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章士钊与交际花同居,原配赶回,他竟以离婚相逼要纳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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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来源:《章士钊传》《民国婚姻风云录》《吴弱男回忆录》等史料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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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深秋,上海法租界霞飞路上的一栋洋楼,正在上演一出令整个民国震惊的闹剧。

洋楼外,记者们扛着相机守了三天三夜。

他们在等一个大新闻——据说北京来的章太太吴弱男,正在里面跟丈夫章士钊对质。

而对质的原因,是这位四十四岁的高官在上海金屋藏娇,公开与一个叫奚翠珍的歌女同居。

这要搁在别人身上,倒也不算什么新鲜事。

民国那会儿,有钱有势的男人三妻四妾的多了去了,军阀们动不动就娶十几房姨太太,官员们也都养着外室。

可偏偏出事的是章士钊——那个曾经在报刊上大声疾呼废除纳妾陋习、鼓吹一夫一妻制度的进步人士,那个被年轻人奉为偶像的新思想代表。

洋楼里,吴弱男坐在客厅的沙发上,脸色苍白如纸。

她带着三个儿子从北京赶来,火车上颠簸了两天两夜,满心以为是误会,满心以为见了面就能把事情说清楚。

可当她推开这扇门,看到丈夫和那个年轻女人坐在一起的场景时,所有幻想都破灭了。

奚翠珍穿着一身绫罗绸缎的旗袍,烫着最时髦的波浪卷,涂着鲜艳的口红。

她坐在章士钊身边,举手投足间透着上海滩交际花特有的风情。

看到吴弱男进来,她非但没有起身回避,反而端起茶杯慢悠悠地喝了一口,眼神里甚至带着几分挑衅。

章士钊倒是站起来了,但脸上没有半点慌张,更没有愧疚。

他整了整衣领,目光平静地看着吴弱男,仿佛她不是结发十五年的妻子,而是一个不请自来的访客。

这个场景,让吴弱男的心一下子沉到了谷底。

她本以为丈夫会解释,会道歉,会说这一切都是误会。

可他的态度告诉她:这不是误会,这是既成事实。

门外,上海滩的小报记者们已经拟好了明天的标题:"章总长公开纳妾""进步人士的真面目""一夫一妻论者的双重标准"。

这场丑闻,注定要载入民国史册。

谁能想到,这个当年写文章痛骂纳妾制度的男人,如今会亲手打自己的脸?

谁能想到,这个曾经宣扬男女平等的进步人士,会用最冷酷的方式践踏自己的妻子?

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接下来他说出的那番话,会成为民国最冷血的宣言之一,会让无数人看清所谓进步人士的真实面目。



【一】寒门才子的崛起之路

要说清楚这桩惊天丑闻,得先从章士钊这个人的来历说起。

1881年农历二月二十一日,章士钊出生在湖南省长沙县东乡和佳冲一个普通农家。

父亲章锦是个乡村郎中,平时给人看病抓药,收入微薄,勉强糊口。

哥哥章士锴考了两次秀才都落榜了,只能在村里的私塾当先生,每月挣几两银子养家。

章士钊自小跟着哥哥读书。

哥哥虽然没考上秀才,但文墨功夫还算扎实,把章士钊教得有模有样。

十三岁那年,章士钊在亲戚家买到一部《柳宗元文集》,从此如获至宝,日夜攻读。

柳宗元的文章气势磅礴,议论精辟,让章士钊深深着迷。

十六岁,章士钊也去考秀才。

满怀信心地进考场,满腔失望地出来。

落榜了。

第二年再考,又落榜。

两次科举失利,让章士钊明白了一个道理:守着这个穷乡僻壤,一辈子也就这样了。

1901年,二十岁的章士钊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离开家乡,去武昌闯荡。

他跟父母说要出去见见世面,学点真本事。

父母舍不得,可也拦不住。

章士钊背着简单的行囊,踏上了开往武昌的船。

在武昌,他寄读于两湖书院。

这所书院云集了湖南湖北两省的优秀学子,眼界比乡下开阔太多。

更重要的是,章士钊在这里结识了黄兴——一个改变他一生轨迹的人。

黄兴比章士钊大几岁,是两湖书院的风云人物。

他满腔热血,一心想推翻满清,建立共和。

两人一见如故,经常彻夜长谈。

黄兴给章士钊讲革命的道理,讲西方的民主制度,讲中国的未来。

章士钊听得热血沸腾,整个人像被点燃了一样。

1902年3月,在黄兴的推荐下,章士钊进入南京陆师学堂学军事。

这所学堂是清政府办的新式军校,学的都是西洋那一套。

章士钊在那儿不仅学军事,更重要的是接触到了各种新思想。

1903年春天,拒俄运动爆发。

上海各学校学生罢课抗议,陆师学堂总办俞明震劝学生别掺和,可章士钊哪里听得进去?

他率领三十多个同学直奔上海,加入了蔡元培组织的军事民教育会。

在上海,章士钊被聘为《苏报》主笔。

这是他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苏报》是当时最激进的革命报纸,专门发表反清言论。

章士钊在上面发表了大量文章,笔锋犀利得能把人骂出血来。

他批判封建制度,鼓吹革命思想,很快就在革命党人圈子里声名鹊起。

在《苏报》,章士钊结识了章太炎、张继、邹容。

四个人意气相投,结拜为异姓兄弟。

章太炎学问最好,邹容最激进,张继最沉稳,章士钊文笔最犀利。

四兄弟中,章太炎、张继、邹容都有鼓动革命的书籍,章士钊也不甘落后,把日本人宫崎寅藏所作《三十三年落花梦》编译成《大革命家孙逸仙》一书。

有意思的是,在翻译这本书的时候,章士钊做了一影响深远的事——他把孙逸仙的化名"中山樵"与姓氏连在一起,创造出了"孙中山"这个名字。

从此,这个名字响彻中华大地。

1903年7月,清政府查封了《苏报》,逮捕了章太炎、邹容等七人。

章士钊因为陆师学堂总办俞明震暗中保护,侥幸逃脱。

可他不甘心就这么退缩,8月7日又和陈独秀、张继等人创办了《国民日日报》,继续鼓吹革命。

1903年11月,章士钊和黄兴从上海赶赴长沙,开始筹建华兴会。

1904年2月,华兴会的外围组织"爱国协会"在上海成立,杨守仁任会长,章士钊任副会长。

同年8月,华兴会决定11月6日在长沙起义。

章士钊在上海余庆里设立秘密机关,负责筹款接济。

可惜事机不密,起义还没发动就被破获了。

10月,华兴会在余庆里的机关被破坏,张继和章士钊等十余人被捕。

章士钊被关押了四十多天,后来经蔡锷托人营救,才得以保释出狱。

出狱后,章士钊不敢在国内久留,急急东渡日本。



【二】异国邂逅:理想主义者的爱情

1905年春天,二十四岁的章士钊来到东京,入正则英语学校学习。

到日本没多久,章士钊就开始反思自己的革命道路。

他觉得自己"才短力脆",连累了同志,心里很愧疚。

经过一番思考,他决定改变策略——从革命救国转向求学救国。

与其拿枪杆子,不如先充实自己,学点真本事。

1905年8月,同盟会在东京成立。

孙中山、黄兴等人都来劝章士钊入会,可章士钊就是不肯。

他说自己要专心读书,不想掺和政治。

这让同盟会的人很不满意——你章士钊也算是革命党人的一员,怎么能在这个关键时刻退缩呢?

同盟会里有个女成员叫吴弱男,是吴长庆的孙女,吴保初的女儿。

吴长庆是淮军名将,跟袁世凯是世交。

吴保初是"清末四公子"之一,以诗酒自娱,家里有钱有势。

吴弱男1887年出生于安徽省庐江县,从小就不是那种传统的大家闺秀。

她聪明好学,十几岁就被送到日本留学,在青山女子学院攻读英语。

1905年,十八岁的吴弱男加入同盟会,成为中国第一位女党员,还担任孙中山的英文秘书。

吴弱男早就听说过章士钊的大名。

她把章士钊在《苏报》上发表的文章都收集起来,还翻译成了英文。

在她心目中,章士钊是个才华横溢、满怀理想的革命志士。

同盟会的人想出了一个"美人计"——让吴弱男去劝章士钊入会。

吴弱男虽然有点不好意思,但为了革命事业,还是答应了。

两人第一次见面,就彼此吸引了。

章士钊看到吴弱男,惊讶于她外表柔弱却内心坚强,既有大家闺秀的气质,又有革命青年的锐气。

吴弱男看到章士钊,也被他的才华和气度折服。

可章士钊还是不肯入会。

他很直白地跟吴弱男说:"我欣赏你,但我不会因为你就改变主意。我要专心读书,政治的事暂时不想掺和。"

吴弱男虽然没完成任务,但也没失望。

她觉得章士钊这个人有原则、有主见,不是那种人云亦云的人。

这样的男人,值得深交。

两人的交往就这样开始了。

他们经常一起讨论学问,谈论中国的未来。

章士钊给吴弱男讲西方政治学说,吴弱男给章士钊讲革命形势。

虽然政治立场有些分歧,但并不妨碍两人互相欣赏。

1908年,章士钊考入英国阿伯丁大学,攻读法律和政治学。

吴弱男也去了英国,进入爱丁堡大学学习。

两人在异国他乡,感情越来越深。

1909年1月24日,章士钊给吴弱男写了一封信,信里说了很多心里话。

吴弱男收到信后,心里甜蜜极了。

1909年4月6日,两人在伦敦高堡结婚。

婚礼很简单,只有几个留学生朋友参加。

可对两个人来说,这是人生中最重要的时刻。

他们相信,两个志同道合的人走到一起,未来一定会很美好。

婚后,两人都继续读书。

章士钊攻读政治经济学和逻辑学,经常给国内报刊写稿,介绍西方政治学说。

他的文章在国内影响很大,被很多人视为了解西方民主制度的窗口。

1910年1月4日,大儿子章可在阿伯丁出生。

初为人父的章士钊既兴奋又紧张,抱着儿子不知所措。

吴弱男看着丈夫笨拙的样子,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那段时间,是两人婚姻中最美好的日子。

他们虽然清贫,但精神上很富足。

两个人经常讨论学问,畅谈理想,觉得未来充满希望。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的消息传到英国,章士钊激动得一夜没睡。

第二天,他就决定回国,要亲眼看看新中国是什么样子。

吴弱男也支持丈夫的决定,收拾行李,带着襁褓中的儿子,跟丈夫一起回国。



【三】患难与共:糟糠之妻的付出

1912年春天,章士钊一家回到国内。

那时候的中国,刚刚推翻了满清,到处都是新气象。

章士钊被黄兴、于右任邀请,担任同盟会机关报《民立报》主笔,还兼任江苏都督府顾问。

章士钊在《民立报》上发表了大量政论文章。

他的文章逻辑严密,论证充分,很有说服力。

可他提出的一些主张,却引起了很大争议。

1912年7月,章士钊在《民立报》上发表了《政党组织案》,主张把国内所有政党都解散,包括同盟会。

他说应该有一段时间让大家各抒己见,然后根据不同政见分为两党,公平竞选。

这就是著名的"毁党造党说"。

这篇文章一出,同盟会内部炸了锅。

大家觉得章士钊这是吃里扒外,端着同盟会的碗,砸同盟会的锅。

骂声一片,章士钊只好离开《民立报》,另外创办《独立周报》。

这些年,吴弱男一直默默支持着丈夫。

章士钊因为政见不同得罪了很多人,她从不抱怨,只是在家里操持家务,照顾孩子。

1913年,二儿子章用出生。

1915年,三儿子章因出生。

三个儿子,让这个家庭更加温馨。

可天有不测风云。

1913年3月,袁世凯主使刺杀了宋教仁,还想嫁祸给黄兴。

章士钊看出袁世凯的险恶用心,立刻逃往上海,拜见孙中山和黄兴,加入了反袁行列,还亲自起草了《二次革命宣言》。

"二次革命"失败后,章士钊又得亡命日本。

这一去,就是三年。

这三年,是吴弱男一生中最艰难的日子。

丈夫在外面躲藏,她一个女人带着三个孩子,在乱世里苦苦支撑。

大儿子章可才三岁,二儿子章用刚出生,三儿子章因还没生下来。

钱不够用,吴弱男就变卖嫁妆。

孩子生病,她半夜抱着孩子去找大夫。

街坊邻居问起丈夫,她总是说:"他在外面做事,很快就回来了。"

实际上,她心里也不知道丈夫什么时候能回来,甚至不知道他是死是活。

那个年代通讯不便,章士钊偶尔寄封信回来,都要好几个月才能收到。

每次收到信,吴弱男都要反复看好几遍,然后小心翼翼地收起来。

三年里,她没有抱怨过一句。

别人劝她改嫁,她说:"我的丈夫是个做大事的人,我等得起。"

这份等待,终于等来了回报。

1916年,袁世凯死了,章士钊可以回国了。

回国后,章士钊被任命为两广都督司令部和军务院秘书长。

虽然官职不算大,但总算有了稳定的收入。

吴弱男终于松了一口气,觉得苦日子熬到头了。

可她哪里知道,真正的苦难,还在后面。

1917年,章士钊应蔡元培之邀,到北京大学担任研究所伦理教授,还担任图书馆馆长。

一家人搬到北京,日子总算安定下来。

在北京大学,章士钊结识了很多知识分子,包括陈独秀、胡适、鲁迅、李大钊等人。

这些人后来都成了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而章士钊也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17年1月,章士钊在北京创办《甲寅》周刊。

这份杂志影响力巨大,成为当时最重要的政论刊物之一。

章士钊在上面发表了大量文章,介绍西方政治学说,批判封建制度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章士钊在多篇文章中,严厉批判了纳妾制度。

他认为,纳妾是封建陋习,是对女性的压迫,是野蛮社会的遗留。

他主张实行一夫一妻制,认为这才是文明社会的标志。

这些文章在当时引起了巨大反响。

无数受压迫的女性看到这些文章,觉得终于有人为她们说话了。

很多年轻人把章士钊当成偶像,认为他是真正的进步人士。

吴弱男读到丈夫的这些文章,心里很骄傲。

她觉得自己没看错人,章士钊是个真正有理想、有良知的知识分子。

她更加全心全意地支持丈夫,照顾好家庭,让他没有后顾之忧。

1920年,毛主席和蔡和森要组织赴法勤工俭学,可缺少经费。

他们拿着杨怀中的介绍信,找到章士钊求助。

章士钊二话不说,立刻发动社会名流募捐,筹集了两万多银元。

这笔钱在当时可不是小数目,足见章士钊在社会上的影响力。

1921年,章士钊再次去欧洲考察。

1922年回国后,被北京政府教育部聘为北京农业大学校长。

1923年,他担任上海《新闻报》主笔。

这些年,章士钊的名气越来越大,社会地位越来越高。

吴弱男看着丈夫一步步走向成功,心里很欣慰。

她觉得自己当年的选择是对的,那些年的苦没有白吃。

可她万万没想到,丈夫成功之后,会变成另一个人。

1924年,段祺瑞上台组建临时政府。

段祺瑞很欣赏章士钊的才华,直接任命他为司法总长。

几个月后,又让他兼任教育总长。

四十四岁的章士钊,一夜之间成了位高权重的大人物。

两个总长一肩挑,这在民国也是少见的。

出入都有专车接送,住的是豪华洋房,吃的是山珍海味,应酬不断,前呼后拥。

权力和地位的变化,悄悄改变着这个曾经的理想主义者。

当上总长之后,章士钊的应酬多了起来。

今天这个部门请吃饭,明天那个社团办宴会,后天又有什么酒会。

北京、上海两头跑,忙得不可开交。

上海滩那地方,灯红酒绿,纸醉金迷,到处是温柔乡。

歌女、舞女、交际花,个个打扮得花枝招展,专门在这些场合出没,等着钓"金主"。

章士钊毕竟是个男人,而且是个正值壮年、春风得意的男人。

面对这些诱惑,他开始动摇了。

那些年,他曾经追求过名妓李苹香。

可李苹香钟情于李叔同,对章士钊不屑一顾。

碰了这个钉子,章士钊并没有死心,反而更加频繁地出入风月场所。

1919年的一天,上海滩大亨黄金荣在一个宴会上,把章士钊介绍给了一个叫奚翠珍的歌女。



【四】温柔乡里的沉沦

奚翠珍是苏州人,长得漂亮,嗓子甜,最会察言观色。

她在上海滩混了好几年,见惯了各色男人,知道什么样的男人有钱,什么样的男人好骗。

章士钊虽然人到中年,但正是春风得意的时候。

刚当上总长,位高权重,出手阔绰。

更重要的是,他是文化名人,跟那些粗俗的军阀、商人不一样。

奚翠珍一眼就看出来,这是个值得下功夫的"金主"。

第一次见面,奚翠珍就使出了浑身解数。

她给章士钊唱歌,声音婉转动听。

她给章士钊斟酒,手指若有若无地碰到他的手。

她跟章士钊聊天,说话温柔体贴,句句说到心坎上。

章士钊被迷住了。

他见过很多女人,可从没见过像奚翠珍这样的。

吴弱男虽然也是知识女性,但毕竟是结发妻子,相处十几年,早就没了新鲜感。

而且吴弱男性格比较传统,不会撒娇,不会讨男人欢心。

奚翠珍不一样。

她年轻,比吴弱男小二十多岁,正是青春年华。

她懂得怎么哄男人开心,知道男人喜欢听什么话。

更重要的是,她给了章士钊一种久违的激情——那种在家里永远得不到的激情。

宴会结束后,章士钊找了个借口,说要多待几天处理公务。

实际上,他是想多跟奚翠珍见几面。

接下来的几天,两人频繁约会。

章士钊带奚翠珍去高档餐厅吃饭,去百货公司买衣服,去电影院看电影。

每次见面,奚翠珍都打扮得花枝招展,让章士钊眼前一亮。

奚翠珍也很会说话。

她说章士钊是她见过最有才华的男人,说她最崇拜有学问的人,说要是能嫁给章士钊这样的人,死也值了。

这些话说得章士钊飘飘然,觉得自己还年轻,还有魅力。

很快,两人就好上了。

章士钊在上海给奚翠珍租了一处公寓,每次来上海都去看她。

他给她钱,给她买各种东西,对她百依百顺。

奚翠珍也很会做人,从不多问章士钊的家庭情况,从不主动要求什么,总是一副温柔体贴的样子。

这种偷偷摸摸的日子,章士钊过了好几年。

他觉得挺刺激的,有一种做坏事的快感。

每次从上海回北京,他都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跟吴弱男说工作忙、应酬多。

吴弱男一点都不知道。

她全心全意照顾着三个孩子,等着丈夫回家。

每次章士钊回北京,她都高高兴兴地准备一桌好菜,一家人其乐融融。

她哪里知道,丈夫在上海还有另一个家。

1924年,当上总长之后,章士钊的胆子更大了。

他觉得自己位高权重,养个女人算什么?

民国那会儿,哪个有钱有势的男人不是三妻四妾?

军阀们动不动就娶十几房姨太太,官员们也都养着外室。

他不过纳一个妾,已经够克制了。

而且,他觉得自己跟那些粗俗的军阀不一样。

那些人纳妾是为了满足兽欲,他是真心喜欢奚翠珍。

奚翠珍年轻漂亮,又懂得讨他欢心,跟她在一起,他觉得自己又年轻了十岁。

于是,章士钊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公开与奚翠珍同居。

他在上海法租界霞飞路买了一栋洋楼,把奚翠珍接了进去。

他不再偷偷摸摸,而是大大方方地在上海跟奚翠珍过日子。

他甚至带着奚翠珍出席一些社交场合,向朋友介绍她。

消息很快就传开了。

上海的小报最喜欢这种花边新闻。

记者们拍到了章士钊进出洋楼的照片,拍到了他跟奚翠珍在一起的画面。

报纸上的标题一个比一个劲爆:"章总长金屋藏娇""老夫少妻演绎新欢""进步人士的另一张面孔"。

消息从上海传到北京,从上层社会传到街头巷尾,整个民国都在议论这件事。

骂声最响的,是那些曾经把章士钊当偶像的年轻人。

他们不敢相信,那个曾经在文章里把纳妾说成是野蛮陋习的进步人士,如今自己也干起了这种事。

有读者在报纸上写道:"章总长当年写文章骂纳妾的时候,可是义愤填膺啊。现在自己做了,又是另一副嘴脸。这叫什么?这叫言行不一!"

还有人更直接:"民国都十几年了,怎么还有这种事?说好的新文化呢?说好的男女平等呢?到头来还不是换汤不换药!"

更让人气愤的是,章士钊面对这些批评,根本不在乎。

他甚至在朋友面前说:"男人有几个女人怎么了?古人三妻四妾,我不过纳一个妾,已经够克制了。"

这话传出去,骂声更大了。

可这些骂声,都传不到北京的那个家里。

吴弱男还蒙在鼓里,还以为丈夫只是工作忙,应酬多。

直到有一天,她的亲戚从上海回来,欲言又止地跟她说:"弱男啊,你有空去上海看看士钊吧。他一个人在外面,你也该关心关心。"

吴弱男听出了话里有话,追问了半天,亲戚才吞吞吐吐地说出了实情。

那一刻,吴弱男觉得天塌了。

她不信,怎么都不信。

那个跟她在英国结婚、共同走过十几年风雨的丈夫,那个写文章批判纳妾制度的进步人士,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事来?

可架不住消息越传越邪乎。

街坊邻居开始指指点点,报纸上也出现了相关报道。

吴弱男买来报纸,一份一份地看。

那些黑白字,那些照片,都在告诉她:这是真的。

邻居们的议论,像刀子一样扎在她心上。

有人说:"哎呀,章太太怎么不知道管管自己的男人?"

有人说:"男人有钱就变坏,这是古今不变的道理。"

还有人说:"真可怜,守了这么多年,到头来还是被抛弃了。"

吴弱男在家里坐了三天三夜,茶饭不思。

她在想:这到底是不是真的?

如果是真的,她该怎么办?

朋友来劝她:"弱男,你还是去上海看看吧,当面问清楚。别听风就是雨,说不定是有人造谣呢。"

吴弱男决定去上海。

她要亲眼看看,亲耳听听,到底是怎么回事。

她收拾行李,带着三个儿子上了火车。

大儿子章可已经十四岁了,二儿子章用十一岁,三儿子章因九岁。

三个孩子懂事地帮妈妈拿行李,一路上都不敢多说话,因为他们看到妈妈的脸色很难看。

火车上,吴弱男一路都在想:见了面,把话说开,他肯定会回心转意的。

毕竟夫妻一场,毕竟他曾经也是个有理想的人。

可现实,比想象残酷得多。

1924年秋天的那个下午,吴弱男站在霞飞路那栋洋楼门口,看着铜牌上刻着的地址,手在发抖。

她深吸一口气,推开了那扇门。

客厅里的场景,让她的心一下子沉到了谷底。

章士钊正跟奚翠珍坐在沙发上。

奚翠珍穿着时髦的旗袍,烫着波浪卷,涂着鲜艳的口红。

看到吴弱男进来,她甚至没有起身,只是淡淡地看了一眼,然后继续喝茶,眼神里甚至带着几分得意。

章士钊倒是站起来了,但脸上没有半点慌张,更没有愧疚。

他整了整衣领,目光平静地看着吴弱男,仿佛她不是结发十五年的妻子,而是一个不请自来的访客。

吴弱男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她带着三个儿子,从北京赶了一千多公里,就是想当面问清楚,想把丈夫劝回来。

可现在看到这个场景,她突然明白了:这个男人,已经不是当年那个跟她在英国结婚的章士钊了。

三个儿子站在门口,呆呆地看着这一幕。

他们还小,不太懂大人的事,但他们能感觉到气氛的凝重。

章士钊看了看吴弱男,又看了看三个儿子,脸上依然没有表情。

他招呼佣人给吴弱男倒茶,然后示意她坐下。

吴弱男坐下了,可茶杯在她手里抖得厉害,茶水都洒了出来。

房间里,陷入了令人窒息的沉默。

门外,记者的相机快门声响个不停。



上海的秋雨下了一整夜。

霞飞路的洋楼里,灯光彻夜未熄。

吴弱男和三个儿子住在客房,整夜未眠。

她躺在床上,眼睛盯着天花板,脑子里乱成一团。

楼下的客厅里,章士钊和奚翠珍也没睡。

奚翠珍依偎在章士钊怀里,轻声说:"她会同意吗?"

章士钊没说话,只是抽着烟,烟雾缭绕中看不清他的表情。

第二天早上,佣人准备了早餐。

可谁也没心思吃。

吴弱男把三个儿子留在房间,自己下楼,准备跟章士钊好好谈谈。

客厅里,章士钊已经坐在那儿了。

他穿着长袍,手里拿着报纸,看起来很平静。

奚翠珍不知道去哪儿了,客厅里只有他一个人。

吴弱男坐到他对面,深吸一口气,开了口。

她说了很多,说两人当年在英国相识相恋的美好时光,说她这些年的付出,说他当年写过的那些文章,说他批判过的那些封建陋习。

她的声音越说越哽咽,眼泪止不住地流。

章士钊听着,脸上依然没什么表情。

等吴弱男说完,他放下报纸,看着她。

接下来的对话,成了这场风波最关键的转折点。

章士钊说的每一个字,都像刀子一样扎在吴弱男心上。

他的态度,他的语气,他的决定,都让吴弱男彻底绝望。

更让人震惊的是,他竟然给吴弱男提出了一个选择——一个让她无法接受,却又不得不面对的选择。

这个选择,关系到她的未来,关系到三个孩子的前途,关系到她这辈子的幸福。

她该怎么办?

接受,意味着要忍受巨大的屈辱,要眼睁睁看着丈夫和另一个女人在一起,要从正室变成摆设。

不接受,意味着要带着三个孩子离开,失去所有经济来源,还要面对世人的指指点点,承受离婚女人的各种压力。

这是一个艰难的抉择,一个没有赢家的选择。

门外,雨还在下。

记者们打着伞,守在洋楼外面,等着这场大戏的结局。

上海滩的小报已经准备好了明天的头版头条。

无论吴弱男做出什么选择,这都将成为民国最轰动的丑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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