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鲁迅全集》《鲁迅故家的败落》及相关史料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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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十九年（1893年）十月，浙江绍兴城内的周家台门，突然来了两个衙门差役。
这两人气势汹汹地闯进门，还没等门房通报，就直接冲到了内院。
他们手里拿着公文，高声喊道："奉旨拿人，犯官周福清何在？"
这一嗓子，把整个周家都震住了。
仆人们吓得四处躲藏，丫鬟们惊慌失措。
正在后院玩耍的十二岁少年周樟寿（后来的鲁迅），听到动静赶紧跑到前院。
他看到母亲鲁瑞脸色煞白地扶着柱子，父亲周伯宜浑身颤抖着站在那里，嘴唇都在哆嗦。
"犯官周福清？"周樟寿脑子里嗡的一声。
祖父怎么会是犯官？
祖父可是同治十年（1871年）的进士，当过翰林院庶吉士，做过江西金溪县的知县，现在还是内阁中书。
虽然官职不算太高，可在绍兴城里，周家是响当当的书香门第。
可眼前这一幕告诉他，祖父出事了，而且是出了大事。
原来周福清当时并不在家，他早已得到风声，知道官府要来抓人，就逃到了上海躲避。
可官府既然来了，就不会空手而归。
差役们当场宣布，扣押周福清的长子周伯宜，革去他的秀才身份，等周福清归案后再做处置。
周伯宜当场就软了腿。
他今年三十二岁，从小苦读诗书，好不容易考中了秀才，可一直没能中举人。
就在几天前，他还在参加浙江乡试，盼着这次能金榜题名。
可现在，不光举人没考上，连秀才的功名都被革了。
更可怕的是，他被当成人质，要替父亲坐牢。
周樟寿看着父亲被差役带走，看着母亲瘫坐在地上失声痛哭，他第一次感受到了什么叫天塌下来的感觉。
这个十二岁的少年还不明白，祖父到底犯了什么事，为什么会让整个家族陷入如此境地。
几天后，周福清在上海听说儿子被抓，实在受不了良心的折磨，决定投案自首。
他知道，如果自己一直躲着，儿子就要替他受罪。
光绪十九年（1893年）十月，周福清被押解到杭州，关进了刑部大牢。
周伯宜这才被放了出来，可他的秀才身份已经没了，再也回不去了。
从此，周家的命运彻底改变了。
这个曾经显赫的书香门第，开始了漫长的衰败之路。
而那个十二岁的少年周樟寿，也在这场巨变中，开始了他人生的蜕变。
【一】显赫周家的往日荣光
要说周家在绍兴的地位，得从周福清的祖上说起。
周家世代读书，到了周福清这一辈，更是达到了顶峰。
周福清，字介孚，号梅仙，生于道光十八年（1838年）正月二十二日。
他从小就聪明过人，读书用功，二十九岁那年考中举人，三十三岁考中进士，这在当时可是光宗耀祖的大事。
同治十年（1871年）春天，周福清进京参加殿试，考中第三甲第十五名，被钦点为翰林院庶吉士。
这个消息传回绍兴，整个周家都沸腾了。
庶吉士是什么概念？
那是给皇帝培养的储备干部，能入选的都是进士里的精英，未来的仕途几乎是一片坦途。
周福清点了翰林之后，先得进庶常馆深造。
庶常馆是个什么地方？
那是专门培养翰林的机构，每三年结业一次，叫散馆。
散馆的时候还得经过考试，根据成绩授予官职。
这三年关系到每个翰林的命运，大家心里都明白。
可周福清这个人，性格有些特别。
别的翰林都忙着结交权贵，打听官场行情，演习应酬技巧，他却埋头研究法律条文，在同僚眼里显得很另类。
他脾气刚烈，不爱拍马屁，也不愿意随波逐流。
这种性格，在官场上其实很吃亏。
光绪元年（1875年），散馆考试结束后，周福清被外放到江西金溪县当知县。
他带着家眷前去上任，在金溪一干就是三年。
可他在任上的表现，却让上司很不满意。
周福清办事认真，执法严格，可正是因为太认真，太严格，得罪了不少人。
光绪四年（1878年）春天，周福清突然带着家眷和全部行李回到了绍兴。
原来，他被两江总督沈葆桢参劾，丢掉了知县的乌纱帽。
沈葆桢是正途进士出身，一代名臣，《清史稿》说他"精核吏事，治尚严肃"，做他的部属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周福清性格刚烈，不懂得变通，最终在官场栽了大跟头。
丢了官职的周福清，只好回到绍兴。
可他毕竟是翰林出身，总不能一直闲着。
于是他捐了个内阁中书的职位。
内阁中书是个什么官？
说白了就是个闲职，负责抄抄写写，没什么实权，也没什么油水。
从光绪五年（1879年）开始，周福清就在内阁中书这个位子上待着，一待就是十几年。
这期间，他的经济状况相当窘迫。
同乡王继香在日记里写道，大家都知道周福清没钱，出门是不肯坐车的，所以聚会的时候都不坐车，免得分摊车钱给周福清增加压力。
可即便如此，周家在绍兴城里还是有些体面的。
周福清是翰林出身，这块招牌在哪儿都好使。
周家有三百多亩田地，还有几处店铺，光靠收租就能让一大家子过得不错。
逢年过节，登门拜访的人还是络绎不绝，有求字的，有托关系的，有来攀交情的。
周福清的大儿子周伯宜，生于咸丰十一年（1861年），本名凤仪。
他从小就显露出读书的天赋，少年时就考中了秀才。
周福清对这个儿子寄予厚望，希望他能像自己一样中举人、考进士，光宗耀祖。
周伯宜确实有些才华，文章写得不错，可科举这事，除了才华，还得有运气。
他从光绪初年开始参加乡试，一次又一次地落榜。
每次放榜，周家都满怀期待，可每次都是失望而归。
到光绪十九年（1893年），周伯宜已经参加了六次乡试，还是没能中举。
这对周家来说，是个不小的遗憾。
周福清自己已经年过半百，仕途无望，唯一的希望就是儿子能考中举人。
可看着儿子一次次落榜，他心里越来越着急。
周伯宜娶的妻子叫鲁瑞，是绍兴安桥头人。
鲁瑞的家世也不错，她的祖父、外祖父以及父亲都在京城做过官。
她的外祖父何元杰曾经是翰林编修，父亲鲁希曾在同治年间做过户部主事。
鲁周两家门当户对，婚后生活简单而幸福。
鲁瑞为周家生下了四个儿子一个女儿。
大儿子就是周樟寿，生于光绪七年（1881年）八月初三。
二儿子周作人，生于光绪十一年（1885年）。
三儿子周建人，生于光绪十四年（1888年）。
可惜四儿子椿寿和女儿端姑都早早夭折了。
周樟寿从小就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
他看惯了祖父被人尊敬的样子，看惯了家里人说话办事的底气。
他在百草园里玩耍，在三味书屋里读书，过着少爷的生活。
他大概觉得，自己以后也会像祖父和父亲一样，走科举这条路，做个读书人。
可他万万没想到，这一切会在顷刻间化为乌有。
【二】突如其来的牢狱之灾
光绪十八年（1892年）除夕那天，周福清的母亲去世了。
周福清当时在北京，接到电报后立即赶回绍兴奔丧。
按照清朝的制度，官员在父母故后要停职三年守孝，这叫"丁忧"。
周福清虽然只是个内阁中书，也得遵守这个规矩。
光绪十九年（1893年）是个特殊的年份。
这年是恩科年，为了庆贺慈禧太后六十大寿，朝廷特意在各省举办乡试。
浙江的乡试在苏州举行，周伯宜又一次踏上了赴考的路。
这已经是周伯宜第六次参加乡试了。
他今年三十二岁，如果再考不中，年纪就更大了。
周福清看着儿子的背影，心里五味杂陈。
他知道，儿子的压力很大，自己的期望也很高。
可谁也没想到，这次乡试，竟然成了周家命运的转折点。
就在周伯宜准备进入考场的时候，突然有官差冲过来，不由分说就把他抓了起来。
周伯宜还没反应过来怎么回事，就被押到了杭州知府衙门。
原来，周福清出事了。
官府接到举报，说周福清涉嫌科场舞弊，已经下令拿人。
可周福清得到风声，逃到了上海躲藏。
官府抓不到周福清，就先把周伯宜扣押了，既是人质，也是惩罚。
周伯宜在衙门的公堂上，听官差宣读了对他的处置：革去秀才身份，扣押候审，等周福清归案后再做处理。
这对周伯宜来说，简直是晴天霹雳。
他辛辛苦苦读了几十年书，好不容易考中了秀才，现在一下子就没了。
更可怕的是，他不知道父亲到底犯了什么事，为什么会惹出这么大的祸。
在上海的周福清，很快就听说了儿子被抓的消息。
他心里明白，如果自己一直躲着，儿子就要替他受罪。
他想来想去，还是决定投案自首。
毕竟儿子是无辜的，这事是自己干的，不能连累儿子。
光绪十九年（1893年）十月，周福清从上海回到浙江，向官府自首。
官府这才放了周伯宜，可周伯宜的秀才身份已经被革除，再也回不去了。
周福清被押解到杭州，关进了花牌楼的监狱。
这个消息很快传遍了整个绍兴城。
周家台门前，原来那些络绎不绝的访客，一夜之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街坊邻居开始指指点点，议论纷纷。
"听说周家老爷犯了大事，被关进大牢了。"
"好像是科场舞弊，想走后门让儿子中举。"
"啧啧，堂堂翰林出身，怎么干出这种事来？"
"读书人的脸都被他丢尽了。"
这些话传到周家人耳朵里，每一句都像刀子一样扎心。
鲁瑞整天以泪洗面，周伯宜更是羞愤难当。
他本来就因为屡试不中而自卑，现在又被革去秀才功名，还成了罪犯的儿子，整个人都垮了。
十二岁的周樟寿，在这场突如其来的变故中，第一次感受到了世态炎凉。
案发之初，母亲鲁瑞怕家里的男丁受到牵连，赶紧把周樟寿和弟弟周作人送到离城三十多里的皇甫庄，那是母亲娘家的亲戚。
两个孩子在那里躲了大半年，从1893年的八九月间，一直到1894年清明时节，才重新回到绍兴城的家中。
这段避难的经历，让周樟寿永远忘不了。
他原本是周家的大少爷，走到哪儿都有人巴结。
可现在，他成了"罪犯的孙子"，寄人篱下，看人脸色。
虽然皇甫庄的亲戚对他们还算客气，可那种小心翼翼的感觉，让他很不舒服。
回到绍兴后，周樟寿发现，家里已经大变样了。
原来热热闹闹的周家台门，现在冷冷清清。
以前那些笑脸相迎的亲戚朋友，现在见了周家人就绕着走。
街坊邻居看周家人的眼神，也从尊敬变成了鄙夷。
周伯宜从监狱放出来后，整个人都变了。
他变得沉默寡言，经常一个人发呆。
有时候无缘无故就发脾气，把妻子端来的饭菜摔出窗外。
鲁瑞默默地收拾残局，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周樟寿看在眼里，疼在心里。
他不明白，为什么祖父会犯事？
为什么父亲会变成这样？
为什么原本好好的家，突然就垮了？
这些问题，在他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深深的疑惑。
可更大的打击，还在后面等着他们。
【三】家道中落的艰难岁月
周福清入狱后，周家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救他出来。
"斩监候"这个罪名，虽然暂时保住了性命，可随时都有被处决的危险。
每年秋审的时候，朝廷会重新审查这些案子，决定是继续关押还是执行死刑。
周家人提心吊胆，不知道周福清能不能熬过去。
为了救周福清，周家开始了漫长的营救行动。
鲁瑞四处托人，找关系，打点官府。
可在清末的官场上，没有银子什么都办不成。
每次托人，都得送上一大笔钱。
有的官吏收了钱就办事，有的收了钱却不办事，还有的趁火打劫，要得更多。
周家虽然有些家底，可架不住这么花。
田地一块块地卖，店铺一间间地关。
鲁瑞把自己的首饰、嫁妆都拿去典当了。
可这些钱，在官府的胃口面前，根本就是杯水车薪。
光绪十九年（1893年）冬天，周伯宜开始生病了。
起初只是咳嗽，后来越来越严重，咳出了血。
周伯宜的身体本来就不太好，经过这场打击，又整天借酒浇愁，身体更加虚弱了。
他还染上了吸食鸦片的恶习，说是能缓解痛苦，实际上是在慢性自杀。
鲁瑞看着丈夫一天天憔悴下去，心里急得要命。
她四处寻医问药，请了好多大夫来看。
可那些大夫看了之后，都摇头叹气，说病情很严重，不好治。
周樟寿这时候已经回到了绍兴，在三味书屋继续读书。
可他的心思已经不在书本上了。
他最常做的事，就是帮母亲跑腿，拿着处方去药店抓药，拿着东西去当铺典当。
他记得那些药店的柜台，正好和自己一样高。
他把处方递上去，药店老板接过来看一眼，然后慢悠悠地抓药，一边抓一边说："这味药缺货，那味药涨价了。"
有时候药材不全，老板也不肯赊账，说什么"做生意讲现钱"。
周樟寿还记得那些当铺的柜台，比他高一倍。
他踮着脚把东西递上去，当铺掌柜接过来看一眼，然后开始杀价。
原本值十两银子的东西，掌柜只肯给五两。
周樟寿想讨价还价，可掌柜根本不理他，说："要当就当，不当就走。"
他从一倍高的柜台外接过钱，在掌柜鄙夷的眼神里低着头走出当铺，然后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父亲买药。
这样的日子，他过了整整四年。
鲁迅后来在《<呐喊>自序》里写道："我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年纪可是忘却了，总之是药店的柜台正和我一样高，质铺的是比我高一倍，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
这段经历，在周樟寿心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他看到了世态炎凉，看到了人性的冷漠。
以前那些对周家毕恭毕敬的人，现在都露出了真面目。
有的人见了周家人就装作没看见，有的人甚至在背后说风凉话。
更让周樟寿难以忍受的，是那些"名医"。
周伯宜请的大夫，都是绍兴城里有名的中医。
其中最有名的一位叫何廉臣，鲁迅后来在散文《父亲的病》里把他写成了"陈莲河"。
这位何廉臣，在当时的绍兴医界算是尖端人物了。
能请得起这么有名的大夫，说明周家还是有些家底的。
可何廉臣开的药方，常常有稀奇古怪的药引子。
什么"原配蟋蟀一对"，什么"结了子的平地木十株"，还有"经霜三年的甘蔗"。
周樟寿拿着这些药方，跑遍了绍兴城的药店，可很多药引子根本找不到。
即便找到了，价格也贵得吓人。
更让人无奈的是，周伯宜根本不配合治疗。
他照样喝酒，照样吸鸦片，从不忌口。
大夫让他静养，他却整天借酒浇愁。
有时候喝醉了，还会摔碗砸筷子，把妻子端来的饭菜扔出窗外。
鲁瑞默默地收拾着这些残局。
她不敢顶嘴，只能默默承受。
她知道，丈夫心里苦，可她又能怎么办呢？
她只能一遍遍地劝，一次次地哄，希望丈夫能振作起来。
可周伯宜已经没有了活下去的意志。
他觉得自己这辈子完了，读了几十年书，连个举人都没考上，现在连秀才的功名都被革了。
父亲还在牢里，家道也败落了，他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秋冬，周伯宜的病势日加严重。
他开始大口大口地吐血，全身浮肿，连呼吸都困难了。
何廉臣给他开了一种特别的丸药，叫"败鼓皮丸"，就是用打破的鼓皮做成的。
说是能治水肿，可周伯宜吃了一百多天，一点用都没有。
周樟寿看着父亲一天天消瘦，心里越来越绝望。
他开始怀疑，这些所谓的"神医"，到底是在治病还是在骗钱？
这些传统的东西，真的有用吗？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十月十二日（农历九月六日），周伯宜终于撑不住了。
那天凌晨，周伯宜躺在床上大口大口地喘着气，脸色煞白，汗如雨下。
鲁瑞跪在床边，拉着丈夫的手，泪流满面。
周樟寿和两个弟弟站在一旁，不知道该做什么。
族里的老人说，要叫魂，让周樟寿大声喊"父亲"，把父亲的魂喊回来。
周樟寿扯着嗓子喊："父亲！父亲！"
可喊声越大，父亲的呼吸就越微弱。
最后，周伯宜闭上了眼睛，再也没有睁开。
他去世的时候，年仅三十六岁。
周樟寿后来一直认为，是自己喊得太用力，才让父亲更快地离开了。
这个愧疚，伴随了他一生。
父亲去世的那一刻，周樟寿才十五岁，弟弟周作人十一岁，周建人八岁。
三个孩子都还没有成年，家里就只剩下母亲鲁瑞一个人撑着了。
更可怕的是，周福清还在杭州的监狱里。
他连儿子最后一面都没见到，也不知道儿子已经去世了。
周家人怕他受刺激，一直瞒着他。
【四】即将揭开的真相
父亲去世后，周家的日子更加艰难了。
鲁瑞一个寡妇，带着三个未成年的孩子，还得想办法救公公出狱。
她把家里能卖的都卖了，能当的都当了，可还是不够。
每年光是疏通官府的钱，就是个天文数字。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周家到了不得不分家的地步。
族里开会，要把周家台门的房产分掉。
可族人们欺负鲁瑞母子，想分给他们既差又小的房子。
十六岁的周樟寿第一次站了出来。
他挺直腰杆，对那些族里的长辈说："这事我做不了主，要请示爷爷签字才行。"
族人们一听，都愣住了。
周福清虽然在牢里，可毕竟还活着，而且他是家里的老大，分房的事确实得他点头。
族人们不敢得罪周福清，只好作罢。
这件事让周樟寿明白了一个道理：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会真心帮你，只有自己强大了，才不会被人欺负。
可他心里还有一个更大的疑问：祖父到底犯了什么事？
为什么会被判"斩监候"？
为什么一关就是好几年？
这个问题，周家人一直不肯告诉他。
母亲说他年纪小，不该知道这些。
可周樟寿已经不是小孩子了，他从街坊邻居的议论中，隐约知道这事跟科场有关，跟父亲考举人有关。
可具体是怎么回事？
祖父做了什么？
为什么会惹出这么大的祸？
这些问题，像一团迷雾，笼罩在周樟寿心头。
直到多年以后，周樟寿长大成人，离开了绍兴，去了南京，去了日本，他才逐渐了解了那段往事的真相。
原来，祖父周福清当年为了让父亲周伯宜中举，做了一件让整个家族都蒙羞的事。
而这场冒险的代价，就是周家从此败落，父亲抑郁而终，整个家族陷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光绪十九年（1893年）的那场浙江乡试，本该是周伯宜实现梦想的机会。
这已经是他第六次参加乡试了，如果再考不中，年纪就更大了，机会也就越来越少了。
周福清看着儿子的背影，心里比谁都着急。
他知道，儿子确实有才华，可科举不光要才华，还要运气。
更重要的是，在那个年代，科场早已不是什么公平竞争的地方。
有钱有势的人家可以走后门，托关系，买通考官。
周福清虽然是翰林出身，可在京城混得并不如意，没什么人脉，也没什么钱财。
可这一次，他下定决心要帮儿子一把。
他不能眼睁睁看着儿子再次落榜，不能让周家的希望就这么破灭。
于是，他开始筹划一场冒险的行动。
这场行动涉及的不光是周伯宜一个人，还有其他几户人家。
这些人家也都有儿子要参加乡试，也都想走后门。
周福清提出，由他出面去疏通关系，几家人一起出钱。
如果事成，周福清不光能让儿子中举，还能从其他几家那里分一笔不菲的酬劳。
这个计划听起来很完美，可执行起来却充满了风险。
周福清联系了谁？
他是怎么运作的？
他送出了多少银子？
又是怎么被揭发的？
这一切的细节，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加惊心动魄。
而这场失败的科场舞弊案，不光毁了周福清自己，还让周伯宜蒙羞，让整个周家败落。
更重要的是，它在少年鲁迅心中埋下了一颗种子，一颗质疑传统、批判腐朽的种子。
那么，周福清到底做了什么？
这场科场舞弊案的来龙去脉，以及它对鲁迅一生的深远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