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毛泽东思念故乡，来到长沙后，问当地领导：左大玢哪去了？

1963年春末，湘江水慢慢涨起来的时候，长沙城里已经有了些闷热的味道。那天，湖南省委机关大院里忽然紧张起来，因为一个消息传开：毛泽东要回长沙小住几天。

对很多湖南干部来说，这当然是极大的光荣，可有意思的是，在一片忙碌声中，毛泽东到长沙后提的第一个“点名”，既不是哪位老战友，也不是哪位地方干部，而是一个年轻的湘剧演员。

“左大玢哪去了？”这句话，让在场的人都愣了一下。

因为在当时，能让一国领袖主动记挂、问起姓名的文艺工作者，其实并不多。而这段忘年之交的缘起，却要从几十年前的一桩家事说起。

一、书香门第里的“戏班丫头”

1934年9月，长沙一户书香人家添了个女儿，取名左大玢。父亲左宗濂，是旧军队出身的高级军官，受过传统教育；母亲郑福秋，则长期在戏班里走台，是颇有名气的湘剧演员。

家里一边是书卷气，一边是锣鼓腔，小姑娘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耳朵里整天绕着唱词，自然更亲近戏台。谁也没想到，日后名噪全国的观音菩萨，就是这样一个在后台、院子里听着长辈吊嗓子长大的孩子。

幼年的左大玢，心里有个很朴素的愿望——长大后，要像母亲那样登台唱戏。她悄悄跟着学腔，背唱词，姿势也模仿得有模有样。可偏偏反对她走这条路的人，恰恰就是那个在湘剧舞台上打拼多年的母亲。

新中国成立前后，社会观念变化很快，但“戏子低人一等”的旧看法，仍在不少人心里打着印记。郑福秋吃过这一行的苦，见过艺人漂泊奔波的日子，心里很清楚这个行当有多辛酸。

她看着女儿，说话很直白：“你多少还有些天分，好好读书，将来当医生、当教师，都比唱戏强。唱戏的人，旧社会被人瞧不起的。”

遗憾的是，母女俩想法完全相反，谁也说服不了谁，这段拉扯持续了好几年。

真正的转折，出现在1953年底。

那年，湖南湘剧团在长沙木楠园办起了小演员训练班，这是当时很受重视的一项培养计划。一天，郑福秋去木楠园办事，左大玢跟在身后，在院子里看到一群穿着练功服的小演员翻身踢腿，眼睛就挪不开了。

她站在廊下，愣愣地看，完全忘记了母亲已经走远。训练班的谭老师注意到这个眼睛发亮的小姑娘，随口一问：“想不想当演员？”

“想……就是怕我妈妈不同意。”

这句话，既是胆怯，也是决心。谭老师特意去跟郑福秋做工作，却碰了一鼻子灰。母亲态度很坚决，“绝不让女儿吃这一行的苦”，双方谈不拢，只能作罢。

时间过了几个月，训练班准备招第二批学员。偏巧这时候，郑福秋外出演出。左大玢再也按捺不住，独自跑到木楠园报了名。等母亲回家，她像“坦白从宽”一样把事情说了。

这一回，家里炸了锅。

“你又不是不能读书，将来有的是好出路，为什么非要上台唱戏？”

“你自己不也是唱戏的吗？”

母女俩一句顶一句，谁也不退让。郑福秋气得抬手，却又想到女儿性子刚强，硬压只会更反弹，只好把气压下去，改了个办法：“那就考一考，看你有没有这份天分。”

考什么？就是她熟悉的湘剧情段。让人意外的是，这个从没正式学过的小姑娘，竟然把几段腔调唱得字正腔圆，一点不乱，连表情身段都像模像样。

“你跟谁学的？”母亲完全没想到。

“我听你唱的，就跟着学。”

这时，郑福秋才意识到，孩子这些年在一旁看、一旁听，竟然把许多东西都记在心里了。天分和灵气，就这么显露出来。她沉默了一会儿，只说了一句：“那你去考。如果考得上，就去。”

1954年，经训练班统一考试，左大玢正式进入木楠园，走上了专业戏曲演员的道路。那一年，她还只是个十几岁的小姑娘，却已经隐约看得出“青衣”的模样。

二、从幕后窥台，到主席舞伴

1956年，木楠园的小演员们接到一个重大任务：赴北京汇报演出。那年，新中国成立还不到七年，地方戏能登上首都舞台，是大事一桩。更让孩子们兴奋的是，有人悄悄告诉他们，此行很可能要给中央首长演出。

在简陋的行李和戏装中，小演员们一路北上，心里七上八下。到了北京，正式节目安排下来，左大玢却发现，自己并没有被排到主要戏份里。

她多少有点失落，又有点好奇。演出那天，她和几个没戏份的小伙伴藏在幕布后面，悄悄探头往台下看，只为了远远看一眼台中的那位领袖。

舞台灯光晃眼，距离又远，她只能看见毛泽东坐在前排，身影高大，略向前倾，似乎看得很专注。演出结束后，那些小演员像发现宝贝一样，争着往毛泽东坐过的座位上挤——你坐一下，我坐一下，好像沾了光似的。

那时的左大玢，心里只有“崇拜”与“新奇”两个词。她怎么也不会想到，几年之后，自己会在长沙的舞池里，跟这位“台下的观众”面对面跳舞。

转折发生在1959年。

那一年，凭借《生死牌》一剧，左大玢在湖南戏曲界声名渐起。她扮演的角色沉稳、大气，嗓音也越来越有青衣风味。一次，她接到通知，到湖南省交际处演出《生死牌》，地点就是后来被称为湘江宾馆的地方。

气氛跟平日乡镇演出完全不同，接待人员神情严肃，来回走动。演员们心里明白，这一场很可能有重要客人出席。

直到灯光亮起，她走上台，一眼望向台下，只看见前排中间熟悉的侧影——那是她在北京远远看过的那个人。

一瞬间，脑子仿佛被抽空。台词到了嘴边，却怎么也接不上，只能反复把一句话念来念去。毛泽东注意到台上小演员的窘态，笑着对身边人说：“这小鬼怎么了，老念同一句，是不是忘词了？”

旁边的剧团领导也顺势打趣：“她偷看你，紧张得忘词了。”

台下哄然一笑，气氛缓和下来。舞台上的左大玢，听到大家都在笑，却发现毛泽东不但没生气，反而一脸宽厚，紧绷的心慢慢放松，后面的戏总算顺利演完。

演出结束，她暗暗懊悔，觉得丢了脸，心里只想赶紧收拾回家。没想到刚回后台，就有人拦住了她——是毛泽东身边的卫士。

“主席说，你演得不错，很喜欢。”

这一句“很喜欢”，让这个刚刚还懊恼得想钻地缝的小姑娘有些不知所措。她忙不迭解释刚才是自己紧张失误，连说“对不起”。卫士笑着摆手，说主席没有责怪的意思。

当晚，交际处还安排了舞会。原本左大玢是打算不参加的——她不会跳舞。但得知毛泽东也会到舞厅，她咬咬牙，改变了主意。

舞厅里灯光柔和，音乐声不大，来的多是干部、演员。她坐在边角，很拘谨，只想远远看一眼。过了一会儿，一位女同志走过来，轻声问：“你是演《生死牌》的吧？”

她点头。那位女同志又问：“愿不愿意跟毛主席跳支舞？”

这下，心里“咚”的一声。愿意，当然愿意，可问题是——不会。她支支吾吾：“我……不会跳。”

“没关系，找个人教你，学几步就行。”

就这样，毛泽东的卫士封耀松，把她带到了舞池里，一步步教她最简单的舞步。封耀松为人温和，语气不急不躁，她慢慢跟上节奏，紧张感总算减了一些。

正练着步子，刚才那位女同志又来了：“学会了吗？”没等她答话，就半拉半推，把她送到舞池中央。

左大玢抬起头，愣住了——面前站着的，正是那位熟悉而高大的身影。

“这是我的舞伴吗？”毛泽东问。

“是啊，就让她陪主席跳舞吧。”女同志回答。

那一刻，左大玢手脚都不知往哪放。刚学会的舞步瞬间全忘，只能木木地站在那里。毛泽东看出她的窘迫，笑着说：“娃娃，跳舞不能光站着，要动一动。这也是种体育锻炼呢。”

一句“娃娃”，一句“体育锻炼”，把紧张的气氛扯回到日常语气。她忍不住笑了，慢慢跟着节奏走，虽然步子还生硬，但终于不再像木桩一样。

有意思的是，跳了一整支舞，她一直不敢抬头看毛泽东的脸，只盯着对方的鞋尖。可就是这一次“低着头”的舞会，为后来的几次相逢，打开了一扇门。

三、菊香书屋里的“老熟人”

同一年，《生死牌》被拍成电影，又被选中参加国庆十周年献礼演出。剧组进京期间，还安排了一场给中央领导的专场。

那次演出，毛泽东本打算到场，但因为要接见外宾，只能临时取消。剧团离开北京前一天，中南海发出邀请，毛泽东要在菊香书屋设宴，招待这批来自湖南的文艺工作者。

对于多数演员来说，这是平生第一次走进菊香书屋，心里自然紧张。毛泽东站在门口迎客，一一握手问候。轮到左大玢时，他笑着说：“一回生，二回熟，我们也是老熟人了。”

一句“老熟人”，拉近了距离。

宴席间，毛泽东主动跟她聊天，问她从哪里学戏、哪位老师带的班。左大玢老老实实讲起木楠园训练班，说那里老师很严，常常一遍遍地盯动作、抠气口。

毛泽东听得点头，随口来了一句：“严师出高徒嘛。”接着话锋一转：“你姓左，怎么不姓右？”

这个问题问得很突然，她愣了一下，只能照实答：“因为……我爸姓左，我跟我爸姓。”

毛泽东哈哈一笑，紧接着又逗她：“那你为什么叫左大分呢？”

这回轮到她反应快了：“主席，我名字最后一个字念bìn，不念fēn，您念错了。”

毛泽东自嘲道：“闹了笑话了。娃娃，你回去查查字典，这个字是多音字呢。”

名字这一说，气氛更活络。毛泽东又问起她的家世：“你爸爸姓左，那左宗棠是你什么人？”她摇头，说不清。毛泽东又问：“那左霖苍呢？”

“他是我大伯。”左大玢答。

毛泽东点点头：“你大伯左霖苍，可是读过书的举人啊。”

左大玢随口接了一句：“什么举人啊，就是个逃亡的地主罢了。”这话带着那一代青年常有的直率和偏激。毛泽东听了，只是笑笑，没有接茬。

回到长沙后，她还记得“多音字”这事，特地翻字典，果然看到“玢”字既念bīn，也念fēn。那时她才意识到，主席刚才并非“真念错字”，只是用开玩笑的方式拉近感情。

从这以后，她在毛泽东面前不再拘谨，把他当成和蔼的长辈，而不是高高在上的国家元首。

毛泽东每次回湖南，省里大多安排文艺晚会、联欢活动。按惯例，总要请左大玢参加。有时跳舞，有时聊天，更多时候只是坐在一旁听他说家乡、说旧事。

警卫和湖南省公安厅厅长李强还专门嘱咐她：“主席很喜欢你。跳了几支舞，就劝主席坐下来休息，别太累。”

她认真记着这些叮嘱。每逢毛泽东在舞池里多跳几圈，气喘微微重时，她就找个由头把他扶到沙发边。一次，她注意到他茶杯里的茶叶是竖着立在水中的，好奇地问：“主席，您喝的是什么茶，怎么茶叶都是竖着？”

“岳阳君山的毛尖，是上等好茶。”毛泽东答。

那时左大玢还只有十六七岁，说话直爽：“我口渴了，想喝您的茶。”毛泽东笑着点头：“你喝吧。”

她也不客气，端起杯子就喝。这样的相处方式，说是“长辈和小辈”，倒也十分贴切。

慢慢熟悉之后，话题更随意。有一次，她握着毛泽东的手，像小孩似的问：“主席，您有几个螺呀？”所谓“螺”，就是指纹的旋涡。

毛泽东反问：“你呢？”

“我才一个，一螺穷。”

他顺势打趣：“一螺穷，难怪你老穿一件花衬衫。”

她低头数着他的手指：“主席，您有十个螺，难怪您当主席。”

这类话听起来有些孩子气，却能看出毛泽东对她的包容。他被逗得哈哈大笑，气氛轻松得像家常。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身为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在生活上却十分节俭。袜子、衣服常常穿了很多年。跳舞时，他的长袜总是因为失去弹性，从小腿慢慢滑到脚踝。左大玢每次看到，就蹲下身帮他把袜子拉上去，笑着说：“主席，给袜子系根带子吧，就不会掉了。”

毛泽东也顺着玩笑：“不用，袜口打个砣塞进去就行了。”两人一来一往，笑声不断。

这些细枝末节，看似琐碎，却让“主席”和“演员”之间的关系，变成了一种相当难得的忘年交。

四、小左哪去了？

到了1963年，毛泽东已经很久没回湖南。那一年，他因为工作安排，再一次来到长沙。对他来说，故乡的山水、口音、饮食，都能勾起许多早年的记忆。

行程中安排了不少会见与调研，但在一段比较轻松的时间里，他忽然环顾四周，发现惯常的一张年轻面孔没有出现，便开口问了一句：“小左哪去了？”

在场的湖南省委领导听懂了——毛泽东说的“小左”，就是左大玢。那时她已经是湖南湘剧团的重要演员，经常被安排参加接待活动。

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立即派人打电话，查询剧团的行踪。很快得到回复：剧团正在湘西巡回演出，人已经走出长沙。

“赶紧通知剧团，把人请回来。”很快，专人连夜赶路，找到正在演出的左大玢，传达了这个“特殊任务”：主席到了长沙，点名要见她。

她赶回长沙，风尘未洗，就被直接带到了接待地点。毛泽东一见她，笑得很灿烂，像看到久别的亲人。

那天没有跳舞，没有正式演出，只是在略带烟草味的房间里，坐着说话。左大玢给他清唱了几句湘腔，声音有些沙哑。

毛泽东听得仔细，突然停下，问了一句：“娃娃，你嗓子有点哑，是不是感冒了？要好好休息。”

她摆摆手，说没事，只是赶路疲劳。毛泽东听着，又自然地掏出烟，点了一支。她看在眼里，想起父亲曾经反复叮嘱“少抽烟”，没多想，当场说了一句：“主席，我爸爸说抽烟对身体不好，您还是少抽一点。”

毛泽东笑着回答：“没事，就抽这一根。”

这回，她语气严肃：“不行，这么多人呢。”

话音未落，她伸手把烟从他嘴里拿下来，按在烟灰缸里掐灭。现场一时间有些安静，警卫和工作人员都有点紧张：毕竟，在别人眼里，这是很“大胆”的举动。

毛泽东只是笑了笑，既没责怪，也没阻止。对他来说，这种毫不作伪的关心，反倒更显得难得。可以看出，他愈发把这个晚辈，当成自家孩子般看待。

左大玢则把那半截被掐灭的烟头，悄悄带回长沙的家，用一个小盒子仔细装好。那时的规矩很严，普通文艺工作者跟中央首长接触，不许拍照，不许对外宣扬细节。于是，这小小的烟头，成了那段特殊缘分唯一能留下的实物见证。

多年后回想，1963年这一句“小左哪去了”，不是客套，而是挂念。一个从少年时代起就与戏台有缘的小姑娘，因为几出戏、几支舞、几回家常，走进了领袖的记忆里。这在当时的文艺界，并非寻常事。

五、生命倒计时里的湘腔与观音

时间又往前推了十三年。

1976年，毛泽东的身体状况已经十分虚弱。那一年他八十二岁，长期卧床，起身、翻身、坐起都需要多人搀扶。身边的医护和工作人员都明白，时间已经进入最后的阶段。

人在将离故土之时，总会思念家乡。对毛泽东来说，长沙、湘潭的山水，早已融进记忆深处。那段时间，他提了一个心愿——想看看家乡的湘剧。

考虑到他的健康状况，已经不可能再回湖南，相关部门便在湖南挑选了一批优秀湘剧演员，排演几出台本，拍成录像，专门送往北京，为他播放。

湘剧团里消息传得很快。当大家得知这是给毛泽东看的演出时，心情都格外复杂。有人兴奋，有人沉默。左大玢听到“毛主席身体不太好”的说法，眼圈当场就红了。

这一次，她在《追鱼记》中扮演观世音菩萨。戏本身并不复杂，情节在湘剧舞台上演过多次，但为了这次录像，她格外认真，唱腔收敛几分，眼神也比平日更沉静。

“这可能是毛主席最后一次看湘剧了。”这样的念头，在不少演员心里转来转去。排练现场，有人悄悄抹眼泪，却不敢耽误拍摄。

录像送到北京后，在病榻边的电视机上，湘腔缓缓响起。关于那几天毛泽东具体看了多少、听清了多少，后人已难完全还原，只知道相关工作人员尽量满足了他“看看家乡戏”的心愿。

不久之后的9月9日，毛泽东在北京逝世，终年八十二岁。守在湖南的左大玢，在得知这个消息时，整个人像被抽空了一样。对她来说，这不仅是国家领袖的离去，也是一个长辈的永别。

多年以来，她一直把那半截烟头密密地放好，很少给人看。那里面是一个时代的记忆，也是个人命运的一次转向。

六、从湘剧青衣，到“无法替代”的观音

有意思的是，正是因为那次为毛泽东拍摄的湘剧录像，另一个重要的人在电视屏幕前记住了她——杨洁。

当时的杨洁，还没有执导日后风靡全国的《西游记》。她在观看《追鱼记》录像时，对那个扮观音的演员印象极深：表情不夸张，眼神却很有分寸，不媚俗，也不冷硬。

“以后要是有机会拍观音的戏，一定请你来演。”杨洁当时随口说了一句。谁都没想到，这句话几年后真的应验。

1982年，中央电视台决定开拍《西游记》电视剧，这在当时是一个跨度很大的工程：经费紧张、技术有限、经验不足，几乎处处要摸索。观音菩萨这个角色，是整部戏里极为关键的人物，既要有慈悲的庄严感，又不能流于脸谱化。

演员怎么选？这是摆在导演组面前的一道难题。有人提议找年轻貌美的女演员，有人建议挑形象新鲜的文艺兵。杨洁想起多年前看过的湘剧录像，那个观音的影像在脑中重新浮现。

她干脆坐车去了湖南，亲自上门寻找左大玢。

那时的左大玢，已经不再是十几岁的少女。按一般观念来说，扮演“仙女般”的观音，似乎更适合年轻演员。剧务李成儒就说出心里话：“导演，她岁数有点大了，上镜怕不好看。”

杨洁的回答很直接：“观音不是小姑娘，她是有佛性的菩萨，关键是气质。”

李成儒还是不太认同：“现在好看的姑娘多，你见了那么多，偏偏选她。她好像也不像观音。”杨洁有些不高兴，但仍耐心解释：“她稳，她干净，这很重要。”

话说到这份上，两人观点仍然有差异。杨洁索性提高了声调：“你是导演，还是我是导演？这个角色我来定。”

最终，剧组定下由左大玢饰演观世音。她到北京试装时，化妆师王希钟看她一眼，就笑着说：“你是来试观音的吧？不用试了。”

这句“不用试了”，某种程度上，就是对多年舞台修养的一次认可。

真正拍摄时，难题才真正显现出来。湘剧演员的基本功，是为舞台服务的——动作、眼神、身段都要放大，才能让后排观众看清。可电视镜头拉得很近，稍一用力就会显得“太假”。

杨洁提醒她：“你的眼睛太活了，电视里容易显得跳戏。”左大玢自己也察觉，每一个眼神一转，都带着舞台的习惯。

她琢磨了一阵，采取了一个朴素的办法——往庙里跑。只要有空，她就去寺庙，专门站在观音像前看，很细致地看：手势如何，眼帘放到什么高度，嘴角有没有笑，整个神情是悲是喜，还是微妙的“无喜无悲”。

看多了，心里就有数。之后在镜头前，她刻意收住眼神，不再频繁转动，只在必要时略微一闪。动作也由舞台的“大开大合”，变成了慢而稳的抬手、回头、落座——这些看似简单的举动，恰恰构成了观音平静而又有力量的气场。

《西游记》播出后，观音菩萨的戏份并不多，但只要一出场，观众马上安静下来。许多人说，“一看她，就觉得心里踏实。”这不是外貌带来的，而是一种难以言传的气质。

更有意思的是，在一些外景地拍摄时，附近的群众得知剧组来了，纷纷跑来看热闹。一见穿着观音服饰的左大玢，不少人当场跪下，高喊“大慈大悲观音菩萨”。她赶紧解释自己只是个演员，对方却一本正经地说：“你演得像，你就是观音。”

客观说，这种说法自然谈不上严谨，但从侧面说明一个事实：她在荧幕上塑造的形象，在很多普通观众心里，已经超出了“角色”的范围，成了一种带有信任感的象征。

等到多年以后，电视剧版本的《西游记》已经反复重播了无数次，新的演员、新的版本陆续出现，观音这个角色也有人不断尝试去重新诠释。但在不少观众心里，那个略带湘腔气质的观音菩萨，始终难以被替代。

回头看，这条从长沙木楠园练功房走出的道路，从湘剧青衣，到中南海的客人，再到观音菩萨，前前后后牵连着一个特殊的名字。

如果当年没有那几次在长沙共舞的机会，没有1963年的那句“左大玢哪去了”，她仍然会是一位优秀的湘剧演员。但观音这个形象，是否还能以这样的方式走进千家万户，恐怕就要打上问号了。

从个人命运的角度说，历史并不专门为某一个人腾出道路，可有时候，一个时代的风向、一位领袖的喜好、一部经典电视剧的筹拍，会在不经意间，把几段看似无关的经历串联在一起。

这其中，有机缘，有选择，也有那一代文艺工作者扎扎实实练出来的本事。左大玢的故事，大概就属于这一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