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人凤下令处决朱君友,行刑特务暗中摇头示其安静,他当即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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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来源:《成都十二桥惨案》百度百科、成都市青羊区数字方志馆、四川省情网相关历史档案
部分章节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请理性阅读

1949年12月6日深夜,成都将军衙门监狱陷入一片死寂。

朱君友靠在冰冷的墙上,浑身的伤痕让他每动一下都钻心地疼。

窗外的月光透过铁窗洒进来,照在他苍白的脸上。

他已经在这里关了快一个月了,身上被打得没有一块好肉。

牢房里还有几个同志,大家都沉默着,谁也不说话。

这几天,气氛变得越来越诡异。

前几天,同在这个监狱的刘仲宣、云龙、彭代悌三个人被特务带走了,到现在也没有消息。

大家心里都明白,那三个人恐怕是凶多吉少了。

突然,走廊里传来了脚步声。

朱君友心里一紧,这个时间有人来,肯定不是好事。

果然,脚步声在他的牢房门前停了下来。

铁门吱呀一声打开,两个人影站在门口。

"朱君友,跟我们走。"

那声音冷冰冰的,没有一丝感情。

朱君友深吸一口气,慢慢站起身来。

他看了一眼同牢房的徐孟生,把自己仅有的一点行李递过去:"这些我用不上了,留给你吧。兄弟,保重。"

徐孟生接过行李,眼眶红了,却什么也说不出来。

朱君友被押着走出牢房。

经过隔壁牢房的时候,他停下脚步,回头看了一眼。

透过铁栏杆,他看到杨伯恺和王伯高正站在里面,默默地看着他。

三个人的目光在空中交汇,千言万语都化作了沉默的注视。

杨伯恺轻轻点了点头,像是在说:兄弟,走好。

朱君友也点了点头,算是最后的告别。

他知道,这一别,很可能就是永别了。

走出牢门,外面寒风刺骨。

深夜的成都城一片寂静,只有远处偶尔传来的狗叫声。

朱君友做好了赴死的准备,他想,自己这辈子为革命做了该做的事,死也死得其所。

可是,等在门外的景象,却让他愣住了。

不是想象中押送犯人的刑车,也不是荷枪实弹的特务,而是两个穿着西装、看起来有些体面的人。

月光下,朱君友隐约看清了其中一个人的脸,那人看到他,眼神闪烁了一下,随即向他做了个奇怪的动作——摇头。

那个动作很轻,但很明确。

紧接着,另一个人也回过头来,同样对他摇了摇头,眼神里满是焦急。

朱君友的心跳突然加快了。

这是什么意思?

难道......

还没等他想明白,其中一个人快步走过来,压低声音说:"别说话,快跟我们走!"

朱君友被两人架着,快速离开了监狱大门。

走在黑暗的街道上,他的脑子里一片混乱。

这两个人是谁?

他们为什么要救自己?

这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



【一】朱半城的六少爷

要说清楚朱君友这个人,得从他的家世说起。

朱君友出生于1917年,那一年,第一次世界大战还没结束,中国正处在军阀混战的乱世。

可朱君友生在成都的朱家,却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

朱家在成都城里是响当当的名号。

祖上靠着煤炭生意起家,经过几代人的经营,到了朱君友父亲朱茂和这一代,家族产业已经遍布整个川东地区。

成都城里的人都知道"朱半城"这个说法——意思是朱家的产业占了成都城的半壁江山。

这不是夸张。

朱家不只做煤炭生意,还涉足粮食、布匹、钱庄、当铺等多个行业。

朱茂和是个精明的商人,更是个有眼光的人。

他知道在那个乱世,光有钱不行,还得有人脉。

朱家在成都城里广结善缘,从军政要员到文人墨客,都和朱家有来往。

朱君友在家里排行老六,上面有五个哥哥姐姐,下面还有几个弟弟妹妹。

作为一个大家族的少爷,他从小就没为生计发过愁。

家里用的碗筷,都是景德镇的瓷器,墙上挂的字画,随便一幅拿出去都价值连城。

按理说,这样的少爷应该是纨绔子弟,整天吃喝玩乐。

可朱君友偏偏不是这样。

他从小就喜欢读书,尤其喜欢画画。

家里请来的先生教他诗词书画,他学得特别认真。

朱茂和一开始是想让儿子学经商的,看到他这么喜欢画画,心里有点失望。

可转念一想,这年头很多富家子弟沉迷于大烟,搞得家破人亡,儿子喜欢画画,总比抽大烟强。

渐渐地,朱茂和也就不再强求,由着儿子的性子来。

朱君友十几岁的时候,进了成都最好的中学读书。

在学校里,他接触到了很多新思想。

那时候正是五四运动之后,新文化运动的思潮席卷全国,成都这个西南重镇也深受影响。

朱君友在学校里如饥似渴地阅读各种进步书籍。

鲁迅的小说、胡适的文章、陈独秀的评论,他都看。

慢慢地,他的思想发生了变化。

他开始意识到,国家和民族正处在危急存亡的关头,作为一个有文化的青年,不能只顾自己的小日子,应该为国家做点什么。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抗日战争全面打响。

消息传到成都,整个城市都沸腾了。

朱君友当时正在读大学预科,听到这个消息,他再也坐不住了。

他瞒着家里,加入了成都大众抗敌宣传团。

这个宣传团是地下党组织的外围团体,专门负责宣传抗日、动员民众。

朱君友凭着自己的文笔和口才,很快成了宣传团里的骨干。

他写文章,画漫画,组织演讲,搞得风生水起。

家里人知道后,很是担心。

朱茂和把儿子叫到跟前,语重心长地说:"君友,你有爱国之心,这很好。可你要知道,这年头搞政治是很危险的事。我们朱家虽然有点家产,可要是惹上了麻烦,也保不住你。"

朱君友却很坚定:"爹,国家都快亡了,我们还在乎什么家产?我不是要搞政治,我只是想尽一份力,让更多人站出来抗日。"

朱茂和看着儿子坚毅的眼神,叹了口气,最终还是没有强行阻止。

他心里明白,新时代的年轻人,有新时代的想法,作为父亲,不能扼杀儿子的理想。

1938年,朱君友考上了四川大学法律系。

在大学里,他更加活跃了。

他参加学生运动,组织抗日募捐,还经常在校园里演讲,慷慨激昂地号召同学们投身抗日救亡的洪流。

因为他在家排行老六,又有一股子领袖气质,同学们都尊称他为"朱六爷"。

这个称呼,一叫就是很多年。



【二】走上革命道路

抗战八年,朱君友一直在为抗日救亡奔走呼号。

1945年,日本投降了,举国欢庆。

朱君友也以为,国家终于可以安定下来,老百姓可以过上好日子了。

可没想到,抗战刚结束,内战又打了起来。

1946年,国共两党的矛盾激化,全面内战爆发。

朱君友看着这个局面,心里很矛盾。

他不想看到中国人打中国人,可局势的发展容不得他置身事外。

这时候,他遇到了一个人,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这个人叫范朴斋,是民盟元老张澜先生的秘书。

范朴斋看中了朱君友的能力和热情,多次找他谈话,给他讲解时局,分析国共两党的区别。

"君友,你看现在这个局面,谁代表人民的利益?谁在为老百姓着想?"范朴斋问他。

朱君友沉默了很久,最后说:"我明白您的意思了。"

1947年春天,在范朴斋的介绍下,朱君友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成为成都市区分部的负责人之一。

民盟当时是公开的民主党派,主张民主、和平、团结建国,反对内战,反对独裁。

朱君友在民盟里负责财务工作。

这个职务看起来是管钱的,实际上非常重要。

民盟的很多活动都需要经费,而这些经费的来源和去向,都必须有人负责。

朱君友利用自己家族的资源,为民盟筹集了大量经费。

他从家里的生意中抽调资金,又动员一些开明商人捐款,保证了民盟成都分部的正常运转。

可他做的不止这些。

朱茂和把家族的部分生意交给他打理,朱君友表面上是在学习做生意,实际上却利用这个身份做掩护,悄悄地开展地下工作。

朱家在成都城里有好几处产业,其中一处位于双栅子街的宅子,地理位置偏僻,进出方便,是个绝佳的联络点。

朱君友把这个宅子改造成了地下党的秘密联络站。

地下党员需要传递情报,就来这个宅子。

朱君友负责接应,提供食宿,然后再把他们安全送走。

有的同志遇到危险,需要躲避,朱君友就把他们藏在朱家的其他产业里,给他们一笔钱,让他们能够继续工作。

有一次,一个地下党员被特务盯上了,情况十分危急。

朱君友得到消息后,立刻安排人把他接到自己家里藏了起来。

特务追到朱家,可看到这是成都城里有名的"朱半城",不敢轻举妄动。

朱君友从容应对,说这人是自己的远房亲戚,来成都做生意的。

特务怀疑,可又拿不出证据,只能悻悻离开。

那个地下党员后来安全转移了,临走前对朱君友说:"朱六爷,您这次救了我一命,以后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您尽管开口。"

朱君友笑着说:"大家都是为了同一个目标,谈不上谁救谁。你保重,继续战斗。"

类似的事情,朱君友做了很多次。

他凭着自己家族的势力和人脉,在成都城里建立起了一个相对安全的地下网络。

很多地下党员都知道,有困难可以找"朱六爷"。

朱茂和不是傻子,他渐渐察觉到儿子在做什么。

有一天,他把朱君友叫到书房,问他:"君友,你老实告诉我,你到底在做什么?"

朱君友犹豫了一下,还是如实说了:"爹,我在帮助一些人,这些人是在为国家的未来奋斗。"

朱茂和沉默了很久,最后说:"我知道了。你要小心,别让人抓住把柄。如果真有什么事,家里会想办法保你。"

朱君友没想到父亲会这么说,他感动地说:"爹,您......"

"别说了,"朱茂和摆摆手,"你是我儿子,我了解你。你要做的事,我不拦你,可你得答应我,一定要小心,保护好自己。"

有了父亲的默许,朱君友做起事来更加大胆了。

他不光为地下党提供资金和联络点,还利用自己在商界的身份,搜集各种情报。

哪里有国民党军队调动,哪里有特务活动,他都会想办法搞清楚,然后传递给地下党。

1948年,解放战争进入关键阶段。

国民党节节败退,解放军势如破竹。

朱君友知道,光明就在眼前了,可越是这种时候,越要小心。

国民党特务也知道自己快完蛋了,所以更加疯狂地抓捕地下党员,妄图垂死挣扎。

朱君友的工作做得很隐秘,可再小心也有失手的时候。



【三】玉带桥上的噩梦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了。

消息传到成都,地下党员们都激动不已。

朱君友也很兴奋,他觉得,胜利就在眼前了,成都很快也会解放。

可国民党特务不会坐以待毙。

11月初,解放军已经打到四川了。

国民党特务头子毛人凤从重庆逃到成都,他知道大势已去,可临走前还要做最后的疯狂。

他下令在成都展开大搜捕,抓捕所有可疑分子。

成都城里一时间人心惶惶。

很多地下党员接到通知,赶紧转移隐蔽。

朱君友也接到了警告,让他暂时停止活动,离开成都躲一躲。

可朱君友舍不得走。

他觉得,越是这种时候,越需要有人留下来坚持工作。

他手里还有一批重要情报需要传递出去,这些情报关系到很多同志的安全,他不能丢下不管。

11月的一天下午,朱君友接到任务,要把一批进步书刊送到城外的联络点。

这批书刊是地下党印刷的宣传材料,内容是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号召人民起来反抗。

朱君友把书刊装在一个布袋里,伪装成普通商人,准备穿过玉带桥到城外去。

玉带桥是成都城里的一座古桥,横跨在锦江上。

平时这里人来人往,很热闹。

可那天下午,朱君友走到桥上的时候,感觉气氛不对。

桥的另一头站着几个人,穿着便衣,可腰间鼓鼓囊囊的,明显藏着枪。

朱君友心里一沉,知道遇到特务了。

可已经来不及退了。

那几个人已经注意到他,其中一个走过来,盯着他看了一会儿,突然说:"站住,检查!"

朱君友强装镇定,笑着说:"长官,我就是个做生意的,这是要去哪里?"

"少废话,把袋子打开!"那个特务厉声说道。

朱君友没办法,只能把布袋打开。

袋子里的书刊露了出来,上面印着"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的字样。

特务一看,立刻吹起了哨子:"抓住他,这是共产党!"

朱君友转身就跑,可哪里跑得掉?

几个特务一拥而上,把他按倒在地。

他拼命挣扎,可寡不敌众,很快就被捆了起来。

特务们把他押上汽车,送进了玉带桥看守所。

看守所里阴森森的,到处都是犯人的呻吟声。

朱君友被关进了一间牢房,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就被拖去审讯了。

审讯室里,一个特务头子坐在椅子上,冷笑着看着他:"朱君友是吧?朱半城的六少爷?没想到你这样的富家少爷,也会干这种事。说吧,你的上线是谁?你们的组织有多少人?"

朱君友咬紧牙关,一言不发。

那个特务头子冷笑一声:"不说是吧?好,我有的是办法让你说。"

他一挥手,几个打手冲上来,把朱君友的双手反绑,吊在房梁上。

然后,皮鞭、棍棒、电击,各种刑罚轮番上阵。

朱君友被打得皮开肉绽,鲜血直流。

可他咬紧牙关,就是不开口。

打手们打累了,他还吊在那里,嘴唇发白,浑身颤抖,可眼神依然坚定。

审讯持续了好几天。

特务用尽了各种手段,威逼利诱,软硬兼施,可朱君友就是不说一个字。

他知道,自己一旦开口,就会牵连到很多同志。

哪怕死,也不能出卖组织。

审讯的特务气得发疯,可又拿他没办法。

最后,他们只能在档案上写下四个字:"态度顽固"。

朱君友被扔回了牢房。

他躺在冰冷的地上,浑身的伤口火辣辣地疼。

可他心里却很平静。

他知道,自己做了该做的事,就算死,也死得其所。

几天后,朱君友被转移到了另一个地方——将军衙门监狱。



【四】将军衙门里的生死时刻

将军衙门监狱,位于成都金河街13号大院,是四川省特种委员会的秘密监狱。

这里关押的,都是国民党特务认定的"重要政治犯"。

朱君友被押进这个监狱的时候,已经是11月下旬了。

他被关在一间十几平米的牢房里,和其他几个人关在一起。

牢房里光线昏暗,空气潮湿,到处都是霉味。

朱君友靠着墙坐下,打量着同牢房的人。

有个年纪较大的中年人,看起来文质彬彬,正在看一本破旧的书。

还有个年轻人,脸上还带着伤痕,显然也受过刑。

"你是新来的?"那个中年人问道。

朱君友点点头:"刚从玉带桥看守所转过来的。"

"我叫徐孟生,"中年人自我介绍道,"民革的。"

"朱君友,民盟的。"

两人握了握手,算是认识了。

接下来的日子里,朱君友慢慢认识了监狱里的其他人。

隔壁牢房关着杨伯恺,是个老革命,早年留法勤工俭学,回国后一直从事地下工作。

还有于渊,曾经在万县"九五惨案"中英勇抗击过英国军舰,是个民族英雄。

朱君友还认识了王干青、吴惠安、王伯高、余天觉、毛英才、张大成等人。

这些人有的是共产党员,有的是民盟成员,有的是进步学生,可大家有一个共同点——都是为了国家的未来而奋斗的人。

虽然被关在监狱里,交流受到限制,可大家还是会想办法互相鼓励。

放风的时候,大家会交换眼神,互相点头示意。

有时候,还会偷偷传递一些消息。

余天觉嗓门大,唱歌好听。

每天放风后,他总会唱上几句,歌声从院坝一角传到铁门后头。

那歌声激昂慷慨,鼓舞着大家的斗志。

吴惠安右腿被打瘸了,走起路来一跛一跛的,大家都叫他"独腿将军"。

他虽然行动不便,可精神头很足,经常给大家讲他当年参加革命的故事。

王伯高是朱君友的亲戚,他的继母是朱君友母亲的妹妹。

两人在狱中相遇,既高兴又悲哀。

高兴的是能在这里见到亲人,悲哀的是两人都落到了这个地步。

毛英才是华西大学的学生,年纪最小,被捕时才二十出头。

她被特务用尽了酷刑,可始终不肯屈服。

每次被拖回牢房,她都会咬着牙说:"革命一定会胜利的。"

张大成被捕前在灌县中学当老师,利用这个身份掩护,在学校设立联络点。

他被捕过三次,每一次都坚贞不屈。

这些人,在狱中建立起了深厚的战友情谊。

大家虽然处境危险,可都相信,解放军很快就会打过来,胜利就在眼前。

可谁也没想到,死亡来得这么快。

12月初,监狱里的气氛突然变得诡异起来。

特务们行色匆匆,不时有人进出大院,脸上都带着慌张的神色。

12月3日深夜,隔壁稽查处看守所的三个人被带走了。

他们是"川西解放组"的成员刘仲宣、云龙、彭代悌。

第二天传来消息,这三个人在抚琴台王建墓的墓道里被秘密杀害了。

朱君友听到这个消息,心里一沉。

他知道,特务们要下狠手了。

12月6日那天,监狱里格外安静。

太阳落山后,天色渐渐暗了下来。

朱君友靠在墙上,心里有种不祥的预感。

到了深夜,走廊里突然传来了脚步声。

那脚步声很轻,可在寂静的夜里,听起来格外清晰。

朱君友警觉地睁开眼睛,竖起耳朵听着。

脚步声越来越近,最后在他的牢房门前停下了。

铁门吱呀一声打开,两个人影站在门口。

"朱君友,跟我们走。"

那一刻,朱君友知道,自己的时刻到了。

他站起身来,把仅有的一点行李递给徐孟生:"兄弟,这些我用不上了,留给你吧。"

徐孟生接过行李,眼眶红了,可什么也说不出来。

朱君友被押着走出牢房。

经过隔壁牢房的时候,他停下脚步,回头看了一眼。

杨伯恺和王伯高站在铁栏杆后面,默默地看着他。

三个人的目光交汇,千言万语都化作了沉默的注视。

杨伯恺点了点头,像是在说:兄弟,走好。

朱君友也点了点头,转身离开了。

走出牢门,外面寒风刺骨。

朱君友深吸一口气,做好了赴死的准备。

他想,自己这辈子为革命做了该做的事,就算死,也死得其所。

可是,等在门外的景象,却让他愣住了。

不是想象中押送犯人的刑车,也不是荷枪实弹的特务,而是两个穿着西装、看起来有些体面的人。

月光下,朱君友隐约看清了其中一个人的脸。

那人看到他,眼神闪烁了一下,随即向他做了个奇怪的动作——摇头。

那个动作很轻,但很明确。

紧接着,另一个人也回过头来,同样对他摇了摇头,眼神里满是焦急和警告的意思。

朱君友的心跳突然加快了。

这是什么意思?

难道......他立刻明白过来,这两个人不是来处决自己的,他们是来救自己的!

可他们是谁?

为什么要救自己?

还没等朱君友想明白,其中一个人快步走过来,压低声音急促地说:"别说话,什么也别问,快跟我们走!"

另一个人也走到他身边,两人一左一右架着他,快速离开了监狱大门。

走在黑暗的街道上,朱君友的脑子里一片混乱。

他不敢出声,只能任由这两个人带着他走。

街上很安静,只有远处偶尔传来的狗叫声。

三个人的脚步声在夜里显得格外清晰。

走了大约十几分钟,他们来到一处偏僻的巷子。

其中一个人停下脚步,回头看了看,确认没有人跟踪,这才长出一口气。

月光照在那个人的脸上,朱君友终于看清楚了——这个人竟然是自己的大舅哥杨夷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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