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历史上留名的能人,我们总习惯默认“才华横溢”就等于“品行端正”。
从小在课本里读他们的传世成就,听着他们的传奇故事,默认能在青史上留下一笔的,多半是德才兼备的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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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只看到了他们光鲜的成就,却忽略了他们不堪的另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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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人,就是初唐诗坛的标杆人物——宋之问。
说起宋之问,但凡对唐诗有研究的人都不会陌生。
他是唐代近体诗的奠基人之一,和沈佺期并称“沈宋”,一手敲定了五言、七言律诗的格律规范,是唐诗发展史上绕不开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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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写下的“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穿越千年依然能戳中人心。
当年武则天游洛阳龙门,让群臣赋诗,宋之问一诗写就,直接夺下御赐锦袍,才名冠绝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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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旧唐书》《新唐书》的官方记载,宋之问的一生,就是一部趋炎附势、卖友求荣的卑劣史。
最让人不齿的是他卖友求荣的行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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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王同皎与张仲之等人密谋诛杀武三思以安朝堂,宋之问正藏匿在王同皎家中,偶然得知了这件事。
他非但没有感念朋友的收留之恩,反而立刻派侄子去告密,靠出卖朋友的性命,换来了自己的升官加爵。
也正是因为这份毫无底线的趋炎附势,唐玄宗即位后,宋之问被直接赐死,落了个身败名裂的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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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人,是北宋权相、“六贼之首”——蔡京。
很多人对蔡京的印象,只有《水浒传》里无恶不作的大奸臣,却不知道,他的才华在整个北宋都是顶尖的存在。
书法上,他是北宋书法名家,与苏轼、黄庭坚、米芾并称“苏黄米蔡”,关于“蔡”的所指,后世虽有蔡京与蔡襄之争,但蔡京的书法造诣毋庸置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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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笔法姿媚、气度不凡,连眼高于顶的米芾都曾坦言,自己的书法不如蔡京。
除了书法,蔡京的行政、理财能力更是顶尖,王安石变法时,他是推行新法最得力的干将,哪怕是反对他的人,也不得不承认他处理政务的能力远超常人。
可就是这样一位才华横溢的能臣,却把所有本事都用在了钻营谋私、祸国殃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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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史·奸臣传》明确记载,蔡京一生四起四落,先后四次任宰相,任相累计时长约十七八年。
他靠着逢迎讨好的本事,哄得宋徽宗对他言听计从,随后便开始结党营私、贪赃枉法。
他在朝堂上排除异己,把政见不合的人全部贬斥流放,哪怕是曾经扶持过他的人,也会被他反手除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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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讨好宋徽宗,他大肆搜刮民脂民膏,推行花石纲,逼得百姓家破人亡,方腊起义的根源正在于此。
也正是因为蔡京的胡作非为,北宋朝堂乌烟瘴气,国力迅速衰败,最终酿成了靖康之耻的惨剧。
金兵南下时,蔡京被流放岭南,沿途百姓恨他入骨,连一口饭都不肯卖给他,最终80岁的蔡京活活饿死在流放路上,遗臭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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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人,是被誉为“中国科学史上的里程碑”的沈括。
说起沈括,几乎没有人不知道他的《梦溪笔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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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直接称沈括是“中国整部科学史中最卓越的人物”。
他不仅是顶尖科学家,还是出色的外交家、军事家,曾出使辽国,靠着过硬的学识驳斥了辽国的领土要求,守住了大宋疆土,才华之全面,放眼整个古代史都极为罕见。
可就是这样一位被后世捧上神坛的全才,人品上却有着洗不掉的污点,最让人诟病的,就是他对好友苏轼的不当举动,以及政治上的反复无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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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史·沈括传》均有相关记载,沈括和苏轼原本是同榜进士,私交一直不错。
熙宁年间,沈括奉命巡查两浙,当时苏轼正在杭州任职,热情接待了他,还把自己新写的诗作拿给他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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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沈括一离开杭州,转头就把苏轼的诗句逐句批注,曲解成诽谤朝廷、讥讽新政的内容,整理成密折上报给了皇帝,只是这份密折上报后,宋神宗并未追责。
而沈括的卑劣还不止于此,王安石变法时,他是坚定的拥护者,积极推行新法。
可王安石首次罢相后,沈括又上书皇帝,指出新法的部分弊端,因此被宋神宗批评“首鼠两端”,被视作毫无底线的反复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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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这里,相信很多人都会觉得意外,这3位我们耳熟能详、在各自领域做到顶尖的人物,人品竟然如此不堪。
我们只是要明白,才华从来都不等于人品,一个人的成就再高,也掩盖不了他品行上的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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