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伊朗革命中左翼人士的虚伪、幼稚和软弱

1979年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并非如很多人认为的那样，通过一场革命迅速将伊朗的“君主制”国家转变为“神权制”国家，而是在革命驱逐了国王、推翻了君主制之后，伊朗在短暂的时间内有谋求建立一个“世俗共和国”的意图，但这个意图很快被以霍梅尼为首的教士集团扑灭，之后，一个神权国家建立起来。

记住这段事实，是非常有意义的。

上世纪七十年代，巴列维王朝发起的“白色革命”，其目的确实是 要把伊朗这个还基本处于中世纪的落后国家变成一个现代化强国。但改革过程中问题重重：伊朗的国民素质普遍不高，改革得不到民众的响应；改革过程中充满腐败，很多利益进了王室和官员的腰包，底层民众仍然贫困；巴列维国王想改革，但没有“改革到底”的决心，舍不得放弃权力。

比如说巴列维搞的土地改革，他要把地主手里多余的土地一律没收，然后平均分配给农民，这确实是为了底层人的利益。但实际操作上，土地分给农民以后，政府应该接着教给农民种植农作物的技术、售卖农场品的办法，这样才能让农民在获得土地之后“切实获得经济利益上的增加”，可巴列维王朝只是把土地分给了农民，那些帮助农民增收的后续工作一点都没做。改革之前，当地主的手里拥有大量土地时，农民做地主的佃户，经营问题全由地主负责，农民只负责埋头种田就行；现在，土地都分到了农民手里，种子肥料灌溉等问题全靠农民自己，粮食的销路也是农民自己的事儿，特别是各种捐税也都落到了农民头上，农民没有地主的能力，根本“搞不定”独立经营土地赚钱谋生这件事，很多农民的生活反而不如给地主做佃户的时候更轻松、经济状况更好。于是农民就反对国王发起的改革，进而反对国王。

再比如，巴列维王朝大力“西化”，引入西方生活方式，德黑兰街头出现赌场、夜总会等场所，出现了女性着装清凉的电影。当然， 巴列维的确十分注意提高妇女的地位，他赋予妇女选举权，还提出要保证她们的受教育权利。

改革最怕改到最后需要“对自己动刀”。如果没那个勇气“对自己动刀”，那改革就相当于“半途而废”了。伊朗国王发起的改革导致民众陷入贫困，导致王室和王室委任的官员靠贪污腐败发了大财，当民众要求查处腐败官员、要求王室放弃权力的时候，“贪恋权力”的巴列维国王不愿“对自己动刀”，改革在事实上走入了死胡同，无法继续深入推进了。

对于古今中外所有的“改革”来讲，最怕就是“改革已经进行，但进行得不彻底，甚至半途而废”，这种改革甚至还不如“完全不发起改革”。巴列维国王就陷入了这种境地。

民间对国王的反对情绪逐渐积累。

但需要指出的是，反对国王的力量不是一股，而是“好多股”，各股力量反对国王的原因是不同的。底层人的思想很朴素，关心的都是很实在的经济利益，他们认为“改革让我的生活质量下降了”，所以他们要反对。教士集团和广大穆斯林认为国王发起“西化”引进的电影、歌舞厅以及让女人可以不穿黑袍不戴头巾属于“伤风败俗”，所以他们要反对。左翼人士则认为国王的改革“还不够”，比如他们不满足于“女人仅仅 可以不穿黑袍不戴头巾”，而应该让女人立即拥有“与男人平等的权利”，在伊朗这个有着悠久的“男尊女卑”的伊斯兰传统的国家里推进“女权”的步子“完全可以更大一些”，再比如他们认为伊朗的司法独立和媒体自由的建立也应该“速度更快一些”，但国王的动作“不够快”，所以他们也反对国王的改革。

这里能看出来一个吊诡的现象：对于巴列维国王的改革，穆斯林群体和“左翼人士”都反对，但反对的原因却是彼此相反的，穆斯林认为“根本就不该进行改革”，而左翼人士认为“要把改革进行得更快、更彻底”。

但这不影响左翼人士和穆斯林群体联合起来“结成统一战线反对国王”，在“反对国王”这一点上，大家是盟友。

那么，反对国王的“第一枪”是谁先开打的呢？不是霍梅尼为代表的穆斯林。穆斯林是虔诚的教徒，很多人处于社会底层，没有那么高明的见识也没有信息灵敏度和思考深度，反对国王的“第一枪”是1977年开始由律师、作家、无政府主义者、女权主义者率先“打响”的。彼时的霍梅尼早就流亡国外多年了。

七十年代末期，正是“白左”思潮在欧美蓬勃发展的时期，而且在当时，“白左思潮”确实是有进步意义的，在消除人类社会上存在了几千年的性别歧视、消除种族歧视等方面功不可没。我们很多人看过反映那个时期美国社会种族歧视状况的电影《绿皮书》，那个时候“白左思想”还没演变到二十一世纪的“过犹不及”地步。

所以，在当时那个年代，美西方扶持的国家，政治上要表现出“宽容”、“自由”，否则就可能失去美西方的支持。彼时来自民主党的美国总统卡特就抨击过巴列维国王“不够宽容”、“不够尊重人权”。这种情况下，巴列维国王当然只敢对左翼人士的言论持“宽容态度”。

左翼人士是出了名的“在安全的环境中最勇敢”，既然巴列维国王给予了他们“安全的、宽容的”环境，他们当然对巴列维国王“火力全开”，各种对国王不满的言论由他们思考出来、传播开去，开始埋下“革命烈火”的种子。底层人和穆斯林是没有左翼人士的觉悟的，所以“左翼人士”做了发起革命的“先锋”。

但伊朗是个整体上保守落后的国家，民众思想传统守旧，“思想进步的人”不多，大部分人都是虔诚的穆斯林。伊朗的“左翼人士”就有些势单力孤、曲高和寡，他们的力量在国王面前“不值一提”，完全无法撼动国王。于是，伊朗的“左翼人士”开始寻找同盟军。由于霍梅尼在穆斯林中很有威望，左翼人士就找到了霍梅尼，希望借助霍梅尼的力量发动全国人数众多的穆斯林，推翻君主制，建立左翼人士期盼的“民主共和国”。

一直被流放在国外的霍梅尼本来毫无机会，现在有左翼人士主动递过来的橄榄枝，他当然立即伸手抓住。

当左翼人士与霍梅尼联合起来，反对国王的力量迅速壮大了。当然，这段时间霍梅尼在伊拉克遥控指挥伊朗国内的穆斯林，伊朗巴列维国王并未允许他回国。

另外，必须得说一句的是，伊朗“左翼人士”也是有原则的，比如这位 沙普尔·巴赫蒂亚尔先生，他跟霍梅尼提了双方的合作条件，就是“大家合作推翻君主制后只能建立民主的、世俗的共和国，而不能建立阿亚图拉统治的神权国家”。当时的霍梅尼没有跟左翼人士讨价还价的资本，一口答应了对方的条件；而 沙普尔·巴赫蒂亚尔则对霍梅尼的承诺“深信不疑”。就问你，伊朗的“左翼人士”深信对方的承诺，幼稚不幼稚？

在反对国王的力量联合起来发起宣传、暴乱等行动之后，伊朗的土地下像是有一股岩浆奔流涌动，越来越不稳，直到迎来“火山喷发”的那天。

1978年8月19日，一家名为雷克斯的电影院被人为纵火，造成了477人死亡，纵火者为伊斯兰极端分子。他们认为放电影违背了伊斯兰教法，所以才要纵火。

当时的伊朗左翼人士知道真相，但他们深知如果“真相”被伊朗人民知道，霍梅尼代表的穆斯林势力将遭到毁灭性打击，王权的力量将大大加强，显然是不利于左翼人士们“反抗国王”的大计的，于是左翼人士们为了他们那“高尚的革命事业”选择了“说谎”，与伊斯兰极端分子一起将纵火“栽赃”给巴列维国王的秘密警察机构“萨瓦克”。伊朗左翼人士与霍梅尼一起愤怒地向全国人民喊话：“这件烧死477人的惨案 是国王手下的萨瓦克们干的！ ”

左翼人士善于辩论，善于写出煽动人心的演讲稿，再加上在穆斯林群体中威望极高的霍梅尼振臂一呼，那真的是烈火燃起，局势不可收拾。 伊朗从此陷入了不可遏制的骚乱之中。

9月4日是开斋节，在这一天，德黑兰的街头出现了不少于50万人的大游行。民众开始高呼口号，要求巴列维下台，同时拥护霍梅尼。

9月8日，示威民众与军队发生激烈冲突，军队开枪镇压，有上百人倒在了血泊之中。

9月9日，德黑兰炼油厂的工人开始罢工。罢工浪潮很快就席卷全国，到了9月18日，连伊朗中央银行的工作人员都开始罢工了。

巴列维国王手忙脚乱，穷于应付。他意识到霍梅尼在境外遥控着整个局势，于是就派人联系伊拉克当局，要他们把霍梅尼赶走。

伊拉克把霍梅尼赶到了法国。

法国是什么地方？几乎可以说是左派的大本营，哪怕到今天仍然是。伊朗本国的左翼人士与法国左派人士联合起来，以“压迫宗教自由”等“罪状”在西方大造舆论，向巴列维王朝施压。老神仙霍梅尼当然也不会放过这个塑造自己形象的机会，大肆演讲宣传，让他在伊朗国内穆斯林中的威望更高，在西方左派人士中的影响力更大。

巴列维见势不妙，只好改变态度，争取与霍梅尼合作。他公开声称希望霍梅尼回国，与他共同讨论如何治理国家。但是，霍梅尼的态度十分强硬，开始反客为主，表示国王不离开伊朗，他不会回国。

在伊朗国内的穆斯林和左翼人士以及西方左派人士的强大压力下，巴列维最后选择屈服，于1979年1月离开了伊朗， 并让一个摄政委员会代行其国王职权。国王一走，整个政府就涣散了。2月1日，霍梅尼回到伊朗，一下飞机就迎来了几十万人的欢呼。

就伊朗左翼人士做的这些事情，虚伪不虚伪？

欧美和伊朗的左翼人士在霍梅尼刚回国的时候都特别欢欣鼓舞，满心期望地以为“贪腐的伊朗王权已经被推翻，一个崭新的更文明进步、更自由更宽容的伊朗将会被建立起来”。

但事实很快让他们失望。

由于霍梅尼深受广大穆斯林信徒支持，又有军队中的人投向他，他成为伊朗事实上“说了算”的人。霍梅尼立即露出獠牙，要将伊朗由“君主制”转变为“神权国家”。

彼时，左翼人士虽然比霍梅尼的实力逊很多，但并非“完全没有抗争的可能”。只不过，伊朗左翼人士在面对霍梅尼这种真正“强硬的狠角色”的时候，选择了“果断让步认怂”。见到霍梅尼违背了“不在伊朗建立神权国家”的诺言，沙 普尔·巴赫蒂亚尔没有抗争，而是宣布放弃他原来坚持的“不能在伊朗建立阿亚图拉统治的神权国家”的主张。 之后，左翼人士完全向霍梅尼表示服从，同意建立以霍梅尼为首的“神权国家”。沙 普尔·巴赫蒂亚尔被霍梅尼驱逐出境，也流放到法国。远离伊朗之后，沙 普尔·巴赫蒂亚尔认为自己处于伊朗境外，伊朗教士集团管不着他，他又“安全了”，于是又有了勇气抨击伊朗的“神权统治”，骂教士集团“不讲信用”、“违背承诺”，最终，他在巴黎被伊朗教士集团派出的三名刺客于1991年8月刺杀身亡。

霍梅尼操作伊朗走向“神权国家”是在1979年3月。3月底，他在全国搞了个公投， 公投的问题是：您是否支持将现政权转变为伊斯兰共和国？公投使用的选票是红绿两色，绿色表示赞同，红色表示反对。投票人在红色或绿色选票上写上自己的名字表明态度，然后把选票投入选票箱即可。选票箱现场有支持霍梅尼的武装力量成员“保护投票进程”。请问这种情况下，谁敢投反对票？最后的结果是，99.31%的人投了绿色的赞成票。于是霍梅尼“尊重伊朗全民的民意”，将伊朗变成了神权国家。

看看人家霍梅尼的手段，会演戏，手段狠，该认怂时认怂，该违背承诺的时候就违背承诺，该下狠手的时候就下狠手。伊朗“左翼人士”跟霍梅尼比起来“幼稚且软弱”，怎么斗得过霍梅尼？

伊朗当时著名的左翼人士不止沙 普尔·巴赫蒂亚尔一位，还有 阿布·哈桑·巴尼萨德尔。他是霍梅尼的弟子，后来当过伊朗总统，因为反对神权统治而 被免去了总统的职务。之后，阿布·哈桑·巴尼萨德尔也被驱逐出伊朗，流亡法国。他在法国宣布成立流亡政府，呼吁各种力量联合起来推翻伊朗教士集团的政权。此后的时间里，阿布·哈桑·巴尼萨德尔不断抨击伊朗当局，直到他在2021年10月病死，终年八十八岁。

还有 迈赫迪·巴扎尔甘，在推翻国王的初期被霍梅尼任命为总理。但他 希望建立一个伊斯兰民主共和国而不是“神权国家”。他直接对采纳为伊朗宪法的伊朗最终宪法草案提出反对意见。其结局也当然是“黯然离职”。

这些人能当上首相、总统、总理，本来都是有一定能力和实力的，但最后，由于对教士集团“幼稚地轻信”以及在关键时刻的“软弱”，他们发起的“革命”被教士集团夺取了胜利果实，妥妥的“为人做嫁”。带着美好愿望发起革命的女权主义者、自由主义者，这些左翼人士的结局却是活在了“神权统治的国家”，还不如巴列维时代。

幼稚地善待“有着恶之缺陷的弱势群体”，幼稚地相信“他们哪怕强大了也不会构成威胁”，幼稚地相信“这些有着恶之缺陷的群体一定总是会信守承诺”；等到面对“真正强大的邪恶”，却又不敢反抗，只敢屈服认怂；但在“文明人之间的内斗中”却又“虚伪、没有道德、没有底线”，这是伊朗左翼人士发起的本意是“让伊朗走向文明”的革命却让伊朗走入“神权国家”深渊的重要原因。

昔日伊朗左翼人士身上的这些缺点，在今天的“左翼人士”身上得到改正了还是变得更严重了？答案，每个人都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