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小说连载 | 《歌女》②

她把衣裳抱进屋，王婶已经出门了。锅里那七粒米正在煮，发出轻微的咕嘟声。她站在灶边，看着米粒在水里翻滚，一粒一粒，数得清清楚楚。

六年的日子，就是这样一粒一粒数过来的。

她想起自己的亲生父母。记忆已经很模糊了，只记得母亲的手很软，父亲的声音很粗。他们是怎么死的？好像是病，好像是饿，好像是一夜之间就都没了。她那时候太小，只记得自己被一个人牙子牵着走，走了很久，走到闸北，走到王家。

她不知道自己的本名叫什么。王德贵说她姓周，叫小红。周小红。这个名字像是一件借来的衣裳，不合身，但她得穿着。

锅里的粥煮好了。七粒米，煮出一锅清汤。她盛出一碗，把米粒捞起来，数了四粒放进王德贵的碗里，两粒放进王婶的碗里，一粒留在锅里——那是她的。

她端着碗，坐在灶间的小板凳上，慢慢地喝那碗清汤。汤是烫的，她小口小口地啜，让热度从喉咙一直暖到胃里。这是今天唯一的一顿。晚上如果王德贵扛包回来得早，也许能带回来半个烧饼。如果回来得晚，她就只能喝水。

她喝完汤，把碗舔干净，放在灶台上。然后她开始干活。扫地，擦桌子，洗昨天剩下的碗，把王婶的针线活拿出来缝补。针脚要细密，王婶会检查，针脚粗了要挨骂。

她缝的是一件男人的褂子，王德贵的。褂子腋下破了一个洞，她穿针引线，把洞补好。针线在她手里游走，像是有自己的生命。她缝得很快，也很整齐，这是六年练出来的。

缝完褂子，她开始哼歌。

她自己也不知道哼的是什么。可能是小时候听母亲唱过的，可能是巷子里听来的，可能是老柳的胡琴里飘出来的。没有词，只有调子，断断续续，像是从喉咙里挤出来的叹息。

她哼得很轻，轻得几乎听不见。在王家，出声是危险的。王德贵讨厌声音，说声音耗神，说丫头片子没资格发出声音。她只能在心里哼，或者像这样，用气声，让声带微微震动，发出一点只有自己能听见的声响。

但她不知道，这声音飘出了天井，飘过了墙头，飘进了隔壁老柳的耳朵。

老柳正坐在窗边调弦。他听见那声音，手停住了。

那声音很轻，很细，像是一根丝线，从墙那头飘过来，缠在他的耳膜上。他听了几十年戏，听过无数的嗓子，但这一声不一样。这一声里有东西，他说不清是什么，也许是苦，也许是韧，也许是某种从泥里长出来的劲儿。

他放下胡琴，走到墙根，侧耳细听。

声音断了。

他等了一会儿，没有再继续。他皱了皱眉，回到屋里，重新拿起胡琴，却没有拉。他坐在窗边，望着那堵墙，眼神渐渐亮了起来。

那丫头他见过。瘦，小，总是低着头，在巷子里匆匆走过。王家的养女，闸北最常见的那种孩子，命贱得像野草。但刚才那一声……

他拨弄了一下琴弦，发出一个单音。那声音在空气里震颤，像是一个问号。

如果那嗓子能好好调教……

他没往下想。想多了没用。在闸北，想太多是一种病，得治。但他还是把那声音记在了心里，像是一个琴师记住了一段偶然听见的旋律，不知道有没有用，但舍不得忘。

墙这边，小红已经缝完了褂子。她站起身，活动了一下僵硬的肩膀，肩胛骨上的疼还在，一跳一跳的。她走到水缸边，舀了一瓢冷水，喝了几口。

水很凉，从喉咙一直凉到胃里。她打了个寒颤，把瓢放回去。

下午，王德贵回来了。

他不是一个人回来的，身后跟着一个人。小红从门缝里看见，那是个穿长衫的男人，戴着一顶旧礼帽，手里提着一把胡琴。

是老柳。

她的心跳了一下。她没见过老柳这么近，只见过他在巷子里走过，背影佝偻，像一张被揉皱了的纸。现在他站在天井里，站在她每天扫地的地方，她才发现他其实很瘦，脸上的皱纹很深，像刀刻出来的。

“这就是那丫头？”老柳问，声音沙哑。

“是，是。”王德贵赔着笑，“您听听，您听听看。”

小红被叫到天井里。她低着头，不敢看老柳的眼睛。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知道王德贵今天回来得早，没有带烧饼，而是带了一个人。

“唱一个。”王德贵说。

她没动。

“唱啊！”王德贵提高了声音，“柳先生要听，你唱一个！”

她还是没动。不是不想唱，是唱不出来。在闸北，在王家，在别人的注视下，她发不出声音。她的嗓子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也许是恐惧，也许是羞耻，也许是六年养成的本能——出声会招来灾祸。

王德贵急了，上前一步，巴掌扬起来。

“等等。”老柳抬手制止了他。他走到小红面前，蹲下来，让自己的视线和她平齐。他看着她的眼睛，那双大得吓人的眼睛里，全是防备和惊恐，像是一只被逼到墙角的小兽。

“不用唱。”老柳说，声音很轻，“哼一个就行。像刚才那样，哼一个。”

小红愣住了。他怎么知道刚才……

但她还是发不出声音。她的喉咙紧绷着，像是一根拉满的弓弦，随时会断。

老柳等了一会儿，没等到。他站起身，对王德贵说：“嗓子是有的，但太紧。得松，得养。养好了，是个角儿。”

王德贵的眼睛亮了：“那……那柳先生，您看……”

“我带她走。”老柳说，“三年，我教她。挣了钱，三七分，我三，你七。三年后，她要是红了，你们王家跟着沾光。要是不红，我把人原样送回来。”

王德贵犹豫了。三年，这丫头就白干了。但三七分……如果真能红，那可就是摇钱树了。

“柳先生，”王婶从内屋走出来，“这丫头是我们花钱买的，三年太长了。一年，一年我们就得见到回头钱。”

老柳看了她一眼，那眼神很淡，像是在看一件讨价还价的货物。“一年半。不能再短。嗓子要养，急不来。”

王婶还想说什么，王德贵拉住了她。他看了看老柳，又看了看小红，咬了咬牙：“行，一年半。但柳先生，您得写个字据，万一这丫头跑了……”

“她不会跑。”老柳说，“她没地方跑。”

这句话像是一根针，扎进小红的心里。她抬起头，第一次正眼看老柳。老柳也在看她，眼神里有某种她看不懂的东西，不是怜悯，不是算计，而是一种很奇怪的……专注？像是在看一件有潜力的乐器，又像是在看一个即将被雕琢的原石。

她低下头，盯着自己的脚尖。脚趾从破布鞋里露出来，冻得发红。

“去收拾东西。”王德贵推了她一把，“跟着柳先生走，好好学，学不好就别回来。”

她站在天井里，没动。她没有什么东西可收拾。六年，她只有身上这一件衣裳，只有脚上的这一双破鞋，只有肩胛骨上的疼痛，只有那七粒米的记忆。

“愣着干什么？”王婶骂道，“还不快去！”

她转身走进灶间，从缸底捞出那七粒米，用一块破布包好，塞进怀里。这是她唯一的财产。

然后她走出来，走到老柳身边。

老柳提起胡琴，看了她一眼，转身向门外走去。她跟在后面，走出天井，走出那道她走了六年的门。

王婶站在门口，看着她的背影，突然骂了一句：“出去也是死路一条！你以为跟着个拉琴的就能翻身？做梦！”

小红没有回头。她攥着怀里的布包，攥着那七粒米，跟着老柳走进巷子里。

巷子很长，两边是高墙，墙头上露出一线灰蒙蒙的天。老柳走在前面，背影佝偻，脚步很慢。她跟在几步之后，保持着距离。

走到巷口的时候，老柳停下来，从怀里掏出一样东西，递给她。

是一个烧饼。硬邦邦的，已经凉了，但还完整。

“拿着。”他说，“路上吃。”

她接过烧饼，没有立刻吃。她把烧饼攥在手里，硬硬的，像是一块石头，又像是一个承诺。

老柳继续往前走。她跟上，攥着烧饼，攥着那七粒米，走出闸北的巷子，走向一个她不知道是什么的地方。

她不知道老柳为什么要带她走。她不知道“角儿”是什么意思。她只知道，离开未必是活，可能是另一种更干净的死。

但至少，她走出了那堵墙。

墙外，风很大，吹得她的破衣裳猎猎作响。她咬了一口烧饼，很硬，很难嚼，但她慢慢地嚼着，咽下去。

眼泪涌上来，她没让它流出来。但有一滴，还是砸在了地上，洇出一小片深色的痕迹，很快就被风吹干了。

她不知道自己哼的是什么，她只是需要一点声音，来证明自己还活着。

那声音很轻，很轻，像是从很远的地方飘来的，又像是从来没有存在过。（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