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毛泽东在重庆宴请许德珩，吃惊道：原来东西是你们送的呀

1945年初秋，山城重庆阴雨不断，嘉陵江水雾气腾腾。就在这样一个天气阴沉的日子里，一辆简朴的轿车悄悄停在红岩嘴八路军办事处门前，下车的两位中年人，没有随行卫兵，也没有张扬排场，却在不久之后，被许多人提起了很多年。

这两个人，就是从北大时代就和毛泽东有着交往的许德珩、劳君展夫妇。更有意思的是，这场再会，并不是从政治话题开始，而是从一封大红请帖、一段被遗忘多年的“火腿缘分”，慢慢展开。

那一年，抗战还未真正结束，国共双方在重庆谈判，内战与和平的走向尚未可知。表面上是谈判桌上的角力，实际上，一批知识分子在各自岗位上暗暗站队、默默用自己的方式，支持着心中的那一方力量。许德珩，就是其中颇具代表性的一位。

一、从撕床单的学生，到两度入狱的知识分子

往前追溯三十多年，许德珩还只是个青涩少年。1890年，他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自小在私塾里念书，读到的却不仅仅是四书五经，还有梁启超、章太炎等人的进步文章。这些文字，在那个积弱积贫的年代，像一股冷风，也像一团火，吹散了旧式温吞的读书观。

1909年，他在中学时受到两位老师的影响，这两位老师都曾旅日、参加同盟会，讲起时局来慷慨激昂。耳濡目染之下，许德珩也在这一年加入同盟会，心智并不算成熟，却已经把“救亡图存”这四个字记在心里。

1915年，他考入北京大学。那时候的北大，还带着浓重的旧学堂味道，很多学生来读书只是为了将来当官。校内风气保守，礼节繁琐，课堂上流行的还是陈旧的章句之学，真正愿意讨论“国家向何处去”的人并不多。

有意思的是，北大的变化，几乎与许德珩的成长同步。1916年，蔡元培出任校长，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大量聘用思想激进、敢说真话的新派学者。李大钊、陈独秀等人来到北大，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新文化思潮，开始在校园里流动。

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许德珩认识了图书管理员毛泽东，认识了李大钊等人，逐渐参与新文化运动。他参与创办《国民杂志》，组织学生讨论时局，不再满足于课堂这一亩三分地。可就在这一年，他的家庭却遭遇重创——父亲病逝，家中支柱轰然倒下。

家里没了收入，他在北京的生活顿时陷入窘境。蔡元培知道他的情况，专门给他介绍了一份翻译工作，每月十块大洋。别看数字不大，在当时已经很可观。即便如此，许德珩还是把一半寄回老家，只留下不足以糊口的那点钱在北京勉强支撑。

这样的日子里，他吃馒头、吃素面，衣服磨破了也舍不得换。床上那条床单，更是反复洗、反复铺，用到发薄。就在很多人以为他会因为生活压力而退缩时，倒是另一场风暴，推着他走上了更公开的政治舞台。

1919年5月3日深夜，北大校园里大都已经熄灯沉睡。许德珩宿舍的窗子，却透出摇晃的烛光。他把那条唯一的床单摊开在桌上，一点点撕成条状，再一笔一划写上标语。那床单，本来夏天时一半铺在身下，一半盖在身上，如今却成了第二天游行的横幅。

有人劝他：“要不先凑点钱买布吧？”他摆摆手，说了一句：“没这个条件，就先用它顶上。”语气很平静，却透着一种年轻人的固执。

第二天，五四运动在北京全面爆发。三千多学生汇集在天安门前，高呼口号，宣读了由许德珩参与起草的宣言。高声疾呼之中，他已经不再只是隐在书桌后的知识分子，而是站在队伍前列的组织者之一。

后来，学生们来到东交民巷，准备向外国使馆递交《陈词》，却被中外军警拦在使馆区之外。僵持两个多小时，最终选出4名代表入内递交文件，许德珩就是其中之一。走出使馆区时，围在外面的学生心里憋着气：对外被堵，对内又被阻，这种屈辱感难以形容。

情绪激动之下，学生队伍转向曹汝霖宅邸，大门紧闭，一片死寂。一部分人从窗子翻入，看到里面的西式陈设与奢华装饰，再想到山东被出卖的不平事，不少人怒不可遏，放火烧了床帐，火势迅速蔓延。

混乱中，军警快速赶到，开始抓人。走在队伍后面的许德珩，与几位同学一同被捕。他后来回忆，被押往京师警察厅时，自己和同学被绑在独轮车上推着走，他忍不住想到家乡农民推活猪上集市那一幕，不由得感到一阵屈辱，却又有几分讽刺。

进了牢房，年轻人们都以为自己可能会被枪决，但大家反而并不畏惧，有人笑着说：“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在那样的年纪里，生死似乎还只是一个口号，真正让他们放不下的是民族的前途。

后来，在蔡元培等几所大学校长的联名营救下，三十多名学生被保释出狱。没多久，许德珩便踏上“博尔多斯”号邮轮，远赴法国勤工俭学，一走就是七年。与其说是“留学”，不如说是在异国边打工边读书，靠双手和脑子养活自己。

二、火腿、布鞋和怀表：一段九年前的“匿名心意”

在欧洲的岁月里，许德珩结识了劳君展。两人因为蔡元培的介绍走到一起，一个沉稳，一个刚毅，志趣相投。劳君展在巴黎大学跟随居里夫人学习镭学，这是当时极为先进的领域。学业之余，她也关心国内形势，与国内进步力量保持联系。

留学结束后，两人先后回国，投入到各自熟悉的战线——许德珩走上讲台，在多所高校代课，后来在武汉第四中山大学、黄埔军校、北京大学等地任职；劳君展也在教学、科研领域继续工作。若是天下太平，这对夫妻大概会在校园里度过一生。

然而，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关东军进占沈阳，东北迅速沦陷。这个消息，对许德珩这样一直关注国家命运的人来说，冲击极大。他一边教书，一边积极参与各校的抗日救亡宣传，到处演讲、动员青年投身救亡运动。

也正因为如此，他再一次被当局视为“麻烦人物”。某次宣传活动后，他被逮捕关押。只是这一次，他已经在教育界小有名望，加上宋庆龄、蔡元培等人尽力营救，才得以获释。走出牢门后，他并没有收敛言行，依旧继续奔走呼号。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他是一位“高级教师”，在当时薪水不低，但家里却常常捉襟见肘。原因很简单：他习惯把自己的工资拆成一叠一叠，五块、十块分开放好，一旦有学生生活困难找上门，他就随手抽几张递过去，中共地下党经费紧缺时，他也毫不犹豫拿出钱支援。

劳君展偶尔提醒他：“来借钱的学生太多了。”许德珩只说：“当年若不是蔡先生帮忙，我也念不完书。现在轮到我尽一份力。”说得诚恳，也说得笃定。之后，劳君展再没有在这件事上多说，只默默同意丈夫的做法。

时间推到1936年初冬，北京的寒风已经透骨。那段时间，红军长征结束不久，队伍到达陕北，暂时寻到落脚之地，却被物资封锁，衣食极为艰难。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一件看似不大的事情，悄悄发生。

一个周末，老友徐冰、张晓梅夫妇来到许德珩家做客。几个人围坐一桌，边喝茶边聊天。话题迟早绕到了陕北红军的处境。徐冰叹息，路上听说延安物资紧张，不少战士还穿着草鞋，冬天冷得发抖，生活非常不易。

屋里的气氛一下子沉了下来。和许德珩夫妇在一起的，还有教授周炳林、魏璧。几个人互相看了一眼，没有太多客套，很快达成一致：各出一百大洋，凑一笔钱，买些实用物品送去陕北。

徐冰接话说：“正好有辆去陕北的卡车，时间紧，得抓紧办。”众人立刻行动，几位夫人随即赶往东安市场，挑了三十双布鞋、二十只怀表、十多支火腿，都是在当时看来比较珍贵、又实用的物品。布鞋保暖，怀表便于行军掌握时间，火腿则可以补充营养。

东西不算很多，却明显经过一番斟酌。买完后，张晓梅笑着问：“要不要请毛主席写张收条？”许德珩、劳君展都摆手：“这么一点东西，还劳他亲自开收条？算了吧，别添麻烦。”一句玩笑，也让这份捐赠成了一次“匿名心意”。

几箱东西装车后，随着卡车远去，也就没有下文。送出东西的人没有想过会得到什么回音，只当尽了自己一份责任。而在千里之外的陕北，毛泽东在1936年11月2日收到这些物品后，特地写了一封感谢信，用很诚恳的语气表示谢意，并强调“我们的敌人只有一个，就是日本帝国主义”。

然而，这封信并没有辗转回到许德珩手里，这段往来，也就悬在半空，成为一段没有对上号的记忆。

三、红岩之会：一封大红请帖与一句“原来是你们送的呀”

时间回到1945年夏末。8月28日，毛泽东在周恩来、王若飞等人的陪同下，飞抵重庆，与国民党当局就战后政局展开谈判。这一次赴约，风险极高，国内外都对此格外关注。有人替他担心安危，有人质疑谈判成效，但有一点不可否认——这一趟，他展现出极大的政治勇气与谋求和平的诚意。

在重庆的四十多天里，毛泽东每天不是在谈判桌前，就是在各种会面、宴请中穿梭。政治人物、教育界人士、文化界学者、文艺界名流，一个接一个来到红岩或谈话、或请教、或试探。那段时间，重庆的夜，往往要到深更半夜，灯光才一点点熄灭。

许德珩和劳君展此时也在重庆，从事抗战相关工作。得知毛泽东抵渝，他们很想见一见这位多年未谋面的老友。许德珩托中共驻渝办事处主任徐冰转达，希望能找个时间与毛泽东聊一聊。但他心里其实并没有十足把握——毛泽东行程紧张，谈判局势又复杂，未必有空抽身。

出乎意料的是，不久之后，一封装在红纸信封里的请帖送到了他们手中。翻开一看，毛泽东亲自署名，约定9月12日上午十点，在红岩嘴八路军办事处设宴相见。请帖上字迹朴素，却透出一股诚意。

那天早晨，山城薄雾未散，许德珩和劳君展准时到达红岩。还未走进会客厅，他们就看到毛泽东站在门口迎接。毛泽东快步上前，一手拉着一个，笑着说：“二十多年没见了，没想到在重庆把你们又碰上。”

三人还没坐下，话匣子就已打开，北大校园里的旧事、湖南早年的往来、巴黎的学习经历，像被翻开的旧相册一样，一幕幕重现。落座之后，毛泽东又细问两人在法国的生活和回国后的工作，语气亲切，并不拘谨。

谈到战争，他半开玩笑地说：“你们晓得我这个人是怎么会打仗的？就是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一句看似轻松的话，其实蕴含着他这些年摸索出的斗争方式。屋里一阵笑声，紧张的气氛也缓和下来。

不久，工作人员端上从延安带来的小米、红枣等土特产，算是毛泽东回敬朋友的一份心意。正是说到延安生活时，他提起了一桩旧事——1936年，他在延安曾收到北京文化教育界寄来的慰问物资，有布鞋，有怀表，还有火腿，对当时的部队来说非常珍贵。

毛泽东说起那封写给“教授先生们”的感谢信，语气中还带着几分记忆中的庄重。他感叹那批东西来得及时，既解决了实际困难，也让延安方面感到，北京还有那么一批人，在用自己的方式支持抗战、支持红军。

劳君展听到这里，忍不住笑着插话：“不知道主席可晓得那些东西是谁送的？”毛泽东略一愣，摇头说不知道，只是知道是“文化教育界的教授们”合送。

于是，她把1936年初冬那次聚会、凑钱、买东西、托车送往陕北的前前后后，一一讲了出来。几个人的名字，一个个报给毛泽东听，布鞋、怀表、火腿的数量也说得清清楚楚。细节一对，时间一算，正好吻合。

毛泽东听完，一拍大腿，笑着说道：“原来那些东西是你们送的呀！”又补了一句：“早收到了，吃的吃了，用的用了，我自己也吃了。”话说得很直白，却透着一种发自内心的欣慰。

遗憾的是，那封感谢信当年辗转没有送到许德珩手里，双方一来一回，隔着漫长战火，竟错过了本该属于彼此的那一份“回声”。一直到几十年后，许德珩才从文件中看到这封信的复印件，再次品读当年那种真诚的信任。

谈起自己的困难，许德珩也没有隐瞒。他说：“抗战时重庆物价飞涨，生活很不容易，我还得靠教书补贴家用。多亏您托蔡畅从延安带来那卷手工制呢布，我们全家冬衣就靠它解决了。”毛泽东听后笑了笑，说了一句：“一切都会好的，将来会好的。”

这句话在当时并不是一种泛泛的安慰，而是一个在残酷斗争中看过无数生死的人，对未来局势的判断和信心。知情人听在耳里，大概都会多想几分。

四、从座谈会到“九三学社”：知识分子的另一种参与方式

那顿饭桌上，话题并没有停留在往事与生活，而是慢慢转向工作和未来。许德珩谈起，自己在周恩来的建议下，前些年已经离开单纯的校园生活，回到老家江西，担任江西抗战后援会主任委员。教育之外，他开始在更广阔的社会层面参与抗战事务。

后来，他又被推选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在江西、武汉、重庆等地之间奔波。国民参政会自1938年成立以来，是一个颇具象征性的机构，虽然权力有限，却给了包括共产党代表在内的多人一个合法发言的平台。会场上时常能听到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批评，对抗战方针的争论。

许德珩回忆国民参政会的情形，说到同董必武、林伯渠、邓颖超等中共代表的交往时，神情颇为生动。他笑着提起，每次开会，自己常常搭乘中共代表团的车，车上谈话，有时比会场上更真切、更直接。

毛泽东听得很认真，间或插几句问话。得知自己在1938年也被聘为国民参政员，却一直没机会出席时，他略带幽默地说：“我也是个合法的参政员哩。”这话表面轻松，背后却是当时政治环境的尴尬——被授予名义，却不被欢迎出场。

谈到1944年前后的重庆知识界情况时，许德珩提起了一个看上去不起眼，却后来影响颇大的聚会——“民主科学座谈会”。那时，重庆聚集了大量流亡到大后方的教育界、文化界、科技界人士，大家在炮火之外，也需要一个可以平心静气谈论国家前途的地方。

于是，一些教授、学者隔三差五就相约，在许德珩家中聚一聚。客厅不大，椅子挤挤挨挨，茶水有时甚至不够轮着喝。大家谈话的内容却一点都不轻——讲民主，讲科学，讲抗战，讲战后中国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

起初，这不过是一群朋友之间的定期聚会，没有章程，没有会徽，更谈不上是什么组织。参加的人多了，有人提议要不要干脆把它固定下来，形成一个长期存在的团体。许德珩心里其实早有这个念头，但顾虑也不少：人数有限，形势复杂，一旦走上前台，就可能会被多方关注甚至猜忌。

在红岩的那次谈话中，他把这些顾虑如实向毛泽东说了出来：“考虑过成立一个较固定的组织，但总觉得人太少。”毛泽东听后，略一沉吟，说的话却相当干脆：“人数不少，即使少也不要紧。你们都是有影响的代表人物，经常在报上发表看法，也能起很大的作用。”

这一句点拨，等于给了许德珩一个明确的方向。他不是那种轻易冲动的人，但一旦认准，就会稳稳地往前走。按照这个思路，他和一批志同道合的知识分子，将原本松散的座谈会逐渐制度化，终于在1945年9月3日前后，确定了组织名称——“九三学社”，以纪念抗战胜利的日子，坚定未来走科学民主道路的信念。

这件事在当时并不算轰动，但从历史结果看，九三学社后来成为中国民主党派的重要一员，参与国家政治生活，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多党合作格局中的一支重要力量。追根溯源，那天红岩的谈话，无疑起了关键作用。

临别前，气氛突然有了一丝沉重。劳君展看着窗外潮湿、闷热又带点阴霾的山城天气，不由得轻声劝道：“重庆气候不好，山城不可久留，早作归计为好。”这句话既是关心身体，更带着对政治风险的隐忧。

毛泽东听了，只是点点头，笑着把他们送到门口。门外雾气弥漫，山路弯弯，谁也不敢断言，下一次再见会是什么时候。后来，人们回顾这段往来时，用“火腿情深”来形容许德珩夫妇和毛泽东之间那种跨越时间与战火的情谊。礼品并不昂贵，却盛着一种长期的信任与认可。

新中国成立之后，许德珩在中共中央安排下，逐渐走出课堂，走入国家政务的核心领域。对于一个真心热爱教书育人的人来说，这多少有些遗憾，但在那个百废待兴的年代，许多知识分子都做出了类似的选择——从讲台走到会议桌，从学生身边走到人民政府的岗位上。

1975年1月，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已经年逾八十的许德珩作为天津市代表，与许多熟悉的老友再度聚首。那时的周恩来，身体状况已经大不如前，但依旧坚持参加会议。在天津代表团的小组会上，两人又聊起了往事。

周恩来问他：“楚生兄，你从法国回来后，先在哪里工作？”许德珩说：“在黄埔军校当过政治教官，可惜那时你已经离开了。”周恩来笑着接话：“你还在黄埔工作过，那这账上得记你一笔。”一句看似玩笑的话，透着他一贯的幽默，也带着对老友经历的肯定。

会间，大家都知道总理病情严重，却又不便多问。许德珩看着周恩来消瘦的面容，难免低声劝道：“总理，还是要保重身体。”周恩来只是淡淡说道：“我剩的时间不多了。”屋里一圈人听了，心里都发紧，却只能用勉强的笑容掩饰情绪。

几年之后，周恩来、毛泽东先后离世，许德珩的悲痛不难想象。他用诗词寄托哀思，那不是简单的感伤，而是对几十年共同经历风雨的缅怀。

晚年时，许德珩身居高位，却对青年学生始终保持一种师长心态。上世纪八十年代，已经九十高龄的他，还会接待北大学生来家中谈人生观、价值观。他提笔写下一段十六字勉励：“心怀天下，身无半文，面壁十年，志在救民，以此自励，奋斗终生。”字迹略显颤抖，意思却十分坚决。

他还语重心长地对年轻人说，不要一阵热、一阵冷，更不要只把个人利益看得太重，要把自己看成是中国整体的一部分。这类话听起来朴素，却来源于一生起伏中的反复体会。

在自己的回忆录结尾，他留下这样一句话：“我要永远为党工作，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死而后已。”这并非一句空泛口号，而是从五四撕床单写标语开始，到火腿赠延安、到红岩再会、到参与新中国政务与参政党建设，一条线贯穿始终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