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道德分歧：寻求共识、达成妥协与增进理解 | 社会科学报

道德分歧是日常生活中普遍存在的价值冲突现象，关涉道德判断与准则的多元化及其对立。从认识论层面对其内涵、类型与形成机制展开系统性探析，厘清各类影响因素的作用逻辑，既为弥合分歧、凝聚共识提供认知支撑，又能回应道德客观性面临的挑战，最终实现多元道德观的和谐共生。

原文 ：《直面道德分歧：寻求共识、达成妥协与增进理解》

作者 |华侨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 喻郭飞

图片 |网络

道德分歧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时常经历的现象，涉及个体或群体在道德判断、道德观念或道德行为准则上的差异与对立。从认识论层面考察“道德分歧”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系统刻画其类型、特征与形成机制，并梳理信念、态度、意向等因素与道德分歧的关系，具有深远意义：不仅有助于深化人们对道德事实的认知，强化对道德信念的辩护，保持道德判断的合理性，促进不同价值主体间道德态度的融合，进而缩小道德分歧、扩大道德共识；也有助于人们理性审视道德分歧对道德客观性与普遍性的挑战，拒斥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等极端立场，避免价值领域遭受过度的“侵蚀”与解构，最终在尊重价值多元性和秉持道德宽容的基础上实现“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道德语言与道德偏见

道德分歧的产生往往涉及多重因素，包括道德语言、道德认知、实践推理、道德情感等。目前，学术界尚未形成划分道德分歧的统一标准。从认识论层面看，人们大多将其划分为认知性的道德分歧、非认知性的道德分歧和混合性的道德分歧，也有学者基于应对的难度，将其划分为表面性的道德分歧和深层性的道德分歧。笔者认为，个人的道德观念既受到自身的道德认知、情感、推理、判断的影响，又会被家庭、学校和社会教育重塑。尽管道德分歧的形成机制牵涉个体与集体、理性认知与情感态度等多个维度，但认知因素始终处于基础性地位。道德分歧虽具有特殊性，但与其他分歧一样，都植根于价值主体关于客体的信念与判断。表面性的道德分歧主要源于两个方面。一是道德语言表达式的含混性、多义性或使用者的错误，导致双方在不同意义上使用同一语言表达式的过程中出现“不同指称”，从而出现语义隔阂；二是非道德领域的分歧，即同一道德原则在不同经验场景下的差异化应用。相比之下，深层性的道德分歧更为复杂：其一，源于临界条件下对错标准和概念界定的模糊性；其二，源于主体的认知偏见、推理错误、信息不全、心理缺陷等因素。深层性的道德分歧与主体的道德感知能力密切相关。正如缺乏必要训练和背景知识的人难以领略某些音乐和绘画的精妙，特定主体难以感知某些行为在道德意义上的对错。错误认识、头脑固执、推理不当、缺乏同情心或者想象力等认知缺陷，不仅阻碍正确道德信念的形成，更影响人们对道德目的、实现方式以及行为全过程（事前、事中、事后）的审慎思考。

道德分歧的持久性、广泛性和难解性

当下，一些学者基于道德分歧的“持久性”“广泛性”“难解性”，提出了反对道德实在论的论证。然而，他们所依赖的相关直觉并不可靠。一方面，“持久性”“广泛性”“难解性”的意义不明确，难以量化和比较，面临“过度概括的反驳”；另一方面，反实在论者面临论证策略上的“对称性挑战”，即他们同样需要给出道德共识的最佳说明。

道德分歧的产生通常既涉及信念等认知性因素，又涉及态度、情感等非认知性因素，其中，信念是基础性和决定性的。存在一些长期未解决的道德分歧，并不意味着它们在原则上是无解的。正如科学史上曾存在长期悬而未决的分歧，但这并未导致人们抛弃科学实在论。即便承认某些道德分歧对道德实在论构成挑战，也不意味着我们能在某个时间节点精确量化道德领域中分歧和共识的具体数量及比例，从而得出“道德领域存在更多分歧”的结论；更难以通过跨领域的精确量化对比，得出“道德领域相较于其他领域存在更多分歧”的结论。至于“难解性”，也无法成为反对实在论的充分理由。首先，解决问题的难易程度是相对于解题主体的能力和客观条件而言的，过去的难题可能随着方法和思路的进步变得容易解决。其次，其他领域同样存在诸多难题，却未引发反实在论的立场。若认为道德领域与众不同，反实在论者必须为此提出更具说服力的论证。

道德同侪分歧与认知规范性

在当前知识论与伦理学的交叉研究中，“道德同侪分歧”问题备受瞩目，它是指那些评估证据的能力大体相当且掌握的证据质量和数量不相上下的个体在道德问题上产生的分歧。人们特别关心：当道德同侪之间产生分歧时，双方是否都“无错”？如果这种情况成立，“无错性”与认知意义上的规范性存在什么关系？对此，有两种不同的解读路径。一方面，若对“同侪”概念作严格界定，并坚持命题态度之于证据的“唯一性论题”，则给定证据集所能确证的、符合认知规范性要求的命题态度是唯一的，因此，同侪之间理应就同一道德问题达成共识。若其中一方未持有其“应该”持有的命题态度，则该方实际上丧失了作为“道德同侪”的资格，即便人们直觉上仍认为存在分歧。另一方面，若对“同侪”概念作宽泛理解，并支持命题态度之于证据的“不确定性论题”，虽然可以解释“分歧双方在道德问题上都无错”这一直觉，但因此消解了“分歧”概念中最核心的认知规范性要求。

道德多元主义与道德妥协

如果承认道德信念和道德知识能为相关道德行动提供认知性理由，那么道德分歧的存在将影响人们能否做出道德行动并对其进行有效辩护。道德分歧不仅促使主体反思其既有道德信念的合理性，还可能导致分歧双方做出不一致的行动。在某些紧迫的情况下，人们需要弥合分歧、搁置争议并达成道德妥协，以促成一致的集体行动。当道德分歧无法在短期内彻底解决，而相关的道德决断和行动又迫在眉睫，明智的做法是：分歧各方降低对原初立场的确信度，向中间立场靠拢，通过采纳双方均能接受的“次优”方案来达成道德妥协。这一策略，一方面体现了对分歧双方观点及自主性的尊重，另一方面是人们在面临多重负面后果时不得已采取的权宜之计。为避免陷入互不相让的僵局并防止实践层面的停滞，道德妥协的各方应遵循“最大善、最小恶”的原则。

道德分歧与道德共识

当下流行的“折中论”与“固守论”是应对道德分歧的两条认知主义路径，但二者都存在局限性。“折中论”未能有效弥合理想化的分歧模型与现实道德分歧之间的张力，因而无法为道德行动提供明确指导；“固守论”则夸大了第一人称视角的优先性，没有正确对待包括分歧在内的证据与认知合理性之间的动态关系。对此，笔者主张“整体证据论”，即采取“消解策略”来应对表面性的道德分歧，运用“纠错策略”来应对深层性的道德分歧。该立场立足于证据对信念的决定作用，旨在通过道德认知和理性论证来扩大共识，通过感性劝导来融合态度，从而在条件合适时努力消除或缩小分歧，在条件不足时努力达成妥协、实现宽容。

不难看出，道德分歧的非认知主义解释过度强调情感、态度等非理性因素，易陷入相对主义泥潭，无助于缩小道德分歧、扩大道德共识。这正是道德分歧研究发生认识论转向的根本原因。相反，在认知主义框架下，研究者更注重考察信念、态度、意向等因素及其内在联系，将道德态度的差异追溯至价值主体关于客体的信念与判断的差异。这一路径试图从信念层面理解道德分歧的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争、道德语言的意义和道德判断的合理性，并基于道德认知达成道德共识的角度解决道德分歧。作为道德分歧的对立面，道德共识与道德知识以及道德行动联系紧密，道德共识的达成需要分歧双方努力从道德信念和道德行动的合理性辩护出发，基于一阶证据以及高阶证据，在“整体证据论”的框架下决定是否调整、谁来调整以及如何调整信念与态度。道德分歧的认识论研究使大家看到，人类道德生活的客观独立性与主观实践性、道德判断的评价性与认知性特征相互交织，而随着研究的深入，道德实在论与反实在论、认知主义与非认知主义阵营也逐渐由“相互非难”的状态朝着“融合互鉴”的方向转变。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道德分歧的认识论研究”（20BZX100）成果]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993期第5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程鑫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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