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 稿】李木生：木心的鲁迅论

木心的鲁迅论

□李木生

关于《鲁迅论》，木心说过两次，都在《文学回忆录》中。

一次在《文学回忆录》下册的《第三十九讲：十九世纪英国文学一》，说“写作，论你尊敬者，‘论’字放在后，如《塞尚论》、《鲁迅论》。论你不很尊敬者，‘论’字可放前面，如《论某某某》。论不及水准者，不用‘论’，起个别的题目”。塞尚是“现代艺术之父”，木心曾将波特莱尔与塞尚并列，说“他在法国诗台的重要性不下于塞尚之于法国近代绘画史”。这里木心将《塞尚论》、《鲁迅论》并提，虽是随口说起，也足见鲁迅在木心心中的分量。

另一次说到《鲁迅论》，是在上册的《第三十八讲：十八世纪中国文学与曹雪芹》的最后，木心给他的学生们郑重地说：“将来回国，想出两篇论文：《鲁迅论》，《曹雪芹论》。”这里，木心是从文学的考量上，将曹雪芹与鲁迅并“论”。

这个郑重的诺言，虽然没有实现，可是我却从木心的十几部著作中，明晰地看到了他的《鲁迅论》。

木心自视甚高，如他说：“但我还有一点点‘浩然之气’，这点气，其实是孩子气。总归是完了的。但我愿意和托尔斯泰、达·芬奇一起完。”他又说过：“我是一个人身上存在了三个人，一个是音乐家，一个是作家，还有一个是画家，后来画家和作家合谋把这个音乐家杀了。”他还说过：“我不是拓荒者，也不是精神领袖，我是一个不疲倦的实践者，证见的是古与今的文化艺术应该贯通，东与西的文化艺术可以融合。”他还视肖邦与莫扎特为知己，如说到肖邦更高层次的爱国，自信地代肖邦言“我爱波兰，我更爱音乐”。在这里，木心在与世界文学、绘画、音乐的顶流站在一起。其实，木心的眼光与境界、胸怀与笔力，融贯中西、透彻着古今与未来，起码与他的“自视”有着同等的高度。他是个谦逊的人，又是个高傲的人，而这种谦逊与高傲，也在他的鲁迅论中栩栩如生。

在他所有能够见到的著作中，除了一篇《鲁迅祭——虔诚的阅读才是深沉的纪念》、一篇《“乏”的乏味：涉及鲁迅》专文之外，还有121处谈到鲁迅。将它们集中在一起，再细细地阅读思量、分析归纳，或许能够见到一个独特新颖、与百年间的鲁迅研究走着迥然不同道路的《鲁迅论》，一个木心的《鲁迅论》。

文体家的鲁迅

《鲁迅祭》，刊于2006年12月14日《南方周末》文化版。这是木心生前在大陆报纸刊发的仅有的一篇文章，也是他晚年最后一篇完整的文章——如此独特重要的文章却只占了一个版面的下半版位置，可见那时大家对木心还是比较陌生的。

17年过去，再读这篇妙论，不能不感慨木心的慧眼独具，他远离鲁迅研究的澎湃潮流，独自辟出一条冷清的却是自已的小径：以“文体家”的鲁迅去研究、去阅读、去欣赏、去走进。文章开宗明义：“在我的心目中，鲁迅先生是一位卓越的‘文体家’。文学家，不一定是文体家，而读鲁迅文，未竟两行，即可认定‘此鲁老夫子之作也’”——这段话，表达着木心《鲁迅论》的重要方面。

早已有人注意到鲁迅“文体”的多样性，当代几个重要作家、特别是孙犁也曾零星地谈到过鲁迅对于“文体”的独特创造，但还没有人能够像木心这样在世界文学的大背景下、如此准确深刻而又全面地论述鲁迅的文体。一个作家能够作为“文体家”传之久远，是不世出的，甚至是对于文学家顶级的赞誉。木心担心国内文坛、尤其是读者误以为“文体家”是单项的、有些轻看了鲁迅，紧接着便确凿地说：“在欧陆，尤其在法国，‘文体家’是对文学家的最高尊称。纪德是文体家，罗曼罗兰就不是。”在木心看来，纪德要比罗曼罗兰高得多，当然，“文体家”的鲁迅也就远远地高出于同时代的那些风云大家们。

小说，散文，散文诗，杂文，包括文论，甚至以打油形式写成的新诗（带点杂文味道的新诗）——“周氏兄弟古文根底好，却不愿正面接受传统，老作打油诗”（《文学回忆录·第十二讲楚辞与屈原》）——鲁迅都以开创性文体的形式，面世与引领，开启一个时代文学的样式。

《鲁迅祭》一文，是满含着深情的，“五四”以来，文坛的那些芸芸大佬，鲜有入木心法眼者，只有鲁迅让他念兹在兹。木心对于鲁迅的杂文多有商榷，甚至多次为鲁迅惋惜，以为“先生用不着与此辈歹徒耗费时间精力”，但又能从整体上去体恤理解，“事实的正负然否的基本原则还是存在的，不可含糊的”，“或一枪刺于马下，或连篇周旋到底，或投一光辉照澈来犯者的嘴脸，喜笑怒骂，皆成文章”。从文体的角度，木心特别赞成《故事新编》，称其为“文笔史笔兼施”，“超乎考据故实之外而入乎人性情理之中”，是“最‘鲁迅风’的文体”，更是“近百年来无人可以比拟的文学杰构”。

在《鲁迅祭》中，关于文体，木心最看重鲁迅的，还是那本薄薄的《野草》。他拿出《秋夜》篇详细分析，以为是“骤尔不可方物”的“天才之迸发”，“它的艺术水准，可谓横绝一时”，“论体裁，是西洋的散文诗；论文气，是离骚、九歌的郁勃骀荡”。“鲁迅这种强烈的风格特征，即得力于他控制文体之为用。文体，不是一己个性的天然自成，而是辛勤磨砺，十年为期的道行功德，一旦圆熟，片言只语亦彪炳独树，无可取代，试看‘五四’迄今，谁有像鲁迅那样地一枝雷电之笔”。他尤其钟情《秋夜》中“非常之蓝”的背景与那个不朽的开头，“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称其为鲁迅非常得意的“神来之笔，从没有人用过此种类型的句法，乍看浅白、稚拙，细味精当凝练”。文体的独创，更加在这些看似细小的字句或微末的地方闪闪发光，而这样闪闪发光之处，在鲁迅的文章中又是蔚然成林的。言传本已奇崛，意会更加富丽，“神完气足，寓意深长”。为说鲁迅文体的独步，木心还列举《好的故事》《一觉》与《怎样写》，以为鲁迅文字中自然呈现的文字的自画像，也会像伦勃朗的几幅自画像一样，将“一代文豪的形象永留人世”，是可以“名垂千古”的。“有一点始终令我惊诧的是，鲁迅的文章，上来就是成熟的，苍劲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一发表，真有石破天惊之势”，对于鲁迅文体的独到甚至独步，木心可说是心悦诚服。

关于文体，除《鲁迅祭》之外，木心还在《木心谈木心·第三讲续谈萨特，兼自己的作品·<散文一集>序》里，讲到鲁迅的序、跋、后记，以为“新文化运动以来，以鲁迅的序最好，跋、后记，都好”。这是有眼光的，在易被人忽略处有所发现。但接着木心又说鲁迅“他不把这些作为文学作品看，还不完全自觉”，却讲得不够准确。以鲁迅对于文学的颖悟敏慧，之所以将序、跋、后记写得如此好，甚至是“五四”以来的最好，正是他自觉到这种文体需要别样写法所达到的效果。在《木心谈木心·第九讲：谈<素履之往>》中，木心再次谈到，“鲁迅，我最喜欢看他的序、后记。很见性情，很见骨子”。在《文学回忆录·第十三讲·楚辞与屈原》中，木心讲到文学艺术与非文学艺术的界限，“这界限有大纲、有细节，都要把握紧、扣牢，不差错”。这是内容的界限，更是文体的界限。木心却从“越界”谈鲁迅的旧体诗：“鲁迅也有许多越界，但毕竟天才，在暴政苦难中不予直骂直斥，写一首诗，哭中华，哭烈士，但托之于艺术。”这种“越界”，会让一种古老的文体呈现出崭新的生命，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体”即是形式的，更是内容的。

木心在《文学回忆录·第十三讲中国古代的历史学家》中，还从“文体”的源头处，讲到老子、庄子、孔子、孟子、墨子、韩非子、荀子，并分别给予“精炼奥妙”、“汪洋恣肆”、“圆融周到”、“庄严雄辩”、“质朴生动”、“犀利明畅”和“严密透辟”的评价，说“他们的用字，用比喻，都成专利，别人冒充不得”。正是这种源头，“养育了中国两千多年的文化，直至两千多年后的‘五四’的健将，鲁迅、周作人、郭沫若等”。

木心自知自已也是一个“文体家”，一个在文体上与鲁迅相通的“文体家”。在谈到自已《<散文一集>·序》中的句子“好像要快乐就得这个样子”时，调皮地说：“这句子，鲁迅会喜欢的。”

他在文集《鱼丽之宴》的《海峡传声》一文中，这样说到自已的文体：“因为生性鲁钝，临案试验了如许岁月才形成了这样一种不足为奇只供一己拨弄的文体。”木心不依不傍，甚至不入任何潮流，因为他对于世界艺术了然于胸，又清醒自已的艺术才华与肩上所负的使命，于是在他高贵而寂寥心上，就有了默然行进的“舍我其谁”的胆识。“甜酸苦辣都尝过，诗甜，散文酸，小说苦，评论辣。我以咸为主，调以其他各味而成为我的散文，即：我写散文是把诗、小说、评论融和在一起写的。耶稣说：‘如果盐失去了咸味，还有什么可以补偿的呢？’我的散文之咸，就是指这种咸”，他在文学的甜酸苦辣之外，创造了一种有着鲜明木心印记的“咸”，一种人间至味、文学正味。

这种人间至味的获得，他与鲁迅一样，也有着两个源头：中国和西方。《鱼丽之宴》还有一篇文章《仲夏开轩》，说到自已“我的童年少年是在中国古文化的沉淀物中苦苦折腾过来的，而能够用中国古文化给予我的双眼去看世界是快乐的，因为一只是辩士的眼，另一只是情郎的眼”。而“中国的古典文学名著达到了不能增减一字的高度完美结晶，而古哲学家又都是一流的文体家，你仓促难明其玄谛，却不能不为文学魅力所陶醉倾倒”。在《鱼丽之宴·迟迟告白》里，木心又说“文体家先要是个修辞学家、音韵学家”。在这样为之陶醉为之倾倒的中国古文化里“苦苦折腾”之后，他才能够“只凭一己的性格走在文学的道路上”，并让欧罗巴文化成为他的“施洗约翰”，而在美国的自我放逐，则成为他的“约旦河”。

正是在这种人间至味、文学正味之中，他与鲁迅相通相知着。《鲁迅祭》还有个副题《虔诚的阅读才是深沉的纪念》，在这篇文章的最后，木心与读者倾心道：“大哉鲁迅，五四一人，凡爱读鲁迅文者都可能成为我的良友。”不仅劝读，他还就“鲁迅全集中我尤为钦佩喜悦的作品”，为读者列了一个篇目表——《孔乙己》《故乡》《社戏》《在酒楼上》《孤独者》《伤逝》《秋夜》《雪》《好的故事》《一觉》《无常》《范爱农》《理水》《采薇》《铸剑》《出关》《怎么写》。

魏晋风度与鲁迅

木心对鲁迅多有钦服甚至将自已视为鲁迅的知音——一个孤独且寂寞的知音，但又对鲁迅多有不满、屡屡批评，尤其对于鲁迅1927年7月23、26日在广州夏期学术演讲会演讲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持否定态度。

在《木心遗稿二》中，木心有些疾言厉色地说：“鲁迅不是魏晋系统中人，思想、文章、生活都与魏晋风度无涉，他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不三不四，出言轻薄。我们作为后人、后来者，对于古人，万不可占居高临下的架子，好像古人都是傻瓜，活该遭今人嘲谑。鲁迅的这篇演讲稿，大大地有失忠厚之心。嵇康以死殉道，阮籍以不死殉道，都做到‘竭尽所能’，此之为‘厚’，而鲁迅则‘薄’了。鲁迅应该是、可以是‘厚’的，故为之太息。如果当时我在旁，我会说：‘周先生，这篇讲稿可以不用，要么另写一篇。’我想他会同意我的谏议的。盖厚薄亦一念之差耳，鲁迅性格的厚的一面亦多次昭显于他的作品中。”虽疾言厉色，称鲁迅“出言轻薄”，但木心内心还是知道鲁迅可以“厚”能够“厚”而且常常“厚”的，所以才“为之太息”。

同样的意思，还在《文学回忆录·第十九讲：陶渊明及其他》中，也有涉及：“我认为，魏晋风度，就在那些高士艺术与人生的一元论。这一点，世界上其他国家、民族的艺术家似乎都没有做得那么彻底……所以，真想与鲁迅先生谈谈。他在厦门大学的讲演，《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实际是在广州时的讲演：作者注），真称得上‘言不及义’。”另外，在《文学回忆录·第十七讲：魏晋文学》里，木心又在此事上耿耿于怀：“鲁迅自己弄不清自己的心态。他爱魏晋，一说，却成了讽刺取笑魏晋。”

其实，木生与鲁迅，内心都有些向往与敬服“魏晋风度”，只是鲁迅更多了一些痛惜。木心对“魏晋风度”的诠释很特别很诗性，“中国从来没有‘文艺复兴’，中国最可贵的‘魏晋风度’（总的一个风度），魏晋并没有产生大艺术家大思想家，只是一群高人合成了一个‘风度’，没有宗主，没有首领，但言谈行为构成极高的大境界、大比赛，完全可以媲雅典学院，而魏晋风度的精神是一直不死”（《木心遗稿二》）。这种“大比赛”，在《哥伦比亚倒影·遗狂篇》中单用了一个“比”字：“风气是大家好‘比’，一比，再比，比出了懔懔千古的自知之明与知人之明……这种竞‘比’的风气之庄严淋漓，正是由于稍不相让，才愈激愈高，愈澄愈清。神智器识，蔚为奇观，后人笼统称之为‘魏晋风度’。”比气节，比风骨，比自在，比绝不同流合污，哪怕失去性命如嵇康。这个《遗狂篇》，非同小可，是木心让自已胸中的“狂”泼辣辣地剖白于天下。“论参宰罗马，弼政希腊，训王波斯”……但他最后的归宿还是中国，“那时我在华夏，魏晋递嬗，旅程汗漫”，慨叹“‘魏晋风度’宁是最令人三唱九叹的了”。打铁的嵇康嵇叔夜与钟会钟士季有了那段著名的“闻、见”对话之后，木心与嵇康，也有一段掏心掏肺的对话：“我不免咨嗟：‘钟士季如此遭遇，其何以堪！’‘不若是，我何以堪？’叔夜进尔问道。‘子易我境，更有脱略乎？’对曰：‘与公一辙尔！’”“与公一辙尔”，没有丝毫犹疑与怯懦，木心斩钉截铁地选择了与嵇康一样的立场与道路。

但是，鲁迅真如木心所说，对于以嵇康、阮藉为代表的“魏晋风度”只知“嘲谑”而“出言轻薄”吗？无需臆测，只要从鲁迅现在的文本一字一句地阅读，就会得出相反的结论：鲁迅非但没有“出言轻薄”的“嘲谑”，反倒是与木心一样，对于嵇康们以及“魏晋风度”，是怀着深爱与理解，对于杀戮嵇康的司马氏统治集团，又怀着不容置疑的轻蔑与愤怒。

1928年12月30日，鲁迅致孙濬的信中回忆说：“在广州之谈魏晋事，盖实有慨而言。”什么样的慨、什么样的言？主要是杀人之慨，那时的司马氏杀了嵇康，而鲁迅演讲的当下，广州刚刚经过了“四·一五”的更大的屠杀，他的中山大学的学生，就有被捕被杀却无法营救的例子。“当生存时，还是将遭践踏，将遭删刈，直至于死亡而朽腐”，“我憎恶这以野草作装饰的地面”——这是写于1927年4月28日的《野草·题辞》）。虽然鲁迅的辞去中山大学的一切教职，有着多种原因，但这种屠杀以及屠杀下自已的无能为力，当然是其原因中重要的一个。鲁迅是一次次地目睹着经历着压迫者的屠杀，一个写下过《纪念刘和珍君》的人，怎么可能对于被屠杀者给予“嘲谑”？

写于1935年5月5日的《再论“文人相轻”》，仍然旧话重提，将嵇康的死还原复盘：“古之嵇康，在柳树下打铁，钟会来看他，他不客气，问道：‘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于是得罪了钟文人，后来被他在司马懿（实为司马昭：作者注）面前搬是非，送命了。所以你无论遇见谁，应该赶紧打拱作揖，让坐献茶，连称‘久仰久仰’才是。这自然也许未必全无好处，但做文人做到这地步，不是很有些近乎婊子了么？……嵇康的送命，并非为了他是傲慢的文人，大半倒因为他是曹家的女婿，即使钟会不去搬是非，也总有人去搬是非的，所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者是也。”早在1933年2月7日至8日，鲁迅曾写下让孙犁一哭再哭的至文《为了忘却的纪念》，纪念被国民党杀害的5位年轻的作家。文章的结尾处，悲愤交加的鲁迅留下这样泣血的句子，“而在这三十年中，却使我目睹许多青年的血，层层淤积起来，将我埋得不能呼吸，我只能用这样的笔墨，写几句文章，算是从泥土中挖一个小孔，自己延口残喘，这是怎样的世界呢”！就是在这篇传世之作中，鲁迅又用向秀的《思旧赋》，悼念被杀的嵇康们：“年青时读向子期《思旧赋》，很怪他为什么只有寥寥的几行，刚开头却又煞了尾。然而，现在我懂得了。”听，“悼嵇生之永辞兮，顾日影而弹琴”，就是向秀向子期《思旧赋》中的核心诗句。所以鲁迅坚定地主张：“得像热烈地主张着所是一样，热烈地攻击着所非，像热烈地拥抱着所爱一样，更热烈地拥抱着所憎——恰如赫尔库来斯的紧抱了巨人安太乌斯一样，因为要折断他的肋骨。”

木心称自已是“古之遗狂”，从这个“遗”字溯源而上，是可以找到那个对生命有着“兴高采烈”形态的嵇康。木心是在将一个置天地于度外的“锻工雕塑”，立在心间也立在他的读者面前。鲁迅呢？不仅将一个生生死死的嵇康还原在世上，更将嵇康的杀害者们的凶残之心与虚伪的嘴脸，用憎恶与痛恨之剑解剖于世代人的眼前。

让我们回到《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中，辞去教职本身就是一种态度，一种不合作的态度，就已经在将自已置于十分危险的境地。这个时候又被官方邀请演讲，依林语堂的说法是国民党在察试鲁迅的立场。鲁迅就是鲁迅，迎险而上，推出“魏晋风度”的主题，却又以“药”与“酒”曲折周旋。曲折周旋只是形式，内容是分毫也不含糊的。毫不含糊地讲述孔融、祢衡、何晏、王弼、嵇康的被杀，讲述阮籍、刘伶的差点被杀，讲述社会环境的险恶与士子文人们不妥协的特立独行。那个“竹林七贤”，鲁迅说其“他们七人中差不多都反抗旧礼教的”，而反礼教、“非汤武而薄周孔”，也就撕下了统治者骗人的招牌露出其统治的狰狞来，杀意也是茂盛起来，“因此就非死不可了”。所以鲁迅用一句话概括嵇康的死因：“嵇康的害处是在发议论。”这些个“魏晋风度”浓郁葱茏的被杀者，罪名虽各有异，大多都有“毁坏礼教”这样一项；不含糊的鲁迅到底还要直指，“实在曹操司马懿何尝是著名的孝子，不过将这个名义，加罪于反对自己的人罢了”，杀戮异类，何患无词。

鲁迅借刘勰“嵇康师心以遣论，阮籍使气以命诗”之说来概括魏晋文章：“这‘师心’和‘使气’，便是魏末晋初的文章的特色。正始名士和竹林名士的精神灭后，敢于师心使气的作家也没有了。”魏晋风度的再难呈现，木心在《遗狂篇》中表达了同样的意思：“所谓雄汉盛唐，不免臭脏之讥；六朝旧事，但寒烟衰草凝绿而已；韩愈李白，何足与竹林中人论气节。宋元以还，艺文人士大抵骨头都软了，软之又软，虽具须眉，个个柔若无骨，是故一部华夏文化史，唯魏晋高士列传至今掷地犹作金石声。”

对于“魏晋风度”，木心与鲁迅其实有着高度的契合。木心对鲁迅的非难与不满，确实有了点草率。虽然他在《魏晋文学》一讲中为魏晋风度开了个“回顾展”、“追悼会”，并列出一干人马——鲁迅、周作人、郁达夫、郭沫若、茅盾、巴金、沈从文、闻一多、康有为、梁启超、蔡元培等——说“他们对‘魏晋文学’的态度，是不知‘魏晋风度’可以是通向世界艺术的途径”；但他还是朦胧地觉得鲁迅应当是个例外，或者干脆就从鲁迅的身上嗅到了某种“魏晋风度”，那种“掷地犹作金石声”的魏晋风度，才又讲：“谈魏晋风度，要谈到自己身上。魏晋后至今，凡人物，都有魏晋风度：金圣叹、龚自珍、鲁迅；通往前面，老子、庄子。”

木心应当从更宽更长之处，想想鲁迅对于“魏晋风度”的根本态度。单是对待“魏晋风度”代表人物嵇康，就能够知道鲁迅对嵇康们的深爱。是鲁迅先生从时间长河之中捞救起已经漫漶不清的《嵇康集》，他于纷杂的佚失、错舛、臆改、混羼之中，梳理、对比、校勘、抄写，为世代的后人留存下一部充分体现“魏晋风度”的原典。从1913年10月1日的《日记》“借《嵇康集》一册，是明吴匏庵丛书堂写本”，到1935年9月17日收到台静农所寄的戴荔生校本的过录本《嵇康集》、并于20日给台静农写了回信“此书佳处，在旧钞；旧校却劣，往往据刻本抹杀旧钞，而不知刻本实误。戴君今校，亦常为旧校所蔽，弃原钞佳字不录，然则我的校本，固仍当校印耳”，陆续校勘《嵇康集》长达23年，校勘十余次，一笔一划的手抄本三种，亲笔校勘本五种。不仅为自已校勘的《嵇康集》写下序与跋，另外还写有《嵇康集考》、《嵇中散集考》、《嵇康集逸文》等，可谓倾注了汩汩心血，其疼爱之心、追怀之意，以及绍续之志，日月可鉴。

口剑腹蜜是鲁迅

木心总是称比自已大46岁的鲁迅为先生，先生来先生去，将心上那份厚实朴真的爱表达得自然淋漓。木心的学生陈丹青，还为鲁迅专门写过一本书，书名就是《笑谈大先生》。木心与陈丹青，没有对别人这样称呼过，更见这分爱的珍贵。

木心的鲁迅论，有一个创造，就是用“口剑腹蜜”来概括鲁迅这个人，真是新奇而准确。在那篇也将会成为鲁迅研究名篇的《鲁迅祭》中，木心脱口而出：“先生慷慨豪放温厚慈祥，小人口蜜腹剑，先生口剑腹蜜，他的天性极其纯良真挚，每见于其对幼年的回忆杂感的篇章中，至情至性，率然流露，读来心为之酸，眼为之热，是可传必传永传的。”木心一下子就踏过“鲁迅尖酸刻薄”的评潮，送上“慷慨豪放温厚慈祥”的八字心语，更用“天性极其纯良真挚”、“至情至性”来加深“口剑腹蜜”的先生之风。

在木心的著作中，还有三次提到“口剑腹蜜”。一次是《素履之往·白马翰如》，“有口蜜腹剑者，但也有口剑腹蜜者”；另一次是《木心遗稿一》，“有口蜜腹剑者，很可怕，但也有口剑腹蜜者。毋绝望，我们活该不绝望”。这两次地提起，一定也是想到了那个“慷慨豪放温厚慈祥”的鲁迅先生吧？

第三次是在《西班牙三棵树·其十八》，将鲁迅与二弟作人一并评介时，重提鲁迅的“口剑腹蜜”：“周氏二杰，同始而歧终。豫才、启明，初程各领风骚，中道分驶，志节判然。昔启明作雨书之际，尝自诉裴回於尼采䚽尔斯泰之間。观其后隳，何足以攀跻前贤而作姿态。浩浩阴阳，本纪瀕末，山高水落，月小石出。大哉豫才，五四一人，口剑腹蜜，如火如荼，虽然怀疑与信仰岂兩全，要之終不免妇人之仁。启明垂暮有長寿多辱之叹，盖文心犹存，观照未息。”这评介是公允而确当的，说周作人“攀跻前賢而作姿態”，却恤其长寿多辱之叹时的“文心犹存，观照未息”；说鲁迅大哉豫才五四一人，却不忘其“虽然怀疑与信仰岂兩全，要之终不免妇人之仁”，妇人之仁当然来自于“怀疑”的半途而废和信仰的不能善终。至于说到他们兄弟二人对于民间文化的忽略并言及对于中国的爱，则真正是有些失之偏颇：“鲁迅他们一味反封建反礼教，大概不以为这（民间文化）是值得注意的命题。周作人算是爱读闲书的，可惜忙于小玩意小摆设，拣了芝麻，忘了西瓜。他们兄弟二人对中国有爱而不知怎样去爱，最后还是谈不上爱”（《文学回忆录·第三十三讲：中国古代戏曲二》）。对于民间文化，我倒觉得木心是从心里看不上眼的，而鲁迅恰恰有着热爱之心，木刻、年画、社戏、笺纸、风筝等等，无不在鲁迅的笔下有着精彩地描绘与涉及。木心还说到“鲁迅到岭南，初尝杨桃，以为佳——我暗笑，想见其忠厚之态。彼亦人师也，当善视之”（《木心遗稿二·看不出有眼疾》），就连鲁迅初尝杨桃时的小家子气也是“忠厚之态”呢。

不仅平等地指摘如“妇人之仁”，还会有揶揄：“举世称颂的事物人物，大半令我疑虑，而多次是此种疑虑显出价值来……‘五四’以来，几乎决计可称是独一无二的那位智者，对于‘黑暗’和‘光明’,及‘黑暗’与‘光明’之关系，在想法和讲法上，他也未免老实到像火腿一样。”（《即兴判断·寒砧断续》）固然，这指摘也似有马后炮之嫌，亲历亲见过海市蜃楼，当然容易下判断，而对在黑暗里摸索的人来说，世界风行的乌托邦，是难免要成为大家追索的目标。

指摘呀，揶揄呀，更见一家人的亲近，也就能够见他人所不见。比如木心的发现鲁迅的“豪侠”之气，并从心底欣赏与钦服。“凡浪漫时代都敬重豪杰。司马迁的《刺客列传》、《游侠列传》，直接影响唐传奇。司马迁就是大豪侠，为李陵仗义一事，我以为最是豪侠。历史上的昏君、妖妃、贪官、污吏在，更使历代百姓盼望豪侠，哪怕是在小说里透一口怨气恶气。没有一个时代不向往豪侠，秋瑾、鲁迅，都应列为豪侠”（《文学回忆录·第二十九讲中国古代小说（一）》）。将秋瑾与鲁迅并列，不也是赞其为“魏晋风度”的传人吗？在那样黑暗的时代，武者的豪侠已属不易，而文者的豪侠更为稀罕。这个被木心称为“豪侠”的人，为被绞死的李大钊的《守常全集》写《题记》，直言“事实就铁铸一般的证明了断送民国的4省的并非李大钊，却是杀戮了他的将军”，是豪侠；他写《白莽作《孩儿塔》序》，剖露心迹，“一个人如果还有友情，那么，收存亡友的遗文真如捏着一团火，常要觉得寝食不安，给它企图流布的” 时，是豪侠；不顾死神索命，为被国民党杀害的瞿秋白编辑出版《海上述林》并将稿费送给秋白的夫杨之华，是豪侠；给日本女诗人山本初枝写信，表示“只要我还活着，就要拿起笔，去回敬他们的手枪”，是豪侠；为女佣撑腰、请律师，甚至直接与女佣凶狠的男人对峙，也是豪侠。

想到鲁迅的这个人，往往也会连带地想到他的二弟周作人，何况同是“五四”时的大家。木心对周作人有着清醒而又温情地理解，也可以说是一种恕容，绝不轻慢。比较集中地提到周作人而映带鲁迅的是在木心的诗集《云雀叫了一整天》中，共有7次，除“知堂诗素录”、“知堂注”各一篇外，其余5次全是提到“知堂回想录”或以“知堂回想录”作副题。在《知堂诗素录·湿点心》这首诗最后，说到周作人“一见糕团就显出情分来/鲁迅也是喜爱糕团的”；诗还不尽兴，又加了两行暖如春风的注：“见鲁迅先生爱吃糕团（又是先生），更觉可亲可敬，世界大同。”木心爱鲁迅，因没有崇拜心，总见家常与知己间的絮语，更显真与美、坦与诚，也就能够平等地指摘。“‘崇拜’，是宗教的用词，人与人，不可能有‘崇拜者’和‘被崇拜者’的关系——居然会接受别人的崇拜，必是个卑劣狂妄的家伙，去崇拜这种家伙？”——木心在《琼美卡随想录·嗻语》中说道。这才是真知灼见，鲁迅也多次说过类似的话：寻什么乌烟瘴气的鸟导师！

木心是孤独的，一种行走于人迹罕至处的孤独。少时孤独，那只“青蓝得十分可爱”的越窑小碗早已沉于河底，老来孤独，弥留之际惊悸地呼喊“不要让他们抓我”是孤独的绝唱；三次坐牢是孤独的，23年的流浪美国是孤独的。为什么孤独？因为“但凡一牵涉到文学艺术，我就想入非非，胡天野地，极尽自由之能事”（《木心遗稿三》）。他又享受着孤独，不管是讲课、写作，或者散步，常会在孤独中想到另一个孤独者鲁迅。写自已的《童年随之而去》，会想到“这种东西，和鲁迅的《朝花夕拾》，是至情至性”，两个人的心灵与文字，就这样相互“掩映”着。

木心的喜欢鲁迅，是从少年时开始的，“我十几岁的时候，一上来就讨厌胡适之、徐志摩。鲁迅骂一个，我开心一番。因为我小，嘴和笔都不管用，但我信鲁迅先生，他无私、有理。我很想端一碗莲子红枣羹，说：‘周先生，吃了再骂。’”木心还说，“若徐志摩者，鲁迅耻之，余亦耻之。‘诗哲’之称，可见时代之幼稚。鲁迅刺徐志摩，句句中；徐志摩讽鲁迅，句句落空”。他又讲，“有人说，鲁迅的论敌都配不上鲁迅。我反而想到，凡我爱过的人都不值得我爱”，鲁迅呢？一定是惟一的例外吧（以上引自《木心遗稿三》）。在《木心遗稿二》里，木心就谈过类似的问题：“记得少年时，鲁迅所讨厌的以及非常讨厌的那些人，我也讨厌以及非常讨厌。鲁迅所喜欢的以及非常喜欢的那些人，我不在乎以及非常不在乎”，他说“我在少年时已经比鲁迅还要孤独，所以自得其乐起来就特别乐，乐不可支地支了半世纪”。晚年，木心回到中国乌镇，还在那篇《鲁迅祭》中说：“凡与鲁迅笔战过的人，后来的作为、下场都不见好，甚而很可耻，益显得鲁迅目光的犀利精准，魑魅魍魉一一难逃鲁迅的雷电之笔。”

被海内外大赞的《上海赋》里有鲁迅：“只有上海人才知道‘亭子间’是什么东西，三十年代的中国电影，几乎每部片子都要出现亭子间的场景，鲁迅的‘且介亭’，大概也着眼于租界亭子间自有其‘苦闷的象征’性。”《木心遗稿三》里，木心还谈到，“大学者所应作的两本书（公正评估）1．写清末民初以来中国文士的败绩：康有为、梁启超、辜鸿铭、章太炎、鲁迅、周作人、陈寅恪、瞿秋白、胡适之、林语堂、钱穆、陈独秀，2．写‘五四’后直到当代的诗人”，其实还应加上一个人：冯雪峰。冯雪峰的“败绩”有着另外的历史映照，而他的“败绩”又大多与鲁迅有关。同时，木心又会向学生们讲起“鲁迅古文底子好，用起来还是舒服”，讲起与茅盾谈起鲁迅的胡须与文章，都是“浓”且“好”，当然还要为鲁迅抱不平，听到什么“中国高尔基”、“中国左拉”，“顿时要反质：为何不闻有俄国‘鲁迅’、法国‘茅盾’的呢？”（《木心谈木心·第一讲：<即兴判断·塔下读书处>》）。他还鼓励他的学生们要走出去看世界，仍以鲁迅为样子，“鲁迅、茅盾、徐悲鸿，都知道从小乡镇游到大都市去”（《文学回忆录·第八十讲：垮掉的一代续谈》），“冰心到过美国，高尔基嘛到处流浪，鲁迅去过日本”（《文学回忆录·第七十九讲：垮掉的一代再谈》）。想想木心在1982年底去国赴美之时，正是自已彻底翻身、身负上海市工艺美术家协会秘书长与一个美术刊物主编之时，而且也是中国刚刚开始复苏的年代。他不为眼前的这些所动，他甚至不再介意四年囚禁地牢、十二年强劳苦役、三十年失去自由的时光，他已经将生命化入在宇宙的洪荒中，洞察着世界艺术的大海，他要孤独地去到那个大海上自由地泛舟。他曾说“绘画是我的女儿，文学是我的儿子，我流亡海外，卖儿卖女过日子”（《木心遗稿二》），这是他真正的解放，自已对自已的解放，而那个口剑腹蜜的鲁迅，就常常地对他微笑。“屈原、李白、杜甫、曹雪芹活到现在，只能自费出国”，这是他在《文学回忆录·第三十八讲十八世纪中国文学与曹雪芹》中说过的话，一种虽寂寞却又不乏同道的话。

鲁迅之死是一个大的关节，木心多有涉及。虽语言有过激处甚至不贴合当时的实际处，但他只是在对祭奠与中国的实际发出着莫大的感慨，对于鲁迅自已，并未有丝毫贬抑。在《即兴判断·寄白色平原》中，他这样评价：“回忆我们的少年期，以为但丁、哥德总是没有人敢惹他们的，惠特曼在本国乘车一定不必买车票，鲁迅逝世，‘文坛巨星陨落’，全坛泣血稽颖——后来才知道他们都是处于庸夫歹徒的围困之中，在种种夹缝间辛苦求生。”从鲁迅之死，透视鲁迅生时的环境，种种的围剿，种种删刈，还有身体的衰弱病痛与超常的劳作强度，无不迫压着鲁迅，加速地走向死地。木心还在《文学回忆录·第七十二讲萨特再谈》中重提旧话：“回想鲁迅之死，抬头的抬头，抬脚的抬脚，后来哪个成了器？当时送丧者也算得万人空巷，都哭，发誓要继承鲁迅先生的遗志，什么‘有一分热，发一分光’，什么‘路是人走出来的’，现在呢？尸身上盖的旗——‘民族魂’。一个国家靠一个人来作魂，莫大的讽刺，而且肉麻。”这段评肯定要引发诸多不同意见，甚至是激烈反对的声音。路固然是人走出来的，可是，走出了一条什么样的路呢？这个走出的路能代表鲁迅的“遗志”吗?木心迎面而问“现在呢”？当时抬棺者16人：胡风、巴金、黄源、鹿地亘、黎烈文、孟十还、靳以、张天翼、吴朗西、陈白尘、肖乾、聂绀弩、欧阳山、周文、曹白、萧军，扶灵守夜的则有蔡元培、宋庆龄、茅盾、内山完造等人。如果说如鲁迅这样的大器当然是没有，但毕竟这些人都各自经历过共同的又是各人的苦难，也熬去了余生，并各自都有最后的振作，不能笼统地概括为都“不成器”。但是，如果跳开在圈子之外想想，也许木心的这段有些刺耳的话，或许鲁迅听了会微微点头的吧？至于身体上盖的那面旗，此一时彼一时，木心后来不是也在说“可慨先生已成了象征性的人物，他为真理而战，为正义，为民族，为轩辕（中国）而奋斗不息”吗？（《鲁迅祭》）根本是，“当‘良心’‘灵魂’这种称谓加之于某个文学家的头上时，可知那里已经糟得不堪不堪了”（《琼美卡随想录·嗻语》）。

思想者的鲁迅

谈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木心说“在文学上应称为‘鲁迅时代’。这是从两方面来认知来肯定的，一是鲁迅的文学成就为一时之冠，二是鲁迅的思想风格在当时是先进的”（《木心遗稿三》）。此为木心从中国与世界那时的文学现状出发，对思想者鲁迅的基本肯定。

先进在何处？用盗火给人间的普罗米修斯形容鲁迅至为恰当。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20卷本《鲁迅全集》，创作仅占7卷，翻译却有10卷，大大超过了创作。从东欧到北欧，从美国到苏俄，再到亚洲的日本，从文学、文艺理论到哲学，鲁迅将自已的视野放在世界人类精神创造的前沿，熬尽心血，为被压迫被损害的同胞留下了300万字的翻译作品，也让自已成为“五四”时代最有分量的思想者。

木心从鲁迅写于1907年的《摩罗诗力说》，就看清了鲁迅反抗压迫的天性：“鲁迅，是一个人物。他早期的思想宣言《摩罗诗力说》，就对拜伦大为赞扬，以为要救中国，必须提倡‘恶魔精神’，可惜鲁迅先生的抱负只在反帝反封建，可惜他刚刚开始怀疑，就找到了信仰。拜伦的个人至上，纯粹的独立，纯粹的自由，其实就是尼采的超人意志。拜伦是本能的天性的反抗。”（《文学回忆录·第三十九讲：十九世纪英国文学一》

木心对于思想者的鲁迅又是“可惜”的，说鲁迅只知反帝反封建，刚一怀疑便因找到了“信仰”而丢失了怀疑的精神。这里，有一个关键性的人物，可用来分析透视鲁迅那时的思想状态，亦可以用来理解与商榷木心的“可惜”，这个人物便是德国哲学家尼采。木心更在《文学回忆录·第十三讲中国古代的历史学家》中，深化了也具体了这种“可惜”与批评：“鲁迅早年受尼采启示，他的才华品格也合乎尼采，后来半途而废，晚年鲁迅，尼采的影响完全消失。为什么？儒家思想势力太大。司马迁不接受老子，鲁迅放弃尼采。”木特别推崇写下6卷本大书《十九世纪文学之主潮》的勃兰兑斯，赞同他在丹麦大讲尼采，并说“中国没有这样的人。鲁迅是战士，蔡元培是教育工作者”，虽然“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评得很中肯”（《文学回忆录·第五十二讲：十九世纪波兰文学、丹麦文学》）。“我与尼采争吵十次，和解十一次”的木心，甚至很不满意鲁迅说“尼采一脸凶相”，并判定鲁迅“不解西方人种的特性之美”，还为尼采的长相热烈辩护，“尼采的五官、颐、颚、额，都很雄美，目光炯炯”（《木心遗稿二·看不出有眼疾》）。在《文学回忆录·第七十讲：存在主义一》中，木心还说过：“中国的鲁迅、王国维，都崇拜过尼采，后来一点尼采的影子也没有。”尤其在《文学回忆录·第七十讲：存在主义三》里，木心更加深入地阐释过，讲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尼采的超人哲学是“一种美味的滋补品”，也讲到“中国近代的大思想家，梁启超、康有为、孙中山、陈独秀、蔡元培、瞿秋白、胡适、鲁迅”，讲“中国的教育家，启蒙师，思想家，是谁？最杰出的是鲁迅”。讲了这些之后，木心便在人类更广阔的背景下申明鲁迅他们的局限——他们“想的都是如何救中国，中国国民性是什么”；“把生命问题缩小了，是‘救救孩子’……这些‘五四’时期的老人．后来连‘救救孩子’也不说了”；“鲁迅的世界观、宇宙观，有一度和佛教" touch "（触摸）了一下，就避开来。尼采也碰过一下，避开来。他们都急着要去建立他们的人生观”。关于文学评论，木心还对鲁迅有过这样的判断：“‘五四’以来，中国够分量的评论家一个也没有啊！出了一个战士，鲁迅先生，出了一个教育家，蔡元培先生……鲁迅没有担当这些，热心于枝枝节节，说得再好，还是枝枝节节……鲁迅在文学上缺乏自己的理论，也缺乏世界性的艺术观。谈绘画，谈到木刻为止。对音乐，鲁迅从来不谈。”（《文学回忆录·第五十七讲：十九世纪日本文学》）

关于尼采，木心几乎是愤怒地批驳过鲁迅，在《木心遗稿二》中，“鲁迅心中黑的毒的又一次发作是他评价尼采，说：‘尼采自比太阳，最后他发疯’，尼采几时直接说自己是太阳？这是栽赃，尼采假查拉斯图拉。周先生，这是艺术哎，那你写耶稣，不是也好把你说作自比救世主？而且‘疯’是‘病’，病是值得同情的。病非错，非罪，非自愿，用‘发了疯’来攻击尼采，何其卑劣。尼采哲学至今犹光耀于世界。”

但是，木心也有他的矛盾之处，或者说他一直就敬佩着鲁迅像尼采一样的“异端性”。《木心遗稿三》中有段曾让我思之再三的话：“都已分析过鲁迅与其当时的好一批文人在思想上、政治上、人生观上的明显对立，但都没有从‘文学’上看出鲁迅与其当时和现在的整个文学的理念和方法上的严重对立。”他还这样表达过，“越是高贵的地方 他越显得高贵 在任何异端面前，他都是异端”（《云雀叫了一整天》）。这里的“他”，是尼采，是鲁迅，也是木心自已。

木心也可能不知道，早在1920年鲁迅就翻译了尼采《察拉图斯忒拉的序言》（后来的译本有的是《查拉斯图拉如是说》）并作《译者附记》。鲁迅所译的这篇序言里，尼采的思想与鲁迅的思想正有着高度的契合，“我爱人类”，“上帝已经死了”，“人类是应当被超越的”，“超人他便是这闪电，这疯狂”，“我爱那些大轻蔑者”，“我爱那精神与心两俱自由的人”——怀疑，否定，批判，反抗，推翻，重建，鲁迅与尼采不能不产生强烈的共鸣。

也许，木心这里所说的“半途而废”与“尼采的影响完全消失”，是指1927年来到上海之后的鲁迅。他的相信阶级论，他的对于苏联的赞同与期望，他的参加“左联”，包括他翻译普列汉诺夫与卢那察尔斯基的各自的《艺术论》。但是鲁迅真的“放弃尼采”了吗？从鲁迅坚持到死的“怀疑、否定、批判、反抗、推翻、重建”精神，或许我们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即或他已经跳出尼采，并在不断的“拿来”之中让眼界更加具有世界性从而淡了尼采，但尼采对他的影响一直存在，况且鲁迅也一直葆有着对于尼采的欣赏。而且对于那些激进的急切地打着“革命”旗帜的东西，鲁迅始终抱着冷静、审视、怀疑甚至划清界线的态度。而他所受到的来自“革命”阵营的“战友”的围剿鞭笞、明枪暗箭，正是他受伤最深、精神最痛的所在。“从前年以来，对于我个人的攻击是多极了，每一种刊物上，大抵总要看见‘鲁迅’的名字，而作者的口吻，则粗粗一看，大抵好像革命文学家”，这些话来自写于1930年的《二心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

我甚至发现，鲁迅有一个自已的“尼采年表”。

早在1907年，鲁迅就写下两篇富涵思想之矿的重要文论《文化偏至论》与《摩罗诗力说》，而这两篇文论，都隆重地谈到尼采。“德人尼佉氏（尼采），则假察罗图斯德罗之言曰，吾行太远，孑然失其侣，返而观夫今之世……见近世文明之伪与偏，又无望于今之人，不得已而念来叶者也”（《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则开首便引用尼采语以领全文：“求古源尽者将求方来之泉，将求新源。嗟我昆弟，新生之作，新泉之涌于渊深，其非远矣。”，文中自然仍有论述：“尼佉不恶野人，谓中有新力，言亦确凿不可移。盖文明之朕，固孕于蛮荒，野人狉榛其形，而隐曜即伏于内。文明如华，蛮野如蕾，文明如实，蛮野如华，上征在是，希望亦在是。”1908年作《破恶声论》，对尼采有大段论说，这里摘其要：“至尼佉氏，则刺取达尔文进化之说，掊击景教（基督教：作者注），别说超人……惟首唱之士，其思虑学术志行，大都博大渊邃，勇猛坚贞，纵许时人不惧，才士也夫！”1918年写有《渡河与引路》，是致钱玄同的信，这样说到尼采：“耶稣说，见车要翻了，扶他一下。 尼采说，见车要翻了，推他一下。我自然是赞成耶稣的话；但以为倘若不愿你扶，便不必硬扶，听他罢了。”1919年，写《随感录·四十六》，谈偶像：“旧像愈摧破，人类便愈进步；所以现在才有比利时的义战 ，与人道的光明。那达尔文易卜生托尔斯泰尼采诸人，便都是近来偶像破坏的大人物。……因为他们都有确固不拔的自信，所以决不理会偶像保护者的嘲骂。”1920年译尼采《察拉图斯忒拉的序言》并写《译后附记》，1921年写《译文序跋集·译了工人绥惠略夫之后》，有“然而绥惠略夫却确乎显出尼采式的强者的色采来”这样的句子。1924年《论照相之类》，就有了被木心拿出来批驳的那句话，“尼采一脸凶相，勖本华尔一脸苦相”。1925年《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以尼采等人为例，深刻地论述了破坏与建设的关系，是一篇重要的文章：“无破坏即无新建设，大致是的；但有破坏却未必即有新建设。卢梭、斯谛纳尔、尼采、托尔斯泰、伊孛生等辈，若用勃兰兑斯的话来说，乃是‘轨道破坏者’。其实他们不单是破坏，而且是扫除，是大呼猛进，将碍脚的旧轨道不论整条或碎片，一扫而空，并非想挖一块废铁古砖挟回家去，预备卖给旧货店。”在1925年，在致许广平信时，尼采又出现，“高长虹很能做文章，但大约因为受了尼采的作品的影响之故罢，常有太晦涩难解处”，说到尼采文体的特色。1926年有两篇文章谈到尼采，一是《有趣的消息》，讲杨荫榆与章士钊之流利用古人与外国人的说法为自已的劣行辩护，“勃朗宁夫妇岂不是讲恋爱的模范么，勗本华尔和尼采又是咒诅女人的名人”（作者注：尼采在他所著的《察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就有“妇女必须服从”、“你到女人那里去的时候，不要忘记带一根鞭子”的谬论）。第二篇是《无花的蔷薇》，“志摩先生曰：‘鲁迅先生的作品，说来大不敬得很，我拜读过很少，就只《呐喊》集里两三篇小说，以及新近因为有人尊他是中国的尼采他的《热风》集里的几页’”，看来那时已经有人在称鲁迅为“中国的尼采”了。曾被木心在《鲁迅祭》中推荐过的文章《怎么写》，写于1927年，“寂静浓到如酒，令人微醺。……尼采爱看血写的书。但我想，血写的文章，怕未必有罢。文章总是墨写的，血写的倒不过是血迹。它比文章自然更惊心动魄，更直截分明，然而容易变色，容易消磨。这一点，就要任凭文学逞能，恰如冢中的白骨，往古来今，总要以它的永久来傲视少女颊上的轻红似的”。在这里，鲁迅提出了一个文章不朽的样式：恰如冢中的白骨。1929年《哈谟生的几句话》，说起挪威的哈谟生广受欢迎的原因，“大约他那尼采和陀思妥夫斯基气息，正能得到读者的共鸣”。这一年，鲁迅还留下了《我和<语丝>的始终》一文，这样说到尼采：“但我的‘彷徨’并不用许多时，因为那时还有一点读过尼采的《查拉斯图拉如是说》的余波，从我这里只要能挤出——虽然不过是挤出——文章来，就挤了去罢，从我这里只要能做出一点‘炸药’来，就拿去做了罢，于是也就决定，还是照旧投稿了——虽然对于意外的被利用，心里也耿耿了好几天。”1930年撰有《“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记述尼采们在中国的时髦与冷落，“中国曾经大谈达尔文，大谈尼采，到欧战时候，则大骂了他们一通，但达尔文的著作的译本，至今只有一种，尼采的则只有半部，学英德文的学者及文豪都不暇顾及，或不屑顾及，拉倒了”。在这里，鲁迅显然是在期待尼采们的著作能够在中国有着更全面的翻译与流布。1933年有《由聋而哑》发表在《申报·自由谈》，端出青年聋哑的现状：“用秕谷来养青年，是决不会壮大的，将来的成就，且要更渺小，那模样，可看尼采所描写的 ‘末人’（作者注：平庸畏葸毫无希望的人）。”由此，这个曾经呼吁“救救孩子”的勇者，又在文末呐喊：“甘为泥土的作者和译者的奋斗，是已经到了万不可缓的时候了，这就是竭力运输些切实的精神的粮食，放在青年们的周围，一面将那些聋哑的制造者送回黑洞和朱门里面去!”1933年，鲁迅还写有《祝<涛声>》，以尼采讽刺那时流行的作家：“中国是农业国，而麦子却要向美国定购，独有出卖小孩，只要几百钱一斤，则古文明国中的文艺家，当然只好卖血，尼采说过：‘我爱血写的书’呀。”写于1934年的《拿来主义》，是封闭的中国打开门扃向世界借鉴的标志性文章，里面也就出现了被木心批评的文字：“尼采就自诩过他是太阳，光热无穷，只是给与，不想取得。然而尼采究竟不是太阳，他发了疯。”到了1935年，鲁迅又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 》中，从多个侧面重提尼采——讲自已的《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颇激动了一部分青年读者的心”，但鲁迅又实事求是地分析这种激动，“却是向来怠慢了绍介欧洲大陆文学的缘故”，并直言自已这些小说曾经受过他们的影响“1834年顷，俄国的果戈理就已经写了《狂人日记》， 1883年顷，尼采 也早借了苏鲁支的嘴，说过 ‘你们已经走了从虫豸到人的路，在你们里面还有许多份是虫豸。你们做过猴子，到了现在，人还尤其猴子，无论比那一个猴子’的”；虽受影响，鲁迅并不讳言自已比他们好与强的地方，他以《狂人日记》为例，“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却比果戈理的忧愤深广，也不如尼采的超人的渺茫”；又以长虹的狂飙运动与《狂飙》周刊，细说从“超人”到“虚无”的失败：“然而拟尼采样的彼此都不能解的格言式的文章，终于使周刊难以存在……在这里听到了尼采声，正是狂飙社的进军的鼓角。尼采教人们准备着‘超人”’的出现，倘不出现，那准备便是空虚。但尼采却自有其下场之法的：发狂和死。否则，就不免安于空虚，或者反抗这空虚，即使在孤独中毫无‘末人’的希求温暖之心，也不过蔑视一切权威，收缩而为虚无主义者。”

在将近三十年的漫长岁月里，鲁迅在他的文集《坟》《热风》《华盖集续编》《准风月谈》《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南腔北调集》《二心集》《三闲集》《两地书》《译文序跋集》《集外集》《集外集拾遗》《集外集拾遗补编》等14部著作里，或细或粗或长或短或深或浅地论说过尼采。看来，木心所说鲁迅的“半途而废”与“尼采的影响完全消失”当是缺乏依据的。至于木心说“梁启超、章太炎、胡适、鲁迅，都曾反孔，最终还是笼罩在孔子阴影里。中国的集体潜意识就是这样的，奴性的理想主义。总要找一个依靠。真正的思想家完全独立”（《文学回忆录·第四十九讲：十九世纪德国文学、俄国文学》）——在这里，木心大概忽略了“五四”反对旧文化提倡新文化的现实；其实，鲁迅正是用他的一生与他的全部著作，在诠释“完全独立”的真谛。

文学的鲁迅

木心的“文学的鲁迅”概论。“艺术水准，可谓横绝一时”（《鲁迅祭》）；“鲁迅的文学，无疑是‘五四’以来第一人”（《文学回忆录·第五十三讲十九世纪挪威文学、瑞典文学》），“自‘五四’新文化以来，论‘才华’，唯鲁迅、张爱玲二位”，“鲁迅有才而窄（世界观），张爱玲有才而偏（人生观）”（《木心遗稿二》），“‘五四’新文化时期，那么在文学上应称为‘鲁迅时代’……鲁迅的文学成就为一时之冠”（《木心遗稿三》）。这种肯定，又是建立在思考与批评之上的，如直言“三观”确立中鲁迅所存在的缺陷，“宇宙观决定世界观，世界观决定人生观，人生观决定艺术观、政治观、爱情观……鲁迅他们，是从人生观半路杀出来的，世界观不成熟，更没有宇宙观。他们往往容易为政治观说服，拉过去”（《文学回忆录·第七十一讲：存在主义三》）。在《文学回忆录·第五十讲十九世纪俄国文学再谈》中，木心谈到文学家的上下两个层次：“一个是思想的心灵的层次，对宇宙、世界、人类、人性的绝望，另一个是现实的感觉的层次，是对社会、人际、遭遇的绝望。”在此，他遗憾地谈到鲁迅：“高尔基、鲁迅、罗曼·罗兰，有下面的一个层次，而对上面那个层次（即对宇宙、世界、人类状况、人性本质），未必深思，一旦听到看到共产主义可以解决社会、生活、人际关系、个人命运，就欣欣然以为有救了。”而面对持续了一个世纪的对于鲁迅与鲁迅文学的批评、谩骂、误读与神化、“捧杀”，木心寒静不移，不随波不逐流，坚定地认为，“鲁迅与当时的作家和当今的作家，是对立的。看不到这个对立性，那你也在这个对立面里——要么你是文学，鲁迅不是文学，要么鲁迅是文学，你不是文学”，“都已分析过鲁迅与其当时的好一批文人在思想上、政治上、人生观上的明显对立，但都没有从‘文学’上看出鲁迅与其当时和现在的整个文学的理念和方法上的严重对立”。这种文学上的对立，木心还有过具体的举例，“鲁迅是有文学天才的，‘寂静浓到如酒，单这一句，郭茅巴老曹，一个也写不出”（《木心遗稿三》），这是从文学语言上体味。他深知鲁迅是一个独立的大写的人，以自已全副的生命与天赋，忠诚地又是不为世俗甚至潮流所裹挟地感知感受感悟。同时，木心又以自已的《童年随之而去》谈到鲁迅的“至情至性”：“这种东西，和鲁迅的《朝花夕拾》，是至情至性。”至情至性，这是从文学的根本上考虑。在这里，木心是以鲁迅的文学为尺度，衡量整个中国的现当代文学。这是木心在落潮时宏观大海全境的一种认识或曰结论。

木心评《阿Q正传》。在《文学回忆录·第三十八讲十八世纪中国文学与曹雪芹》一章中，木心将《阿Q正传》以整个中国文学为背景，放在一百年的文学纪年中去考评。他历数屈原、李白、杜甫，再到曹雪芹的《红楼梦》、孔尚任的《桃花扇》、洪升的《长生殿》吴敬梓的《儒林外史》、黄仲则的诗、纪晓岚、袁枚的笔记等等。但是从1891到1991年呢？木心问：“有什么文学？”紧接便自问自答：“《子夜》?《家》?《金光大道》?《欧阳海之歌》？不能比。比较起来，只有《阿Q正传》。可惜质薄量少。”质薄未必，量少却是肯定的。在《鲁迅祭》中，木心又说：“鲁迅的文章，上来就是成熟的，苍劲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一发表，真有石破天惊之势。”木心还看到了阿Q身上的“犬儒”味道及其对于统治者的作用，“这种急智，这种犬儒，阿Q使上海人立于不败之地。出于托庇、立威、愚民的需要，君权神授的观念一直是历代霸主的开山一招”（《木心遗稿二》）。

木心严厉批评鲁迅的“林黛玉观”。“鲁迅自剖心中有黑的毒，未虚词也，《野草》中流露了痕迹。他收敛了。写到梅兰芳，他显得是个乡愿，艺术外行。最可恶的是轻率地用林黛玉作为典型而随便拉出来示众。肺病，不劳动，依赖人家，心地狭隘，爱情至上，那么曹雪芹何必要写《红楼梦》?《红楼梦》何以如此之伟大？黛玉、宝玉是此书的主角，其人性的深度，后世发掘不尽，哪里容得了讽刺家的横加污蔑。鲁迅鄙视林黛玉，鲁迅败落，原因就在于鲁迅自己心中黑的毒的发作”（《木心遗稿二》)。言之凿凿，又言之成理，“黑的毒”，“横加污蔑”，还有“败落”，岂止是严厉，还有火焰一般填膺的义愤。鲁迅当然承认林黛玉是美的，但说她是一种“病态的美”，还在与梁实秋论战的时候，说过一段被人们不厌其烦地引用复引用的话：“自然，‘喜怒哀乐，人之情也’,然而穷人绝无开交易所折本的懊恼，煤油大王哪会知道北京拣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饥区的灾民，大约总不去种兰花，像阔人的老太爷一样，贾府上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木心曾赞赏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评得很中肯”。在这部史略中，《红楼梦》专列一章，有大段关于宝玉与与黛玉的摘引，显然有对于宝、黛悲剧命运的关注与痛惜；亦有“黛玉失恃，又善病，时来依外家……宝玉纯朴，并爱二人无偏心，宝钗浑然不觉，而黛玉稍恚”的专门评述；更有“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的总的体悟与“盖叙述皆存本真，闻见悉所亲历，正因写实，转成新鲜”的总论。细察起来，在总体上，鲁迅虽然不如木心那样对黛玉有着心底的深爱与疼惜，却也并没有格外的“污蔑”，甚而还有着深切的体谅与同情，那“悲凉之雾”，不仅是宝玉“呼吸而领会之”，还有黛玉。至于《红楼梦》，他们着共同的认知：伟大的作品。伟大的作品，对“女一号”的否定即是对整部书的否定，深刻如鲁迅者岂能不知？

木心推崇《故事新编》。被鲁迅称为“在创造社门口的‘灵魂的冒险’的旗子底下抡板斧”的成仿吾，曾经试图用“浅薄”与“庸俗”砍杀了《狂人日记》《孔乙已》《药》，唯独将《不周山》列为有缺陷的“杰作”。鲁迅轻蔑地看了一眼成仿吾，反倒将《不周山》从《呐喊》集中抽掉、换了个《补天》的题目而收入在《故事新编》中。木心当然也与鲁迅一样轻蔑着成仿吾们，管他什么杰作不杰作，只是倾心着自已的所爱：“鲁迅先生《故事新编》是文笔史笔兼施了，又好在超乎考据故实之外而入乎人性情理之中，句法老到，谐趣横生，已非‘幽默’二字可资恭维了——这无疑是鲁迅的成熟之作，巅峰之作，近百年来无人可以比拟的文学杰构。”（《鲁迅祭》）木心评鲁迅的《非攻》，“写墨子，写得很好，很幽默，但幽默救不了中国。独裁，专政，如是战乱的、短期的，可能是纯粹野蛮，像一场急性病，而帝制的长期的统治，一定得伪善，形成一套礼表法里的中国式的做法”（《文学回忆录·第十五讲先秦诸子：孔子、墨子》）木心最有独到的眼光，他看到“鲁迅看世界，什么都以讽刺的角度对待。那么多东西要讽刺，怎么忙得过来呢……他的一生，很像那场楚汉之战，奇的是既要打败项羽，又要打败刘邦，耗时六十年，他俨然胜利了”——爱鲁迅又同情他，为他一生的辛苦而惋惜。而刘邦、项羽一起打，不正是彰显着鲁迅的独立之立场吗？“俨然胜利了”，“俨然”令胜利打了折扣，可又毕竟胜利了，胜在鲁迅的文学，如《理水》与《采薇》，“鲁迅所写杂文的题材，充作朋友闲谈的话题，相对大笑，笑完人散，独自写他的虚构的莫须有的小说，如《理水》、《采薇》之类的东西，这样才真的是现实主义的文学大师”（《木心遗稿三》）

鲁迅的好多单篇，都让木心喜爱与钦服，会在他漫长而不凡的生命里，引发回还不已的涟漪。仅一篇《鲁迅祭》，便排出一个长长的队列。对《好的故事》，爱不释眼，忍不住大段地引用原文，又意犹未尽地评赞：“此一段的绘画性之强，画家也该钦服，知先生之不尽也”；由作家的“画笔”又举例《一觉》，还是忍不住大段地引用原文，说鲁迅“有意无意地作出了‘文字自画像’，恬漠而庄严，一代文豪的形象永留人世”；还有鲁迅的《怎么写》，仍然忍不住大段地引用原文，眉里眼里尽是钦服，“‘寂静浓到如酒，令人微醺’是我至爱之句，只有鲁迅写得出”。即使单篇文章，木心在文学之外，还会顾及到中华民族的命运。如他这样评说鲁迅的《非攻》：“鲁迅那篇《非攻》，写墨子，写得很好，很幽默，但幽默救不了中国。”(《文学回忆录·第十五讲先秦诸子：孔子、墨子》)

关于鲁迅文学的杂论。木心明了鲁迅文字的源流，“鲁迅之为鲁迅，他是受益于俄国文学的影响，写好了短篇小说。他的中国古典文学修养也一流。但他接受得有限，成就也有限”（《文学回忆录·第五十三讲十九世纪挪威文学、瑞典文学》）关于翻译，“鲁迅主张‘硬译’，从理念上说，倒是非常的对的。译俄文为中文，就要完全俄式俄化，这样才使中国读者懂得俄国”；关于周氏二兄弟的文字，“鲁迅的文字功夫好，稍有小疵。周作人的文字功夫好，太平稳亦疲”；鲁迅与徐志摩，“鲁迅刺徐志摩，句句中；徐志摩讽鲁迅，句句落空。中国古文名篇，篇篇值得读，中国今文则只读鲁迅就够，还可以看看张爱玲”；讲爱罗先珂落魄的寂寞，“鲁迅《鸭的喜剧》中，叙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沦居北平，其实是一种落魄，他叹道‘寂寞呀，寂寞呀，沙漠似的寂寞呀’，诚是值得同情的”（以上《木心遗稿三》）。关于文学评论，“鲁迅没有担当这些，热心于枝枝节节，说得再好，还是枝枝节节。让鲁迅评论，他也担当不起来。丹麦的勃兰兑斯把近代欧洲文学统统读过，统统来写，写成《十九世纪文学之主潮》套书。鲁迅在文学上缺乏自己的理论，也缺乏世界性的艺术观。谈绘画，谈到木刻为止。对音乐，鲁迅从来不谈”（《文学回忆录·第五十七讲：十九世纪日本文学》）。鲁迅与契诃夫，“鲁迅说契诃夫的小说是‘含泪的微笑’，中学水准。我以为，文学不需要含泪，也不需要微笑。艺术是不哭，也不笑的”（《第五十一讲：十九世纪俄国文学续谈》）。为人生与为艺术，“鲁迅真的是为人生而艺术吗？他的人生观还是比较狭隘的。他对人生的回答，还是比较起码的。徐志摩真的为艺术而艺术吗？他和艺术根本是一种游离的状态，没门儿。他的出国，不过是旅游，他的东西，没有点，没有面，没有线。所谓江南才子，他不过是‘佳人’心目中的‘才子’，鲁迅根本瞧不起他。他的所有东西都是浮光掠影。总之，一个文学家，人生看透了，艺术成熟了，还有什么为人生为艺术？都是人生，都是艺术”（《文学回忆录·第三十九讲：十九世纪英国文学三》）。最后，关于鲁迅的杂文，木心说：“鲁迅的大量讽刺文，对象太具体，今日没有人看了。大的叛逆，要找大的主题。攻击上帝的，是尼采。攻击宇宙的，是老子。他们从来不肯指具体的人、事。原则：攻大的，不攻小的；攻抽象的，不攻具体的。”在另一处，木心还说过 ：“以黑色的心态，用文字幽默，是悲愤痛苦的幽默。鲁迅的幽默有类似倾向，但鲁迅不能称为绝望者。他有红的成分，黑多红少，鲁迅是紫色幽默。”（《文学回忆录·第八十一讲：黑色幽默》）但堪可告慰的，我们还是从鲁迅的杂文，看到了具体的历史风貌、从细微末节处真实地呈现出那时的真实的中国社会与各式百态的活的嘴脸。鲁迅的杂文，也是中国现代文学中开创式的、寒气逼人又热气腾腾的文体，甚至关涉着国运与民生。

关于文学，我还想将鲁迅的《祝福》与木心的《寿衣》稍作比较。一篇在《彷徨》中，一篇在《蕰莎墓园日记》里，两位女主角，祥林嫂与陈妈，都是写得极好的小说，有着经典的意味。祥林嫂与陈妈，又都是守寡而再婚的底层佣工，却走着完全不同的人生路。《寿衣》中的陈妈，是一位忠仆，遇到良主，知疼知热知尊重，虽经坎坷，终是好人好报，临死主人还为其备下了好的棺木、衾衣、整套殓葬的物件。死时，“陈妈是笑的，很清楚地说了句：‘我也有这样的寿衣啊。’”而《祝福》中的祥林嫂，“总是惴惴的，有如在白天出穴游行的小鼠”，死在除夕的雪夜里，是“被人弃在尘芥堆中的，看得厌倦了的陈旧的玩物”。木心毕竟没有跳出良主忠仆的中国古代文学的旧辙，而鲁迅，却将那时中国悲剧的现实和盘托出。《寿衣》，带着贵族的气息，而《祝福》，则笼罩着平民的味道；一个是曲折精致的故事，一个是演绎着中国深刻本质的悲剧；一个是玩味文学，一个是让悲悯弥漫于天地之间。

木心与鲁迅

鲁迅与张爱玲，是木心最为赞赏的两位中国现代作家，没有之三：“中国今文则只读鲁迅就够，还可以看看张爱玲。”（《木心遗稿三》其实，木心的心底，似乎还有一个潜台词，即自已的东西也是可与他们二位一样，“可以看看”的。这不是傲慢或者自恋，而是一种深知与深信。这种深知，从他预测鲁、张对他的态度就可知道：“鲁迅是不会善视我的，背后斥我为‘资产阶级’。张爱玲是瞧不起我的，她会转身借用了苏青的话：‘我又不是写给你看的。’剩下来的便是我对鲁迅的敬重和对张爱玲的赏叹……哲学是怀疑，神学是信仰。哲学家有信仰是降卒，神学家有怀疑是异端。”（《木心遗稿二》）显然，木心还深知他与鲁、张，都是文学上的“异端”，逸出在千帆竞驶的主河道之外，独驶在帆影罕至的航道上。

1881年的鲁迅与1927年的木心，在文学的源流上，交叉很多。童年时代，都有着出家的经历，“袈裟、芒鞋、法号，皆备齐”。木心认为“研究佛经，是东方智者和知识分子的一个‘底’”。他对佛教与佛典都有透彻的解悟，当然也清楚鲁迅所受佛教的熏染，“佛教吸引中国最有学问的人去研究，说明佛经的文学性、哲理性之丰富。近者如章太炎、鲁迅，都涉入”（《文学回忆录·第九讲东方的圣经》）。在讲《楚辞与屈原》时，木心告诉他的学生们，“三国，汉朝，魏朝，皆受《楚辞》影响，直到清末文学家、鲁迅，都受《楚辞》影响”，“而周氏兄弟古文根底好，却不愿正面接续传统，老作打油诗。我也受《楚辞》影响。《哥伦比亚的倒影》、《九月初九》,都是赋。洋装赋《夏夜的婚礼》，用《九歌》方式写”。还有庄子，“中国文学的源流，都从庄子来。若不出庄子，中国文学面孔大不同。有庄子，就现在这样子。汉的赋家，魏晋高士，唐代诗人，全从庄子来。嵇康、李白、苏轼，全是庄子思想，一直流到民国的鲁迅，骨子里都是庄子思想……我也曾在庄子的范畴里待了很久，然后才施施然走出”（《文学回忆录·第十六讲 先秦诸子：孟子、庄子、荀子及其他》）。

木心特别看重老子，以为他是真正与宇宙接通的人，并与老子一样恨着这个世界又爱着这个世界，并最终是绝望了的。其实，鲁迅横眉俯首间，也是恨着这个世界又爱着这个世界，他的《出关》，就交织着这种爱恨打架的痛苦。木心不这样看，他说“鲁迅写《出关》也是依照通常的传说，加上摩登的挖苦，旨在讽刺世道。我来写，就写老子出关，一不是遁隐，二不是仙去，三不是旅游：他老人家是去自杀的。他在出关之际，内心的矛盾痛苦达于极点”（《文学回忆录·第十四讲先秦诸子：老子》）。

可是，这种对鲁迅与木心都发生着巨大影响的精粹，都在现当代“巨大的断层”前中断了，轰毁了。木心说鲁迅时，是有悲愤在的，这样一个“越界”又继承中国古文化的巨人，也在这个触目惊心的断层前被扭曲了、改造了，是“大悲哀”。木心如此繁复地念叨鲁迅，即是还存着接续中国古文化的希冀，“我结结巴巴还是想要继承汉文化、古文化”（《文学回忆录·第十三讲中国古代的历史学家》），并隐约地觉得与鲁迅联手或可令中国古文化的精华尚存一息、进尔缓过劲来以图发扬光大。

这种文学的源流，当然更有世界的江河湖海。早在《摩罗诗力说》，拜伦与雪莱就已隆重登场，木心也叙说自已，“我小时候心目中的诗人，就是雪莱、拜伦、普希金。秀丽，鬈发，大翻领衬衫，手拿鹅毛笔——那时看到这副样子，就觉得是诗人，羡煞”，并记得“鲁迅《伤逝》中涓生的屋里，墙上挂着雪菜的肖像”（《文学回忆录·第三十九讲：十九世纪英国文学二》）。世界的娜拉走了，中国的娜拉呢？也走了，木心曾说秋瑾是中国第一个走出去的娜拉，又说许多中国的娜拉去了延安。但木心从这里说开去，认为“靠文学艺术来解决社会问题，开始就打错算盘。我从来不想靠笔济世救人。鲁迅，论文学改造国民性，完全失败。可是鲁迅的文学，无疑是‘五四’以来第一人”（《文学回忆录·第五十三讲十九世纪挪威文学、瑞典文学》）。十月革命前后那批知识分子的创作与命运，同样对鲁迅与木心，都有着深刻的影响。木心回忆，“共产主义不爱普希金的，不容克里斯朵夫的，我要走的路，被截断了。怎么办呢，想了好久，决定退出文艺界，去搞工艺美术，不太积极，也不太落后，尽量随大流，保全自己”，他给学生们讲到此处，又拉来鲁迅作见证，“鲁迅先生说过，俄国的革命诗人，撞死在革命的纪念碑上”（《文学回忆录·第六十五讲未来主义，表现主义及其他》）。时间无情，水落石出，更见出鲁迅与木心的远见。

鲁迅说“救救孩子”，木心说“救救鲁迅”；鲁迅说“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木心说“地上本已有路，走的人太多了，也便不成其为路”（《木心遗稿二》）。时过境迁，殊途同归。木心言“在条条生命的田垄上/禾秸似的人转瞬被刈光”（《我纷纷的情欲·五岛晚邮》），鲁迅言道，“四十多个青年的血，洋溢在我的周围，使我艰于呼吸视听，那里还能有什么言语？”（《纪念刘和珍君》）。他们都直面过死。木心是回到内心，“这个‘内心’，便是‘宁静海’”（《素履之往》），昏迷过去四五天终于醒来的夜，鲁迅喊醒许广平，“开开电灯，给我看来看去的看一下”（《“这也是生活”……》。木心说到死后的墓与碑，“我的墓志铭——之一：这里埋葬着一个慈悲而毒辣的人。之二：缪斯啊，你也该休息了吧……眼前是曲折的路，心中是笔直的悲伤”（《木心遗稿三》）；鲁迅则是“赶快收敛，埋掉，拉倒”（《死》）。还有那野性而自由的雪——鲁迅，《野草·雪》，“在无边的旷野上，在凛冽的天宇下，闪闪地旋转升腾着的是雨的精魂”；木心，《云雀叫了一整天·我》，“我是一个在黑暗中大雪纷飞的人哪”……

《木心遗稿三》中有一段木心落笔时就以为不会发表的文字，坚决地以为自已的文学背景强过鲁迅，更不要说其他人了：“我孤独，这只是在中国人的眼里的表象，我的背后有欧罗巴文化，中亚细亚文化，乃至玛雅文化，东南亚文化……而鲁迅，没有这个背景，而各种文化中最有力的支持我的力量来自音乐，鲁迅偏偏是无心也无知于音乐的。虽说五四时期的中国文人都昧于音乐、绘画（郭、茅、巴、老、曹，都不涉音乐）。”即便是绘画，鲁迅也“只到木刻为止”。在这里，木心没有虚言。他的自立于潮流与体制之外，这些强大的文化背景是他不倒不馁的根本性力量所在。但是说到鲁迅——哪怕“无知于音乐”——从各自的文学创造来衡量，鲁迅的雄厚与深刻，仍然是木心所不能及的。

“我祖籍绍兴，鲁迅文字中常夹越俗”（《木心遗稿二》），在木心的内心深处，他是为有鲁迅这样一位乡党而欣卞而熨贴，并清楚自已也是与鲁迅一样能够为绍兴增光的一个。《豹变》一书也有这样的叙述：“流浪多年后，木心悄然归来，认真告诉别人：他是‘绍兴希腊人’。”中国的绍兴与欧洲的希腊，是世界上两个厉害的地方，两个诞生过别样人类文明的地方。

这个“四年囚禁地牢，十二年强劳苦役，三十年失去自由的人”，这个曾经创下过“十二年不说话的黄金记录”的人，这个“漫游世界随时仰见中国的云天”的人，正是一个真正的或曰伟大的爱国者与能够在世界文学之林代表中国的人。他知道，曾经影响过他、甚至启蒙过他的那个周树人，更是一个这样的人。

那篇木心特别提到的《一觉》的最后，是鲁迅在风雨如晦的深夜里吸烟的形象：“烟篆在不动的空气中上升，如几片小小夏云，徐徐幻出难以指名的形象。”这个“烟篆”，是如此深深地打动了他，后来被木心一再地用到自已的文章中。纽约曼哈顿五十七街与麦德逊大道的交界口处，“我燃起一根纸烟，凝视青篆袅袅上升，心中祭奠着嵇康”（《哥伦比亚倒影·遗狂篇》）；在公园的长椅上，他“烟篆袅袅，悠然遐想”（《爱默生家的恶客·烟蒂》）。这“烟篆”，是情景又是形象、是心情又是境况，超过时空的界限，让鲁迅与木心相偕而行。

“我还是认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物质文明程度，是适合于我生活的，人情物理，还大有余地。进则革命起义，退则设馆授徒。有志出洋留学，无能小本生意。即是街边摆个食物摊，也显得才气横溢，顾盼生辉（《木心遗稿三》）——为什么呢？因为鲁迅也活在那个“还大有余地”的年代。

鲁迅走了。深爱深知鲁迅的木心也走了。但是他们的作品源远流长，没有已时。还有木心的鲁迅论，也会长久地鲜灵灵地叩击人们的心扉。

2023年月9月5日至22日草成于济宁方圆垦荒斋

（本文刊登与《作品》杂志2025年第7期）

李木生简介：山东省散文学会副会长，中国孔子基金会讲师团专家，济宁散文学会、淄博市散文学会名誉会长。发表出版散文作品近300万字，作品曾被《人民文学》《当代》《十月》《大家》《钟山》《花城》《随笔》《新华文摘》等刊物重点推介，并入选《三十年散文观止》、《新中国70年文学丛书散文卷》、《新中国散文典藏》、《中国百年散文》等二百余部选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