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最后一位政治死刑犯：15岁才知道我原来不是日本人，是中国人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在东京通过电台宣读投降诏书的时候，许多台湾家庭围在收音机旁。有人听懂了日文，有人听不太明白，但“战败”“终战”这样的词传来时，屋子里往往只剩下短暂的安静。广播一结束，有人冲出家门，高喊：“日本输了！”有人悄悄关掉收音机，拉上门窗，不敢声张。就在这样的声浪里，一代人的身份认同被迫改写，其中就包括后来被称为“台湾最后一位政治死刑犯”的陈明忠。

这一年，他16岁，在日本军队里服役不久，心底深处对“自己是谁”这个问题，才刚刚有一点模糊的答案。再往前一年，他还在学校里被老师反复告知：“你是台湾人，也是日本人。”再往后几十年，他两度因为政治案件被关进监狱，最长一次在牢里度过了整整十五年。身份的剧烈转换，时代的急转直下，把这个出身高雄地主家庭的少年，一步一步推向了截然不同的人生方向。

有意思的是，这条路既不浪漫，也不传奇，而是从一件看似再普通不过的小事开始——一本书，一句骂人的话，和一段难以忘怀的挨打经历。

一、在“日本人”与“清国奴”之间：少年时代的裂缝

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清政府将台湾割让给日本。从这一年到1945年，这片岛屿在日本统治之下度过了整整半个世纪。日本一方面大力修建铁路、公路，调整土地制度，推动资本主义发展；另一方面却在文化和教育上推行彻底的同化政策，目的非常清楚——要把台湾人从心理上变成“皇民”。

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皇民化运动进入了高峰。小学里，孩子们一早要向天皇照片鞠躬行礼；课堂上，只准说日语，不许讲汉语和闽南话；报纸取消中文栏，学校里不再开设中文课；许多家庭被要求改用“日式姓名”，连祖先牌位上的文字也被要求更换。对很多出生在这一时期的台湾人来说，“中国”两个字离生活非常遥远，几乎只是旧书里的一个名词。

1929年，陈明忠出生在高雄冈山一个颇有土地的家庭。由于处在日据时代，他从小学到中学接受的，都是标准的日本教育。老师在课堂上告诉他们：“你们是台湾人，也是日本人。”在日本官方宣传中，这是“帝国大家庭”的一部分，听上去似乎颇为体面。对一个小学生来说，这样的说法也很难让人起疑。

在这种环境里长大的孩子，很自然地会把自己的未来同“日本军人”“帝国士官”联系起来。陈明忠少年时就曾幻想，将来要当日本陆军的上将，身披大衣，骑着白马，意气风发地走在军营里。对那时的他来说，这是一种再正常不过的少年理想。不过，现实比课堂更直接，身份的裂缝并不是从教科书上显现出来，而是从校园里的拳头开始。

小学毕业后，他考入州立高雄中学。当时这所学校里，日本学生占了绝大多数，台湾学生只有寥寥十来个。每天上课、集合、出操，站在同一个操场上，陈明忠渐渐感觉到，日本学生和台湾学生并不是一个“圈子”的人。老师对日本学生的态度明显更亲近，而对台湾学生则多了几分命令、训斥甚至轻视。

真正刺痛他的，是那句反复出现的脏话。日本学生在操场上、走廊里，动不动就骂台湾同学是“清国奴”。这三个字刺耳而又陌生，他起初并不完全明白其中的历史含义，只知道这是骂人话。而老师往往装作没听见，甚至也会在不经意间露出类似的态度。这种不对等，让少年陈明忠越来越困惑：既然都说“你们也是日本人”，为什么自己还要被骂成“清国奴”？为什么同一间教室里，待遇差距如此明显？

有一次，他和几名日本同学发生冲突，出拳时并没有多想，只是凭着年轻气盛。没想到竟然打赢了。结果是，事后被一群日本学生围住毒打。等到那群人散开，一个日本学生回头恶狠狠地丢下一句话：“不是说你不能跟日本人打架，你就是不能打赢。”这句话像钉子一样钉在心里，让他突然意识到，不管课本怎么写，不管老师怎么说，在那些日本同学眼中，他根本不是“日本人”。

那几年，他一面在学校里继续接受皇民化教育，一面在日常相处中不断遭遇带着轻蔑的目光。这种强烈的反差，让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对所谓“台湾人也是日本人”的说法产生了怀疑。只是当时的他，还不知道该怎么解释这种矛盾，也尚未找到能够说服自己的答案。

二、一本书、一段广播：身份认同的转向

转折出现在十五岁那年。大约在1944年前后，他无意中接触到一本书的日文译本，书名叫《三民主义的理论体系》。这本书原本是孙中山的一位部下撰写，后来被日本人译成日文出版，用意也许并不在于传播中国革命思想，而是作为研究对象。但在一个台湾青少年的手里，它却起了完全不同的作用。

十五岁的少年，读理论著作肯定吃力，他只看得进去比较浅显的一部分。民族主义、民权主义这些词，对他来说还比较抽象，可是民族主义中关于“中华民族”“国家主权”“反对民族压迫”的论述，却多少击中了他心里的某个地方。他突然在文字里看到了一种全然不同的自我定位——自己不是“帝国臣民”，不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口中的“皇民”，而是属于一个被称为“中国”的大国的子民。

“原来，我不是日本人，我是中国人。”这一念头并没有让他立刻推翻之前的一切认知，却让他能重新审视那些亲身感受到的屈辱：被人叫“清国奴”，被迫改名，被剥夺使用母语的权利，被系统性地排除在“帝国核心”之外。过去不太理解的矛盾，在这一刻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解释。不得不说，对一个仍在日本教育体系中的台湾少年而言，这样的意识转变，风险并不小，但冲击却十分强烈。

与此同时，他的家庭环境也在悄悄提供另一种视角。陈明忠生长在地主家庭，物质条件尚可，但对日本殖民统治的好感并不浓厚。长辈们有时会在饭桌上低声抱怨政策，提到土地调查、税赋增加，甚至提到日本人对中国大陆发动侵略时那种居高临下的态度。这些话往往说得很小声，可一旦与书本里“民族主义”的表述拼在一起，就不那么模糊了。

另一方面，塔台广播也在不经意间改变着许多人的心情。1945年夏天，从广播里传来的消息愈发紧张：美军对日本本土的轰炸愈演愈烈，战争的方向似乎越来越不利于东京。台湾各地的民众一边在工厂、农田里继续被动员，一边留意着收音机里的战况变化。当“日本战败”“无条件投降”的消息终于传来时，整座岛屿的空气都变了味道。

在台北、台中、高雄，不少人自发聚集到街头，欢迎“祖国的军队即将来接收台湾”的消息。对不少台湾青年而言，过去在日本统治下积累的种种不满，在这一刻找到了宣泄的出口。冯守娥就是其中一位。她后来成为陈明忠的妻子，其实在少年时代，就比他更早建立起清晰的民族意识。

冯守娥的父亲对日本殖民非常反感，经常在家里强调：“我们是中国人，不是日本人。”她在读东洋史时了解到近代中国在日本压力下的屈辱遭遇，对“日本帝国”的看法也越来越冷淡。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出时，她毫不掩饰自己的欣喜，和街上的人一起，用发自内心的热情迎接“国民政府”即将来台的消息。对她来说，等待多年的“回到祖国怀抱”终于有了眉目。

试想一下，同在一座岛上，一个少年是在被骂“清国奴”的羞辱与书本里的“中国概念”之间，曲折地建立起对自身民族身份的认知；另一位少女则在家庭教育的影响下，很早就明白“自己不是日本人”，并且在日本战败时露出发自内心的笑容。两条线索在历史的洪流里各自发展，后来却交织在一起，也算是时代留给个人命运的一种安排。

三、从日本军服到“政治黑牢”：两度入狱的曲折道路

1944年，陈明忠考入台中农业专门学校。此时，太平洋战争已经进入后期，日本兵力吃紧，对台湾青年的征兵力度逐步加大。到了1945年1月，日本在台湾全面实施征兵制度，大量青年被召入日本军队。陈明忠也在被征召之列，穿上了日本军服。一边是学校，一边是军营，他的人生在战时状态下显得格外混乱。

值得一提的是，即便在这样的环境里，他与来自中国大陆的老师接触之后，观感也发生了变化。许多由大陆派来的教师，接受过新式教育，说话更开放，更强调民主、科学，而不像部分受日本教育影响的台湾老师那样，习惯用命令语气对学生颐指气使。这种差异在当时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也进一步加深了他对“祖国”这一概念的好感。

1945年日本战败后，台湾正式结束了日本统治。10月25日，国民政府在台北举行受降仪式，台北街头张灯结彩。冯守娥和许多青年一样，举着小旗，满怀期待地迎接从大陆来的军队。那时候，在台湾本地青年中，“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样的口号广为流传，一种想要参与国家建设的热情在校园、社团中扩散开来。

然而，接下来几年发生的事情，迅速冲淡了这种热情。国民党政权接收台湾的过程中，腐败、官僚、盘剥等问题逐渐暴露出来，社会矛盾不断加剧。1947年2月28日，从台北查缉私烟事件引发的冲突迅速扩大，演变成震惊全岛的“二二八事件”。在接下来的镇压中，大量台湾知识分子、青年和基层民众遭到逮捕甚至杀害。许多本来对“祖国”怀抱期待的人，在那段时间感到极度失望。

这场事件对陈明忠的震动非常大。他本就对日本殖民统治心怀不满，希望战后能在新的政权下看到一种更公平的秩序。二二八的惨剧，却让他猛然意识到，“国民党”的腐败与专横不能简单等同于“中国本身”，也不能代表全部的中国人。在这种情绪中，他逐渐接触到中国共产党及其提出的社会主义理论，认为这是另一条可能改变中国、改变台湾的道路。

1949年前后，随着解放战争接近尾声，中国共产党在大陆逐步取得全国性胜利。按照中央的决策部署，解放军原本规划渡海解放台湾，并秘密派遣了大约1500名干部潜入岛内，开展统战、情报及群众工作。国民党败退台湾后，立即对岛内中共地下组织展开全面搜捕。这场长期的镇压和清洗，被后来称为“白色恐怖”。

在这样的政治气氛下，陈明忠在高雄、台中求学过程中，已经开始接触地下活动，并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逐渐成为当地组织中的骨干人物，把个人命运与“革命事业”紧紧联系在一起。对他来说，两者并没有清晰界线，国家前途与个人选择几乎是同一个问题。

1950年前后，国民党当局对中共地下组织的清剿愈发严厉。在大规模抓捕行动中，许多潜伏干部被逮捕、审判，甚至在公开“公审大会”上被处决。据统计，当年潜入台湾的1500余名干部中，被处决的就有1100多人。陈明忠在这轮行动中也被捕入狱，但在审讯过程中，他拒绝承认自己是中共成员，也不愿供出同伴。最终，他被判处十年徒刑，投入“政治黑牢”。

在狱中的日子，对他而言是另一种“学校”。监狱里关押着各种政治立场的人，有地下党员，也有党外异议人士，还有被牵连的普通青年。大家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通过纸条、小抄等方式阅读理论书籍，讨论社会主义、民族解放、民主制度。有的犯人因为长期压抑而精神崩溃，有的为了求生成为告密者，还有一部分人则把牢房当成重新思考人生和信仰的空间。

在这种环境里，很容易产生两种极端：一类人走向极左，主张立刻发动反抗，不计后果；另一类则慢慢滑向消沉，甚至试图借配合审讯换取减刑。极左者的激情有时候会把全牢房的人拖进更大的危险，稍有风吹草动，可能换来更加残酷的整治。陈明忠在这期间，既参与学习，也看到了“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他和狱友们在知识十分有限的情况下，试图消化庞大的意识形态内容，难免会出现偏差甚至误判。

十年间，他与家人见面的机会极少。母亲曾两次前往探监，却因为各种限制，未能真正面对面相见。这段漫长的牢狱生活，使他对“革命”“斗争”这样的词有了远比外界更沉重的理解。不过，等到刑满获释，他并没有选择抽身退场，而是继续关注社会，继续坚持自己的政治立场。

时间快进到1970年代，台湾社会表面上依旧处在戒严体制以下，但暗流已经涌动。党外运动兴起，一批知识分子和青年开始通过杂志、演讲、社团活动，挑战长期一党独大的局面。陈明忠与部分党外人士保持密切来往，再次成为情治机关的重点对象。

1976年，他被第二次逮捕。这一次，当局指控的罪名更重，起初甚至准备以“叛乱”罪判处死刑。在被捕后的审讯中，他遭遇了各种严刑拷打。有知情者后来形容，当局的刑罚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从威胁、殴打，到持续性的侮辱和肉体折磨，不少人挨到第二阶段就撑不住，开始全面供述。但陈明忠硬是挺过了全过程，没有供出其他人，也尽可能保护了与他有联系的党外人士。

“你到底练了什么武功，能撑得住？”有人事后问他。他淡淡地回答：“决定求死，就不再害怕了。”这句话并不是“英雄式”的夸张，而是长期身处高压环境下，对生死界限的一种冷静判断。第二次进监狱，对他的身体造成了严重损伤，也在精神上刻下了难以抹去的痕迹。

就在判决死刑前夕，意外的转机出现在海峡彼岸之外。部分参与保钓运动的台湾青年、留学生以及关心人权的海外人士，开始关注陈明忠案。他们筹集了约1.6万美金，在《纽约时报》上刊登整版广告，呼吁台湾当局停止处决，并要求保障政治犯基本人权。这则广告在国际上引发关注，台湾当局承受不小的舆论压力。

在这样的外部环境下，原本已经走到终点线的死刑判决被临时调整。陈明忠由死刑改判为十五年有期徒刑。当晚，蒋经国亲自出现在电视上，对外宣布陈明忠“意图从东南亚偷渡武器发动叛乱”。这种说法显然带有强烈的政治定性和宣传意味，但对当事人来说，最直接的结果就是从“必死”变成“还有机会活下去”。也正因为这次经历，他后来自嘲地说自己是“台湾最后一个政治死刑犯”。

1987年，台湾正式宣布解严，持续数十年的戒严时代画上句点。陈明忠当时的案件虽然形式上仍维持原判，但在社会舆论变化和友人奔走之下，他最终争取到“保外就医”的机会。1988年蒋经国去世后，政治局势继续缓和，一批政治犯陆续获减刑。1990年，陈明忠终于获准出境，前往日本和美国。当年曾为他奔走呼吁的保钓人士、留学生、人权组织代表，这时陆续在东京、纽约等地与他见面。他前去致谢，也算是为那段命悬一线的岁月画上一个现实层面的句点。

四、统派立场与晚年心境：个人命运中的时代烙印

走出牢房后的台湾，与他第一次入狱前相比，已经完全变了模样。解严之后，党禁、报禁逐步解除，各种政治立场在社会上公开交锋。媒体数量大幅增加，电视、报纸、杂志都在寻找“新议题”。然而，对大陆的正面报道极少，关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叙述，长期被负面标签所覆盖。

在这样的舆论环境中，坚持两岸统一立场的人很容易被贴上各种不友善的标签，话语空间相对狭窄。陈明忠在出狱后，并没有转向更安全的中立姿态，而是继续以“统派人士”的身份在岛内公共领域发声，参与多个主张国家统一的组织，成为其中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不得不说，在那样的氛围下，这样的选择意味着持续承受压力，也注定难以获得主流媒体的好感。

从身份认同的脉络看，他的立场并不难理解。少年时受日本教育，却在辱骂和歧视中得知“自己不是日本人”；中学时代通过译本接触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理论，逐渐接受“自己是中国人”的观念；战后目睹二二八事件，转而认同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民族解放与社会主义道路；在监狱和地下组织的岁月里，把“国家统一”视为民族复兴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条线索一旦串起来，很清楚地指向两岸应该是一体的信念。

他的夫人冯守娥，从青年时代起就对日本殖民统治深恶痛绝。日本战败那天，她在广播前听到投降消息时的激动，并不是一时之兴，而是多年民族意识的集中爆发。战后，她积极学习中文，阅读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文书籍，接触“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样的观念。可以说，她对“自己是中国人”的认同，比陈明忠还要早。两个人后来走到一起，在民族认同和政治立场上，没有根本分歧，这在当时并不多见。

1987年获得保外就医后，陈明忠虽然身体饱受折磨，但仍然参与各类统派活动。由于媒体对大陆多持负面描述，许多台湾民众对统派的印象很不友善，甚至充满误解。陈明忠和同道者所处的舆论环境，远称不上宽松。可即便如此，他在公开场合谈起自己的两度入狱，谈起自己被判死刑又被改判时，并不刻意渲染悲情，而是更愿意强调那些曾经冒着风险营救他的朋友，以及在监狱里保持沉默、不出卖同伴的难友。

晚年谈及自己走过的路，他曾做过一个颇为冷静的评价。二十一年的牢狱生活，占掉了他生命中大量的黄金岁月；身体上的伤痕、健康的损失很难完全恢复。但在他看来，少年时在日本学校中遭遇的民族屈辱，总算在中国整体实力不断增强的历史进程中，被一点点洗刷掉。以他的说法，能亲眼看到中国逐步强盛，已经是一件值得安慰的事情。

不过，他也并非毫无遗憾。两岸问题在他有生之年始终没有得到解决，岛内的政治氛围越来越复杂，关于统一的讨论常常被情绪化的争执和现实利益博弈所掩盖。他清楚自己所期望的，有可能无法在一生中看到结果。但在他看来，民族认同和历史大势不是一时一地的政局可以完全决定的，对未来走向仍然抱有某种坚定的判断。

回头看陈明忠的一生，故事非常多：少年时代受日本教育，却在被骂作“清国奴”的愤怒中寻找身份答案；十五岁通过一本理论书籍，第一次明确意识到“自己是中国人”；从地主家庭的儿子，走向社会主义者和地下党成员的角色；两度走进监狱，长达二十一年的牢狱生活中，从高压和严刑下硬撑过死刑威胁；晚年又在岛内不利的环境中，公开坚持两岸统一立场。每一个阶段，都与近代中国和台湾的关键节点紧密相连。

在人们习惯讨论“台湾认同”“中国认同”“日本影响”的时候，他的经历提供了一个相对特殊的样本：一个在日本殖民教育体系中长大的台湾人，如何在现实屈辱与理论阅读中，逐步确认自己的民族身份；一个出身地主家庭的青年，又如何在战后政治巨变中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一个长期在牢狱中承受政治迫害的人，为什么仍然把“国家统一”视为终生坚持的方向。

这些问题本身并不需要用激昂的口号来回答，也无需刻意拔高。把他的生命轨迹与1895年台湾被割让、1945年战后接收、1947年二二八、1949年前后白色恐怖、1987年台湾解严这样一连串大事件对照起来，答案已在其中。时代的波折把个人推上前台，也在无形中塑造出一种近乎倔强的性格。对陈明忠而言，“15岁才知道我不是日本人，是中国人”这句话并不只是一段回忆，而是贯穿一生的一条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