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纪要｜文本中的读者：中古文人的阅读与书写

2026年3月14日至15日，由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所、国家语言文字推广基地（北京师范大学）及北京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中心（北京历史文化研究与发展创新中心）联合主办的“文本中的读者：中古文人的阅读与书写”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师范大学海淀校区顺利举行。

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康震教授在开幕式上致辞。他强调，本次会议的核心在于探讨作者书写与读者阅读的互动机制，鼓励学者们回归文本、追溯本源，围绕真问题展开原创性讨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研究所所长周剑之教授进一步表示，本次会议旨在打破传统文学研究中单向度的“作者——作品”模式，引入“读者”因素，为解读中古文学文献提供更为多元的视角。

本次研讨会共有11位学者围绕主题作了精彩报告，兼有深度的学术评议与自由讨论。核心议题涵盖以下三个主要向度：

一，概念演进与理论双轨

澳门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王思豪作了题为“作为文学史书写者的‘子虚’”的报告。他以司马相如《子虚赋》中“子虚”之名的由来为切口，指出“子虚”这一假托之名，实则蕴含着汉梁孝王所建梁园之代言人的义涵；司马相如借此影射并讽谏梁孝王僭越礼制的行为，这篇赋也成为他获得汉武帝赏识的契机。王思豪指出，“子虚”在后世文人的书写中逐渐生发出多重内涵：它不仅承载了《子虚赋》原本的劝谏之意，常被用来指涉与司马相如仕途际遇相似的文人；因其旨归无为，也自然引导后人从老庄哲学层面进行解读；而在文学批评尤其是古典戏曲小说理论中，“子虚”更成为虚构文体、虚构人物及虚构内容的代名词，直接指导着文学创作。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田胜利对文稿细节提出了精当见解：其一，注释中对文人行迹的考据尚可斟酌；其二，“子”姓和“乌有”名称的追溯可补充更丰富的证据；其三，文中涉及老庄哲学的部分概念出处需进一步考证。他补充道，对“子虚”的解读既可立足于“梁园代言人”，也可将其视作“楚称”，将其置于楚文化脉络中考量，或可成为丰富其内涵的另一重视角。

中山大学中文系李晓红以“辞达与言志：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双螺旋结构”为题进行发言。她开宗明义地指出，中国古代文章学中，“诗言志”与“辞达而已矣”两大经典命题构成了文学发展的驱动力。李晓红梳理了始于《尚书》的“诗”与“辞”论说脉络：这一对富有张力的概念，自《尚书》的“诗言志”与“辞尚体要”，到孔子的“辞达”说，再经战国诸子的文体实践与汉代赋体的演进，最终在刘勰《文心雕龙》中完成了理论构建。她特别提到，苏轼在《答谢民师推官书》中对“辞达”源流进行了系统的知识考古，清晰阐释了二者既矛盾又融合的关系。“言志”着眼于作者的创作，“辞达”则立足读者的接受，两者相互缠绕、彼此激发，内在地推动了文体谱系的发展。

南京大学文学院黄若舜认为，该论文聚焦“辞”与“志”（即形式与内容、读者与作者）的关系，探讨“作者如何抵达读者”，其理论框架完整，极具探索价值。他同时建议：“辞达”实质上是作者抵达读者的中介，本质仍归于“志达”，建议文章进一步阐发两者的联系，避免割裂。此外，除“作者抵达读者”外，亦可引入“读者如何抵达作者”（即孟子所谓“以意逆志”）的视角以拓宽研究视域。

二，知识生成与文学书写

南京大学文学院黄若舜分享了题为“汉魏之世的后廷学术与外戚政治”的研究。该研究关注帝王后妃研习学问的风气，将其与汉魏王朝兴替、外戚盛衰的历史进程相融合，深度发掘学术与政治的互动关系。黄若舜勾稽西汉至曹魏后廷学术的起伏脉络：西汉时期，受儒家重昏礼及公羊学影响，后廷学术渐兴；至东汉，以经术干政的女权政治愈发强盛，这与当时的政治结构及宫廷建制密不可分；而曹魏的“三世立贱”，则是对后廷学术与女权政治的反拨。后廷知识女性生存境遇的流变，折射出王朝政治与权力结构的变迁，这一复杂的互动关系应被纳入汉魏历史研究的考量之中。

澳门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王思豪就此作了拓展：后廷女性获取知识的途径或与汉代学习传统有关（如多习《论语》《诗经》，少涉《尚书》《春秋》），二者可对读。此外，后廷女性所学多属“术”之范畴，像班婕妤般具有明确学术观点与著作传世的女性实属罕见，文章或可进一步辨明“学”与“术”的边界。

复旦大学中文系李猛作了题为“晋宋士僧论难与论难文献的生成”的报告。他聚焦《弘明集》《广弘明集》等佛教文集中存录的晋宋士僧论难文献，重点探讨了其内容编排与文本形态。他揭示了《出三藏记集》所载《法论目录》在编次上的问题与处理难点（如诗文起止不明、论辩双方姓名缺考、宋元刻藏经本改动文字等）。随后，李猛以慧远与鸠摩罗什的问答、王谧与鸠摩罗什的书信往还等数次重要论辩为个案，归纳了当时论辩的过程、载体及其文献编集特点。

中山大学中文系李晓红指出，学界历来对魏晋论体文关注颇多，却少有对论难文献的研究。李猛的探索有力推动了论体文研究的进展，且高度契合本次研讨会“阅读与书写”的主旨，其对问答集编集问题的剖析尤其具有启发性。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吴沂澐以“魏晋南北朝文人的阅读活动及‘读书诗’的生成”为题，直击核心问题：当时的文人如何将阅读转化为书写？她指出，传统目录学对“读书诗”的分类常有模糊之处，正折射出其表现手法与类型特征的复杂性。报告详细剖析了经典诗、讲谈诗和读书诗的发展脉络：早期经典诗常拆解经典语言为己所用；随着讲谈活动盛行，讲谈诗演变为展现文人关系网的工具，至东晋渐渐成为边缘文人抒怀的媒介；而《艺文类聚》中收录的“读书诗”，已从经典知识的堆砌走向对日常情境与个人生命哲思的书写。这一流变，深刻反映了诗歌功能的演变与文学自觉的彰显。

敦煌研究院陈芷南高度评价了该研究在重构“读书诗”生成脉络上的学术启迪。同时她提醒，也应充分考虑到当时读书诗尚未形成完全自觉的可能性，以及其与其他诗歌类型之间的边界交融。

敦煌研究院陈芷南探讨了“文本中的‘子’：萧绎《金楼子》的阅读与书写实践”。她指出，在诸子著作被经典化后的中古时期，知识生产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阅读、摘录与重组，书抄和类书的兴盛使得知识的产出不再绝对依赖作者的原创，萧绎的《金楼子》便是典型案例。通过对《金楼子》中《立言》与《杂记》的文本细读，陈芷南从修辞、思维、篇章结构与作者建构四个维度，总结了中古文人建构“子”之身份的路径。作为判断者与议论者的“金楼先生”不仅掌握了文本解释权，更具备明确的自我表达与承继圣贤的意识，生动展现了阅读经验向思想定位转换的过程。

香港浸会大学孙少文伉俪人文中国研究所李能知建议，文中关于诸子思维两分结构的论述，或可与传统的象喻手法结合考量。此外，魏晋南北朝的子书与书抄、类书关系密切，若将后者纳入补充论述，可进一步拓宽研究视野。

三，文本流变与读者重塑

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徐艳以“故事中的诗歌：《赠白马王彪》献疑”为题进行发言。围绕这首署名曹植的名篇，徐艳从文献来源、创作背景、创作者及文本主旨四方面展开考辨，推断该诗疑点重重，或为托名伪作。她指出，该诗乃是从《魏志·陈思王传》裴注转引《魏氏春秋》的内容增益而来，诗中所记诸王共朝京之事、所涉人物及地理背景，均与曹魏职官制度及现实存在矛盾。此外，该诗传达的质疑天命、怨毒离京政策之主旨，与曹植一贯称颂曹魏政权的态度截然不同。徐艳推测，《赠白马王彪》很可能是后人根据历史故事虚构，或出自魏晋时期意在批判曹魏宗亲政策的作者之手。这不仅未损削其价值，反而彰显了后世读者通过回护诗中矛盾来形塑文本的典型过程。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洪越认为该研究语料扎实、论证有力，并提出拓展思考：除外部制度与地理因素外，是否存在文本内部的论证线索？若为伪作，其风格手法是否与曹植其他作品有联系？此类存疑之作应如何妥善纳入诗人文集体系？

香港浸会大学孙少文伉俪人文中国研究所李能知作了题为“陶渊明《联句》考论：真伪辨证与诗体史意义”的报告。针对该诗的真伪争议（汤注本编排可疑、联句人身份无考、诗风不类、诗题特殊），李能知逐一驳斥：汤注本未按惯例注伪且宋本收录一致；联句人虽不可考但不能证伪；诗中意象语言与陶诗相符；齐梁时期添加诗题极为常见。在确认其为陶作的基础上，报告进一步指出，陶渊明《联句》是“人各四句”联句诗体的首次定型，对后世文人交游方式乃至绝句的产生具有深远影响。

中南大学文学院石雅梅提出商榷，认为按魏晋署名习惯，陶渊明署字而愔之署名，似不符合两者的身份地位。另外，关于联句创体，西晋《台中宴会诗》等材料或可证明联句在此前已有所流行。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洪越以“唐人阅读李白的层次”为题，指出在学界现有的李白接受史研究之外，仍有幽微的学术空间。通过梳理唐诗总集、敦煌写本、唐代诗文、集序碑铭及笔记小说五大类文献，全景式展现了唐人阅读李白的不同层次。她以笔记小说为例，详析了与杜甫相关的两则特殊故事（李白戏赠杜甫诗、李白为杜甫出头作《蜀道难》）。尽管这些故事不符合“典型”的李白特质，但其广泛流传恰恰迎合了当时读者的心理诉求，呈现出唐人如何通过“讲故事”来认知历史的另一种真实。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余丹认为，该研究跨越多种文体，立体呈现了李白形象的建构过程。这一思路亦可延伸至元明清戏曲领域，以揭示李白形象更为深远的历史变迁。

中南大学文学院石雅梅探讨了“《步出城东门》的生成与再造”。她重点梳理了该诗的演变系统，特别聚焦明代杨慎对其进行的充满矛盾的文本处理：在《选诗外编》中，杨慎为其增补并虚构史源；而在《五言绝句》中，又将其归入孟浩然名下。石雅梅指出，这种处理本质上是杨慎在无法确证作者与时代时的推测与权宜之计。拼合后的八句体《步出城东门》在明清引发了认同与困惑的并存，这与当时的文献状况及学术风气密切相关。

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徐艳评价该研究逻辑清晰，且敏锐捕捉到汉代诗歌在明清经典化过程中的关键问题。她补充强调，相较于后世“作品”的概念，乐府诗本就口传性强、无定本，作者与文本关系松散。因此，增删拼贴乃乐府流传之常态，不应轻易以“有意改编”或“伪作”视之。

南京大学文学院童岭作了题为“武则天时代的‘世界主义’与汉文化圈”的报告。该研究立足大量域外文献，从政治、文化、宗教等多维视角，论证了唐代武周王朝呈现出的多元化“世界主义”倾向。武周王朝透过大乘佛教、则天文字、文学艺术与礼法制度四大领域向外辐射，深刻影响了东亚汉文化圈。不仅如此，这四者间维持的紧密互动，使得武周的影响力突破了汉文化圈的边界，延伸至更为广阔的外部世界。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孙羽津指出，后世对武则天时代的评价常显模糊，而该研究独出心裁地从域外汉籍提炼出“世界主义”概念，宏阔了文学与史学的视野。他建议在诏书等文本话语之外，补充更多具体的制度运作实例，以增强论述的实证力度。

在闭幕式上，南京大学文学院副院长童岭教授总结表示，本次会议论文均建立在扎实的文献校雠基础之上，兼具宏阔的历史学、哲学视野与高远的理论深度，同时也是一次“有趣”的会议，比如海报是以《北齐校书图》为底，替换了可爱的小猫头像。童岭教授特别说道，北宋时黄庭坚曾经说：“唐右相阎君粉本《北齐校书图》，士大夫十二员。”而本次会议恰恰就是12位学者提交了论文，非常“有趣”。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所副所长颜子楠副教授最后指出，面对中古文学现存文献有限的客观困境，本次会议的议题直击前沿、不避争议，充分展示了学界的极强创造力，为突破既有的文学研究范式提供了有力的学术推力。

摄影：李柯汶（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来源：王心琦（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