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奇文《报任安书》：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就能忍受一切生活

司马迁人生最大的变故，是他被处以“宫刑”。

被处宫刑之前，他是一个“男人”，意气风发，可以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

被处宫刑以后，他不再是一个“男人”，活得小心谨慎，忍辱偷生，卑微地活着，可谓苟全性命于乱世。

他的“苟且”，连老友任安都看不下去了，便写了一封信，措辞严厉地指责司马迁不能举荐贤才，辱没了读书人的风范。

一句话，人活着而如此，简直毫无风骨可言。

司马迁本不想解释什么，误会便误会了，不懂便不懂吧。

可是没多久，任安就入狱了，被处死刑，命不久矣，司马迁决定，还是给任安写一封信，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做出解释。

他吐露了自己的痛苦，表达了自己的愤怒，也表明了自己之所以忍辱活着，就是为了《史记》。

这封信，就是千古第一奇文《报任安书》，而他忍辱活着写就的《史记》更是无上经典，鲁迅赞叹“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报任安书》不仅文字优美，气魄雄浑，更是表达了一种向上的强大力量。

人生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自我实现。

对于人生，死太容易了，一根绳子一把刀，一滴毒药一个悬崖，都能让人失去生命。

可是，比起死，好好活着才是最难的。

所谓好好活，就是将想做的事情做了，去实现了自我的价值，实现了生命的价值，让生命没有遗憾。

可以说，在这世间，比死更可怕的，是活得不尽兴。

翻开《史记》，就会读到司马迁的自述，他出生于史官世家，从周王朝开始，就延续了这个卖文为生的职业。

司马迁的父亲，也是大汉王朝的史官。

那个年代，讲究子袭父位，因此，司马迁生来，就不用为工作担忧，但凡他不是一个傻子，都可以继承父亲的工作，成为新一代的“太史令”。

因此，长大后的司马迁，不用到处找工作，还可以到处游历，成了一位见多识广的年轻人。

可能是遗传，司马迁也喜欢文字，他将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都记录下来。

38岁的那年，继承了父亲的位置，成了新的“太史令”。

此后，他一门心思都想干好自己的工作，想写出一本好书，流传后世。

可是，在他四十七岁那年，却迎来了人生最大的变故，他为李陵之事仗义直言，却惨遭入狱。

摆在司马迁面前的路，有两条：

第一，按照当时的惯例，用钱赎罪，交一大笔钱，就免除一切罪责，可是司马迁是个清官，一心只想写书，根本没认真搞钱，所以没钱救赎自己。

第二，被处以宫刑，从此像太监一样，不能作为男人而活着，在这司马迁看来，是让人最耻辱的刑法。

当然，他也可以一死了之。

可是，为了自己尚未完成的作品，司马迁宁愿屈辱地活着。

此后，他成了一些人眼中的笑话，司马迁更加小心谨慎，更加卑微地活着。

很多人都不理解他，都觉得人生受辱至此，活着还不如死了，活着只是屈辱的延续，死了最起码还能留有一丝风骨。

可是司马迁选择活着。

承受了这么大的屈辱，活成了一个笑话，为什么还要活着？

因为他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没有完成，他的《史记》还没有完成，死是容易的，但他不能轻易去死。

当生命成为一种屈辱，成为一种累赘的时候，想以死来逃避，这是人之常情，这是人性。

可是真正厉害的人，都是反人性的。

当时，很多人都不理解司马迁的做法。

他们只觉得，司马迁变得“懦弱”了，在他身上，读书人的风骨没了，他再也不敢轻易说话得罪人了。

就连他的朋友任安，都不理解这位朋友为什么变成这样了。

于是，任安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指责司马迁的不作为，他指责司马迁不敢仗义执言，不敢推荐贤能人才。

司马迁收到这封信，虽然心里痛苦，可是依然没有解释。

就这样一直过了挺长一段时间，他都不敢给任安回信。

可是，任安因罪入狱，被判死刑。

司马迁一看，再不回信，任安就没机会知道自己为何如此活着了，他就写了这封信，回复任安：

曩者辱赐书，教以慎于接物，推贤进士为务，意气勤勤恳恳。若望仆不相师，而用流俗人之言，仆非敢如此也。仆虽罢驽，亦尝侧闻长者之遗风矣。顾自以为身残处秽，动而见尤，欲益反损，是以独郁悒而无谁语。谚曰：“谁为为之？孰令听之？”盖钟子期死，伯牙终身不复鼓琴。何则？士为知己者用，女为悦己者容。若仆大质已亏缺矣，虽材怀随和，行若由夷，终不可以为荣，适足以发笑而自点耳。

他解释自己为什么没有像任安规劝的那样，选贤举能，他不是与世俗同流合污，出身书香门第的他，也受过先辈圣贤高尚精神的熏陶，也是内心正值，不敢有所怠慢。

可是受刑后，司马迁成了“太监”，虽然还在当官，可是已经近似于“宦官”了，这是不被当成“人”看的。

这时候，不管他说什么做什么，都容易引来攻击。

他告诉任安，自己身体已经遭受摧残，又生在这样的污浊环境之中，每次想做什么，都会受到指责，想要做点好事，结果自己反而先遭罪。

他心里的苦，跟黄连一样，可是他谁也不能说，因为说了很多人也不懂。

“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

他觉得自己虽然身在那个时代，却不会被轻易懂得，即便他才能突出，品行高洁，但也不能以此为荣，否则就会自取其辱。

因此，他能做的，只有沉默。

未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

很多时候，我们不是别人，不能将自己的想法强加在他人身上，更不能将自己所欲，施加给他人。

修身者，智之符也；爱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义之表也；耻辱者，勇之决也；立名者，行之极也。士有此五者，然后可以托于世，列于君子之林矣。故祸莫憯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诟莫大于宫刑。刑余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世也，所从来远矣。昔卫灵公与雍渠同载，孔子适陈；商鞅因景监见，赵良寒心；同子参乘，袁丝变色：自古而耻之！夫以中材之人，事有关于宦竖，莫不伤气，而况于慷慨之士乎！如今朝廷虽乏人，奈何令刀锯之余，荐天下之豪俊哉！仆赖先人绪业，得待罪辇毂下，二十余年矣。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纳忠效信，有奇策材力之誉，自结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遗补阙，招贤进能，显岩穴之士；外之，不能备行伍，攻城野战，有斩将搴旗之功；下之，不能积日累劳，取尊官厚禄，以为宗族交游光宠。四者无一遂，苟合取容，无所短长之效，可见于此矣。乡者，仆亦尝厕下大夫之列，陪外廷末议。不以此时引维纲，尽思虑，今已亏形为扫除之隶，在阘茸之中，乃欲仰首伸眉，论列是非，不亦轻朝廷、羞当世之士邪？嗟乎！嗟乎！如仆尚何言哉！尚何言哉！

在信里，司马迁说：

一个人如何修身立命，是判断他智慧的凭证。

一个人是否乐善好施，是评判他仁义的起点。

一个人在人生选择面前如何取舍，是体现他的道义的标志。

而一个人如何面对耻辱，是断定这个人是否勇敢的准则。

一个人如果这这些方面都做得比较好，就算得上是君子了。

所以，在司马迁看来，人生最大的祸患，就是贪图利益，人生最大的悲哀，就是心灵受到创伤，哀莫大于心死。

一个人最丑恶的行为，就是他的所作所为侮辱了祖先。

而人生最大的耻辱，就是遭受宫刑。

遭受宫刑的人，就是他人眼中的笑话，世世代代以来，都是这样。

卫灵公和宦官同乘一车，孔子就为此感到羞耻，离开了卫国。

商鞅是秦朝最有名的变法之人，可就是因为他是靠宦官的举荐才被秦孝公召见，此后，有名的贤人赵良便为此感到寒心。

自古以来，人们对宦官的态度都是鄙视。

司马迁悲哀地解释说，宦官的地位就是这样，一件好事，在宦官手里完成，都会成为坏事。

当今朝廷，虽然缺乏人才，可是又怎么轮得到一个受过宫刑的人来举荐天下英才呢？

自从为官之后，司马迁就决定尽忠职守，努力办事，取得皇上的信任，他为官的第一目的，就是建功立业，其次，是为朝廷查缺补漏，推举人才。

除此之外，还要能够攻城略地，抵御外敌。

可是，这些方面，他一样都做不到，便只能有意迎合皇帝，保全自己，这样虽然没法建功立业，却也能苟全性命。

曾经，他还是一个健全之人的时候，就在朝堂上秉公直言，那时候尚且没有人听从他的意见，何况如今遭受宫刑，成了宦官。

人生在世，没有一个人是容易的。

那些表面看起来风光的人，背后可能都是龌龊，那些表面上云淡风轻的人，背地里可能都是艰辛和汗水。

有些苦，是别人能看到的。

而有些苦，只有自己知道。

夫仆与李陵俱居门下，素非能相善也。趣舍异路，未尝衔杯酒，接殷勤之余欢。然仆观其为人，自守奇士，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予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其素所蓄积也，仆以为有国士之风。适会召问，即以此指，推言陵之功，欲以广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辞。未能尽明，明主不晓，以为仆沮贰师，而为李陵游说，遂下于理。拳拳之忠，终不能自列。因为诬上，卒从吏议。家贫，货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身非木石，独与法吏为伍，深幽囹圄之中，谁可告愬者！

司马迁为什么会遭受宫刑这样的耻辱呢？

事情的前因后果是什么？

他在《报任安书》里也做了解释。

自从继承了父亲的职位，司马迁就兢兢业业，断绝无用的社交，日夜都想贡献自己的才华，以求无愧于心。

李陵是他的同事，这位李陵，来头很大，是汉朝著名的飞将军李广的后代。

可是司马迁和李陵，人生追求不同，也没有多少交往，连酒都没有一起喝过一杯。

但据司马迁观察，李陵也是一位有节操的人，因为他孝顺父母，交友以诚，为官清廉，取舍有度，合乎礼仪。

最重要的是，李陵还能不顾自身安危，在国家为难之际，挺身而出。

他这样的人，已经很少见了。

后来，匈奴作乱，李陵带领五千兵马，面对远超自己率领军队数量的敌人，苦战十多天，最终寡不敌众，不幸兵败。

但李陵的杀敌数量，远超自己所带领的军队数量，他虽败犹荣。

战败之前，李陵振臂一呼，兵士奋勇抵抗，满腔热血。

李陵曾求援，可是朝廷的公卿大臣，都在忙着为皇上庆贺，根本不顾李陵死活。

李陵战败后，这些公卿又夸大李陵战败之过，将所有罪责都推到李陵身上。

司马迁实在看不过去，不顾自己人微言轻，他为李陵打抱不平，公正地说了几句话。

可是，司马迁还没说完，皇帝就大怒，觉得司马迁是在为李陵辩解，所有人都觉得，兵败就该死，就是罪大恶极，完全不理会客观原因。

几句公正的话，就为司马迁招来滔天大祸。

他被下狱，又没有钱财赎罪，最终被处以宫刑。

此后很长时间，心中的苦闷，都无处言说，因为这些事情，是很难向俗人讲清楚的。

在这世界，很多人都是世俗的走狗，心中都是世俗的偏见，面对这样的世界，很多解释都显得苍白。

戴罪被侮辱的处境是很不容易安生的，地位卑贱的人，往往被人诽谤和议论。我因为多嘴说了几句话而遭遇这场大祸，更被乡里之人、朋友羞辱和嘲笑，污辱了祖宗，又有什么颜面再到父母的坟墓上去祭扫呢？即使是到百代之后，这污垢和耻辱会更加深重啊！因此在肺腑中肠子里每日多次回转，坐在家中，精神恍恍忽忽，好像丢失了什么；出门则不知道往哪儿走。每当想到这件耻辱的事，冷汗没有不从脊背上冒出来而沾湿衣襟的。我已经成了宦官，怎么能够自己引退，深深地在山林岩穴隐居呢？所以只得随俗浮沉，跟着形势上下，以表现我狂放和迷惑不明。

被处以宫刑后，身体不健全令人痛苦。

但最让司马迁难受的是，他成了世俗眼中的笑话，无论走到哪里，人们都会议论纷纷。

同乡的人，肆意羞辱和嘲笑他，觉得他辱没了祖宗。

就连他曾经的朋友，都嘲笑他，觉得他无颜面对列祖列宗。

这样的屈辱，即使百代之后，也没法消除。

想到这里，司马迁痛苦不堪，却每天都会想起这些屈辱，只要想起来，就神情恍惚，茫然若失。

一想到这些屈辱和嘲笑，就冷汗直流。

他已经遭受了这么大的屈辱，也没法像别人那样隐居山林，哪怕他真正去隐居了，人们也不会真正放过他，这样的屈辱也不会有所消减，只会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

因此，他决定，苟全性命，随世俗浮沉，跟着形势走，来保全自己。

司马迁感慨说：

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

司马迁悲哀地感慨，他身份低微，就算被杀了，也惊不起半点风浪，就像一只蝼蚁死了一样。

如果他死了，世人只会觉得他罪大恶极，因此被处以死刑，会觉得他是自寻死路。

这就是人们心中的偏见，这就是世俗权威的影响。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

人固有一死。

可是他司马迁，不能就这样死了。

虽然遭受了天底下最耻辱的刑法，他却决定活着，然而，这比死了更加不容易。

死是太容易的事情啊。

要活着，并且活好，才是最难的。

他不能死，因为他人生最重要的事情还没有完成。

他告诉任安，他忍受屈辱，苟且而活，就是因为有志未竟。

他也觉得，有些屈辱，也许是为了成就人的。

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文王被拘禁，却扩写了《周易》。

孔子困窘，才有了《春秋》。

屈原被放逐，才有了《离骚》。

左丘明眼睛瞎了，才有《国语》。

韩非被囚禁在秦国，却写出了《说难》、《孤愤》。

最有名的《诗》三百篇，也都是那些有才之人抒发心中的愤怒之情而写。

这些文字，就是人们感情压抑不得不诉诸笔端的成果，有些人心中的抱负在现实生活里实现不了，就只能诉诸文字，以便让将来的人了解他的志向。

而他，司马迁，也想写下一些东西，来向世人传达一些东西。

这些东西没有真正完成，他就不能轻易去死。

人之死亡，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忍辱多年后，司马迁终于完成了这部书，就是《史记》。

看到作品完成的那一刻，一切都值得。

因为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已经完成了。

一个人知道自己真正想要什么，就能够忍受一切生活。

看着已经完成的《史记》，司马迁对朋友感慨，只要能写完这本书，即便千百次受辱，他也不后悔。

因为他知道，人生最重要的事情终于完成了，他最想做的事情，终于做完了，他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就有了寄托。

人活在世上，只要有了精神的寄托，就能忍受这世间的许多东西，否则，生活将变成多么难以忍受的东西啊。

有些人一旦遇到生活的苦难，就寻死觅活，那是因为他们精神上的寄托已经没了。

司马迁遭受宫刑后，活得很痛苦，连男人都不是了，可是他却活得很男人，因为他将人生最想做的事情都做了。

相反，我们这世间的很多人，我们没有受刑，我们的身体是完整的，可是我们的精神已经残缺了。

一个人知道自己真正想要什么，就能够忍受一切生活，因为他明白，他的目标就在那里，其他一切，若是阻碍，他就跨过阻碍，若是跨不过去，他就绕过去。

总之，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能够阻挡他去追寻自己想要的生活。

当他穿越人生的苦难，来到自己的目的地，他会发现，过往的经历将让自己所见的风景更加绚烂。

我们穿越苦难，只为成为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