟悉面孔；对左大玢来说，这是极为特殊的“长辈”。这样的关系，也为她后来的人生道路，带来了不一样的机会。

三、一盘录像带，绕出一条“观音之路”

1976年，是一个带着沉重气息的年份。当天安门广场的旗帜慢慢降半时，全国人心里都明白发生了什么。那一年，毛主席多次病重住院，在病榻上提出一个心愿：想再看看左大玢唱戏的样子。

这个请求很快传到湖南湘剧院。院里领导立刻安排，把剧目确定下来，再调人、调景、调乐队。和往常不同，此次不是现场演出，而是要录成影像，送到北京。对技术条件并不发达的当时来说，这可不算简单。

左大玢得知这个消息，心里五味杂陈。既有感激，也有压在肩上的责任感。她清楚，这是对方在生命后期提出的要求，不能有丝毫马虎。那几天，她反复对着镜子推敲每个表情，对着录音机听自己的唱腔，一遍遍纠正气口、转音，只为让这部分录影尽量完美。遗憾的是，毛主席身体状况下滑极快，这份影像究竟看到多少，很难有确切说法。

不过，正是这盘录像带，又悄然为她打开一条全新的道路。几年后，中央电视台筹备拍摄电视剧《西游记》，导演杨洁在挑选演员时，看到了这段湘剧录像。

当时的电视剧制作条件有限，《西游记》这样的大型神话题材更是头一回尝试，演员从哪里找、什么气质才适合，是摆在导演面前的一道难题。观音菩萨这个角色，在全剧中出场次数不算最多，但地位极为关键，形象要庄重、要慈和，还要有一股不动声色的威严。普通的俊俏演员，很难同时兼备这些特质。

杨洁看录像时，被左大玢的台风吸引。她的唱腔柔中带刚，眼神平视时不卑不亢，举手投足间有戏曲演员特有的节奏感，不是简单的“漂亮”，而是有气度、有分寸。杨洁很快想到：如果让这样一位湘剧演员来演观音，会不会更贴近很多人心中那种“庄而不僵”的形象？

于是，剧组联系到了左大玢，邀请她进组试装。那时已经是八十年代初，距离她第一次随团进中南海表演已过去二十多年，国家经历了相当大的变化，而她本人也从当年的“小娃娃”，变成了经验丰富的中年演员。

试妆那天，造型师按照传统佛教造像和戏曲审美，给她梳高髻、戴凤冠，披白纱，再配上素雅法衣。灯光一打，杨洁站在监视器后，沉默了一会儿，慢慢点头。这种感觉很微妙，并不是说像什么人，而是眼前人一站在那里，整个人就静下来，戏曲磨炼出的台风和神话角色的距离，自然被拉近了。

当年拍摄条件艰苦，外景多、道具简陋，演员的片酬也远达不到后来的数字。左大玢却很清楚，这个机会等于是从戏台走到千家万户电视机前的一次“再登场”。她把戏曲中的手眼身法步融入观音的动作里，手一抬、一转，都有板有眼；说话时不急不缓，既有“菩萨”的慈悲，又有“神仙”的威严，难怪许多观众后来都说，“她一亮相，就觉得观音该是这个样子”。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观众常说她是“沾了毛主席的光”才得到机会，仔细想想，这话只对了一半。是那盘为毛主席录制的湘剧影像，引起了杨洁的注意，这是外因；但如果影像里的人功底不扎实、气质不合适，再大的推荐也没用。真正让观音形象深入人心的，还是她多年苦功沉淀出来的舞台感和对角色的拿捏。

1986年，《西游记》在中央电视台首播，当时国内电视机普及率还不高，很多地方是整个村、整个单位凑在一台机器前看。每当观音出场，不论是降伏妖怪，还是指点取经人，都成为不少观众记忆里最宁静的片刻。零零后、九零后再往后，很多人直到成年，才知道这位观音扮演者的名字叫左大玢。

四、从湘剧到荧屏：一个时代的影子

回头看左大玢这一生，与其说是在讲一个演员的成名史，不如说是在看一段时代的折射。她1943年出生在战火未熄的长沙，从小在书香与梨园之间长大；新中国成立后，湖南地方戏曲得以重新整理、扶持，木楠园这样的科班给了她系统训练的机会；五十年代中后期，毛主席回乡视察，特别重视地方文艺，这才有了她在主席面前一唱成名的机缘。

1956年她初见毛主席时只有13岁，躲在门帘后偷看；1958年在视察演出中被叫上前谈话；1959年在省交际处做主席舞伴时年仅16岁。那几个时间节点，既是她个人记忆里难忘的瞬间，也是那个年代文艺工作者与国家领导人互动的一种真实图景。

到了六十年代初，她频繁为毛主席演出、聊天、劝烟、劝吃药，无形中成了对方放松心情的一抹轻松色彩。可以设想一下，当国家正面对各种复杂局面，全国上下都在加紧建设，这边一个来自湖南的青年演员，却能在闲暇时，让最高领导人听一出乡音浓重的湘剧，这种画面本身就带着某种象征意义。

再往后，1976年应毛主席“再看一场戏”的愿望录制影像，结果阴差阳错，让她的表演被电视剧导演看到，从而跨界走上荧屏。这条链条并不复杂，却很完整：如果没有早年的毅力和科班训练，她进不了湘剧院；没有湘剧院的演出，她不会在主席面前亮相；没有那盘珍贵影像，她也很难进入《西游记》剧组。

从这个角度看，说她“受了毛主席的提携”并不为过，但说她完全依附于某种“特殊关系”就失之偏颇。更接近事实的说法是：时代给了她舞台，她靠实力把握住了位子。

湘剧出身的演员，走到电视机前塑造观音形象，这条路看似偶然，实则也有传统戏曲对人物塑造的深厚影响。戏曲讲究“人物一出，神似先行”，要在几个动作之内，让观众知道你是谁、是什么性格。观音这个角色，如果没有戏曲磨出来的手眼身法，很容易演成单一的“好人”，而非有高度的神灵形象。

86版《西游记》播出后，左大玢的名字慢慢被观众记住，却没有因此刻意“抛头露面”。她仍然回到自己的戏曲阵地，坚持排戏、教戏。对她来说，观音只是她艺术生涯中的一个重要角色，而不是全部。舞台上的湘剧，才是她真正扎根的地方。

从1943到1986，从长沙小巷到中南海舞会，又从地方戏台到全国荧屏，左大玢的轨迹，与共和国的成长几乎是同步推进。一个人的命运当然离不开自己的性格和努力，但当她站在不同历史节点上回望，能看到的，大概是一个又一个清晰的时间标记：1954年考入木楠园，1956年初见毛主席，1958年在视察中得到肯定，1959年在舞会上成为“主席的舞伴”，1963年前后多次为主席演出，1976年为重病中的主席录制影像，1986年以观音的形象走入千家万户。

这些节点串联起来，看似是个人经历，背后却有一个大背景托着：新中国对文艺的重视、对地方戏曲的保护、对群众文化生活的关注，以及电视媒介在八十年代带来的巨大传播力。左大玢正是站在这个背景下，被一一推向更大舞台的。

很多人说她“演活了观音”，也有人觉得她是“从戏台上走下来的菩萨”。用更平实的话来说，她是一个在时代浪潮中，始终紧紧抓住戏曲这根绳子的人。她的“幸运”，有环境塑造的一面，也有早年在木楠园练嗓练到流泪、练身段练到抽筋的那一份硬底子。

16岁当毛主席的舞伴，几十年后成为一代观众心中的观音形象，这样的经历听上去好像带着戏剧性，其实每一步都有迹可循。那一代文艺工作者的道路，大都如此：起步时艰难、成长中坎坷，但只要咬住专业不松手，总会在某个历史时刻，与更大的舞台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